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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学处于统一规范的裁决与检查中，而语言学研究的转向以及作者主体的消失，使得心学或心理学不再成为考察的对象。然而，重提心性诗学，是对文学多样性的一种复归，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新趋势下，朱光潜《诗论》的“化西”为心性诗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两方面的思维转换视角，即境界对“心灵”的替换，以及语言对“自我”的表现。
随着结构主义将文学关注的重心转移至语言问题之上，西方诗学研究的“元科学”不再是心理学，而是为语言学所取代，对作者真实性的确认不再属于心理學范畴，而与“作者”相关的“主体”“自我”“心灵”这些概念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一一被解构。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提出的“作者—功能”思想，他认为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其作用只是表示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作者的传统意义消失，仅成为现代话语的一种传播方式。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人类生活于现代话语之下，成为被监视与被规范的对象，越来越失去对人类心灵的观照。
一、中西抒情理论和朱光潜《诗论》概述
中西文学具有悠久的抒情传统，人类假借文学抒发情感，使文学成为人类心灵表达的方式之一。当文学的写作被归结为作者用心的问题时，即被归结为“心学”（中国）或“心理学”（西方）问题，这便是中西抒情理论最基本的论说视域。由于“语言的遗忘”，中西抒情理论成为可能，中国抒情理论追求“情意”的“超语言性”和“只可意会性”，偏重心性内省的问题，而西方抒情理论则更多地进行“心理学”分析，偏重学科性范畴，尤以浪漫表现论的心理学分析占主导地位。
对于中西抒情理论在现今文学市场中的隐形身份，学者余虹曾认为现今对心性诗学辩护的声音是何等稀薄，而心性诗学想要重新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还得首先为“心灵”“自我”“主体”“作者”的存在真实性辩护。中国现代文论和古代文论分别作为现代学科存在，二者既相互承续又存在断裂。现代文论包含的西方诗学成分与中国古代文论有交叉部分，这为古代文论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在比较发展中激发出更多的文学共通性。为此，重提心性诗学的合法性可以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一“化西”中寻找可能。朱光潜在《诗论》的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和意象》和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个人的主观情趣与客观意象的互映互现使人见出诗的境界，而语言文字作为情感思想表现的载体，基于情感思想的真切性见出语言的生命。朱光潜对主体情感和客观物象的观照，可为重提心性诗学提供两方面的思维转换视角：一是境界对“心灵”的替换；二是语言对
“自我”的表现。
二、境界对“心灵”的替换
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对“心”进行批判，认为“心”是笛卡儿的发明，它指一种“内心生活的世界”，这一世界是笛卡儿的虚构。对于“心”的分离，既是对内在语言的否定，又使得西方抒情理论的论说基础有所动摇，作品意义的发生只取决于作品语言的机构关系，“语言事实”取代了作者或读者主观意图导向的“心理事实”，而“心”这一古老信念不再成为“言说”的主体。“心灵”的退场，使“语言事实”成为文学的唯一性，如若现今的文学一味地关注“语言事实”，便不可避免落入文化工业的模式，而大众读者对语言的认定，使文学生产沦为满足消费需求的方式，从精神层面退回观感享受。
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出，诗的境界是通过“直觉”的“见”而完成，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而境界的内容是“直觉的知”，不是“名理的知”，以“直觉”区别实际的世界和名理的世界，为此，诗的内容是意象化的情趣，抛开了实用世界，纯任心灵。而作为独立自足的意象若恰能表现一种情趣，便能见出诗的境界。诗的境界虽创生于直觉，是直觉得以最终完成的“途径”或“手段”，却是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二者的契合需要通过“移情”与“内模仿”的作用，克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对于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朱光潜在尼采悲剧诞生论的基础上提出，以意象比附阿波罗精神，以情趣比附狄奥尼索斯精神，通过转移阿波罗的明镜来照临狄奥尼索斯的痛苦挣扎，于是意志外射于意象，痛苦附形为庄严优美，结果乃有希腊悲剧的产生。诗的情趣是必经阿波罗的洗礼，经过冷静的观照，在沉静中得以
回味的。
正如西方浪漫表现论主张抒发自然本真之情，其中“情”的自然本真性来自“心之反省”的反思性，在华兹华斯看来，文明时代的“心灵”被“虚伪的文雅”和“人为的欲望”所欺蒙，所以自然触发的情感并不是诗歌写作的直接来源，而需要经过审慎反省才能作为吟唱的对象。由于“心灵”的自发性决定着感物方式的自发性，所以随着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见”出境界，即是对“心灵”的一种新的选择，随着“心灵”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也使得“心灵”不同于最初的形式，境界对“心灵”的深层替换，使得“心灵”不被遮蔽，这为心性诗学的重提提供了可能。
