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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大量的公文作品。这些公文不仅是中国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古人心中，公文以其强烈的现实指向和独特地位，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影响后世。本期为您介绍的是北宋苏东坡的公文。在一般人眼中，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而苏东坡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位心忧庙堂、情系黎民的政治家。那么，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他的公文有哪些特点，其公文写作风格于今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围绕苏东坡的事迹传说、情怀人格，仿佛单单“苏东坡”三个字就足以说明一切。似乎是为了增加这份亲切，人们不满足于编传他与佛印和尚之间的斗智争锋，还要给他造出一个同样机智的苏小妹，并将其与才子秦观点配鸳鸯。而说到敬佩，单是他的头衔就足够让人眼花缭乱。论文，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其文学、美学思想独树一帜、举足轻重；论词，他是豪放一派的领军巨擘，与辛弃疾合称“苏辛”；论诗，他达到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水平，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书法，他是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论画，他首倡“墨戏”“士人画”，被认为是文人画的滥觞，自己更画得一手好竹，是“湖州竹派”的开创者，“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此；在学界，他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与二程洛学和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总之，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传奇。
不过，与后世人们倾慕于苏东坡文豪天才的光环不同，在苏东坡的心里，更多地是把自己看作一名官员，一名心忧庙堂、情系黎民的官员；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而考察他的仕宦生涯与政治主张，一个重要的窗口无疑就是他撰写的数量繁多的公文。
秉笔直书 无所讳言
在中国，公文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对不同种类的公文作出了区分。像我们熟知的《尚书》，主要就是从尧舜禹至夏商周时期重要公文的汇编。到了汉代，各种上行、下行公文的分类已趋于完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古人心中，公文以其强烈的现实指向和独特地位，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也成为中国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公文写作更是成为考查士子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国家对最优秀的考生，首选就是将其拔擢进翰林院负责起草皇帝的诰敕等重要文书。例如，唐代最重要的进士科考试，虽重诗赋，但时务策的分量同样不轻。到了明清时期，考生除参加头场八股文外，还要在第二场写作论、判、诏、表等公文以及在第三场作时务策。
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月在礼部考试中写下《刑赏忠厚之至论》，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被贬知英州时写下《赴英州乞舟行状》的三十八年间，苏东坡共写下了1400余篇公文，涵盖奏议、表状、书启以及制敕等多种文体，几近其文集的三分之一。这之后，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去世，苏东坡始终处在一贬再贬的飘泊之中，尽管他仍心系国事民生，但再也无权参与公事了。
苏东坡的仕宦生涯，伴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浮沉起落。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正式开启了历时十八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或许是巧合，又或许是宿命，苏东坡也在同一时间结束父丧从四川回到京城。变法一开始，就在朝野引起了强烈争议。围绕变法，当朝大臣自觉不自觉地分成了新旧两党。在这场党争中，苏东坡虽然站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阵营，但他的政治人生又绝非“守旧”一词那么简单。在他的政治主张中，有一种独特的执着，既不汲汲名利，因为新党炙手可热就攀援依附；也不随波逐流，因自己身在旧党而俯仰附和。正如他自言：“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再加上他性格的直率，心中但有所想，“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因此，无论新旧两党谁当权执政，他都不被喜欢。这样的政治立场与性格特征，也突出表现在他的公文中。
