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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创作基础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因家中有文木山房,故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由于他32岁时由家乡移居江苏秦淮河畔的南京,并定居在那里,因此他又自称“秦淮寓客”。
康熙四十年(1701),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大家庭里。他的远祖因跟从明永乐帝“创业”有功,封邑江苏六合;后来又从六合迁居全椒,先业农,后行医。到了清初,吴家又有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他的曾祖辈“兄弟五人,四成进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做过州同知,但死得很早。伯叔祖吴晟、吴昺一个进士、一个榜眼,当时都很有文名。但到吴敬梓父亲这里,家道开始衰落了。他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仅做过赣榆县县学教谕这样几乎不入流的小学官,无论是收入还是地位,都无法与上辈人相比。然而,吴敬梓毕竟生在“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的环境里,祖辈留下的读书应科举的传统深刻影响着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小时候的吴敬梓饱览了“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他还特别喜欢读各种野史笔记。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吴敬梓从小聪明过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这未免有夸大之词,但吴敬梓学习刻苦,在诗、词、文方面都下过一番功夫,则是时人公认的。
13岁时,吴敬梓的母亲去世了。第二年,他跟着父亲来到江苏东北海边的赣榆,在这里吴敬梓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开阔了眼界。然而,不幸的是,23岁时,他的父亲吴霖起也去世了。父亲的去世,对吴敬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与此相伴的更大打击就是吴氏家族内部为了争夺财产打得不可开交。吴敬梓亲眼见到了平时道貌岸然、满口“孝悌慈爱”的长辈们为了利益撕破嘴脸,露出种种丑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吴敬梓心怀愤懑,那就是他20岁考取了秀才,应该说这是吴敬梓科举之路的开始。然而,随后的乡试他却屡试不第。吴家祖祖辈辈都凭借科举出人头地,然而吴敬梓却连遭失败,他失落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加之,吴敬梓博览群书,他自认为是个有才之士,然而看着那些“不学无术”或不如自己的人乡试及第,平步青云,自己却名落孙山,胸怀大志的吴敬梓的内心充满了愤懑。他开始反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开始对社会风气发出忿忿不平之声。
科举失利的吴敬梓,开始“挥霍”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万余金产业,并最终将家产败光。于是,那些富贵的族人开始责骂他,势利的乡邻开始鄙视他,轻薄的少年开始取笑他,“乡里传为子弟戒”。
在这种情况下,33岁的吴敬梓离开了全椒,移居南京。这时,他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了。即便是这样,吴敬梓也没有巴结当地的官吏,没有投靠有势力的亲戚,而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官员、士绅、商人投以白眼;另一方面,他与那些有真才实学又不奔竞于功名的贤达之士交朋友,这些朋友的身份有經学家、考古学家、画家和思想家。通过和这些朋友的交往,吴敬梓产生了反礼教、反八股、重经学、尚实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儒林外史》中渗透着的精神。此外,这些学有专长又淡泊名利的士人也成为《儒林外史》中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倪老爹、鲍文卿一类淳朴可亲形象的原型。
应该说,生活的经历让吴敬梓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看到了“康乾盛世”下的种种社会弊病和人情冷暖。他不愿趋炎附势,不愿同流合污,他开始反思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反思当时社会中不同人的生活态度。其结果,就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诞生。
一般认为,《儒林外史》大约写于吴敬梓36岁以后,最晚在他49岁时完成,是他寄居南京时所作。此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以深邃的眼光洞察着世俗生活,并针砭时弊,他在为众多士子醉心于功名富贵而痛心疾首的同时,积极探索着士子乃至世人新的生活道路,勾画了他们应具有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虽特意说明故事的写作背景为明代,但一般人都可以看出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清代的事情。可以说作者是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当时“承平时代”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揭露了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弊病,这也是《儒林外史》一书的中心思想。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至清代已延续一千余年,其弊端日益显露。清代沿用明代八股取士的方法,应试者必须写得一手好的八股文才有可能被考官选中。而所谓的八股文形式死板,士子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当时的现实情况。醉心于作八股文的士子,思想僵化,即使考中得官,从政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于是,吴敬梓在说明他著书用意的第一回里,就通过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作者在这里明确否定了八股取士,认为这是使读书人头脑僵硬、走向腐化的渊源。接着,此书就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范进,是从20岁起就参加科举,考了二十几次都没有考取的老童生。生活非常困窘,全家只住“一间草屋”,饿得“面黄肌瘦”,寒冬腊月也没有一件能够御寒的衣服。后来,周进当学道的时候,出于怜悯心,赏了他一个秀才。范进回到家里,“母亲、妻子俱各欢喜”,连平日最轻视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贺喜。但是,秀才的名声和地位依然不高,所以势利的胡屠户仍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当范进向他借盘缠要进城参加乡试的时候,马上被老丈人啐了一脸,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到了乡试放榜的那一天,一个邻居告诉范进中举的消息,起初他还不相信,直到确认这是真实的情况后,范进顿时就发了疯:“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在用水将其灌醒之后,范进往外跑,披头散发,真是丑态百出。而此时的胡屠户马上换了个嘴脸,低眉笑眼,一口一个“贤婿老爷”。一朝中举,岳父大人便对女婿如此谄媚巴结,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真可谓是“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荣华富贵,立时飞来。应该看到,范进中举以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变,以及人们对他态度的骤然变化,是当时读书人所以沉迷科举功名的社会根源。也就是说,当时士子读书,为的不是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而是将读书应科举与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为了这块敲门砖,许多读书人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块敲门砖,读书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其他书籍和学问一概不管,有的甚至请别人做好文章,事先背熟,然后去考。