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词大家数不胜数，但是能有一个特殊的节日单独为其纪念的大概只有屈原一人了。屈原为什么可以美名远播千年呢？这与屈原的高风亮节是分不开的，他的诗在当时独具匠心、写意潇洒，不仅在文学作品上成绩非凡，他的爱国之情也鼓舞着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大家认可、接受并喜爱的。在很久的一段时间里，屈原度过了一段非常难挨的时期，他不被认可、接受，甚至被误解、诬陷，最后随着时间的积淀，屈原的美好和爱国精神才逐渐被大家所接受。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1978年，学者饶宗颐提议建立“楚辞学”;1985年6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其实，历代诗论家及诗人对屈原的作品早有研究，自汉迄今，楚辞研究历时两千多年，相关专著近千部。许多诗人也对屈原作品的艺术手法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纵观历代诗论家、诗人对屈原作品的阐释与接受，笔者着重分析魏晋人士对屈原的接受。
　　杨钊、李金荣在《魏晋时期评屈述略》中提出，屈原的作品在魏晋南北朝和汉朝的境界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本没有对屈原的作品和言论进行深度剖析，只是简要的认知和了解，并且没有在大范围里进行传播教学和分析解释。汉朝的时候就截然不同，他们对屈原的作品进行了深度的了解和剖析，并且对屈原的思想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理解，全方位将屈原理解得较为透彻。
　　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对这些作品的认可、肯定和接受，但是相对于批评的声音总是显得不值一提，很多人都对其进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对其进行彻头彻尾的否定。曹世文在《两汉与魏晋时期对屈原评价的差异》提出，无论汉朝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屈原的作品分析都是有较大的区别和想法的。详细来讲，魏晋时期都是对屈原作品的了解，只限于作品表面，根本没有涉及屈原思想层面的，他们绝大多数仅对屈原作品的本身进行分析，但是很少有人可以了解到屈原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与众不同的爱国情怀。而汉朝文人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不仅对作品进行分析，而且深入了解到屈原的内心世界，无论他的爱国情怀，还是屈原的精神需求，都进行了一定的了解。刘禹昌在《略述历代评论屈原的“为人”》提出：“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姚静波在《试析班固对屈原之批评》提出，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之辞有三个前提依据，即屈骚文本依据、前人评价依据及主体倾向依据，而这一切与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是密不可分的;同时，班氏对屈骚存在既否定又肯定的矛盾倾向，这种矛盾倾向源于其理论的立场不同。
　　郭维森在《论汉人对屈原的评价》提出屈原作品写成之后，在楚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因而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得以流传和保存。但是，较系统地对屈原作品进行研究，則开始于汉代。汉朝“楚辞学”的开辟时代，这个朝代对屈原的作品和内心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的分析评论都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人评价屈原，观点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反映了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金开诚在《论魏晋人士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提出，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他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中被世人永远铭记于心。他的一生在战国这个到处充满了鲜血与杀戮的年代里反而留下了不一样的足迹，他所写的《离骚》成了被后世经久流传的佳句名诗。屈原的这些诗词歌赋与《诗经》中的国风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为人津津乐道的“风骚”，这笔财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五千年后的今天来看，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产。
　　黄松毅在《魏晋人士屈原解读之意》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在汉代基础之上，继续构建着屈原不遇的形象，并以其任诞的行为，塑造着屈原狷介的人格。而民间风俗的发展，促进了屈原民间形象的初步构建。
　　殷光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大致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魏晋学“骚”、拟“骚”者不乏其人，但无突出成绩，亦少精到或警策之语;至南北朝，评“骚”、拟“骚”又显活跃，诸家言论，有誉有毁：誉者视《离骚》为“奇文”，赞曰“屈平联藻于日月”;毁者将屈原视为“狂人”或“轻薄”之人，认为其死不足惜。无论是誉是毁、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均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随着楚辞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楚辞研究的情况，有必要加以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评价。魏晋人论及屈原并有所评价者有：曹丕、刘毅、挚虞、谢万、陆云、曹摅、皇甫谧、葛洪、陶渊明、萧统等。
　　李大明在《魏晋时期文人论屈原与楚辞》提出辞赋在当时很受普罗大众的喜欢，尤其是屈原的华丽画风都很受大家的推崇。但是奇怪的是，屈原这个人在当时并不是很受大家认可，甚至有一部分文人雅士、政府官员对他采取敌视态度，这个人的形象显得分外寂寥，之所以出现如此矛盾，是因为六朝时人们对屈原的理解不是全面的：他们注意到屈原思想中忠君的一面，但殊少理解其爱国的一面;注意到屈原行为的特异狂放，但对此又产生了误解;重视屈原情感的忧郁缠绵，但忽视了其正大刚直的一面;艺术形式上，六朝文人对屈原的学习则存在美人香草抒情形式的僵化、艳丽风格的俗化和声律形式的极端化倾向。
　　李金荣在《试论魏晋时期的屈赋批评》提出，与汉朝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对楚辞汉赋相比较，进行透彻的分析理论，这些行为相比于汉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屈原精神世界的分析和理解，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作品表面，而是加强了对作品背后可能产生故事的理解，也不是像汉代那样重视对于屈赋的政治功利批评和道德伦理批评。对于屈原诗词歌赋方面的理解在当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决定了往后屈原诗词歌赋的理解注释方向。
　　刁生虎在《依经立义与主体证悟—汉代屈骚闻释的价值取向与解读方法》提出依经立义与主体证悟是汉代屈骚阐释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和解读方法。石文英在《魏晋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