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套头葬是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乙类墓葬中出现的采用套头器具套住头部的形式的葬俗，其地方特色引起学界关注。本文从相关的考古资料入手，通过梳理套头葬墓的形制、分期、类型学，分析得出其特点及演变规律，反映了当时可乐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民族文化逐渐与汉文化消融，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葬俗慢慢消失的情况。
【关键词】贵州;套头葬;赫章可乐
一、可乐套头葬墓的发掘概况
可乐是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东麓的一个山间坝子，位于赫章县西部，方圆五平方公里内已发现战国至汉代墓葬群14处、遗址2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其中规模较大且特别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76至78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进行的发掘，资料于1986年公布于《赫章可乐发掘报告》i （简称78报告）。二是200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111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其中3座为汉式墓葬，称作“甲类墓”，108座为地方民族墓葬，称作“乙类墓”，其资料公布于《赫章2000年发掘报告》ii （后简称2000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可乐地方民族墓葬中发现了套头葬的葬俗，这在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套头葬是一种特殊葬俗，其基本特征是在墓主头顶套一件大型金属釜， 釜侧立在墓坑一端。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可乐墓葬中出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套头葬，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讨论套头葬墓的分布、形制、分期、随葬品及文化内涵。
二、套头葬墓的分布及分期
迄今为止，套头葬相关考古资料主要有两部分：一是76-78年清理的168座乙类墓葬中有24座套头葬墓;二是2000年再次发掘的108座乙类墓葬中有5座套头葬墓，还有3座用铜洗垫头或盖头的墓葬，也归入套头葬，这样在已公布的276座乙类墓葬中，一共有32座套头葬墓，约占乙类墓总数的11.6%，说明套头葬占有一定的比例，是这个群体有意识使用的葬俗，并非偶然现象。
套头葬墓分布在可乐坝子周围的黄土小山——锅落包、祖家老包和罗德成地上，三座土山呈品字形相邻。其中1978年发掘的套头葬墓，主要分布在乙类墓群，锅落包4座， 祖家老包19座，罗德成地1座，祖家老包的套头葬墓分布较为密集，数量也最多，套头葬墓与其他乙类墓葬分布紧密。
2000年在锅落包和罗德成地共发掘墓葬111座，其中锅落包没有发现套头葬墓，罗德成地发现了5座套头葬墓，均出现于梯地下平地内的I工区，而距I工区约40米的梯地上的II工区仅分布了3座用铜洗垫头或盖头的墓葬。套头葬墓的形式与地理分布是否有关系，现在还不能确定。
已发现的32座套头葬墓全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规模较小。除去2座残墓，墓坑完整者长度超过3米的仅2座（M160、M137），其余长2～2.85米，墓坑宽0.8～1.43米。但是在已发掘的乙类墓中，套头葬墓的规模已经偏大。2000年发掘的8座套头葬墓中，除M296、M298外，其余6座都是哑铃型墓，即墓坑两侧壁前后端有向外突出的圆弧面，乙类墓中哑铃型墓共18座，33.3%是套头葬墓。
78报告将墓葬分为战国前期、战国晚期、西汉前期、西汉晚期。2000年发掘报告将出土有随葬品的墓葬分为三期：战国早期至中期、战国晚期、战国末至西汉前期。根据上述分期结果，可将这32座套头葬根据年代早晚排列。
第一期为战国早期至中期，仅2座。第二期为战国晚期，共9座。第三期为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共17座。第四期为西汉晚期，仅3座。可以看到，战国早期到西汉晚期，套头葬在整个乙类墓葬中的占比整体上呈扩大的趋势，说明套头葬是一种逐渐流行的葬式，数量在战国末至西汉前期达到高峰，而后减少，与乙类墓的变化趋势一致。
三、套头器具的演变
使用不同质地的套头器具是套头葬墓的重要特征，包括铜釜、铁釜、铜洗三种。其中铜釜共21件，2000报告将其分为四型：
A型仅2件，侈口，束颈，圆鼓腹，小平底，出自M91（战国晚期）、M58（西汉前期）。
B型共12件，数量最多，出自M25（战国晚期）、M39、M74（战国晚期）、M144（战国晚期）、M161（战国晚期）、M187（战国晚期）、M190（战国晚期）、M194（战国晚期）、M198、M264（战国晚期）、M272（战国末至西汉前期）、M277（战国晚期）。
C型共4件，分二式，全部出于76-78年的发掘。I式3件，出自M160（西汉晚期）、M208（西汉前期）、M146（西汉前期），敞口，宽唇，圆鼓腹，圜底，腹中部饰一对称环状耳。II式1件，出自M46（西汉晚期），敞口，直颈，鼓腹，圜底，颈腹间有一对称环耳。C型铜釜均为西汉时期。
D型共3件，出自M273（战国末至西汉前期）、M274（战国末至西汉前期），折沿鼓腹，体量大，与C型相似，但是有更加精美的附件。
