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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毛剧本《滚滚红尘》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社会为背景，讲述女作家沈韶华与日伪部长章能才的乱世情事。剧本采用“戏套戏”的结构布局，借沈韶华之笔，将玉兰与春望的爱情经历穿插其中，构成一部由两条线索编织而成、展现爱情与现实激烈抗衡图景的“剧中剧”。剧内红尘滚滚，剧外亦风云四起，由剧中情节放眼至剧外原型，追溯爱情视角下的生命哲学，是本文讨论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滚滚红尘》 三毛 张爱玲 爱情
一、剧中的“红尘情事”
《滚滚红尘》以沈、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老爷死了，沈韶华逃脱父亲的软禁，却在自由灵魂与封建桎梏的较量中落得一身伤痕。在租来的居所，沈韶华遇见了慕名而来的章能才，从此展开一段情缘。因文章相识，素未谋面便被才华惊艳，此为“欣赏”；见面不择重礼而送泥老虎，此为“懂得”。这种欣赏与懂得，对成长经历中鲜有温情的沈韶华而言，在带来温暖与惊奇的同时，也极易使人沉迷。如火如荼的爱情，便在沈韶华对情感归依的强烈渴求中炽烈地发生。
沈、章的爱情在红尘中生根，也在红尘中挣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抗击日伪、绝对排外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境况下，章能才日伪部长的身份便成为千夫所指，生命与爱情皆朝不保夕。而沈韶华并非红尘中人，在所爱的人面前，她的眼光可以冲破世俗的观念与评判，因而面对好友的反对、邻里的敌视，沈韶华三番五次捍卫爱人，奋不顾身。爱让人勇敢，沈韶华在对章能才浓得化不开的爱情里，勇于直面世俗强加给她的折磨，忍受两地分离生死未卜的痛苦，在章能才流离落魄的时候冰释前嫌，甚至勇于放弃唯一的船票，与深爱之人永别。这样一位执着、深情、坚强、勇敢的新时代女性，用血泪灌溉的爱情却在贫瘠的现实土壤中无法立足，最终生于红尘，萎于红尘，开船的一声汽笛，宣告着红尘情事已为过眼云烟，独留码头上目送轮船远去的沈韶华，撕心裂肺的痛哭令人扼腕。
从爱情的视角来看，随着剧情的推进，对章能才的爱逐渐成为支撑沈韶华与生活斗争斡旋的精神力量，当爱情从生命中抽离时，为爱而生的坚毅自由的灵魂，也因爱情的消逝而衰竭溃败。沈韶华作为一位敏感的作家，战火纷飞的乱世、孤独无依的经历以及最终走向幻灭的爱情，都刺激着她的创作灵感，促使她在小说中创造了玉兰这一形象。
玉兰是一个活在沈韶华笔下的女人，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玉兰的身世遭际，不免有沈韶华主观情感的渗入。玉兰与春望的故事作为一条暗线，在《滚滚红尘》中与沈、章的爱情并行发展、穿插出现，是“剧中剧”的内环。玉兰出身贫寒，命运坎坷，与沈韶华一样，是黑暗社会环境中的“苦命人”。但性格上，玉兰又与沈韶华全然不同，她缺乏沈韶华的刚性，无论面对命运、时代、老爷夫人的苛待，还是与春望的爱情，都表现出一种“逆来顺受”的“韧性中国人生观”。她从乡下被卖到城里做丫头，被买主老爷强暴，孕中被夫人殴打，却没有任何反抗，永远至柔至弱，听天由命。玉兰和春望的爱情始于“又羞又急”的初见，春望洗澡被玉兰撞见，惊惶地喊了一句“对不起”，玉兰“也羞得笑了起来”。这是玉兰在全剧中唯一一个“笑”的表情，笔者认为，这一“笑”可视为两人爱情的伊始，饱受人格和生理双重折磨的玉兰，在那声“对不起”中初尝尊重与平等的滋味。春望的“对不起”之于玉兰，犹如章能才的“懂得”之于沈韶华。
结合后文来看，玉兰将自己被剥削、被挤压的单薄灵魂寄托在春望身上，渴望在爱情中得到庇护和归宿，而春望却是一个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的人，与玉兰结婚后，他把玉兰交给乡下的母亲，独自去打游击，以完成“精忠报国”的理想。玉兰对春望撇下家庭的选择“不明白”，但仍旧顺从，在伤病中与婆婆相依为命。笔者认为，这种“顺从”不完全出于玉兰一贯“逆来顺受”的性格，除此之外，或许还由于女子在爱情中都有更为主动的牺牲精神，玉兰对春望如此，沈韶华对章能才亦是如此。
最终，剧中的沈韶华及其笔下的玉兰都未能落得圆满的结局：沈韶华舍弃船票目送章能才离开，从此恋人音讯全无，四十年后老迈的章能才回到大陆，才得知沈韶华已死，只留下一本小说《白玉兰》；而玉兰“知道春望战死了，就去跳了河，却被邻村一个小伙子给救了起来。玉兰心里怨了这救命恩人一辈子，却也就跟住了他”。沈韶华在小说末尾交代的玉兰的结局，或许也是沈、章诀别后，韶华余生的缩影。
二、剧外的“爱情传奇”
玉兰活在韶华撰写的剧中，韶华也是三毛笔下的剧中人。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文学作品不免有作者主观情感的渗入，正如三毛在谈及《滚滚红尘》时说：“在剧中人——能才、韶华、月凤、谷音、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我惊见自己的影子。”a剧本中的“红尘情事”得以鲜活动人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爱情传奇”。
