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课程的话语体系里，最为普通和常见的“教学”一词被“课程实施”所取代。在很多人眼里，“课程实施”似乎更具有理论的意味，更具有革命性，而“教学”一词未免太“大众化”、“经验化”。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玩弄概念的游戏，但从深层次上看，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判断。课程这个概念，无论从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抑或后现代来看，较之于教育与教学这两个平实的概念，都指向教育或教学中的“物化”的方面。课程无论是知识的体系，还是经验的生成；无论是静止的教材及教科书，还是动态的课程实施过程，都是以某种物化的东西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教师与学生在这种课程话语中并不处在主体的位置，而是实实在在的客体，是为课程的存在与展开而存在的客体。课程是主体，教师与学生只是参与者而已。无论研究者在课程开发、研制与实施过程中怎样抬高教师与学生的主体能动性，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新课程从其主流话语方式上看，充满梦想、激情与理性色彩的教育概念被中性的课程概念所取代，教育教学的过程类似于工业设计与施工流程的控制系统，教育教学的人性化气质被置换为系统而复杂的研制与实施标准。
　　在新课程的话语里，不仅各种教育的主体被各种各样的课程及其实施标准所控制，而且教学作为艺术的过程也被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所控制。正因为这种话语被普遍认可和接受，新课程的实施由原来依赖教育权威，开始转向依赖教育权威们所制定的标准及对标准的权威解读。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标准是否切实符合教育教学实践的实际需求。其实，构建一种理论的理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构建教育的理想国也并非没有意义，它对于激励我们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是有帮助的，但绝不能将它作为教育改革的唯一行动指南。现在各级各类课程实施标准与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已经成为教育研究中的显学和热点，教育的“标准时代”俨然已经来临。
　　部分研究者把教育搞得越来越“标准化”、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朴素经验，并冠之以教育的“复杂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这是理论研究者的一种心理癖好和职业偏执，原本是可以谅解的。但如果这种偏执的观念变成了主宰教育与课堂教学的标准意志，成为教师们顶礼膜拜的对象，那就不可饶恕了。理论家可以沉浸在自己构造的“标准”与“复杂”的理想国里，但中小学教师可不能陷入“标准”的条条框框和理论的“复杂”漩涡中四顾茫然、无所适从，他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凭借自己的直觉与判断来“主宰”自己的课堂。课堂内，就是教师与学生的天地。越是在众声喧哗的理论大混战中，一线教师越应有一种平和简单的心态，一种淡定从容的气质，一种凌驾于喧嚣浮泛的话语之上的睿智和坚定。教学，本就是一种心灵间最直接的对话和沟通，本不必人为地架设那么多所谓的“支架”与“锚”。直觉，是教师教学智慧的根本；简洁，是一切教学成功的必由之路；简单，是一切伟大真理的归宿。人是多么的复杂，但我们给人下的定义却都是那么的简单：“人是没长羽毛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制造并利用符号的动物”。没有人会傻到真的把人仅仅看作以上几种简单的定义所指示的内容，哪怕这个定义是多么伟大的人物给出的。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定义，很简单，因为这些定义证明的不是人的思维的简单性，恰恰是人超越事物的“无限复杂”而达到纯粹“简单”的一种智慧。这一智慧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无论科学、哲学与艺术，最后都要走向简单的美。尽管复杂理论重视世界的复杂性，但这个理论本身却也是一种简单的智慧。把一切事物都归于“复杂”，其实也是一种“简单”。教学作为一种自由的社会实践，最内在的精神也是“简单”两个字。
　　简单，首先是一种自由而从容的心态。“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源自于内心的平和与简单。“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同样源自于心灵的淡定与宁静。保持良好的心态，从容而淡定地上课，这是当好教师的一个简单法则。但这个法则被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教学设计与技巧给破坏了。教师上课时很难做到淡定而从容，往往会有很多心理负担。这些负担不是来自于对教学内容的熟悉程度，也不是来自于对学生情况的了解程度，而是来自于担心自己的教学设计是否达到了外在的课程标准与专家标准，课堂导入是否有新意，提问是否有启发性，对话是否有深度，课堂是否有体验环节，课堂是否有讨论环节，课堂是否符合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等要求。正是有这么多的担心和忧虑，课堂教学反而失去了往日的自然和流畅，失去了随情境而生发的逸兴谐趣，显得板滞而机械、做作而生硬。