更甚者,就带来了科场的腐败,私托人情、贿赂关节之事,层出不穷,简直就是作弊取士。科举制度的弊端,于此暴露无遗。 其次,《儒林外史》从批判科举制度出发,对封建社会中上自各级官吏,下至乡绅地主,旁及名士山人、盐商富贾,乃至和尚道士、媒人牙婆、骗子赌徒、势利小人等,无不做了“烛幽索引,物无遁形”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当时从科场出来的官僚,毫无实际经验,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杀敌,他们疯狂地追求科举功名,为的只是自身的荣华富贵,一旦做了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放肆地剥削百姓,成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酷吏。像王惠当了南昌太守,到任后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做的第一件事是: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děng),把六房书办都传了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凡是余利,都进了王惠的腰包。像王惠这种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所读圣贤之书只为应付考试,是伪善的假儒生。又如书中批判那些土豪劣绅,开当铺重利“剥削小民”,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要打板子”,又同府县官相勾结,“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最后,描绘了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儒林外史》中描绘的一些官员,从来都是为自己的“腰包”着想,而不顾百姓的生活。以治理黄河为例,这项工程无疑是那些负责河工的大小官吏贪污舞弊、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每当黄河泛滥,沿岸百姓死伤无数;房屋被冲毁的,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死亡线上挣扎。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淹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百姓生活贫困而得不到救助,府县等地方官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太平盛世”下的社会。有学者提出清朝自乾隆中后期便开始走向下坡路,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敬梓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在揭露当时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人、官员的丑恶嘴脸和社会政治腐败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作者吴敬梓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首先,吴敬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灵魂后,得出的结论是:八股取士制度和与之并生的功名富贵观念,是使儒士麻木、僵化、堕落的毒剂。因此,他刻画出的正面人物多有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只会作死板的八股文章。这源于他受了颜元、李塨学说的影响,像李塨就指出八股举业对士人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都淡泊名利,不巴结达官显贵,不贪图钱财,乐善好施。王冕听说时知县酷虐小民、无所不为,就躲避不见,“帖子请着倒不去”。虞育德虽做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每年却只积几两俸金,“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杜少卿不喜欢别人在他跟前说谁做了什么官、谁多有钱,他听见人向他说些苦,就拿出银子来给人用。正如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揭示出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第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要实行仁义,就要遵从礼的规定和制约。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吴敬梓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对礼法的忽视,丧失了仁义之心。于是,他在小说中写道:迟衡山极力建议盖一所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杜少卿大喜,并捐银三百两。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有着一副救世的热心肠,他们淡泊的是功名富贵,却不忘安天下的心志。虞育德是“以仁义服人”的实践者,他是祭泰伯祠这一重大活动中被众人推举出来的主祭者,是作者心目中的“真儒”。余二先生评价他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以德服人,以德化俗,是吴敬梓心中真儒的本质特征。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影响
我国的讽刺文学产生很早,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有许多讽喻的寓言。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传奇、元明戏曲中,也有讽刺的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像《西游记》中就有不少幽默、诙谐的讽刺。清初《聊斋志异》中,则出现了直接讽刺科举的短篇。吴敬梓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将讽刺艺术巧妙地运用到了《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
魯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可见此书讽刺艺术之高。
鲁迅先生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所讽刺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像王惠、汤奉那样的贪官污吏,严致中、张静斋那样的土豪劣绅,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之人,在当时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吴敬梓用巧妙的讽刺手法,将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引起读者的深思。
这样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在成书后,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好评。当时人程晋芳就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此后,各种版本不断出现,流传很广。后世的文学作品,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不论是它们的批判现实精神、艺术表现的讽刺手法,还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结构,都明显地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鲁迅先生评论《官场现形记》时就说它“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
还需指出的是,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儒林外史》也有着很高的地位。英国大百科全书称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美国大百科全书称它“由一个个精彩的讽刺故事组成,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有英国学者评论此书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有诗意的散文叙述之规范。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因家中有文木山房,故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由于他32岁时由家乡移居江苏秦淮河畔的南京,并定居在那里,因此他又自称“秦淮寓客”。