三毛兼具自由的灵魂和行者的气质，更是一个浪漫的女性。如果将三毛比作扎根沙漠的玫瑰，那么爱情就是她赖以生存的水分和养料。因为对沙漠生活的向往，荷西陪她住进了撒哈拉，他们在大漠中生活厮守，与当地人为邻；面对贫瘠的环境和多风的气候，他们用稀缺的淡水、单调的柴米油盐和细水长流的爱情，经营着平淡快活的日子。与荷西结婚前，追逐爱情的三毛曾邂逅多段有花无果的爱情，经历过未婚夫猝然离世的沉痛，经历过与德国军官深坠爱河却不得不分别的挣扎，经历过被有家室的画家欺骗的愤怒，才成为与荷西重续六年之约的三毛。
即使在荷西与三毛先后离世后，他们的爱情带给人们的精神力量也从未消减，沙漠里的爱情传奇始终活在三毛留下的作品里，也活在三毛的精神气质里。三毛在爱情里品尝过温馨甜蜜，也饱览了世态炎凉；爱情让三毛的生命得以延续，也让三毛的灵魂更加完整。三毛对待爱情十分认真，一如《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沈的身上带有三毛的影子，在爱情面前同样大胆、投入而热烈，同样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同样曾在爱人离去后自杀未遂。一定程度上，沈韶华这一形象是三毛的自我写照。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张、胡二人也是《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与章能才的原型。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源于张的小说《封鎖》，胡兰成遇见张爱玲时，适逢发妻去世不久，他对张爱玲的感情谈不上爱，只是“枯木逢春般，动了心”；而张爱玲却爱得谦卑而诚挚：“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b爱情是双向的，与沈、章一样，惊艳胡兰成的是才气，感动张爱玲的是懂得。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回信中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对待爱情的一腔孤勇，与《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相似。即使胡兰成是汪精卫言论鼓吹的主笔，身份特殊，背景复杂，张爱玲仍无视政治牵绊，与胡缔结婚约，并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俗世婚姻的快乐。在爱情中，聪明剔透的女性，大多都会变得盲目愚钝，这种特性在张爱玲身上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最终离散张、胡二人的，并非胡兰成的移情别恋，而是两人爱情观的分歧。张爱玲认为，凡有目的性的爱情就不能称之为爱情，在爱情面前，她愿意委身甚至牺牲。但这段爱情对胡兰成而言，只有才华的欣赏，没有灵魂的合契，更多的只是失去妻子的慰藉与炫耀的谈资。因而这段爱情传奇只是朝夕光景，难以为继。
三、现实中的爱情体验
《滚滚红尘》是三毛的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完成这部剧本的次年，三毛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滚滚红尘》中环环相扣的爱情故事，成为她壮阔凄艳的绝唱。爱情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沖动，同时也是衡量个体修养和境界的重要尺度：一般而言，小市民的爱情充满世俗的物欲，诗人的爱情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哲学家的爱情具有深邃的思想，如此等等。三毛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生活和爱情的体验者，《滚滚红尘》中每一位与爱情纠缠的人物，都凝结着三毛对爱情的理解。这些理解，不仅源于三毛自身的情感体验，也蕴含着对时代状况的思考。
《滚滚红尘》创作于1990年，其时20世纪80年代的暮钟奏罢，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对现代化图景的期盼中拉开帷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日渐活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物欲增长，社会上拜金逐利的风气逐渐兴起，文化重心也由政治与思想转向金钱与物质。这种“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观念的充分合理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社会最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状况，也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情感。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及其产品背负着反思性质的政治使命，爱情尚未完全摆脱特殊年代对“资产阶级”的负面评判，依旧在“禁欲”的思维定式中未能复苏。