　　记得听过一位年轻女教师上的一堂语文课，应算是一则新课程教学设计失败的例子，在此赘述，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课文是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的短篇小说《窗》。一上课，随着班长喊“起立”，学生们都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向教师问好。这时，按照惯例，教师应该说“请坐”，然后同学们坐下开始上课。可是，这位女教师并没有说“请坐”，而是说：“同学们，请向窗外看！”学生们搞不懂什么名堂，就都把脖子扭到一边，好奇地向外张望。我们听课的几位教师也向窗外看去，可并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学生们也都面面相觑，露出疑惑的神色。过了一分钟，这位教师说：“请坐下，你们都看到了什么，请讲给大家听听。”于是学生坐下后纷纷开始举手。教师点了一位学生，他说：“老师，我看到了对面马路上跑过一辆小轿车。”下一位同学说道：“老师，我看到了对面财政局的大楼前在升国旗。”还有学生说：“老师，我看到有一个同学慌慌张张地从厕所里跑出来，手里还提着裤子。”这位学生的话音一落，整个教室的人都哄堂大笑。这时，这位教师面带满意的神色说道：“同学们观察得都很仔细，都看到了自己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学习一篇有关‘窗’的小说……”这就是这堂课的导入。其实，这个导入设计与这篇小说的主题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只是形式上的生拉硬扯而已。课下我问这位教师，为什么这样设计这堂课的导入环节，教师说：“我原本不是这样上的，因为专家来听课，为了体现新课程的要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既然是讲《窗》这一课，我就设计了学生通过窗户的观察活动，体现了学生的主动参与，这里还有学生的表达与交流，这些都是课程标准里所要求的。”原来如此，为了体现所谓的标准意识，教学被这位教师设计成了这个样子。课堂教学，应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少摆花架子，多点真东西。不能为了满足教学形式上的需要而不顾内容上的内在要求。说白了，我们的教学心态要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就接近教学的真实了。离开了真实，教育就是假把式。
　　简单，意味着一种简约而恒久的远见。有这样一个故事：小鸟和老鹰是好朋友，它们都有远大的生活抱负。在太平洋东岸生活久了，它们决定飞往太平洋西岸开拓一片新的天地。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老鹰作了充分的准备，带了四件东西：一大包口粮、一个大水壶、一个小木筏，还有一个急救包。老鹰对这些东西很满意，它觉得这样飞越太平洋会万无一失。当它背起这些东西试飞的时候，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东西压得它气喘吁吁，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了。老鹰想扔掉一些东西，但在它看来，哪一件东西都非常重要、非带不可，而带着这些东西却又飞不起来。它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矛盾中不能自拔，心情烦躁，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小鸟却早已上路了。它只带了一件物品，那就是一根小树枝。飞累了，小鸟就把树枝放在海面上，站在上面休息；饿了，就放下树枝站在上面去捉鱼；困了，就放下树枝站在上面睡觉。半个月过去了，小鸟如愿以偿地飞到了太平洋西岸，那里的大好风景尽收眼底，它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片新天地。简单让小鸟获得了成功，而老鹰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它永远在东岸患得患失，想得越多离成功越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过多严密而系统的筹划与设计反而成了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遮蔽了我们的远见和勇气；相反，简单而灵活的观念却能使我们的目标更集中，使我们的选择更明智，使我们的行动更果敢。课堂教学需要一定的设计，但再精密严谨的设计离开了从容淡定的心态，离开了清晰简洁的目标，离开了灵活机动的教学机智，离开了大胆取舍、删繁就简的魄力，终究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位教师讲授小学一年级《乌鸦喝水》一课，为了体现语文教学的探究性，让学生体验乌鸦的聪明，领悟遇到问题要善于想办法的道理，他做了这样的设计：课前特地准备了一个瓶子和一些石子，上课时让学生上台做实验。应该说，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课堂上，这位教师却死守原有的设计，没能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结果教学出了问题。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顺利，突然一颗稍大的石子卡在瓶口，塞不下去了。学生使劲儿用手摁石子，但无济于事。这时教师为了完成自己预先设计好的任务，便只好引导学生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课堂热闹起来，学生纷纷跑到讲台跟前，想办法让石子掉进瓶中，但都无功而返。结果课堂乱成了一团，时间也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最后，教师拿起瓶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回晃动瓶子，石子受到水的冲击终于从瓶口掉进了瓶里，课堂才恢复了平静。其实，这位教师只要把这个大块的石子取出来扔到一边就行了，没有必要非把它放进瓶子里，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也不是教学的重点。可是，这位教师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仍然按照原有计划进行教学，结果导致了课堂秩序的混乱，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这个案例中，这位教师的做法反映了他对这节课的教学目标缺乏简洁明确的把握，对自己的教学设计缺乏直觉明了的判断，太多的设计意识与心理负担是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它源自于一种深沉而坚定的信念，它是课堂教学智慧的生命线。我们应该回归简单与淡定，还课堂教学以自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