熙宁二年四月，王安石提出改革科举，拟用策论替代诗赋取士，并计划最终用学校取代科举。由于事关重大，宋神宗下令朝中臣僚“各具议状闻奏”。尽管心知宋神宗对变法的倾向，短短数月间也已耳闻目睹诸多重臣因反对变法而遭贬斥，苏东坡仍然毫不迟疑地写下《议学校贡举状》，表达了对这一措施的反对，强调“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劝告宋神宗莫仓促变礼易俗，否则将“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如果说这还只是对变法具体措施的批评，之后，苏东坡又接连写下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否定，指出其对于人心、风俗、纪纲的巨大破坏，并直言不讳地批评宋神宗在变法上“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变法犹如“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也因此，苏东坡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于熙宁四年（1071）離开京城出任杭州通判，此后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并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形同流放。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次年改元元祐，由于年幼，朝政由高太后主持。高太后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东坡也由此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宦旅，重回中枢。由于高太后的信任，这一时期，苏东坡深受重用，正如他在《谢兼侍读表》中自陈：“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虽当世之豪杰，犹未易居。”然而，由于性格上的原因，他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为旧党所喜，亦如他在《杭州谢放罪表》中坦言的“早缘刚拙，屡致忧虞。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虽知难每以为戒，而临事不能自回”。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司马光在差役跟免役存废上的争论。再加上不久朝中又分裂成朔、蜀、洛三党，迭相攻轧，苏东坡因此屡求外任，希冀远离无尽的党争。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重行新法，史称“绍述”，即继承之意。被宋哲宗视为旧党的苏东坡也再次遭遇仕途的打击，甚至在其出任定州知州时被宋哲宗拒绝上殿面辞。然而，尽管风向已变，此时的苏东坡却再次显现了他的“不合时宜”。在向宋哲宗进呈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他甚至直问宋哲宗“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并试图劝告宋哲宗勿“轻有改变”，而应“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他在写下这殷殷之语之际，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余生从此将四海飘泊，直至客逝他乡，再也不能回到朝廷与家乡。
国脉民瘼 念兹在兹
苏东坡的公文，除了论述其政治主张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满怀对百姓的情感。事实上，他对变法的臧否，根本上还是源于他对变法利民还是扰民的看法。
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出任凤翔府签判，这也是他仕途的第一站。他在此任职三年，“日夜厉精”，不仅为自己“扣好第一粒扣子”，也为百姓尽心思量。到任月余，他就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对当地“衙前之役”生存的艰辛寄予了深切同情，并为他们积极谋划对策，使“衙前之害减半”。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他又分别对官榷与民和免除积欠提出建议，努力革新弊政，为民纾困。此外，著名的《喜雨亭记》《凌墟台记》《凤鸣驿记》和《思治论》也都是在这期间所写，同样充满着济世安民的情怀。
可以说，苏东坡的为官生涯，无论在京还是外任，无论居官长还是短，每到一处，他都以国事民生为己念。特别是因为党争原因，他长期外任，但从不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懈怠政事。他在密州任上写下《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忧心“蝗旱相仍，盗贼渐炽”，愤怒指斥地方官员“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的无耻言论，提出为百姓减轻赋税；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他极力反对在北方实行食盐专卖，强调此种做法是与民争利，既失民又失财，“非王政也”。徐州任上，他在《徐州上皇帝书》中，强调“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详细阐述治军、去盗、选才等措施。登州任上，尽管只有短短五天，他还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继续抨击官府垄断食盐专卖的恶果，“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莱州两地之民为此广立“苏公碑”，将其文刻于碑上，留下了“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杭州任上，他在《乞赈浙东七州状》等奏议中，积极为灾民申请赈济；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狀》中，他申请疏浚西湖，更是给后世留下了“苏堤”的宝贵遗产。
元祐八年，苏东坡知守定州，此后辗转飘泊，虽然仍挂官职，但实际上已与政事绝缘，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最后一任官。尽管进入人生的最低谷，他仍情怀未改，相继写下《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等奏议，继续为百姓呐喊请命。而这些公文，也与他后期的诗文一起，共同构筑起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
行云流水 姿态横生