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物质水平的提高，这种“突如其来的浮华”也造成了人心的空虚和浮躁，当时的人们尤其是都市的青年男女，置身于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一方面寻求个性的解放和情感的归宿，一方面又陷入“人为物役”的怪圈，大多“走入了为物欲而放逐情爱的迷途”，人们像追名逐利一般追爱、求爱，将爱情建立在丰厚的物质享受的基础上，甚至将爱情当作攫取财富地位的天梯，却普遍对爱情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诚然，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残存政治意识形态的爱情，还是20世纪90年代被物欲干涉和左右的爱情，都只能看作爱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呈现的状态，是被政治经济“扭曲”和“异变”的产物，不能算作爱情的本体，也不足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毛是一位精神纯粹的女性，正如她在撒哈拉留下的几张生活照中所示，她披散长发，赤裸双脚，席地而坐，衣着与家中的陈设皆有大漠本味。爱情中的三毛同样追求自由与本真，读《滚滚红尘》也可感受到三毛还原生命爱情本体的意识及努力，即使将故事置于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作者仍有意识地淡化加于“爱情”之上的种种时代因素，从而还原“两性情爱”的本色。在商品化愈演愈烈的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爱情本真的大胆揭示，既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俗爱情观的冲击和规正，也是对物欲熏染的“滚滚红尘”的一次净化。笔者认为，《滚滚红尘》最大的意义，是在“剧中剧”的套环结构中为读者提供了审视人性的空间，虽然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讲述故事，却使读者能够剥离政治与物欲，感悟到赤裸本真的爱情及其主导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而促进个体乃至社会的精神觉醒。
四、爱情与生命哲学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将爱情分为生物方面和社会方面，并指出二者不能割裂。其中，爱情的生物方面表现为人的“性欲”，以一种生理冲动的形式存在，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也是爱情的根源。但爱情虽以性欲为基础，却远比性欲更复杂：爱情在性欲的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成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爱情的力量，既包括生理的力量，也包括精神的力量……爱情引导一对男女去建立牢固的共同生活，去建立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关系”c。这也是爱情社会性的体现，正因如此，两性情爱的内容才不仅是单调的生殖繁衍，“滚滚红尘”中的“爱情传奇”才得以在人类社会层出不穷。
爱情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不仅涵盖生物与社会两种属性，还是“理智”和“疯狂”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人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能够合乎逻辑且恰当地处理事务，对未来进行有依据的推测，并根据预见的结果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置身爱情中的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人们在爱情的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宿命的”，甚至“其后果和意义不为人所理解”d的行动，此种情况下，由爱情衍生的种种冲动代替理性成为人类思维的主导，瓦西列夫将这种与“理智”对立的状态概括为“疯狂”。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说，醉汉和恋人“属于同类”，便是对此的生动阐释。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上述的“疯狂”状态可以用“激情心理”理论进一步分析。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认为，激情是爱情的三要素之一，是建立在两性关系精神层面的一种强烈的渴望与渴求。“激情来源于两性原始的吸引，这种感情程度强烈，令人着迷。由此，激情能够让人全身心地投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异性。”e可以认为，“疯狂”正是在“激情心理”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行为冲动。激情往往催生勇气，心理学认为，“勇气就是个人面对危险、挫折与困境的积极信念与态度”。