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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澡工老李
老李靠着搓背的收入，不仅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还在乡下小镇沿街地段修下一幢三层小楼
腰间裹着一条白浴布的老李，熟练地招呼客人躺下，利落地将热毛巾在手上一绕，开始擦背。他轻重缓急拿捏得无不到位，决不会像热播电视剧中的“马大帅”那样，竟然把客人搓到大池子里去了。毕竟，举手投足间都是老把式的老李，做这行已有23年。
老李原来是扬州市供销社下属单位的一名正式工，1981年人员调整，老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面临失业。那时候失业是件丢脸的事，况且妻子没有工作，孩子才刚刚出生。28岁的老李主动要求调到供销社下属澡堂做搓澡工，那时澡堂是国有企业，老李还有正式编制。
澡堂的通风条件不好，老李总是觉得闷、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每天对着纵横交错的污垢，老李从心底觉得恶心，整整、年都吃不下肉。
1997年澡堂集体承包，老李下了岗。 2003年澡堂又拍卖给了个人，老李回到了澡堂，他认准的是搓好背。
如今，澡堂环境好了许多。老李中午上班，工作到凌晨，中间除开吃饭基本不休息。
收入和澡堂一般四六分成，做一个客人能赚2元4角，一般一天可以做上20多位客人，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夏季澡堂生意清淡，老李就打点短工。
20多年来，老李靠着这些收入，不仅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还在乡下小镇沿街地段修下一幢三层小楼，底楼开了间茶叶店。51岁的老李说，他还会继续给人搓背，直到搓不动为止。
老李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不过，在南京上大学的儿子为此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次儿子去洗澡，正好遇到老李在给自己的同学搓背，三个人愣在那里老半天，最后是老李先叫子儿子的名字。
从来不生病的老李为此大病一场。之后他继续为人搓背。
今年过年，老李准备在自己工作的澡堂洗个澡，让工友给自己搓个背。老李还多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今年毕业的儿子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澡堂小老板
钱伟国
“我的价格是全上海最便宜的”
上海浦东浦三路东方路的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家设施简单的澡堂。澡堂老板姓张，今年32岁。
张老板以前是在乡下干杂活的，一个月挣不到四五百块钱，眼见着乡里出外打工的同龄人，都盖上了砖瓦房，娶了老婆，抱了孩子，他于是也来到上海打工。
1999年春刚到上海时，他跟着工程队做活，一天下来，回到住处总是—身臭汗。洗澡成了他最大的奢望。工地没有澡堂，外面的澡堂洗一次要好几十块钱，对于每月只有800多元收入的建筑工人来说，无疑太昂贵。张老板说，从那时起他就有了开澡堂的想法。浦东浦三路东方路是上海农民工集中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开个澡堂，价格低一点，来洗澡的人肯定有很多。”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张老板几个月前开起了澡堂。澡堂由一座倒闭的棉纺厂的仓库改建而成，月租3万元。澡堂下层有淋浴，也有可供20人同时洗浴的大池子，旁边是两张为客人擦背用的躺床。上层是客人休息大厅，一排排沙发虽然破旧，但摆放得很整齐。冬天是澡堂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有很多附近的居民和农民工来洗澡。