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苏东坡提出了著名的文学观点：“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领袖，苏东坡的公文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是观点鲜明，指意明朗。苏东坡性格的旷达、率真，反映在他的文章中，就是论点敞亮，从不遮遮掩掩，更不曾因为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而畏首缩脚。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向宋神宗、宋哲宗两位皇帝的上书中。如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他直言宋神宗“即位以来，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间，未有以塞大异者”，言辞之激烈，甚至不惧冒犯天威。显然，没有巨大的勇气与磊落的襟怀，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凌厉之文的。
二是层次清晰，论证严谨。苏东坡的公文，或长或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逻辑清楚、说理严密。如在《论冗官札子》中，针对清理冗官这一难题，他坦言“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因此必须谨慎推进，“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进而，他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定”的指导原则下，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三条建议，其议论之周延，考虑之详当，确实令人心悦诚服。
三是汪洋恣肆，雄辩有力。苏东坡的文章，无论时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公认其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洋洋洒洒，波澜壮阔，读之令人心潮澎湃、情怀激荡。正如他在《自评文》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一点在他的策略、策断以及政论、史论中尤其明显，在《上神宗皇帝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长文中亦有充分体现。
四是文风自然，情意真切。苏东坡的诗文极富感染力，这与其文由心生、心发乎情是分不开的。他的公文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如在《王安石赠太傅》中，面对逝去的昔日政敌，苏东坡以如椽之笔将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融入到几百字的文中，不吝赞美之词而写下“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篇文章虽是以朝廷名义颁发的，但其感情色彩却是苏轼个人的，特别是文中对王安石人格操守的评价，仿佛为二人后来恩怨的冰释写下了最后的注脚。
余 论
由苏东坡的公文及古代公文的特点，进而与现代公文作一番比较，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如前所说，公文作为中国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贯受到人们的重视，古人在论述文章时，也往往将公文涵盖其中。事实上，在古人眼中，公文原本就属于文学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其所述，则是强调“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之后，不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将公文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同样，历代文章选本，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观止》等，也都收录了大量的公文篇目，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论佛骨表》等等，历来都被视作文学名篇而广为传诵。 与古代公文相比，现代公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文学作品的严格区分。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公文应“确有必要，讲求实效，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地说，就是“内容简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炼”。正因为与文学作品严格分离，现代公文并不需要过多铺张的语言、华丽的辞藻。一言以蔽之，现代公文重事大于重文。
尽管存在差异，但古代公文仍对现代公文的写作有不少借鉴意义。如在苏东坡公文的特点中，可以发现，诸如观点鲜明、指意明朗、层次清晰、论证严谨，以及古代公文的其他要求如实事求是、言之有物、逻辑缜密、文从字顺、说理透彻、说服力强等，也都是现代公文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文同样需要古代公文那种“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魄力与担当。可以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文字的敬畏与负责，古人才会如此重视公文。在古人看来，公文既是职务作品，也是个人作品，二者并无界限，也因此《苏东坡文集》中才会有大量为皇帝所拟的制敕。而对于现代公文来说，它是更为特殊的职务作品，著作权仅属于单位或组织，公文的起草者甚至不能称之为作者。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学习借鉴古人在公文创作上的优秀传统与经验，以文责自负的态度，认认真真写好每一篇文字。
附：苏轼《论冗官札子》赏读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a，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伏见近日言者，以吏部员多阙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减任子及进士累举之恩b，流外入官之数c，已有旨下吏部、礼部与给舍详议d。臣窃谓此数者，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要当求其分义，务适厥中，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然后为得也。欲乞应任子及进士累举免解恩例，并一切如旧，只行下项：