在爱情层面，勇气与爱情相互催化、相互作用，并能实现正向的发展：《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不顾时势追随章能才、月凤不惜生命陪伴小勇奔赴革命战线，都彰显着爱情与勇气的彼此推动。但由爱情激发的勇气也不仅作用于爱情，甚至还会成为投身轰烈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清末革命烈士林觉民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与妻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对妻子的深情激发了林觉民投身革命、不畏牺牲的勇气，伉俪之爱与深沉的家国之爱高度融合，使委婉曲折的书信读来荡气回肠。爱情孕育勇气，注入勇气的爱情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与此同时，激情与勇气也是爱情的馈赠，是爱情给人带来的成长。 吴桂君在其诗作《喜欢一个人》中写道：“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迷于声音，醉于深情。”f这几行诗句曾风靡一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诗中所述爱情观的普遍认同。从哲学范畴解读，“颜值”“肉体”“声音”是物质层面的生理性状，“才华”“人品”“深情”是意识层面的精神品质，而“始”“忠”则带有理性色彩，“陷”“痴”“迷”“醉”等字眼却代表了人们在爱情中偏向“疯狂”的精神活动，恰好印证了爱情领域内物质与精神、生物与社会、理智与疯狂的统一，体现了爱情的普遍规律。实际上，无论是《滚滚红尘》讲述的沈韶华与章能才、玉兰与春望、月凤与小勇三组人物的“红尘情事”，还是上文所提及的张爱玲与胡兰成、三毛与荷西现实中的“爱情传奇”，都体现着这种爱情规律，虽然这些爱情故事发生的时代不同，情节各异，但无一不以生理的力量为基石、以精神的力量为衍生，无一不彰显着被爱情激发的、生命原始的勇敢与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将多组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性别与爱情观念的微妙联系。一般而言，虽然爱情的矛盾本质同时作用于所有人，但男性在爱情中的理性行为占比更大，而爱情中的女性则更偏向非理性的“疯狂”，更容易或更勇于选择牺牲。以《滚滚红尘》中的人物为例，章能才在与沈韶华热恋时仍能理智地预见自己敏感的政治身份将为爱情带来的阻碍，而沈韶华则表现出摒弃世俗、奋不顾身的姿态；小勇在爱情中依然未曾磨灭革命理想，而性格开朗泼辣的月凤却以爱情“志诚种”的形象陪伴小勇在革命中慷慨赴死，如此等等。当然，这种性别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也不绝对，只是一种总体态势。笔者认为，爱情中与“理智”对立的“疯狂”绝不意味着盲目，更不代表一味地牺牲求全和人身依附，而是在爱情的精神力量作用下产生的合理现象，是人们在爱情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忘我的姿态。正如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中说：“飞蛾扑火时，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在爱情主导的精神空间里，虽然仍无法排除自私、贪婪的人性之恶，但付出与牺牲却变得更加无悔，生命的意义也在爱与被爱中得到升华，爱情的壮烈就在于此。
总之，在《滚滚红尘》“剧中剧”的叙事结构中，两条线索交叉相衬，剧内剧外相互影射，剧本角色间的红尘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传奇共同构造了这部宏大、纯粹、热烈、凄艳的叙事作品。以爱情视角從《滚滚红尘》的精神创造来看，能够感受到三毛对纷扰世事之外本真爱情的关注以及对爱情的精神力量的探索，虽然作品中各个角色性格各异，命运迥然，但他们身上折射出的爱情精神无一不闪耀着人性与生命的光辉。在经济持续发展、物质资料高度丰富的当今社会，人们依然未能摆脱20世纪90年代“爱情为物欲所驱使”的状态，由《滚滚红尘》的爱情故事出发，探析爱情层面的生命哲学，把握爱情的本质及其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感知并运用爱情的精神力量，对正确看待爱情、在当今时代发挥爱情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a 三毛：《滚滚红尘（三毛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b 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cd 〔保加利亚〕瓦西列夫：《情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页，第119页。
