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国家公关是一个提升国家形象的过程，有3种武器可以使用。国家公关的第一种武器是媒体外交。公关语境下的媒体使用有多种实用主义的“套路”，但大抵存在3个共同指向：一是快速，特别是在重大公共议题论争中，“快即是政治”；二是主动，这是源自“墨菲定律”的一条准则——主动会强化主动，被动会加剧被动；三是公开，舆论场域可以譬喻为一个大容器，你公开注入的信息越充分，其他人的意见空间和回击余地就越狭促。
　　从目前的国际传播秩序看，西强东弱的格局依然明显，8成以上国际新闻来自西方主流国家的强势媒体。每当发生议题纷争，国际舆论就会形成由西而东的合围之势。这一方面佐证了目前只能打积极防御战而无力全面出击的形势判断，一方面也指明了在国家公关的媒体外交工作中，需要全面强化我方媒体的传播能力，并尽可能去影响、设置海外媒体的议题。
　　强化我方媒体的传播能力，首先要让我方媒体称为焦点议题的“一传手”而非“二传手”，尤其不能一出现负面事件，就首先让自己的媒体沉默。要最大限度地使自己成为消息来源，尤其要积极充当他国媒体的信源。其次，需要提升我方媒体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实现在对象国的“本土化”。以央视的六个“外宣”频道为例，需要大规模聘用“落地”国家的本土人才，以其族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展开对话。第三，需要加大我方媒体资源的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从国家公关战略的高度看，媒体资源建设亦属国家基础建设，需要科学化、系统化的投入。此外，要对海外媒体区别对待，避免把它们逼成统一的对立联盟。要针对友好国家、中立国家的媒体，提供专门的信息资源，与之建立稳定、通畅的对话路径，避免使之沦为西方强势媒体的信息附庸，导致其不得不与西方话语结盟。
　　综上，在全面检测海内外媒体议题的同时，我们需要着力建设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议题库。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议题库包括回应性议题和主动输出议题的详细规划。回应性议题是指对西方长期关注议题的回应方案，比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几大议题；主动输出议题是指对我国欲传达议题的“包装”和建构，如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素、中国当代的文化图景和社会生活状态。在主动输出核心价值的同时，要有相对稳定、持久、统一的核心话语承载，如“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
　　国家公关的第二种武器是海外意见领袖的游说和邀访。争取海外意见领袖的支持、打造第三方话语同盟，是发达国家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国家公关手段之一。在拉萨“3.14”事件中，媒体披露了达赖集团多年来大规模游说西方国家议员的事实。实际上，这并非达赖集团的原创，而是西方国家公关策略中的常见形态。
　　游说所倚重的是人际间经过设计的交往，从传播学上看，它弥补了大众传播难以改变态度、建立信任的效果“短板”。一次完整的游说，往往不只是针对议员和官员，还包括学者、宗教领袖、跨国公司首脑、NGO负责人等。具体而言，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名嘴、名笔，他们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果能争取到这些海外“嘴皮子”、“笔杆子”的支持，国家公关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充分发动“知华派”海外精英和海外华人，他们既熟悉中国国情，又熟悉海外文化环境，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公关的得力助手。
　　国家公关的第三种武器是公众人物表达。长期以来，政府是中国国家公关的单一主角，公眾潜藏的传播力量尚未发掘。而成熟的国家公关，要求我们培养、造就和利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公众人物，使之承载中国元素、观念和文化，实现国家形象表达的人格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姚明、成龙和李连杰，要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全球性艺术家、大学者和文化名人。他们的杰出成就、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最容易为海外公众感知。
　　无论是媒体外交、意见领袖游说还是公众人物表达，国家公关战略的重心应当置于意义输出之上。所谓意义输出，即对前述在一时一事中的价值议程设置进行战略化的提升和持久化的延展，使国家公关服务于一国价值信念的凝结、表达和扩散。国家公关所输出的意义，一方面要承载本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也要映射超越具体差异的普遍价值元素。中国于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从根本上看正是国家公关之意义输出的现实策略，在人类共同约定的价值尺度上谋求和谐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