一、奏荫文官人e，每遇科场，依进士法试大义策论。如系武官，即试弓马，或试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内已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许出官。应试大义策论及试法者，在京随进士赴国学，在外赴转运司。试弓马者，在京随武举人赴武学，在外转运司差官。
一、进士累举免解，合推恩者f，并约嘉祐以前内中数目g，立为定额。如所试优长，系额内人数，即等第推恩，并許出官。如系额外，即并与一不出官名衔。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减三省恩例外，其余六曹寺监等处，及州郡监司人吏出职者，并委官取索文字，看详有无侥幸定夺，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数者，则任子虽有三试滞留之艰，而无终身绝望之叹。亦使人人务学，文臣知经术时务，武臣闲弓马法律。皆有益于事。而进士累举，有词学人自得出官，若无所能，得虚名一官，免为白丁，亦无所恨。如有可采，乞降下与前文字一处详议。取进止h。
注释：
a元祐：宋哲宗的年号。元祐元年是公元1086年。
b任子：指由父兄恩荫而得到官职的人。
c流外入官：唐制，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从，谓之流内。未入九品者为流外，流外也分品级。宋代沿袭唐制，流外之官，多为京师官署吏员，地位较低。流外入官，是指流外的人有了流内的官职。
d给舍：给事中及中书舍人的并称。
e奏荫文官人：即靠父兄之恩荫得到文官位职的人。
f合推恩者：应该得到皇上恩惠条件的人。
g嘉祐：宋仁宗的年号。
h取进止：指所奏之事或进或止，由皇帝定夺。
大意：
元祐元年（1086）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写札子上奏。臣看到近日进言者因为吏部人员多而缺额少，要清理入仕之源，解决官冗之弊，裁减任子及进士接连推举的恩例，裁减非正式程序入官的人数，已有旨意下达吏部、礼部与给事中、中书舍人共同认真讨论此事。臣认为这几件事情，实行则人心不愉快，不实行则积弊不能除。只有谋求解决的分寸，务必适当合宜，使国家取得除弊的实际效果，人们没有失去职位的叹息，然后才可以说是可取的办法。请求有关任子以及进士多次推举免于解额的受恩条例，都一切如旧，而只实行以下各项：
一、上报恩荫文官人，每遇科场考试，依照进士法考大义策论。如是恩荫武官，即考试弓马，或者考试兵法。以上均在三人中发解额一人。仍然限制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的，才可以出外为官。已举进士并得到解额者，可以免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龄到三十五岁以上的，也可出外为官。应该考试大义策论以及兵法的，在京者随进士到国学应试，在外者到转运司。应该考弓马的，在京者随武举人赴武学应试，在外者由转运司差官应试。
一、进士多次应举免于发解，又应该受恩荫者，约略以仁宗嘉祐以前这方面的人数为准，立为定额。如果考试优秀，又是在额定人数之内，就按等级分别推恩，都准许出外为官。如果在额定人数之外，就都授予一个非出外为官的名衔。
一、流外入官的人，除了近来已有圣旨裁减三省官员受恩的条例规定外，其余六曹寺监等机构的官员，以及州郡监司的官吏出任官职，都要委派官府取索有关文字档案，具体审查此人有无舞弊现象，然后再做定夺，适当地按条例推恩。
如果实行以上几项制度，那么任子虽经历三试不中的挫折，也不会有终身绝望的叹息。这样也使得人人都努力学习，使文臣精通经术时务，武臣闲熟弓马兵法律令。这都有益于世事。而进士经过多次应举，有辞章学问的人自然能够出外为官，那些无所成的人，也可得到一个虚名之官，免得成为无官的白丁，内心也无所怨恨。臣的建议如有可采用的地方，就请求把我的札子发下与别人的建议一同进行具体讨论。请皇上您定夺。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围绕苏东坡的事迹传说、情怀人格，仿佛单单“苏东坡”三个字就足以说明一切。似乎是为了增加这份亲切，人们不满足于编传他与佛印和尚之间的斗智争锋，还要给他造出一个同样机智的苏小妹，并将其与才子秦观点配鸳鸯。而说到敬佩，单是他的头衔就足够让人眼花缭乱。论文，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其文学、美学思想独树一帜、举足轻重；论词，他是豪放一派的领军巨擘，与辛弃疾合称“苏辛”；论诗，他达到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水平，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书法，他是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论画，他首倡“墨戏”“士人画”，被认为是文人画的滥觞，自己更画得一手好竹，是“湖州竹派”的开创者，“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此；在学界，他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与二程洛学和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总之，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传奇。
不过，与后世人们倾慕于苏东坡文豪天才的光环不同，在苏东坡的心里，更多地是把自己看作一名官员，一名心忧庙堂、情系黎民的官员；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而考察他的仕宦生涯与政治主张，一个重要的窗口无疑就是他撰写的数量繁多的公文。
秉笔直书 无所讳言
在中国，公文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对不同种类的公文作出了区分。像我们熟知的《尚书》，主要就是从尧舜禹至夏商周时期重要公文的汇编。到了汉代，各种上行、下行公文的分类已趋于完备。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古人心中，公文以其强烈的现实指向和独特地位，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也成为中国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公文写作更是成为考查士子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国家对最优秀的考生，首选就是将其拔擢进翰林院负责起草皇帝的诰敕等重要文书。例如，唐代最重要的进士科考试，虽重诗赋，但时务策的分量同样不轻。到了明清时期，考生除参加头场八股文外，还要在第二场写作论、判、诏、表等公文以及在第三场作时务策。
