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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后80后一代的年轻人，有频繁跳槽的，有高不成低不就的，同样也有新时期“上山下乡”的青年学子。
在1980年到1989年之间出生的人约为2.04亿，就意味着我国约有2亿人口已经涌入或者正在涌入社会，成为新一轮的职场生力军，这支浩荡大军被统称为80后。
“这些孩子好逸恶劳、自我主义、缺少社会责任感。”似乎这些负面的东西都能和80后一代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记者调查走访了数位游走在职场的80后一代。他们有来自知名公司的白领新贵，有来自传统行业的基层职员，有电视台、报纸、杂志、网络、广告公司等传媒产业的新生代，也有支教人员、选调生等新一代“上山下乡”的学子，采访过程中，面对偌大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点滴可能无法用有限的版面和文字一一描述，但有些数据、有些印象注定让人无法释怀。
换工作像换衣服一样快
张薇，新疆某媒体的记者，认识她已经有一年多，我们的相识是在一次的采访活动中，她长得像个洋娃娃，黑黑的眼影，乌黑卷翘的睫毛，一身很“哈韩”的衣服，MP3随身伴，只要是一闲下来，就不停的发手机短信，这就是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打电话约她采访这个策划时，她很欣然的答应了，她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可能我的故事能对一些人有一些启发，不过要隐去我的真名。”
张薇毕业于新疆某知名大学，到目前为止她几乎一直保持着每半年换一次工作的频率。2002年大学毕业的她，到现在新疆的各大媒体基本上是跑了个遍，都工作过，不过时间都不是很长。她回忆，大学毕业后，刚开始她去了一家广播电台作新闻记者，当时单位给了她3个月的试用时间，这期间的月薪是1000元。由于电台人手不是特别的充足，加上新闻记者职业的的特殊性，工作非常忙，加班加点的工作那是家常便饭，张薇基本上没有时间去逛街和与朋友聚会。有一次本已跟朋友约好了下班看刚上映的电影，而单位的领导要她出去采访。她跟领导说自己另有要事，而且她不希望工作或者加班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导很生气，命令她必须出去采访，回头把工作处理完才可以走。在几次这样的事情以后，张薇还没到试用期结束便跳槽了。
由于各种矛盾和自己的个性，张薇目前已经换了将近10家单位，至今没能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虽然现在过着“月光族”的生活，有时想买件衣服还得跟家里要钱，但她并不感到压力重重，她笑着对我说：“我没什么理想和追求，希望能找到个不错的老公，吃穿不愁就好了，至于自己的事业，至少现在还没什么设想。”
高学历让我烦恼更多
赵琳，新疆乌鲁木齐人，出生于1980年，虽然是出生于80一代，但赵琳给人的感觉并不像媒体所描述的典型80后一代。她内敛的谈吐和较为传统的装扮更像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其实我的心理年龄比我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我感觉自己更像70年代的人。” 赵琳笑着说
她今年刚刚拿到四川某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据赵琳自述，她从小便是老师和家长眼中聪明好学的好孩子。上重点高中是保送，大学和研究生考试也都顺利通过。按照赵琳原来的计划，本想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大学母校当老师。可等研究生毕业时她发现，已经很少有高校接收硕士学历的教师了。她又已经厌倦了多年来的求学生活，无奈之下赵琳来到新疆就业。
在投出若干简历后，赵琳进入了大型的电信运营企业，负责市场的策划和宣传。可赵琳发现，原来所学的理论知识很难得到应用，本科学历的同龄同事却已经手握3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业务资源，除了底薪比同事高了200元外，自己的高学历对于眼前的工作而言几乎百无一用。这让赵琳着实困惑不已，她琢磨不透，自己苦学了那么多年在重视能力和实践的现实下真的落伍了吗？
她告诉记者，自己仍在考虑是否回学校攻读博士，一个非常矛盾的想法在她心里挣扎：在真正的实践中，自己已经落后于打拼多年的同龄人。这个世界瞬息万变，等自己博士毕业，岂不是被落的更远？万一政策有变，自己将如何立足？即便没有改变，自己如愿当了大学教师，教给学生一大堆理论，学生到了社会上不还是一样无法立足？
基层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在全国启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踊跃报名，来到了广阔的基层天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陈铭意，山东人，2004年来到塔城支教，现已留在当地。
“当地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偏远农牧区。”陈铭意告诉记者，塔城是国家边远地区，学校的教学环境非常差，“我去的时候，学校惟一的图书室也没有多少图书，而且都已经破旧不堪。”
学计算机的他在这所学校里教数学。“去支教前，我也考虑到了当地的艰苦环境，不过刚到时还是很不适应。”陈铭意告诉记者，在当地，一年四季都有蚊子，而且个头特别大。“买点东西，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而且每天就那么几班车；在我住的房间里，每天晚上备课时，都有几只老鼠蹿来蹿去的，一开始还有点害怕，最后也习惯了。”
关于选择支教，陈铭意没有那些常见的表决心的话。“开始时，团中央推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我当时感觉比较好奇，新鲜，尤其是抱着对新疆的神奇来到了新疆，并且来自这里也就是一年、两年，服务结束后还可以回到老家，在择业和创业方面还会有相应的政策倾斜，我感觉这是条不错的出路。在这一年以后我对现在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基层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开发。并且目前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城市里每天在压力下打拼的同学差，这里有大把的机会，并具备创富的潜质。现在我发现，创新可以创造新的市场，而中国最广阔的潜在市场，就是基层。”
后记