“我的价格是全上海最便宜的。”张老板说。价目表就挂在墙上：浴资5元，搓背 5元，还有其他一些很便宜：的辅助类项目。开张第一个月就盈利5000多元，“以前，我干一年才能挣到的钱，现在我一个月就能赚到。”
看着越来越好的生意，张老板打算今年留在上海，不回家过春节了。这也是他和老婆第一次在上海过年。“等一有空闲我好好带你到街上逛一逛，看看大上海……”张老板对老婆说。
收浴票的人
徐赛虎
进到更衣室后，女工们会把从车间偷来的布交给纪芬，充当浴票
冷空气刚过，还下了雪。来浴室洗澡的人很多。
浴室还是上世纪80年代企业红火时，为1000多名纺织女工建的。女浴室还是36个莲蓬头，没改造过，灰色的水泥墙面布满了黄色的油泥和白色肥皂沫斑点，蒸汽管裸露在墙头，接头处还哧哧地漏着汽。
纪芬对浴室很熟，她年轻没成家时，每天都来这儿来洗。那时企业还是国有，洗澡的人很多，但好在是免费的。前些年企业改制，强调后勤要社会化，要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收钱。
纪芬是去年托市政府的一个远房亲戚和厂长打了招呼，才从纺织车间调到这儿来收票的。浴票5元一张，比街上一般浴场要少10元。
纺织厂虽然改制了，但设备没怎么换，车间里还是棉絮飞舞。几天要是不洗澡，浑身会痒痒的。
下班前后是洗澡高峰。纪芬此时就会打量在外面等的人群，看看有没有那种脸涨得通红，看不出女性特征的女工站着。如果有，便不会收她们的票。
这些女工外衣里面裹紧了从纺织车间偷来的布，脸越红说明裹得越紧越多。进到更衣室后，她们会把布交给纪芬，充当浴票。纪芬每每拿着这些布回去总是要对丈夫表白：“反正不是我偷的。”
纪芬其实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去年调到这儿后，家里该有布的地方都换上了这些布。但只要有女工送，她还是照单全收。她知道，这是每月工资不足干元的女工最好的省钱办法。
纪芬还是很“市场化”的，她现在已经不会拿她当年的“三八红旗手”、“生产标兵”说事儿了。她会根据布的长度，来衡量可以几天不收某些偷布女工的票。“反正收不收票全在我手里。”
丈夫有时要嘲笑她是利用职权“腐败”，天天在浴室里怎么没有把脑子洗洗干净。纪芬很不以为意：“这也算腐败呀?我为了不下岗，为了调到这儿来是花了成本的。”
浴池管理者的烦恼
舒泰峰
你去检查的时候，浴池肯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北京市东城区除了三星级以—亡的宾馆有桑拿中心外，还有46家社会浴池。东城区服务行业协会负责管理这些浴池的服务培训和卫生、设施等方面的日常检查，另外也负责对浴池和顾客的纠纷进行调解。
协会副秘书长张瑞忠长期与这些澡堂打交道。他说，尽管还负责管理其他行业，不能保证每月都能去各个澡堂一次，但每年仍然少不了走上几次。
由于浴池都是个体经营，竞争也很激烈，浴池老板的服务意识很强，所以张瑞忠觉得浴池总体上还是挺好管理的，困难不是很多。
当然，不多并不意味没有，张瑞忠也遇到过摆不平的事。有一次，4个喝了酒的顾客一块在池子里泡澡，洗完后门店家反映说池子里有粪便。店家一看，确实有，但认为这4人是恶意敲诈。张瑞忠便过去调解，好说歹说也不行。双方最后去了法院。
在卫生上，张瑞忠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行业协会要求浴池对拖鞋、锁具等用品进行严格消毒，但一到冬季，客人多了，浴池就往往不按规定做。一双拖鞋可能这边刚脱下来，那边服务员就投机取巧地又搁了回去。
对这种现象，张瑞忠表示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因为你去检查的时候，浴池肯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浴池里普遍设有修脚服务，但这一项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张瑞忠说，有浴池修脚的大多是南方人，扬州人多，有的河南人也打着扬州人的旗号，他们很多没有经过培训，技术不过关。
另外，修脚经常要见血，刀子会带上病菌。行业协会虽然要求必须用紫外线灯和酒精进行消毒，但张瑞忠说，有些病菌能不能杀死，他也不敢肯定。还有，行业协会虽然要求进行病例登记，但能否执行到位也是问题。