境界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经过了从“象”到“意象”再到“意境”，最后到“境界”的四个过程。中国古代认为象比言更接近事实本身，《周易·系辞上》提到“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而唐代皎然、刘禹锡等人将佛经中常出现的“境”挪到审美上，特别是刘禹锡“境生于象外”一语揭示了“境界”的本质。虽然朱光潜的境界说比之中国传统审美上的境界多了一层现代美学理论的色彩，但随着文学传统的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循环，朱光潜认为只有彻底抛弃功利主义，以纯粹心态创作的作品才具有更悠长的艺术价值。为此，在当代文学创作的背景下，境界作为情趣和意象的契合完成了对“心灵”的替换，通过抒情理论审视作品更具现代性。
三、语言对“自我”的表现
虽然在拉康的分析后，“自我”成了一个语言学概念，在根本上丧失了“我的独有性”，成了无意识中的“公共角色”，其生成仅处于语言的交流活动中。从个体向公共的转变，既是随着国家社会变迁的一种演进，又是对文学创造的一次新的探索。但是，对于“自我”的趋同化，尤其在“自我”被认定为完成想象的对象后，想象的创造力成为可预测的对象，“自我”个性消失，作者仅成为文本的作者，而不是作为天才的作家而存在。
语言学在20世纪开始成为文学关注的中心，至今语言并未退出文学的舞台，虽然语言的意义不同于传统，但语言在发展中创造了新的可能。朱光潜通过西方理论构筑中国的诗学系统，作为以西融中的方式之一，进行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创造了中国文论的新活力。《诗论》第四章提出，诗除了拥有情趣和意象契合后“见”出的境界外，还需将蕴藏于心中的意境传达于语言文字，唯有以语言的形式才能让内在的情感思想表现出来。在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上，心感于物（刺激）而动（反应），情感思想和语言都是这“动”的片面。
朱光潜通过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情感与语言的关系的分析，认为思想情感和语言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方面，凡语言必伴有情感思想，但情感思想的某部分有不伴着语言的可能。为此，“自我”的情感思想是通过语言得以外现的，而语言的生命全在情感思想，通常散在字典中的单字都已失去它们在具体情境中所伴着的情感思想，所以没有生命。语言的存在早在诗的想象阶段便已产生，由于语言与文字的误解，人们认为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二者是同步的，实际上，语言和情感思想有着同一实质，语言与情感思想是平行一致的存在。
朱光潜认为，艺术的表现都是象征，而回到“自我”之上，“自我”常作为被表现的对象而存在。在西方浪漫表现论诗学范畴中，象征是暗示某种主观情思的外在物象，“象征之象”作为“情感象征”与中国抒情理论中的“兴象”无异，都有一个情景合一、意象合一的结构，但中国抒情理论强调“兴象”的自然偶发性和浑然天成性，“象征之象”更多地强调并分析象征之象在虚实、内外、可见不可见之间的转换。象征在外在物象语言化的过程中使主观情思由内向外，而心性诗学如若对“自我”的存在进行肯定，则需通过语言得以继续表现。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
随着结构主义将文学关注的重心转移至语言问题之上，西方诗学研究的“元科学”不再是心理学，而是为语言学所取代，对作者真实性的确认不再属于心理學范畴，而与“作者”相关的“主体”“自我”“心灵”这些概念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一一被解构。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提出的“作者—功能”思想，他认为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其作用只是表示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作者的传统意义消失，仅成为现代话语的一种传播方式。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人类生活于现代话语之下，成为被监视与被规范的对象，越来越失去对人类心灵的观照。
一、中西抒情理论和朱光潜《诗论》概述
中西文学具有悠久的抒情传统，人类假借文学抒发情感，使文学成为人类心灵表达的方式之一。当文学的写作被归结为作者用心的问题时，即被归结为“心学”（中国）或“心理学”（西方）问题，这便是中西抒情理论最基本的论说视域。由于“语言的遗忘”，中西抒情理论成为可能，中国抒情理论追求“情意”的“超语言性”和“只可意会性”，偏重心性内省的问题，而西方抒情理论则更多地进行“心理学”分析，偏重学科性范畴，尤以浪漫表现论的心理学分析占主导地位。
对于中西抒情理论在现今文学市场中的隐形身份，学者余虹曾认为现今对心性诗学辩护的声音是何等稀薄，而心性诗学想要重新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还得首先为“心灵”“自我”“主体”“作者”的存在真实性辩护。中国现代文论和古代文论分别作为现代学科存在，二者既相互承续又存在断裂。现代文论包含的西方诗学成分与中国古代文论有交叉部分，这为古代文论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在比较发展中激发出更多的文学共通性。为此，重提心性诗学的合法性可以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一“化西”中寻找可能。朱光潜在《诗论》的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和意象》和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个人的主观情趣与客观意象的互映互现使人见出诗的境界，而语言文字作为情感思想表现的载体，基于情感思想的真切性见出语言的生命。朱光潜对主体情感和客观物象的观照，可为重提心性诗学提供两方面的思维转换视角：一是境界对“心灵”的替换；二是语言对