e 岳晓东：《爱情中的心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f https：//www.jianshu.com/p/e8fa33836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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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岳晓东.爱情中的心理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作 者： 孙洛熙，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滚滚红尘》 三毛 张爱玲 爱情
一、剧中的“红尘情事”
《滚滚红尘》以沈、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老爷死了，沈韶华逃脱父亲的软禁，却在自由灵魂与封建桎梏的较量中落得一身伤痕。在租来的居所，沈韶华遇见了慕名而来的章能才，从此展开一段情缘。因文章相识，素未谋面便被才华惊艳，此为“欣赏”；见面不择重礼而送泥老虎，此为“懂得”。这种欣赏与懂得，对成长经历中鲜有温情的沈韶华而言，在带来温暖与惊奇的同时，也极易使人沉迷。如火如荼的爱情，便在沈韶华对情感归依的强烈渴求中炽烈地发生。
沈、章的爱情在红尘中生根，也在红尘中挣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抗击日伪、绝对排外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境况下，章能才日伪部长的身份便成为千夫所指，生命与爱情皆朝不保夕。而沈韶华并非红尘中人，在所爱的人面前，她的眼光可以冲破世俗的观念与评判，因而面对好友的反对、邻里的敌视，沈韶华三番五次捍卫爱人，奋不顾身。爱让人勇敢，沈韶华在对章能才浓得化不开的爱情里，勇于直面世俗强加给她的折磨，忍受两地分离生死未卜的痛苦，在章能才流离落魄的时候冰释前嫌，甚至勇于放弃唯一的船票，与深爱之人永别。这样一位执着、深情、坚强、勇敢的新时代女性，用血泪灌溉的爱情却在贫瘠的现实土壤中无法立足，最终生于红尘，萎于红尘，开船的一声汽笛，宣告着红尘情事已为过眼云烟，独留码头上目送轮船远去的沈韶华，撕心裂肺的痛哭令人扼腕。
从爱情的视角来看，随着剧情的推进，对章能才的爱逐渐成为支撑沈韶华与生活斗争斡旋的精神力量，当爱情从生命中抽离时，为爱而生的坚毅自由的灵魂，也因爱情的消逝而衰竭溃败。沈韶华作为一位敏感的作家，战火纷飞的乱世、孤独无依的经历以及最终走向幻灭的爱情，都刺激着她的创作灵感，促使她在小说中创造了玉兰这一形象。
玉兰是一个活在沈韶华笔下的女人，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玉兰的身世遭际，不免有沈韶华主观情感的渗入。玉兰与春望的故事作为一条暗线，在《滚滚红尘》中与沈、章的爱情并行发展、穿插出现，是“剧中剧”的内环。玉兰出身贫寒，命运坎坷，与沈韶华一样，是黑暗社会环境中的“苦命人”。但性格上，玉兰又与沈韶华全然不同，她缺乏沈韶华的刚性，无论面对命运、时代、老爷夫人的苛待，还是与春望的爱情，都表现出一种“逆来顺受”的“韧性中国人生观”。她从乡下被卖到城里做丫头，被买主老爷强暴，孕中被夫人殴打，却没有任何反抗，永远至柔至弱，听天由命。玉兰和春望的爱情始于“又羞又急”的初见，春望洗澡被玉兰撞见，惊惶地喊了一句“对不起”，玉兰“也羞得笑了起来”。这是玉兰在全剧中唯一一个“笑”的表情，笔者认为，这一“笑”可视为两人爱情的伊始，饱受人格和生理双重折磨的玉兰，在那声“对不起”中初尝尊重与平等的滋味。春望的“对不起”之于玉兰，犹如章能才的“懂得”之于沈韶华。
结合后文来看，玉兰将自己被剥削、被挤压的单薄灵魂寄托在春望身上，渴望在爱情中得到庇护和归宿，而春望却是一个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的人，与玉兰结婚后，他把玉兰交给乡下的母亲，独自去打游击，以完成“精忠报国”的理想。玉兰对春望撇下家庭的选择“不明白”，但仍旧顺从，在伤病中与婆婆相依为命。笔者认为，这种“顺从”不完全出于玉兰一贯“逆来顺受”的性格，除此之外，或许还由于女子在爱情中都有更为主动的牺牲精神，玉兰对春望如此，沈韶华对章能才亦是如此。
最终，剧中的沈韶华及其笔下的玉兰都未能落得圆满的结局：沈韶华舍弃船票目送章能才离开，从此恋人音讯全无，四十年后老迈的章能才回到大陆，才得知沈韶华已死，只留下一本小说《白玉兰》；而玉兰“知道春望战死了，就去跳了河，却被邻村一个小伙子给救了起来。玉兰心里怨了这救命恩人一辈子，却也就跟住了他”。沈韶华在小说末尾交代的玉兰的结局，或许也是沈、章诀别后，韶华余生的缩影。
二、剧外的“爱情传奇”
玉兰活在韶华撰写的剧中，韶华也是三毛笔下的剧中人。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文学作品不免有作者主观情感的渗入，正如三毛在谈及《滚滚红尘》时说：“在剧中人——能才、韶华、月凤、谷音、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我惊见自己的影子。”a剧本中的“红尘情事”得以鲜活动人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爱情传奇”。
三毛兼具自由的灵魂和行者的气质，更是一个浪漫的女性。如果将三毛比作扎根沙漠的玫瑰，那么爱情就是她赖以生存的水分和养料。因为对沙漠生活的向往，荷西陪她住进了撒哈拉，他们在大漠中生活厮守，与当地人为邻；面对贫瘠的环境和多风的气候，他们用稀缺的淡水、单调的柴米油盐和细水长流的爱情，经营着平淡快活的日子。与荷西结婚前，追逐爱情的三毛曾邂逅多段有花无果的爱情，经历过未婚夫猝然离世的沉痛，经历过与德国军官深坠爱河却不得不分别的挣扎，经历过被有家室的画家欺骗的愤怒，才成为与荷西重续六年之约的三毛。