在对浴池的管理体制上，张瑞忠表示这几年综合管理少了，各部门都是各管各，这也使一些问题得不到治理。“不说联合办公吧，我觉得隔一段时间各部门应该一块去执法。”张瑞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老李靠着搓背的收入，不仅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还在乡下小镇沿街地段修下一幢三层小楼
腰间裹着一条白浴布的老李，熟练地招呼客人躺下，利落地将热毛巾在手上一绕，开始擦背。他轻重缓急拿捏得无不到位，决不会像热播电视剧中的“马大帅”那样，竟然把客人搓到大池子里去了。毕竟，举手投足间都是老把式的老李，做这行已有23年。
老李原来是扬州市供销社下属单位的一名正式工，1981年人员调整，老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面临失业。那时候失业是件丢脸的事，况且妻子没有工作，孩子才刚刚出生。28岁的老李主动要求调到供销社下属澡堂做搓澡工，那时澡堂是国有企业，老李还有正式编制。
澡堂的通风条件不好，老李总是觉得闷、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每天对着纵横交错的污垢，老李从心底觉得恶心，整整、年都吃不下肉。
1997年澡堂集体承包，老李下了岗。 2003年澡堂又拍卖给了个人，老李回到了澡堂，他认准的是搓好背。
如今，澡堂环境好了许多。老李中午上班，工作到凌晨，中间除开吃饭基本不休息。
收入和澡堂一般四六分成，做一个客人能赚2元4角，一般一天可以做上20多位客人，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夏季澡堂生意清淡，老李就打点短工。
20多年来，老李靠着这些收入，不仅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还在乡下小镇沿街地段修下一幢三层小楼，底楼开了间茶叶店。51岁的老李说，他还会继续给人搓背，直到搓不动为止。
老李很满足现在的生活。不过，在南京上大学的儿子为此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次儿子去洗澡，正好遇到老李在给自己的同学搓背，三个人愣在那里老半天，最后是老李先叫子儿子的名字。
从来不生病的老李为此大病一场。之后他继续为人搓背。
今年过年，老李准备在自己工作的澡堂洗个澡，让工友给自己搓个背。老李还多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今年毕业的儿子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澡堂小老板
钱伟国
“我的价格是全上海最便宜的”
上海浦东浦三路东方路的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家设施简单的澡堂。澡堂老板姓张，今年32岁。
张老板以前是在乡下干杂活的，一个月挣不到四五百块钱，眼见着乡里出外打工的同龄人，都盖上了砖瓦房，娶了老婆，抱了孩子，他于是也来到上海打工。
1999年春刚到上海时，他跟着工程队做活，一天下来，回到住处总是—身臭汗。洗澡成了他最大的奢望。工地没有澡堂，外面的澡堂洗一次要好几十块钱，对于每月只有800多元收入的建筑工人来说，无疑太昂贵。张老板说，从那时起他就有了开澡堂的想法。浦东浦三路东方路是上海农民工集中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开个澡堂，价格低一点，来洗澡的人肯定有很多。”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张老板几个月前开起了澡堂。澡堂由一座倒闭的棉纺厂的仓库改建而成，月租3万元。澡堂下层有淋浴，也有可供20人同时洗浴的大池子，旁边是两张为客人擦背用的躺床。上层是客人休息大厅，一排排沙发虽然破旧，但摆放得很整齐。冬天是澡堂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有很多附近的居民和农民工来洗澡。
“我的价格是全上海最便宜的。”张老板说。价目表就挂在墙上：浴资5元，搓背 5元，还有其他一些很便宜：的辅助类项目。开张第一个月就盈利5000多元，“以前，我干一年才能挣到的钱，现在我一个月就能赚到。”