这四型铜釜的器型差异较大，张合荣先生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演变关系，B型铜釜系西南夷器，C型、D型与巴蜀釜器形接近，A形釜属于汉文化系统铜釜” iii。笔者也认为这四型铜釜可能体现了可乐墓地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
此外还有铁釜8件、铜洗10件。铜鼓仅1件，出自M153，这面铜鼓铸有翔鹭纹、竞渡纹和牛纹，与云南石寨山铜鼓在质地、铸造技术、形制花纹上都极为相似，应该是从云南传入。
据此可知，战国早期至中期，存在铜洗垫头埋葬方式，鼓形铜釜出现。战国晚期，器具以鼓形铜釜为主，铜洗盖面等埋葬方式也存在。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套头器具呈现多样化，铁釜大量出现，一些墓葬铜铁釜并用，保留了铜洗盖面的埋葬方式，有的墓葬还将铜洗垫于手臂和脚下。西汉晚期，出现铜鼓套头的新情况，套头葬明显减少，可能是受到了汉文化丧葬习俗的影响。
由此可见，套头器具从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具体来说：鼓形铜釜和铜洗最早出现，C型D型铜釜出现后与鼓形铜釜共存，A型铜釜与铁釜有并处现象，而后鼓形铜釜逐渐消失，C型铜釜继续使用，铁釜没有完全取代铜釜。前文提到，A型铜釜属于汉文化系统，它与铁釜的出现反映了汉文化的影响，并且在这种影响下，鼓形铜釜逐渐消失，套头葬墓大量减少，地方民族的乙类墓也减少。
总之，作为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葬俗，可乐套头葬的流行与衰亡很可能是与当时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随着地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渐消融，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葬俗随之慢慢消失。但套头葬出现的原因与背后的内涵目前仍扑朔迷离，或与某种仪式有关，又或特殊身份的象征，这些未解之谜仍待未来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i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1986年第2期《考古学报》。
ii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iii张合荣：《赫章可乐“套头葬”再探讨》，《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學报》1983年第3期。
2.席克定：《从考古材料探寻夜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
3.张合荣：《夜郎“套头葬”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4.宋世坤：《贵州铜鼓的分布、类型和断代》，《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1期。
【关键词】贵州;套头葬;赫章可乐
一、可乐套头葬墓的发掘概况
可乐是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东麓的一个山间坝子，位于赫章县西部，方圆五平方公里内已发现战国至汉代墓葬群14处、遗址2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其中规模较大且特别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76至78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进行的发掘，资料于1986年公布于《赫章可乐发掘报告》i （简称78报告）。二是200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111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其中3座为汉式墓葬，称作“甲类墓”，108座为地方民族墓葬，称作“乙类墓”，其资料公布于《赫章2000年发掘报告》ii （后简称2000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可乐地方民族墓葬中发现了套头葬的葬俗，这在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套头葬是一种特殊葬俗，其基本特征是在墓主头顶套一件大型金属釜， 釜侧立在墓坑一端。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可乐墓葬中出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套头葬，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讨论套头葬墓的分布、形制、分期、随葬品及文化内涵。
二、套头葬墓的分布及分期
迄今为止，套头葬相关考古资料主要有两部分：一是76-78年清理的168座乙类墓葬中有24座套头葬墓;二是2000年再次发掘的108座乙类墓葬中有5座套头葬墓，还有3座用铜洗垫头或盖头的墓葬，也归入套头葬，这样在已公布的276座乙类墓葬中，一共有32座套头葬墓，约占乙类墓总数的11.6%，说明套头葬占有一定的比例，是这个群体有意识使用的葬俗，并非偶然现象。