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月在礼部考试中写下《刑赏忠厚之至论》，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被贬知英州时写下《赴英州乞舟行状》的三十八年间，苏东坡共写下了1400余篇公文，涵盖奏议、表状、书启以及制敕等多种文体，几近其文集的三分之一。这之后，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去世，苏东坡始终处在一贬再贬的飘泊之中，尽管他仍心系国事民生，但再也无权参与公事了。
苏东坡的仕宦生涯，伴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浮沉起落。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正式开启了历时十八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或许是巧合，又或许是宿命，苏东坡也在同一时间结束父丧从四川回到京城。变法一开始，就在朝野引起了强烈争议。围绕变法，当朝大臣自觉不自觉地分成了新旧两党。在这场党争中，苏东坡虽然站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阵营，但他的政治人生又绝非“守旧”一词那么简单。在他的政治主张中，有一种独特的执着，既不汲汲名利，因为新党炙手可热就攀援依附；也不随波逐流，因自己身在旧党而俯仰附和。正如他自言：“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再加上他性格的直率，心中但有所想，“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因此，无论新旧两党谁当权执政，他都不被喜欢。这样的政治立场与性格特征，也突出表现在他的公文中。
熙宁二年四月，王安石提出改革科举，拟用策论替代诗赋取士，并计划最终用学校取代科举。由于事关重大，宋神宗下令朝中臣僚“各具议状闻奏”。尽管心知宋神宗对变法的倾向，短短数月间也已耳闻目睹诸多重臣因反对变法而遭贬斥，苏东坡仍然毫不迟疑地写下《议学校贡举状》，表达了对这一措施的反对，强调“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劝告宋神宗莫仓促变礼易俗，否则将“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如果说这还只是对变法具体措施的批评，之后，苏东坡又接连写下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否定，指出其对于人心、风俗、纪纲的巨大破坏，并直言不讳地批评宋神宗在变法上“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变法犹如“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也因此，苏东坡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于熙宁四年（1071）離开京城出任杭州通判，此后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并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形同流放。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次年改元元祐，由于年幼，朝政由高太后主持。高太后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苏东坡也由此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宦旅，重回中枢。由于高太后的信任，这一时期，苏东坡深受重用，正如他在《谢兼侍读表》中自陈：“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虽当世之豪杰，犹未易居。”然而，由于性格上的原因，他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为旧党所喜，亦如他在《杭州谢放罪表》中坦言的“早缘刚拙，屡致忧虞。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虽知难每以为戒，而临事不能自回”。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司马光在差役跟免役存废上的争论。再加上不久朝中又分裂成朔、蜀、洛三党，迭相攻轧，苏东坡因此屡求外任，希冀远离无尽的党争。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重行新法，史称“绍述”，即继承之意。被宋哲宗视为旧党的苏东坡也再次遭遇仕途的打击，甚至在其出任定州知州时被宋哲宗拒绝上殿面辞。然而，尽管风向已变，此时的苏东坡却再次显现了他的“不合时宜”。在向宋哲宗进呈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他甚至直问宋哲宗“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并试图劝告宋哲宗勿“轻有改变”，而应“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他在写下这殷殷之语之际，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余生从此将四海飘泊，直至客逝他乡，再也不能回到朝廷与家乡。
国脉民瘼 念兹在兹
苏东坡的公文，除了论述其政治主张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满怀对百姓的情感。事实上，他对变法的臧否，根本上还是源于他对变法利民还是扰民的看法。