看着越来越好的生意，张老板打算今年留在上海，不回家过春节了。这也是他和老婆第一次在上海过年。“等一有空闲我好好带你到街上逛一逛，看看大上海……”张老板对老婆说。
收浴票的人
徐赛虎
进到更衣室后，女工们会把从车间偷来的布交给纪芬，充当浴票
冷空气刚过，还下了雪。来浴室洗澡的人很多。
浴室还是上世纪80年代企业红火时，为1000多名纺织女工建的。女浴室还是36个莲蓬头，没改造过，灰色的水泥墙面布满了黄色的油泥和白色肥皂沫斑点，蒸汽管裸露在墙头，接头处还哧哧地漏着汽。
纪芬对浴室很熟，她年轻没成家时，每天都来这儿来洗。那时企业还是国有，洗澡的人很多，但好在是免费的。前些年企业改制，强调后勤要社会化，要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收钱。
纪芬是去年托市政府的一个远房亲戚和厂长打了招呼，才从纺织车间调到这儿来收票的。浴票5元一张，比街上一般浴场要少10元。
纺织厂虽然改制了，但设备没怎么换，车间里还是棉絮飞舞。几天要是不洗澡，浑身会痒痒的。
下班前后是洗澡高峰。纪芬此时就会打量在外面等的人群，看看有没有那种脸涨得通红，看不出女性特征的女工站着。如果有，便不会收她们的票。
这些女工外衣里面裹紧了从纺织车间偷来的布，脸越红说明裹得越紧越多。进到更衣室后，她们会把布交给纪芬，充当浴票。纪芬每每拿着这些布回去总是要对丈夫表白：“反正不是我偷的。”
纪芬其实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去年调到这儿后，家里该有布的地方都换上了这些布。但只要有女工送，她还是照单全收。她知道，这是每月工资不足干元的女工最好的省钱办法。
纪芬还是很“市场化”的，她现在已经不会拿她当年的“三八红旗手”、“生产标兵”说事儿了。她会根据布的长度，来衡量可以几天不收某些偷布女工的票。“反正收不收票全在我手里。”
丈夫有时要嘲笑她是利用职权“腐败”，天天在浴室里怎么没有把脑子洗洗干净。纪芬很不以为意：“这也算腐败呀?我为了不下岗，为了调到这儿来是花了成本的。”
浴池管理者的烦恼
舒泰峰
你去检查的时候，浴池肯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北京市东城区除了三星级以—亡的宾馆有桑拿中心外，还有46家社会浴池。东城区服务行业协会负责管理这些浴池的服务培训和卫生、设施等方面的日常检查，另外也负责对浴池和顾客的纠纷进行调解。
协会副秘书长张瑞忠长期与这些澡堂打交道。他说，尽管还负责管理其他行业，不能保证每月都能去各个澡堂一次，但每年仍然少不了走上几次。
由于浴池都是个体经营，竞争也很激烈，浴池老板的服务意识很强，所以张瑞忠觉得浴池总体上还是挺好管理的，困难不是很多。
当然，不多并不意味没有，张瑞忠也遇到过摆不平的事。有一次，4个喝了酒的顾客一块在池子里泡澡，洗完后门店家反映说池子里有粪便。店家一看，确实有，但认为这4人是恶意敲诈。张瑞忠便过去调解，好说歹说也不行。双方最后去了法院。
在卫生上，张瑞忠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行业协会要求浴池对拖鞋、锁具等用品进行严格消毒，但一到冬季，客人多了，浴池就往往不按规定做。一双拖鞋可能这边刚脱下来，那边服务员就投机取巧地又搁了回去。
对这种现象，张瑞忠表示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因为你去检查的时候，浴池肯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浴池里普遍设有修脚服务，但这一项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张瑞忠说，有浴池修脚的大多是南方人，扬州人多，有的河南人也打着扬州人的旗号，他们很多没有经过培训，技术不过关。
另外，修脚经常要见血，刀子会带上病菌。行业协会虽然要求必须用紫外线灯和酒精进行消毒，但张瑞忠说，有些病菌能不能杀死，他也不敢肯定。还有，行业协会虽然要求进行病例登记，但能否执行到位也是问题。
在对浴池的管理体制上，张瑞忠表示这几年综合管理少了，各部门都是各管各，这也使一些问题得不到治理。“不说联合办公吧，我觉得隔一段时间各部门应该一块去执法。”张瑞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