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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所写,其观点在开场便已亮出:“六国之灭,弊在赂秦”,并以此批评北宋政府支付给辽岁币“花钱买平安”的行为。我认为,这篇文章,无论从先秦的史实、还是从苏文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文中观点来看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文章对先秦的史實选取及六国之败原因认识缺乏全面性。苏洵认为,六国战败不在战不善而在于赂秦,但从秦国历年的征战中看,六国之败还真不在赂秦,而在战不善。
面对强秦,六国曾多次“并力西向”。苏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六国曾有抗秦之举,实际上,从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到秦王政五年(前241年),六国有五次“并力西向”,但六国合纵攻秦,成效并不好。除了第二次和第四次取得暂时的胜利外,其余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前241年,最后一次抗秦联盟在蕞地(今西安郊外)全军覆没。至此,六国完全丧失了与秦抗争的实力。虽然期间,抗秦合纵也曾有过胜利,但最多只将秦军限制在函谷关内,而无法再进一步,无法从根本上削弱秦国的实力。
秦国疆域扩张源于持续的武力征伐。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苴,将秦国领土地扩大了近一倍。前279年,白起伐楚,占领楚国的南阳诸郡。特别是秦王嬴政即位后,自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十年中,命王翦、王贲父子及李信、蒙武等将率军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一统天下。由此可见,秦军以武力打下的领土是十分庞大的,这与苏文说六国由于赂秦的失地的面积是因战败失地的面积数倍的说法不符。
苏文单单陈述了赂秦的史实和利害关系,但是六国赂秦的真正原因却未提及。六国为何老是打败仗?究其根本,秦国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原因。
秦国为什么会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商鞅变法,这次变革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军队来讲,都是一个时代性的变革。《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战国策》中描写“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场面,也显示了秦军在变法后战斗力的极大提升。
综上所述,合纵的无效,秦国的强大,导致了山东六国只能以赂秦来苟且偷安。苏洵没有看到秦国强大的真正原因,也刻意忽视六国合纵无效的史实。没有这些作为支撑,苏洵后文关于宋代“赂敌”的批判是难以站稳脚跟的。
其次,反观苏文的年代——北宋的时代背景,我认为,不能以简单的以给“岁币”这种看似屈辱的形式,来作为判断北宋做法的优劣。
1004年秋,辽圣宗率兵南下,宋真宗亲片,在檀州督战,宋辽僵持下,最终于当年十二月签订“檀渊之盟”,宋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包。由于北宋政府要给少数民族政权每年一百三十万两的“岁币”,苏文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极其不满。如果单从数目看,似乎很大,也难怪苏子会着急。
但岁币真如苏子所想的一般,是养虎为患之举吗?不见得。
第一,岁币占北宋财政支出的比重很小。《宋史》中记载,宋代军费开支约占年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约为三千万两,三十万两是三千万两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年支出的百分之零点二,所以三十万两并不多,对宋政府并不是负担。
第二,宋代商业发达,贸易额大,财政收入颇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政府从商业税中的收入也十分可观,北宋皇祐年间53万两,治平年间63万两,比起岁币的支出要多不少,按商业税最高百分之二十算,宋代商业确实赚了不少钱,而宋代除了海外贸易以外,基本都在和辽国做生意,照这些算,北宋一年从辽国赚回几百万两。
第三,北宋“岁币”是现金而不是土地,苏文六国赂秦割的是地,而北宋给的是钱,相比之下,土地无疑会使秦国更加强大,但为数不多的岁币对辽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
第四,岁币给宋辽之间带来了世纪之久的的安宁。檀渊之盟后,一直持续到了辽国灭亡,双方互通使节三百八十余次。这与秦国连年进犯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史书有载,宋辽边境在此后“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岁币也使两国关系变得十分友好,《辽史》中记载,宋真宗驾崩后,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更表明了两国关系并不差。
第五,给岁币也是北宋边防制度导致的无奈之举,宋太祖收精兵归中央,导致了边防空虚,此外废都检点,设殿前司、侍卫司、枢密院管辖军事更导致了调兵效率低下,以辽国铁骑的速度,一周以内包围汴梁城绰绰有余。
战争费用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十分巨大,一边是军费耗资庞大,人员伤亡庞大、财政损失庞大,百姓不得安宁的战争,另一边是成本较小,和平可能性较大,百姓安居乐业的“岁币”,宋代统治者的选择不得而知。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战争不是唯一的出路,武力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战争的胜败固然重要,但百姓的生命也尤为珍贵。
最后,作者只限于借古讽今,却未考虑提出解决北宋这一问题的出路。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作用可以是借古讽今,但人们不仅仅要了解历史,更要从历史中寻求思考当今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不是单单喊几句苍白无力的口号,像苏洵一样只有道德上的批判,而无理性的建议,报怨几句现实,并不能改变令自己不满的现实。
