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提高应对国际局势能力

来源 :当代世界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3625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本刊记者就学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同志。
  记者:首先感谢蔡副部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可否谈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提出了哪些要求?
  蔡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围绕这一命题,针对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队伍的现实状况,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决定》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三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
  把认识世界形势、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同党的的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并且把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提出来,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首先,它是我们党两大历史性转变之一,即从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转变为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这一转变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它充分反映出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与国际因素的互动日益密切,日益频繁,日益深刻,对我们党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再次,它反映了我国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变化这一现实,对执政党应对国际形势、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眼界要宽广,要争取掌握主动权,提高打交道的本领。
  《决定》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要求,而是对执政党自身建设和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着重突出了认识论和理性思维的要求,着重突出了宏观把握和全面筹谋的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党和国家外交政策的重申,而是对执政党对外方针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基本理念和价值标准的阐释,着重突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的理念,永远不称霸的理念,坚持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发来确定立场和政策的理念,以及伸张正义、支持公道的理念等;不是一般意义上强调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而是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提出把握内政外交的紧密联系,把握世界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也就是要把握规律性和发展方向,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着重强调要努力学习,要主动顺应时代潮流,要加强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这些阐释和表述,很有新意,很有针对性,又很有高度;由客观到主观,由认识到实践,内在逻辑十分严密,指导意义十分突出。
  记者:如何才能做到准确判断国际形势,从容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蔡武:《决定》提出,要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这里已经包含着对国际大局、世界形势的战略性判断。
  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我们确定内外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前提。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继续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仍是当今国际格局演变的两个主要趋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天下并不太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增多。国际上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此起彼伏,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重大事件不断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对现行国际机制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严重冲击。国际反恐斗争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并没有从根本上被铲除。与此同时,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总的看,国际形势发展对我们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世界局势总体缓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较为有利的三个趋势。世界局势总体缓和,总体和平局面可望保持,意味着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大国间的全面、严重对抗,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需的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虽然增大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压力,但同时,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发展的跨越、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在本世纪前半期这一较长时期中,尽管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和发生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但上述三大趋势逆转的可能性不大。这使我国有可能充分利用世界主潮流蕴涵的诸多机遇和各种有利因素,更深入、更全面地融入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内外互动的和平发展中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还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我们如何在激烈竞争中获胜。如果说20世纪主要是对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竞争的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认为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是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目标的有利时机,纷纷都在调整战略,力图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大有作为,大展鸿图。把握、利用国际战略机遇已经引发了大国间在广泛领域的激烈竞争。这种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社会所有领域,是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是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但同时也是可能实现双赢的激烈竞争。在这场竞争中的表现及结果,将对每个国家在21世纪的命运、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我国虽然已有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而且将继续长期面临发达国家优势实力的强大压力,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忽视。我国要在激烈竞争中获胜或占据有利地位,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
  记者:当前,为了牢牢把握外交工作的主动权,应当处理好哪些关系?
  蔡武:《决定》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这里就给全党提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科学制定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牢牢把握外交工作的主动权,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指导我们正确分析、科学判断形势的锐利武器。新时期新阶段,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是难得的,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也是空前的。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外交问题上,我们应坚持唯物辩证法,认识和处理好几对关系。
  单极与多极的关系。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发展。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多极格局比单极格局有利于形成和平、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后进国家的跃进。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理应在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世界多极化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其发展进程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比预想的困难、复杂得多。单极与多极的矛盾,谋求霸权与反对霸权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其间还可能会出现种种复杂的局面,多极化进程也将经历种种困难和曲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维护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关系。我们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坚定地维护和发展我国的根本利益。要根据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情况,牢牢把握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首先要维护经济和发展利益。就是要努力使发展不因外在压力或胁迫而中断,能够稳妥地获得保障经济建设稳定而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正常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保持良好的国际市场;还要坚定地维护我们的政治利益,就是要努力保持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行的行政体制以及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不在外部胁迫的情况下发生改变,防止外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给我国社会的基本稳定状态造成危害;我们要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就是要努力保护主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活动,防范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切国家紧密联系而相互依存的时代,在我国深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将日益面对涉及到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或者说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盛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口不平衡增长、威胁人类健康和各种生物生存的传染性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内外事务的传统分界线,容易迅速造成重大灾难性后果,更需要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各国人民的合作。我们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努力把维护我国利益与促进各国共同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国内发展与国际贡献的关系。要坚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不动摇,处理好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局部与整体、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我们经常讲,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解决好13亿人的生存、发展和全面小康,就是我们对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大贡献。这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这个阶段,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估价,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把将来才可以办到的事情勉强拿到今天来办。在涉及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要坚持原则,但不当头,不扛旗,要争取有所作为,但不讲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引火烧身,避免图虚名而招实祸,将自己卷入到那些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的漩涡中去。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应该更多地体现在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加快建设步伐、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上,体现在我们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上,体现在积极参与制定和改善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维护国家利益上,体现在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上,体现在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同制度和平共处、发展模式多样自主、文明成果交流共享的理念上。
