亥子岁序更迭之际，荆楚大地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染者数万，然上下众志成城，顷刻之间吹响了全民参与的防控疫情阻击战集结号。疫情自古虽有之，但古代的人们究竟是如何防控的，却是鲜为人知？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圣贤先哲王阳明防抗疾疫的智慧与情怀，借古鉴今，从中或许可以得到些许启发。
　　结束贬谪贵州居夷龙场三载，并被朝廷升任为庐陵知县的王阳明，于明正德五年（1510）三月十八日莅赣，走马上任庐陵县令。到任伊始，王阳明就遇到了一起令其异常棘手的事情——庐陵发生疾疫。这对于第一次主政一方的王阳明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能力考验。面对庐陵疾疫肆意流行，王阳明临危不惧，从容应对，及时向全县民众发出《告谕庐陵父老子弟》：
　　今灾疫大行，无知之民，惑于漸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汤药饘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县中父老岂无一二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于罪，犹且三宥致刑。今吾无辜之民，至于阖门相枕籍以死。为民父母，何忍坐视？言之痛心。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饘粥。贫弗能者，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凡此灾疫，实由令之不职，乖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县令亦方有疾，未能躬问疾者，父老其为我慰劳存恤，谕之以此意。
　　在这份告谕中，针对庐陵先前亦曾发生疫情时，庐陵民众由于无知而产生惊恐、迷惑，导致人们不愿去医治、照顾那些身染疫病的亲人，还将一切归咎于瘟疫的现象，王阳明便要求民众应当以德相待，乡邻之间务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身为父老者，则应“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骨肉，毋忍背弃”，以此来汇聚“万众一心，同舟共济”防抗疾疫的磅礴力量。对于疫情的蔓延，王阳明则做出“令之不职”的判断，毫不避讳地承认是政令施行不到位而造成的。他还在《庐陵县公移》中指出：“疾疫大作，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顾疗。幸而生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夕。”王阳明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思维和独到洞察，认为原本就贫穷的百姓，在遇到瘟疫的特殊年景，还得背上沉重的税赋负担，这无疑将逼使弱者逃离、强者为盗。为此，在抗疫治病的同时，身为知县的王阳明怀着经世济民的儒士情怀，不忘“连名具呈，乞为转申祈免”赋税，以纾解民困，避免引起“众情忿怨，激成大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大儒王阳明以知行合一的态度，积极践履“明德亲民”的执政理念，也体现了其高超娴熟掌控复杂社会局面的治理能力。
　　在防控疫情的具体措施上，王阳明号召各家各户务必“洒扫室宇”，用生石灰洒扫室内室外、房前屋后以及畜圈等场所，清理整顿环境卫生，驱逐瘟疫。对于患病者，官府组织医生到乡村、里甲行医看病，做到“具汤药，时饘粥”，既及时救助病人，又确保病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没钱医治的“贫弗能者”，由官府“给之药”，以兜底解决医治问题，确保“一人不落、应治尽治”。之后，王阳明还在《告谕》中强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不问证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那时的王阳明在防抗疾疫中，是那么极力反对“巫术治疫”，反对“大会宾客”；而强调“对症下药”，因人而异采取“无一定之方”的治疗方式。这与今天我们在防控疫情中所强调的“科学防治”“应收尽收”“精准施策”“少出门、不聚会”“宅家里、戴口罩、勤洗手”等“硬核”防控举措，是何等相似。可见，我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
　　在王阳明的眼里，粪秽是一切疾疫的重要源头，认为“清冽之井，粪秽而不除，久则同于而厕溷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对留屯于三浰管理地方事务的官员发出一道《牌仰留屯官兵》，提出“谨风火以备灾，除粪秽以防疾”的防灾减灾、卫生防疫的乡村治理思路。这一防疾备灾思想，与今天我们开展的疾病防控、健康行动，如出一辙，没有什么差别。
　　阳明先生庐陵防抗疾疫，已是500多年前的过往旧事。然而，那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依然是今天做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药方”。斯人已去，而圣人的智慧依然长存，启迪着今日、明天……在缅怀圣贤先哲仁爱情怀的同时，人们更应该传承、弘扬、发展包括中华医学在内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因为，任何创新之举，都是站在先人成功肩上的一次次突破与再造，离开了前人孜孜以求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而去高谈阔论所谓的创新，终将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所以，不管今后的科学技术如何日新月异，中华医学必将绽放璀璨光芒，继续庇佑天下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