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出任凤翔府签判，这也是他仕途的第一站。他在此任职三年，“日夜厉精”，不仅为自己“扣好第一粒扣子”，也为百姓尽心思量。到任月余，他就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对当地“衙前之役”生存的艰辛寄予了深切同情，并为他们积极谋划对策，使“衙前之害减半”。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他又分别对官榷与民和免除积欠提出建议，努力革新弊政，为民纾困。此外，著名的《喜雨亭记》《凌墟台记》《凤鸣驿记》和《思治论》也都是在这期间所写，同样充满着济世安民的情怀。
可以说，苏东坡的为官生涯，无论在京还是外任，无论居官长还是短，每到一处，他都以国事民生为己念。特别是因为党争原因，他长期外任，但从不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懈怠政事。他在密州任上写下《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忧心“蝗旱相仍，盗贼渐炽”，愤怒指斥地方官员“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的无耻言论，提出为百姓减轻赋税；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他极力反对在北方实行食盐专卖，强调此种做法是与民争利，既失民又失财，“非王政也”。徐州任上，他在《徐州上皇帝书》中，强调“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详细阐述治军、去盗、选才等措施。登州任上，尽管只有短短五天，他还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继续抨击官府垄断食盐专卖的恶果，“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莱州两地之民为此广立“苏公碑”，将其文刻于碑上，留下了“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杭州任上，他在《乞赈浙东七州状》等奏议中，积极为灾民申请赈济；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狀》中，他申请疏浚西湖，更是给后世留下了“苏堤”的宝贵遗产。
元祐八年，苏东坡知守定州，此后辗转飘泊，虽然仍挂官职，但实际上已与政事绝缘，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最后一任官。尽管进入人生的最低谷，他仍情怀未改，相继写下《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等奏议，继续为百姓呐喊请命。而这些公文，也与他后期的诗文一起，共同构筑起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
行云流水 姿态横生
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苏东坡提出了著名的文学观点：“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领袖，苏东坡的公文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是观点鲜明，指意明朗。苏东坡性格的旷达、率真，反映在他的文章中，就是论点敞亮，从不遮遮掩掩，更不曾因为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而畏首缩脚。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向宋神宗、宋哲宗两位皇帝的上书中。如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他直言宋神宗“即位以来，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间，未有以塞大异者”，言辞之激烈，甚至不惧冒犯天威。显然，没有巨大的勇气与磊落的襟怀，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凌厉之文的。
二是层次清晰，论证严谨。苏东坡的公文，或长或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逻辑清楚、说理严密。如在《论冗官札子》中，针对清理冗官这一难题，他坦言“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因此必须谨慎推进，“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进而，他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定”的指导原则下，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三条建议，其议论之周延，考虑之详当，确实令人心悦诚服。
三是汪洋恣肆，雄辩有力。苏东坡的文章，无论时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公认其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洋洋洒洒，波澜壮阔，读之令人心潮澎湃、情怀激荡。正如他在《自评文》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一点在他的策略、策断以及政论、史论中尤其明显，在《上神宗皇帝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长文中亦有充分体现。
四是文风自然，情意真切。苏东坡的诗文极富感染力，这与其文由心生、心发乎情是分不开的。他的公文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如在《王安石赠太傅》中，面对逝去的昔日政敌，苏东坡以如椽之笔将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融入到几百字的文中，不吝赞美之词而写下“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篇文章虽是以朝廷名义颁发的，但其感情色彩却是苏轼个人的，特别是文中对王安石人格操守的评价，仿佛为二人后来恩怨的冰释写下了最后的注脚。
余 论