不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经济市场，当许多人还认为是60后或70后人的天下时，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浮出水面，并试图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新一代的崛起。当这样一批20多岁的精英集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不由让人惊呼，80后财富新生代正在崛起。
像张薇这样的一些人，的确很多，也是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像赵琳这样的迷茫的年轻人也有很多，但这些的确不是全部。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我们没有必要把目光集中在这些年轻人的缺点上，更要看重这些年轻人工作创业的热情与激情。”江建林对记者说。
江建林，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整个公司的招聘工作，长期的人力资源工作，让他对这些80后一代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也很注意对人才的选拨，譬如我们会在意这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对待公司的看法以及认识。年轻人有创造性，诚然有些缺点是在年轻人身上体现了,80后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有活力，喜欢创新，对电子、数字信息工具的使用，使他们眼界更宽阔，对现实的要求也总是希望推陈出新。如果我们总以昔日的评价标准看他们，就会有难以接受的心理，虽然他们也有缺点和不足，但他们代表新的，未来的发展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乌鲁木齐市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李新革告诉记者，人生中4个时段最可能产生职业危机：择业和就业初期时的定位危机、工作5年左右的晋升危机、40岁时的方向危机、50岁以后的饭碗危机。这其中的两个正在等待80后一代面对。他指出，80后的职场新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空间和竞争压力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比拟的，但因为成长环境相对顺利，没有经历过他们前辈所经历的那些磨难，抗压力能力相对较弱，也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80后一代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是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正如他们强烈感觉到在中学和大学里接受的教育与职场通行游戏规则的矛盾与冲突，在转型期社会的大舞台，个人在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矛盾和斗争，许多人对自己的处境，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满意，因而心理不平衡，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80后已从底层开始往上混了，或许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生于60年代的李新革笑着说。
在1980年到1989年之间出生的人约为2.04亿，就意味着我国约有2亿人口已经涌入或者正在涌入社会，成为新一轮的职场生力军，这支浩荡大军被统称为80后。
“这些孩子好逸恶劳、自我主义、缺少社会责任感。”似乎这些负面的东西都能和80后一代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记者调查走访了数位游走在职场的80后一代。他们有来自知名公司的白领新贵，有来自传统行业的基层职员，有电视台、报纸、杂志、网络、广告公司等传媒产业的新生代，也有支教人员、选调生等新一代“上山下乡”的学子，采访过程中，面对偌大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点滴可能无法用有限的版面和文字一一描述，但有些数据、有些印象注定让人无法释怀。
换工作像换衣服一样快
张薇，新疆某媒体的记者，认识她已经有一年多，我们的相识是在一次的采访活动中，她长得像个洋娃娃，黑黑的眼影，乌黑卷翘的睫毛，一身很“哈韩”的衣服，MP3随身伴，只要是一闲下来，就不停的发手机短信，这就是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打电话约她采访这个策划时，她很欣然的答应了，她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可能我的故事能对一些人有一些启发，不过要隐去我的真名。”
张薇毕业于新疆某知名大学，到目前为止她几乎一直保持着每半年换一次工作的频率。2002年大学毕业的她，到现在新疆的各大媒体基本上是跑了个遍，都工作过，不过时间都不是很长。她回忆，大学毕业后，刚开始她去了一家广播电台作新闻记者，当时单位给了她3个月的试用时间，这期间的月薪是1000元。由于电台人手不是特别的充足，加上新闻记者职业的的特殊性，工作非常忙，加班加点的工作那是家常便饭，张薇基本上没有时间去逛街和与朋友聚会。有一次本已跟朋友约好了下班看刚上映的电影，而单位的领导要她出去采访。她跟领导说自己另有要事，而且她不希望工作或者加班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导很生气，命令她必须出去采访，回头把工作处理完才可以走。在几次这样的事情以后，张薇还没到试用期结束便跳槽了。
由于各种矛盾和自己的个性，张薇目前已经换了将近10家单位，至今没能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虽然现在过着“月光族”的生活，有时想买件衣服还得跟家里要钱，但她并不感到压力重重，她笑着对我说：“我没什么理想和追求，希望能找到个不错的老公，吃穿不愁就好了，至于自己的事业，至少现在还没什么设想。”
高学历让我烦恼更多
赵琳，新疆乌鲁木齐人，出生于1980年，虽然是出生于80一代，但赵琳给人的感觉并不像媒体所描述的典型80后一代。她内敛的谈吐和较为传统的装扮更像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其实我的心理年龄比我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我感觉自己更像70年代的人。” 赵琳笑着说
她今年刚刚拿到四川某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据赵琳自述，她从小便是老师和家长眼中聪明好学的好孩子。上重点高中是保送，大学和研究生考试也都顺利通过。按照赵琳原来的计划，本想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大学母校当老师。可等研究生毕业时她发现，已经很少有高校接收硕士学历的教师了。她又已经厌倦了多年来的求学生活，无奈之下赵琳来到新疆就业。