康熙四十年(1701),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大家庭里。他的远祖因跟从明永乐帝“创业”有功,封邑江苏六合;后来又从六合迁居全椒,先业农,后行医。到了清初,吴家又有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他的曾祖辈“兄弟五人,四成进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做过州同知,但死得很早。伯叔祖吴晟、吴昺一个进士、一个榜眼,当时都很有文名。但到吴敬梓父亲这里,家道开始衰落了。他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仅做过赣榆县县学教谕这样几乎不入流的小学官,无论是收入还是地位,都无法与上辈人相比。然而,吴敬梓毕竟生在“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的环境里,祖辈留下的读书应科举的传统深刻影响着他,使他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小时候的吴敬梓饱览了“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他还特别喜欢读各种野史笔记。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吴敬梓从小聪明过人,“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这未免有夸大之词,但吴敬梓学习刻苦,在诗、词、文方面都下过一番功夫,则是时人公认的。
13岁时,吴敬梓的母亲去世了。第二年,他跟着父亲来到江苏东北海边的赣榆,在这里吴敬梓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开阔了眼界。然而,不幸的是,23岁时,他的父亲吴霖起也去世了。父亲的去世,对吴敬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与此相伴的更大打击就是吴氏家族内部为了争夺财产打得不可开交。吴敬梓亲眼见到了平时道貌岸然、满口“孝悌慈爱”的长辈们为了利益撕破嘴脸,露出种种丑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吴敬梓心怀愤懑,那就是他20岁考取了秀才,应该说这是吴敬梓科举之路的开始。然而,随后的乡试他却屡试不第。吴家祖祖辈辈都凭借科举出人头地,然而吴敬梓却连遭失败,他失落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加之,吴敬梓博览群书,他自认为是个有才之士,然而看着那些“不学无术”或不如自己的人乡试及第,平步青云,自己却名落孙山,胸怀大志的吴敬梓的内心充满了愤懑。他开始反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开始对社会风气发出忿忿不平之声。
科举失利的吴敬梓,开始“挥霍”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万余金产业,并最终将家产败光。于是,那些富贵的族人开始责骂他,势利的乡邻开始鄙视他,轻薄的少年开始取笑他,“乡里传为子弟戒”。
在这种情况下,33岁的吴敬梓离开了全椒,移居南京。这时,他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了。即便是这样,吴敬梓也没有巴结当地的官吏,没有投靠有势力的亲戚,而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官员、士绅、商人投以白眼;另一方面,他与那些有真才实学又不奔竞于功名的贤达之士交朋友,这些朋友的身份有經学家、考古学家、画家和思想家。通过和这些朋友的交往,吴敬梓产生了反礼教、反八股、重经学、尚实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儒林外史》中渗透着的精神。此外,这些学有专长又淡泊名利的士人也成为《儒林外史》中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倪老爹、鲍文卿一类淳朴可亲形象的原型。
应该说,生活的经历让吴敬梓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看到了“康乾盛世”下的种种社会弊病和人情冷暖。他不愿趋炎附势,不愿同流合污,他开始反思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反思当时社会中不同人的生活态度。其结果,就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诞生。
一般认为,《儒林外史》大约写于吴敬梓36岁以后,最晚在他49岁时完成,是他寄居南京时所作。此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以深邃的眼光洞察着世俗生活,并针砭时弊,他在为众多士子醉心于功名富贵而痛心疾首的同时,积极探索着士子乃至世人新的生活道路,勾画了他们应具有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虽特意说明故事的写作背景为明代,但一般人都可以看出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清代的事情。可以说作者是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当时“承平时代”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揭露了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弊病,这也是《儒林外史》一书的中心思想。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至清代已延续一千余年,其弊端日益显露。清代沿用明代八股取士的方法,应试者必须写得一手好的八股文才有可能被考官选中。而所谓的八股文形式死板,士子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当时的现实情况。醉心于作八股文的士子,思想僵化,即使考中得官,从政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于是,吴敬梓在说明他著书用意的第一回里,就通过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作者在这里明确否定了八股取士,认为这是使读书人头脑僵硬、走向腐化的渊源。接着,此书就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范进,是从20岁起就参加科举,考了二十几次都没有考取的老童生。生活非常困窘,全家只住“一间草屋”,饿得“面黄肌瘦”,寒冬腊月也没有一件能够御寒的衣服。后来,周进当学道的时候,出于怜悯心,赏了他一个秀才。范进回到家里,“母亲、妻子俱各欢喜”,连平日最轻视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贺喜。但是,秀才的名声和地位依然不高,所以势利的胡屠户仍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当范进向他借盘缠要进城参加乡试的时候,马上被老丈人啐了一脸,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到了乡试放榜的那一天,一个邻居告诉范进中举的消息,起初他还不相信,直到确认这是真实的情况后,范进顿时就发了疯:“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在用水将其灌醒之后,范进往外跑,披头散发,真是丑态百出。而此时的胡屠户马上换了个嘴脸,低眉笑眼,一口一个“贤婿老爷”。一朝中举,岳父大人便对女婿如此谄媚巴结,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真可谓是“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荣华富贵,立时飞来。应该看到,范进中举以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变,以及人们对他态度的骤然变化,是当时读书人所以沉迷科举功名的社会根源。也就是说,当时士子读书,为的不是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而是将读书应科举与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为了这块敲门砖,许多读书人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块敲门砖,读书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其他书籍和学问一概不管,有的甚至请别人做好文章,事先背熟,然后去考。