  外交工作布局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之间的关系。我国外交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外交工作布局要为实现这一根本任务而筹谋。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布局的核心组成部分,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又相互影响。我们要主动应对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筹同各大国的关系。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加强与各大国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促进相互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要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以“睦邻、安邻、富邻”作为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积极推动同所有邻国的睦邻友好,进而推动亚洲乃至于亚太区域合作向更高的水平、更广的领域、更深的程度健康发展。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夯实我国外交的根本立足点。要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扩大和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做好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磋商,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和合理主张,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为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坚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防止大国主义倾向。
  妥善处理好双边和多边相结合的外交布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多边外交日益重要,多边机制已成为处理国际事务、调节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我们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利用多边外交和多边机制,使之成为维护我国家利益、发挥我应有作用的重要舞台。去年9月,我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举办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在亚太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要履行和发挥我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各领域的活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核心作用。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我国第一次派出维和防暴警察去未建交国海地参加维和行动,扩大了我国的影响。推动联合国更加关注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我们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及跨区域组织活动,加强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结构的合作。我们要促进南北对话,积极推动和参与南南合作。积极稳妥地参与国际反恐、防扩散等方面的合作。我们还要善于运用现行国际规则,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推动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公道、不合理的内容。
  记者:学习贯彻好四中全会决定,给外交外事战线工作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蔡武:实际上决定本身就提出,必须重视学习和掌握国际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知识,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世界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这是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的。我认为,对我们全体外交外事工作者,这个要求尤为重要。这个要求可以概括为:努力学习国际知识,培育宽广世界眼界,认识把握发展规律,增强战略前瞻思维,明确自身历史定位,自觉服从全党大局,提高对外应对本领,摆脱被动,掌握主动。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关于世界眼光的要求。我们只有以世界眼光来观察形势,才能将一个地区、一项事业准确定位,才能制定、实施正确的战略。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与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现实中,如果不从世界来看中国,仅就自身而谈自身,也不可能认识自身。只有以敏锐的世界眼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做出科学判断,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趋利避害,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方针,才能咬定发展是硬道理而不会因为各种干扰而影响中心工作和第一要务,才会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掌握战略上的主动和策略上的灵活,游刃有余。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其他文献
亚洲国家的政党政治发源于19世纪,其发展历程蜿蜒曲折、复杂多样,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为亚洲政党政治的形成阶段,产生了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第二阶段,从战后到冷战结束,为其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的阶段,各种类型的政党相继出现,政党政治在多数国家立足并发挥作用。第三阶段,从冷战后至今,为其调整与演变阶段,政党政治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多党民主浪潮在亚洲部分国家
期刊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对友好邻邦越南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发展中越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受到了越南党和政府热情、隆重、友好和超规格的接待,受到了越南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胡锦涛总书记本着“增进友好互信、推动互利合
期刊
2005年4月9日至12日,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曼莫汉.辛格的邀请,温家宝总理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总理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印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揭开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国际舆论对中国领导人访印以及中印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共识给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40%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能够携手发展,互利合作,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乃至整个国际关系
期刊
挪威(Norway),在英语中意指 “通往北方之路”,因为古代的日耳曼人主要的通商航路中有一条是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北上,叫北航路,即北方之路。时间一久就演变成了挪威这个国家的名字。  从地图上看,挪威就像一个棒槌斜卧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国土面积38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狭长,一直延伸到欧洲大陆的最北端,南北蜿蜒1770多公里,而东西间最宽处434公里,最窄处仅6.3公里,其中有2/5以上在北
期刊
2月27日至3月4日,中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艾平受命作为中联部代表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下简称“圣普”)出席友好政党圣普解放运动-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解运”)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对圣普做实地考察,我有幸作为艾平同志的助手随行。  走入“敌后”  由于是第一次前往一个台湾“邦交国”,又是中圣两国断交近8年来作为我们党首次派赴圣普的成员,肩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些工作”的神圣使命让我们怀着既新鲜又有许些
期刊
FTA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 Agreement)的简称,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区内各成员国之间取消商品货物贸易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的商品实现完全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FTA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它已经成为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一个新亮
期刊
2004年初,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对应台湾海峡,具有自身特点、独特优势、自然集聚、无法依存其他经济区的区域经济综合体。这是新时期发挥福建优势、加快福建发展的新思路,是服务全国大局、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重大决策,也是福建区域定位的现实选择。作为全省外事工作综合归口管理部门,我们要站在这个新的战略
期刊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当前,国际形势总体对我有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并行发展,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外交工作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唐家璇国务委员在东北三省外事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外事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更好地
期刊
尽管日军侵华战争的硝  烟已经远去,但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至今仍未彻底平复。正视过去战争遗留的种种问题,探讨解决遗留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乃是中日两大民族争取深层次和解、创造东亚共同繁荣的未来的必要前题和先决条件。  战争遗留的三大问题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工及赔偿问题。据日本外务省管理局1946年3月1日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一般简称为“外务省报告书
期刊
(EGP)在“欧洲绿党联盟”(EFGP)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绿党的成立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使原来分散的32个绿党能够以共同的宣言和行动表达他们共同的声音,进一步扩大绿党在欧洲的影响。绿党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先在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产生并迅速扩展开来的社会政治现象,它之所以成为典型的20世纪西方“后30年现象”,在于它与其他新社会运动相比,无论是运动规模、参与人数,还是社会政治影响,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