在投出若干简历后，赵琳进入了大型的电信运营企业，负责市场的策划和宣传。可赵琳发现，原来所学的理论知识很难得到应用，本科学历的同龄同事却已经手握3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业务资源，除了底薪比同事高了200元外，自己的高学历对于眼前的工作而言几乎百无一用。这让赵琳着实困惑不已，她琢磨不透，自己苦学了那么多年在重视能力和实践的现实下真的落伍了吗？
她告诉记者，自己仍在考虑是否回学校攻读博士，一个非常矛盾的想法在她心里挣扎：在真正的实践中，自己已经落后于打拼多年的同龄人。这个世界瞬息万变，等自己博士毕业，岂不是被落的更远？万一政策有变，自己将如何立足？即便没有改变，自己如愿当了大学教师，教给学生一大堆理论，学生到了社会上不还是一样无法立足？
基层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在全国启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踊跃报名，来到了广阔的基层天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陈铭意，山东人，2004年来到塔城支教，现已留在当地。
“当地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偏远农牧区。”陈铭意告诉记者，塔城是国家边远地区，学校的教学环境非常差，“我去的时候，学校惟一的图书室也没有多少图书，而且都已经破旧不堪。”
学计算机的他在这所学校里教数学。“去支教前，我也考虑到了当地的艰苦环境，不过刚到时还是很不适应。”陈铭意告诉记者，在当地，一年四季都有蚊子，而且个头特别大。“买点东西，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而且每天就那么几班车；在我住的房间里，每天晚上备课时，都有几只老鼠蹿来蹿去的，一开始还有点害怕，最后也习惯了。”
关于选择支教，陈铭意没有那些常见的表决心的话。“开始时，团中央推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我当时感觉比较好奇，新鲜，尤其是抱着对新疆的神奇来到了新疆，并且来自这里也就是一年、两年，服务结束后还可以回到老家，在择业和创业方面还会有相应的政策倾斜，我感觉这是条不错的出路。在这一年以后我对现在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基层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开发。并且目前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城市里每天在压力下打拼的同学差，这里有大把的机会，并具备创富的潜质。现在我发现，创新可以创造新的市场，而中国最广阔的潜在市场，就是基层。”
后记
不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经济市场，当许多人还认为是60后或70后人的天下时，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浮出水面，并试图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新一代的崛起。当这样一批20多岁的精英集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不由让人惊呼，80后财富新生代正在崛起。
像张薇这样的一些人，的确很多，也是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像赵琳这样的迷茫的年轻人也有很多，但这些的确不是全部。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我们没有必要把目光集中在这些年轻人的缺点上，更要看重这些年轻人工作创业的热情与激情。”江建林对记者说。
江建林，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整个公司的招聘工作，长期的人力资源工作，让他对这些80后一代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也很注意对人才的选拨，譬如我们会在意这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对待公司的看法以及认识。年轻人有创造性，诚然有些缺点是在年轻人身上体现了,80后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有活力，喜欢创新，对电子、数字信息工具的使用，使他们眼界更宽阔，对现实的要求也总是希望推陈出新。如果我们总以昔日的评价标准看他们，就会有难以接受的心理，虽然他们也有缺点和不足，但他们代表新的，未来的发展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乌鲁木齐市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李新革告诉记者，人生中4个时段最可能产生职业危机：择业和就业初期时的定位危机、工作5年左右的晋升危机、40岁时的方向危机、50岁以后的饭碗危机。这其中的两个正在等待80后一代面对。他指出，80后的职场新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空间和竞争压力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比拟的，但因为成长环境相对顺利，没有经历过他们前辈所经历的那些磨难，抗压力能力相对较弱，也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80后一代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是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正如他们强烈感觉到在中学和大学里接受的教育与职场通行游戏规则的矛盾与冲突，在转型期社会的大舞台，个人在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矛盾和斗争，许多人对自己的处境，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满意，因而心理不平衡，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80后已从底层开始往上混了，或许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生于60年代的李新革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