“自我”的表现。
二、境界对“心灵”的替换
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对“心”进行批判，认为“心”是笛卡儿的发明，它指一种“内心生活的世界”，这一世界是笛卡儿的虚构。对于“心”的分离，既是对内在语言的否定，又使得西方抒情理论的论说基础有所动摇，作品意义的发生只取决于作品语言的机构关系，“语言事实”取代了作者或读者主观意图导向的“心理事实”，而“心”这一古老信念不再成为“言说”的主体。“心灵”的退场，使“语言事实”成为文学的唯一性，如若现今的文学一味地关注“语言事实”，便不可避免落入文化工业的模式，而大众读者对语言的认定，使文学生产沦为满足消费需求的方式，从精神层面退回观感享受。
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出，诗的境界是通过“直觉”的“见”而完成，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而境界的内容是“直觉的知”，不是“名理的知”，以“直觉”区别实际的世界和名理的世界，为此，诗的内容是意象化的情趣，抛开了实用世界，纯任心灵。而作为独立自足的意象若恰能表现一种情趣，便能见出诗的境界。诗的境界虽创生于直觉，是直觉得以最终完成的“途径”或“手段”，却是意象与情趣的契合。二者的契合需要通过“移情”与“内模仿”的作用，克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对于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朱光潜在尼采悲剧诞生论的基础上提出，以意象比附阿波罗精神，以情趣比附狄奥尼索斯精神，通过转移阿波罗的明镜来照临狄奥尼索斯的痛苦挣扎，于是意志外射于意象，痛苦附形为庄严优美，结果乃有希腊悲剧的产生。诗的情趣是必经阿波罗的洗礼，经过冷静的观照，在沉静中得以
回味的。
正如西方浪漫表现论主张抒发自然本真之情，其中“情”的自然本真性来自“心之反省”的反思性，在华兹华斯看来，文明时代的“心灵”被“虚伪的文雅”和“人为的欲望”所欺蒙，所以自然触发的情感并不是诗歌写作的直接来源，而需要经过审慎反省才能作为吟唱的对象。由于“心灵”的自发性决定着感物方式的自发性，所以随着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见”出境界，即是对“心灵”的一种新的选择，随着“心灵”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也使得“心灵”不同于最初的形式，境界对“心灵”的深层替换，使得“心灵”不被遮蔽，这为心性诗学的重提提供了可能。
境界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经过了从“象”到“意象”再到“意境”，最后到“境界”的四个过程。中国古代认为象比言更接近事实本身，《周易·系辞上》提到“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而唐代皎然、刘禹锡等人将佛经中常出现的“境”挪到审美上，特别是刘禹锡“境生于象外”一语揭示了“境界”的本质。虽然朱光潜的境界说比之中国传统审美上的境界多了一层现代美学理论的色彩，但随着文学传统的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循环，朱光潜认为只有彻底抛弃功利主义，以纯粹心态创作的作品才具有更悠长的艺术价值。为此，在当代文学创作的背景下，境界作为情趣和意象的契合完成了对“心灵”的替换，通过抒情理论审视作品更具现代性。
三、语言对“自我”的表现
虽然在拉康的分析后，“自我”成了一个语言学概念，在根本上丧失了“我的独有性”，成了无意识中的“公共角色”，其生成仅处于语言的交流活动中。从个体向公共的转变，既是随着国家社会变迁的一种演进，又是对文学创造的一次新的探索。但是，对于“自我”的趋同化，尤其在“自我”被认定为完成想象的对象后，想象的创造力成为可预测的对象，“自我”个性消失，作者仅成为文本的作者，而不是作为天才的作家而存在。
语言学在20世纪开始成为文学关注的中心，至今语言并未退出文学的舞台，虽然语言的意义不同于传统，但语言在发展中创造了新的可能。朱光潜通过西方理论构筑中国的诗学系统，作为以西融中的方式之一，进行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创造了中国文论的新活力。《诗论》第四章提出，诗除了拥有情趣和意象契合后“见”出的境界外，还需将蕴藏于心中的意境传达于语言文字，唯有以语言的形式才能让内在的情感思想表现出来。在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上，心感于物（刺激）而动（反应），情感思想和语言都是这“动”的片面。
朱光潜通过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情感与语言的关系的分析，认为思想情感和语言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心理反应中的三方面，凡语言必伴有情感思想，但情感思想的某部分有不伴着语言的可能。为此，“自我”的情感思想是通过语言得以外现的，而语言的生命全在情感思想，通常散在字典中的单字都已失去它们在具体情境中所伴着的情感思想，所以没有生命。语言的存在早在诗的想象阶段便已产生，由于语言与文字的误解，人们认为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二者是同步的，实际上，语言和情感思想有着同一实质，语言与情感思想是平行一致的存在。
朱光潜认为，艺术的表现都是象征，而回到“自我”之上，“自我”常作为被表现的对象而存在。在西方浪漫表现论诗学范畴中，象征是暗示某种主观情思的外在物象，“象征之象”作为“情感象征”与中国抒情理论中的“兴象”无异，都有一个情景合一、意象合一的结构，但中国抒情理论强调“兴象”的自然偶发性和浑然天成性，“象征之象”更多地强调并分析象征之象在虚实、内外、可见不可见之间的转换。象征在外在物象语言化的过程中使主观情思由内向外，而心性诗学如若对“自我”的存在进行肯定，则需通过语言得以继续表现。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