即使在荷西与三毛先后离世后，他们的爱情带给人们的精神力量也从未消减，沙漠里的爱情传奇始终活在三毛留下的作品里，也活在三毛的精神气质里。三毛在爱情里品尝过温馨甜蜜，也饱览了世态炎凉；爱情让三毛的生命得以延续，也让三毛的灵魂更加完整。三毛对待爱情十分认真，一如《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沈的身上带有三毛的影子，在爱情面前同样大胆、投入而热烈，同样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同样曾在爱人离去后自杀未遂。一定程度上，沈韶华这一形象是三毛的自我写照。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张、胡二人也是《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与章能才的原型。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源于张的小说《封鎖》，胡兰成遇见张爱玲时，适逢发妻去世不久，他对张爱玲的感情谈不上爱，只是“枯木逢春般，动了心”；而张爱玲却爱得谦卑而诚挚：“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b爱情是双向的，与沈、章一样，惊艳胡兰成的是才气，感动张爱玲的是懂得。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回信中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对待爱情的一腔孤勇，与《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相似。即使胡兰成是汪精卫言论鼓吹的主笔，身份特殊，背景复杂，张爱玲仍无视政治牵绊，与胡缔结婚约，并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俗世婚姻的快乐。在爱情中，聪明剔透的女性，大多都会变得盲目愚钝，这种特性在张爱玲身上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最终离散张、胡二人的，并非胡兰成的移情别恋，而是两人爱情观的分歧。张爱玲认为，凡有目的性的爱情就不能称之为爱情，在爱情面前，她愿意委身甚至牺牲。但这段爱情对胡兰成而言，只有才华的欣赏，没有灵魂的合契，更多的只是失去妻子的慰藉与炫耀的谈资。因而这段爱情传奇只是朝夕光景，难以为继。
三、现实中的爱情体验
《滚滚红尘》是三毛的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完成这部剧本的次年，三毛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滚滚红尘》中环环相扣的爱情故事，成为她壮阔凄艳的绝唱。爱情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沖动，同时也是衡量个体修养和境界的重要尺度：一般而言，小市民的爱情充满世俗的物欲，诗人的爱情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哲学家的爱情具有深邃的思想，如此等等。三毛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生活和爱情的体验者，《滚滚红尘》中每一位与爱情纠缠的人物，都凝结着三毛对爱情的理解。这些理解，不仅源于三毛自身的情感体验，也蕴含着对时代状况的思考。
《滚滚红尘》创作于1990年，其时20世纪80年代的暮钟奏罢，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对现代化图景的期盼中拉开帷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日渐活跃，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物欲增长，社会上拜金逐利的风气逐渐兴起，文化重心也由政治与思想转向金钱与物质。这种“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观念的充分合理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社会最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状况，也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情感。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及其产品背负着反思性质的政治使命，爱情尚未完全摆脱特殊年代对“资产阶级”的负面评判，依旧在“禁欲”的思维定式中未能复苏。