套头葬墓分布在可乐坝子周围的黄土小山——锅落包、祖家老包和罗德成地上，三座土山呈品字形相邻。其中1978年发掘的套头葬墓，主要分布在乙类墓群，锅落包4座， 祖家老包19座，罗德成地1座，祖家老包的套头葬墓分布较为密集，数量也最多，套头葬墓与其他乙类墓葬分布紧密。
2000年在锅落包和罗德成地共发掘墓葬111座，其中锅落包没有发现套头葬墓，罗德成地发现了5座套头葬墓，均出现于梯地下平地内的I工区，而距I工区约40米的梯地上的II工区仅分布了3座用铜洗垫头或盖头的墓葬。套头葬墓的形式与地理分布是否有关系，现在还不能确定。
已发现的32座套头葬墓全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规模较小。除去2座残墓，墓坑完整者长度超过3米的仅2座（M160、M137），其余长2～2.85米，墓坑宽0.8～1.43米。但是在已发掘的乙类墓中，套头葬墓的规模已经偏大。2000年发掘的8座套头葬墓中，除M296、M298外，其余6座都是哑铃型墓，即墓坑两侧壁前后端有向外突出的圆弧面，乙类墓中哑铃型墓共18座，33.3%是套头葬墓。
78报告将墓葬分为战国前期、战国晚期、西汉前期、西汉晚期。2000年发掘报告将出土有随葬品的墓葬分为三期：战国早期至中期、战国晚期、战国末至西汉前期。根据上述分期结果，可将这32座套头葬根据年代早晚排列。
第一期为战国早期至中期，仅2座。第二期为战国晚期，共9座。第三期为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共17座。第四期为西汉晚期，仅3座。可以看到，战国早期到西汉晚期，套头葬在整个乙类墓葬中的占比整体上呈扩大的趋势，说明套头葬是一种逐渐流行的葬式，数量在战国末至西汉前期达到高峰，而后减少，与乙类墓的变化趋势一致。
三、套头器具的演变
使用不同质地的套头器具是套头葬墓的重要特征，包括铜釜、铁釜、铜洗三种。其中铜釜共21件，2000报告将其分为四型：
A型仅2件，侈口，束颈，圆鼓腹，小平底，出自M91（战国晚期）、M58（西汉前期）。
B型共12件，数量最多，出自M25（战国晚期）、M39、M74（战国晚期）、M144（战国晚期）、M161（战国晚期）、M187（战国晚期）、M190（战国晚期）、M194（战国晚期）、M198、M264（战国晚期）、M272（战国末至西汉前期）、M277（战国晚期）。
C型共4件，分二式，全部出于76-78年的发掘。I式3件，出自M160（西汉晚期）、M208（西汉前期）、M146（西汉前期），敞口，宽唇，圆鼓腹，圜底，腹中部饰一对称环状耳。II式1件，出自M46（西汉晚期），敞口，直颈，鼓腹，圜底，颈腹间有一对称环耳。C型铜釜均为西汉时期。
D型共3件，出自M273（战国末至西汉前期）、M274（战国末至西汉前期），折沿鼓腹，体量大，与C型相似，但是有更加精美的附件。
这四型铜釜的器型差异较大，张合荣先生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演变关系，B型铜釜系西南夷器，C型、D型与巴蜀釜器形接近，A形釜属于汉文化系统铜釜” iii。笔者也认为这四型铜釜可能体现了可乐墓地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
此外还有铁釜8件、铜洗10件。铜鼓仅1件，出自M153，这面铜鼓铸有翔鹭纹、竞渡纹和牛纹，与云南石寨山铜鼓在质地、铸造技术、形制花纹上都极为相似，应该是从云南传入。
据此可知，战国早期至中期，存在铜洗垫头埋葬方式，鼓形铜釜出现。战国晚期，器具以鼓形铜釜为主，铜洗盖面等埋葬方式也存在。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套头器具呈现多样化，铁釜大量出现，一些墓葬铜铁釜并用，保留了铜洗盖面的埋葬方式，有的墓葬还将铜洗垫于手臂和脚下。西汉晚期，出现铜鼓套头的新情况，套头葬明显减少，可能是受到了汉文化丧葬习俗的影响。
由此可见，套头器具从单一向多样化发展，具体来说：鼓形铜釜和铜洗最早出现，C型D型铜釜出现后与鼓形铜釜共存，A型铜釜与铁釜有并处现象，而后鼓形铜釜逐渐消失，C型铜釜继续使用，铁釜没有完全取代铜釜。前文提到，A型铜釜属于汉文化系统，它与铁釜的出现反映了汉文化的影响，并且在这种影响下，鼓形铜釜逐渐消失，套头葬墓大量减少，地方民族的乙类墓也减少。
总之，作为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葬俗，可乐套头葬的流行与衰亡很可能是与当时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随着地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渐消融，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葬俗随之慢慢消失。但套头葬出现的原因与背后的内涵目前仍扑朔迷离，或与某种仪式有关，又或特殊身份的象征，这些未解之谜仍待未来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i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1986年第2期《考古学报》。
ii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iii张合荣：《赫章可乐“套头葬”再探讨》，《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學报》1983年第3期。
2.席克定：《从考古材料探寻夜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
3.张合荣：《夜郎“套头葬”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4.宋世坤：《贵州铜鼓的分布、类型和断代》，《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