反观今日,历史的借鉴作用依然十分巨大,至今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在看见问题的同时,不光只批判存在的问题,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思考结合去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直接解决问题,有破也有立,这才是改革现实的好方法。
首先,文章对先秦的史實选取及六国之败原因认识缺乏全面性。苏洵认为,六国战败不在战不善而在于赂秦,但从秦国历年的征战中看,六国之败还真不在赂秦,而在战不善。
面对强秦,六国曾多次“并力西向”。苏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六国曾有抗秦之举,实际上,从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到秦王政五年(前241年),六国有五次“并力西向”,但六国合纵攻秦,成效并不好。除了第二次和第四次取得暂时的胜利外,其余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前241年,最后一次抗秦联盟在蕞地(今西安郊外)全军覆没。至此,六国完全丧失了与秦抗争的实力。虽然期间,抗秦合纵也曾有过胜利,但最多只将秦军限制在函谷关内,而无法再进一步,无法从根本上削弱秦国的实力。
秦国疆域扩张源于持续的武力征伐。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苴,将秦国领土地扩大了近一倍。前279年,白起伐楚,占领楚国的南阳诸郡。特别是秦王嬴政即位后,自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十年中,命王翦、王贲父子及李信、蒙武等将率军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一统天下。由此可见,秦军以武力打下的领土是十分庞大的,这与苏文说六国由于赂秦的失地的面积是因战败失地的面积数倍的说法不符。
苏文单单陈述了赂秦的史实和利害关系,但是六国赂秦的真正原因却未提及。六国为何老是打败仗?究其根本,秦国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原因。
秦国为什么会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商鞅变法,这次变革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军队来讲,都是一个时代性的变革。《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战国策》中描写“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场面,也显示了秦军在变法后战斗力的极大提升。
综上所述,合纵的无效,秦国的强大,导致了山东六国只能以赂秦来苟且偷安。苏洵没有看到秦国强大的真正原因,也刻意忽视六国合纵无效的史实。没有这些作为支撑,苏洵后文关于宋代“赂敌”的批判是难以站稳脚跟的。
其次,反观苏文的年代——北宋的时代背景,我认为,不能以简单的以给“岁币”这种看似屈辱的形式,来作为判断北宋做法的优劣。
1004年秋,辽圣宗率兵南下,宋真宗亲片,在檀州督战,宋辽僵持下,最终于当年十二月签订“檀渊之盟”,宋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包。由于北宋政府要给少数民族政权每年一百三十万两的“岁币”,苏文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极其不满。如果单从数目看,似乎很大,也难怪苏子会着急。
但岁币真如苏子所想的一般,是养虎为患之举吗?不见得。
第一,岁币占北宋财政支出的比重很小。《宋史》中记载,宋代军费开支约占年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约为三千万两,三十万两是三千万两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年支出的百分之零点二,所以三十万两并不多,对宋政府并不是负担。
第二,宋代商业发达,贸易额大,财政收入颇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政府从商业税中的收入也十分可观,北宋皇祐年间53万两,治平年间63万两,比起岁币的支出要多不少,按商业税最高百分之二十算,宋代商业确实赚了不少钱,而宋代除了海外贸易以外,基本都在和辽国做生意,照这些算,北宋一年从辽国赚回几百万两。
第三,北宋“岁币”是现金而不是土地,苏文六国赂秦割的是地,而北宋给的是钱,相比之下,土地无疑会使秦国更加强大,但为数不多的岁币对辽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
第四,岁币给宋辽之间带来了世纪之久的的安宁。檀渊之盟后,一直持续到了辽国灭亡,双方互通使节三百八十余次。这与秦国连年进犯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史书有载,宋辽边境在此后“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岁币也使两国关系变得十分友好,《辽史》中记载,宋真宗驾崩后,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更表明了两国关系并不差。
第五,给岁币也是北宋边防制度导致的无奈之举,宋太祖收精兵归中央,导致了边防空虚,此外废都检点,设殿前司、侍卫司、枢密院管辖军事更导致了调兵效率低下,以辽国铁骑的速度,一周以内包围汴梁城绰绰有余。
战争费用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十分巨大,一边是军费耗资庞大,人员伤亡庞大、财政损失庞大,百姓不得安宁的战争,另一边是成本较小,和平可能性较大,百姓安居乐业的“岁币”,宋代统治者的选择不得而知。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战争不是唯一的出路,武力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战争的胜败固然重要,但百姓的生命也尤为珍贵。
最后,作者只限于借古讽今,却未考虑提出解决北宋这一问题的出路。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作用可以是借古讽今,但人们不仅仅要了解历史,更要从历史中寻求思考当今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不是单单喊几句苍白无力的口号,像苏洵一样只有道德上的批判,而无理性的建议,报怨几句现实,并不能改变令自己不满的现实。
反观今日,历史的借鉴作用依然十分巨大,至今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在看见问题的同时,不光只批判存在的问题,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思考结合去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直接解决问题,有破也有立,这才是改革现实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