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物质水平的提高，这种“突如其来的浮华”也造成了人心的空虚和浮躁，当时的人们尤其是都市的青年男女，置身于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一方面寻求个性的解放和情感的归宿，一方面又陷入“人为物役”的怪圈，大多“走入了为物欲而放逐情爱的迷途”，人们像追名逐利一般追爱、求爱，将爱情建立在丰厚的物质享受的基础上，甚至将爱情当作攫取财富地位的天梯，却普遍对爱情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诚然，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残存政治意识形态的爱情，还是20世纪90年代被物欲干涉和左右的爱情，都只能看作爱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呈现的状态，是被政治经济“扭曲”和“异变”的产物，不能算作爱情的本体，也不足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毛是一位精神纯粹的女性，正如她在撒哈拉留下的几张生活照中所示，她披散长发，赤裸双脚，席地而坐，衣着与家中的陈设皆有大漠本味。爱情中的三毛同样追求自由与本真，读《滚滚红尘》也可感受到三毛还原生命爱情本体的意识及努力，即使将故事置于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作者仍有意识地淡化加于“爱情”之上的种种时代因素，从而还原“两性情爱”的本色。在商品化愈演愈烈的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爱情本真的大胆揭示，既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俗爱情观的冲击和规正，也是对物欲熏染的“滚滚红尘”的一次净化。笔者认为，《滚滚红尘》最大的意义，是在“剧中剧”的套环结构中为读者提供了审视人性的空间，虽然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讲述故事，却使读者能够剥离政治与物欲，感悟到赤裸本真的爱情及其主导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而促进个体乃至社会的精神觉醒。
四、爱情与生命哲学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将爱情分为生物方面和社会方面，并指出二者不能割裂。其中，爱情的生物方面表现为人的“性欲”，以一种生理冲动的形式存在，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也是爱情的根源。但爱情虽以性欲为基础，却远比性欲更复杂：爱情在性欲的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成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爱情的力量，既包括生理的力量，也包括精神的力量……爱情引导一对男女去建立牢固的共同生活，去建立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关系”c。这也是爱情社会性的体现，正因如此，两性情爱的内容才不仅是单调的生殖繁衍，“滚滚红尘”中的“爱情传奇”才得以在人类社会层出不穷。
爱情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不仅涵盖生物与社会两种属性，还是“理智”和“疯狂”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人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能够合乎逻辑且恰当地处理事务，对未来进行有依据的推测，并根据预见的结果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置身爱情中的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人们在爱情的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往往会做出非理性的、“宿命的”，甚至“其后果和意义不为人所理解”d的行动，此种情况下，由爱情衍生的种种冲动代替理性成为人类思维的主导，瓦西列夫将这种与“理智”对立的状态概括为“疯狂”。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说，醉汉和恋人“属于同类”，便是对此的生动阐释。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上述的“疯狂”状态可以用“激情心理”理论进一步分析。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认为，激情是爱情的三要素之一，是建立在两性关系精神层面的一种强烈的渴望与渴求。“激情来源于两性原始的吸引，这种感情程度强烈，令人着迷。由此，激情能够让人全身心地投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异性。”e可以认为，“疯狂”正是在“激情心理”作用下产生的一种行为冲动。激情往往催生勇气，心理学认为，“勇气就是个人面对危险、挫折与困境的积极信念与态度”。在爱情层面，勇气与爱情相互催化、相互作用，并能实现正向的发展：《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不顾时势追随章能才、月凤不惜生命陪伴小勇奔赴革命战线，都彰显着爱情与勇气的彼此推动。