更甚者,就带来了科场的腐败,私托人情、贿赂关节之事,层出不穷,简直就是作弊取士。科举制度的弊端,于此暴露无遗。 其次,《儒林外史》从批判科举制度出发,对封建社会中上自各级官吏,下至乡绅地主,旁及名士山人、盐商富贾,乃至和尚道士、媒人牙婆、骗子赌徒、势利小人等,无不做了“烛幽索引,物无遁形”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当时从科场出来的官僚,毫无实际经验,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杀敌,他们疯狂地追求科举功名,为的只是自身的荣华富贵,一旦做了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放肆地剥削百姓,成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酷吏。像王惠当了南昌太守,到任后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做的第一件事是: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děng),把六房书办都传了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凡是余利,都进了王惠的腰包。像王惠这种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所读圣贤之书只为应付考试,是伪善的假儒生。又如书中批判那些土豪劣绅,开当铺重利“剥削小民”,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要打板子”,又同府县官相勾结,“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最后,描绘了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儒林外史》中描绘的一些官员,从来都是为自己的“腰包”着想,而不顾百姓的生活。以治理黄河为例,这项工程无疑是那些负责河工的大小官吏贪污舞弊、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每当黄河泛滥,沿岸百姓死伤无数;房屋被冲毁的,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死亡线上挣扎。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淹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百姓生活贫困而得不到救助,府县等地方官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太平盛世”下的社会。有学者提出清朝自乾隆中后期便开始走向下坡路,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敬梓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在揭露当时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人、官员的丑恶嘴脸和社会政治腐败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作者吴敬梓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首先,吴敬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灵魂后,得出的结论是:八股取士制度和与之并生的功名富贵观念,是使儒士麻木、僵化、堕落的毒剂。因此,他刻画出的正面人物多有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只会作死板的八股文章。这源于他受了颜元、李塨学说的影响,像李塨就指出八股举业对士人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都淡泊名利,不巴结达官显贵,不贪图钱财,乐善好施。王冕听说时知县酷虐小民、无所不为,就躲避不见,“帖子请着倒不去”。虞育德虽做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每年却只积几两俸金,“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杜少卿不喜欢别人在他跟前说谁做了什么官、谁多有钱,他听见人向他说些苦,就拿出银子来给人用。正如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揭示出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第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要实行仁义,就要遵从礼的规定和制约。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吴敬梓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对礼法的忽视,丧失了仁义之心。于是,他在小说中写道:迟衡山极力建议盖一所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杜少卿大喜,并捐银三百两。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有着一副救世的热心肠,他们淡泊的是功名富贵,却不忘安天下的心志。虞育德是“以仁义服人”的实践者,他是祭泰伯祠这一重大活动中被众人推举出来的主祭者,是作者心目中的“真儒”。余二先生评价他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以德服人,以德化俗,是吴敬梓心中真儒的本质特征。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影响
我国的讽刺文学产生很早,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有许多讽喻的寓言。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传奇、元明戏曲中,也有讽刺的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像《西游记》中就有不少幽默、诙谐的讽刺。清初《聊斋志异》中,则出现了直接讽刺科举的短篇。吴敬梓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将讽刺艺术巧妙地运用到了《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
魯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可见此书讽刺艺术之高。
鲁迅先生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所讽刺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像王惠、汤奉那样的贪官污吏,严致中、张静斋那样的土豪劣绅,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之人,在当时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吴敬梓用巧妙的讽刺手法,将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引起读者的深思。
这样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在成书后,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好评。当时人程晋芳就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此后,各种版本不断出现,流传很广。后世的文学作品,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不论是它们的批判现实精神、艺术表现的讽刺手法,还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结构,都明显地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鲁迅先生评论《官场现形记》时就说它“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
还需指出的是,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儒林外史》也有着很高的地位。英国大百科全书称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美国大百科全书称它“由一个个精彩的讽刺故事组成,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有英国学者评论此书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有诗意的散文叙述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