但由爱情激发的勇气也不仅作用于爱情，甚至还会成为投身轰烈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如清末革命烈士林觉民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与妻书》中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对妻子的深情激发了林觉民投身革命、不畏牺牲的勇气，伉俪之爱与深沉的家国之爱高度融合，使委婉曲折的书信读来荡气回肠。爱情孕育勇气，注入勇气的爱情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与此同时，激情与勇气也是爱情的馈赠，是爱情给人带来的成长。 吴桂君在其诗作《喜欢一个人》中写道：“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迷于声音，醉于深情。”f这几行诗句曾风靡一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诗中所述爱情观的普遍认同。从哲学范畴解读，“颜值”“肉体”“声音”是物质层面的生理性状，“才华”“人品”“深情”是意识层面的精神品质，而“始”“忠”则带有理性色彩，“陷”“痴”“迷”“醉”等字眼却代表了人们在爱情中偏向“疯狂”的精神活动，恰好印证了爱情领域内物质与精神、生物与社会、理智与疯狂的统一，体现了爱情的普遍规律。实际上，无论是《滚滚红尘》讲述的沈韶华与章能才、玉兰与春望、月凤与小勇三组人物的“红尘情事”，还是上文所提及的张爱玲与胡兰成、三毛与荷西现实中的“爱情传奇”，都体现着这种爱情规律，虽然这些爱情故事发生的时代不同，情节各异，但无一不以生理的力量为基石、以精神的力量为衍生，无一不彰显着被爱情激发的、生命原始的勇敢与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将多组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性别与爱情观念的微妙联系。一般而言，虽然爱情的矛盾本质同时作用于所有人，但男性在爱情中的理性行为占比更大，而爱情中的女性则更偏向非理性的“疯狂”，更容易或更勇于选择牺牲。以《滚滚红尘》中的人物为例，章能才在与沈韶华热恋时仍能理智地预见自己敏感的政治身份将为爱情带来的阻碍，而沈韶华则表现出摒弃世俗、奋不顾身的姿态；小勇在爱情中依然未曾磨灭革命理想，而性格开朗泼辣的月凤却以爱情“志诚种”的形象陪伴小勇在革命中慷慨赴死，如此等等。当然，这种性别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也不绝对，只是一种总体态势。笔者认为，爱情中与“理智”对立的“疯狂”绝不意味着盲目，更不代表一味地牺牲求全和人身依附，而是在爱情的精神力量作用下产生的合理现象，是人们在爱情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忘我的姿态。正如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中说：“飞蛾扑火时，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在爱情主导的精神空间里，虽然仍无法排除自私、贪婪的人性之恶，但付出与牺牲却变得更加无悔，生命的意义也在爱与被爱中得到升华，爱情的壮烈就在于此。
总之，在《滚滚红尘》“剧中剧”的叙事结构中，两条线索交叉相衬，剧内剧外相互影射，剧本角色间的红尘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传奇共同构造了这部宏大、纯粹、热烈、凄艳的叙事作品。以爱情视角從《滚滚红尘》的精神创造来看，能够感受到三毛对纷扰世事之外本真爱情的关注以及对爱情的精神力量的探索，虽然作品中各个角色性格各异，命运迥然，但他们身上折射出的爱情精神无一不闪耀着人性与生命的光辉。在经济持续发展、物质资料高度丰富的当今社会，人们依然未能摆脱20世纪90年代“爱情为物欲所驱使”的状态，由《滚滚红尘》的爱情故事出发，探析爱情层面的生命哲学，把握爱情的本质及其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感知并运用爱情的精神力量，对正确看待爱情、在当今时代发挥爱情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a 三毛：《滚滚红尘（三毛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b 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cd 〔保加利亚〕瓦西列夫：《情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页，第119页。
e 岳晓东：《爱情中的心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f https：//www.jianshu.com/p/e8fa33836b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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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孙洛熙，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