由苏东坡的公文及古代公文的特点，进而与现代公文作一番比较，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如前所说，公文作为中国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贯受到人们的重视，古人在论述文章时，也往往将公文涵盖其中。事实上，在古人眼中，公文原本就属于文学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其所述，则是强调“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之后，不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将公文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同样，历代文章选本，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观止》等，也都收录了大量的公文篇目，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论佛骨表》等等，历来都被视作文学名篇而广为传诵。 与古代公文相比，现代公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文学作品的严格区分。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公文应“确有必要，讲求实效，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地说，就是“内容简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炼”。正因为与文学作品严格分离，现代公文并不需要过多铺张的语言、华丽的辞藻。一言以蔽之，现代公文重事大于重文。
尽管存在差异，但古代公文仍对现代公文的写作有不少借鉴意义。如在苏东坡公文的特点中，可以发现，诸如观点鲜明、指意明朗、层次清晰、论证严谨，以及古代公文的其他要求如实事求是、言之有物、逻辑缜密、文从字顺、说理透彻、说服力强等，也都是现代公文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文同样需要古代公文那种“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魄力与担当。可以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文字的敬畏与负责，古人才会如此重视公文。在古人看来，公文既是职务作品，也是个人作品，二者并无界限，也因此《苏东坡文集》中才会有大量为皇帝所拟的制敕。而对于现代公文来说，它是更为特殊的职务作品，著作权仅属于单位或组织，公文的起草者甚至不能称之为作者。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学习借鉴古人在公文创作上的优秀传统与经验，以文责自负的态度，认认真真写好每一篇文字。
附：苏轼《论冗官札子》赏读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a，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伏见近日言者，以吏部员多阙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减任子及进士累举之恩b，流外入官之数c，已有旨下吏部、礼部与给舍详议d。臣窃谓此数者，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要当求其分义，务适厥中，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然后为得也。欲乞应任子及进士累举免解恩例，并一切如旧，只行下项：
一、奏荫文官人e，每遇科场，依进士法试大义策论。如系武官，即试弓马，或试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内已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许出官。应试大义策论及试法者，在京随进士赴国学，在外赴转运司。试弓马者，在京随武举人赴武学，在外转运司差官。
一、进士累举免解，合推恩者f，并约嘉祐以前内中数目g，立为定额。如所试优长，系额内人数，即等第推恩，并許出官。如系额外，即并与一不出官名衔。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减三省恩例外，其余六曹寺监等处，及州郡监司人吏出职者，并委官取索文字，看详有无侥幸定夺，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数者，则任子虽有三试滞留之艰，而无终身绝望之叹。亦使人人务学，文臣知经术时务，武臣闲弓马法律。皆有益于事。而进士累举，有词学人自得出官，若无所能，得虚名一官，免为白丁，亦无所恨。如有可采，乞降下与前文字一处详议。取进止h。
注释：
a元祐：宋哲宗的年号。元祐元年是公元1086年。
b任子：指由父兄恩荫而得到官职的人。
c流外入官：唐制，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从，谓之流内。未入九品者为流外，流外也分品级。宋代沿袭唐制，流外之官，多为京师官署吏员，地位较低。流外入官，是指流外的人有了流内的官职。
d给舍：给事中及中书舍人的并称。
e奏荫文官人：即靠父兄之恩荫得到文官位职的人。
f合推恩者：应该得到皇上恩惠条件的人。
g嘉祐：宋仁宗的年号。
h取进止：指所奏之事或进或止，由皇帝定夺。
大意：
元祐元年（1086）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写札子上奏。臣看到近日进言者因为吏部人员多而缺额少，要清理入仕之源，解决官冗之弊，裁减任子及进士接连推举的恩例，裁减非正式程序入官的人数，已有旨意下达吏部、礼部与给事中、中书舍人共同认真讨论此事。臣认为这几件事情，实行则人心不愉快，不实行则积弊不能除。只有谋求解决的分寸，务必适当合宜，使国家取得除弊的实际效果，人们没有失去职位的叹息，然后才可以说是可取的办法。请求有关任子以及进士多次推举免于解额的受恩条例，都一切如旧，而只实行以下各项：
一、上报恩荫文官人，每遇科场考试，依照进士法考大义策论。如是恩荫武官，即考试弓马，或者考试兵法。以上均在三人中发解额一人。仍然限制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的，才可以出外为官。已举进士并得到解额者，可以免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龄到三十五岁以上的，也可出外为官。应该考试大义策论以及兵法的，在京者随进士到国学应试，在外者到转运司。应该考弓马的，在京者随武举人赴武学应试，在外者由转运司差官应试。
一、进士多次应举免于发解，又应该受恩荫者，约略以仁宗嘉祐以前这方面的人数为准，立为定额。如果考试优秀，又是在额定人数之内，就按等级分别推恩，都准许出外为官。如果在额定人数之外，就都授予一个非出外为官的名衔。
一、流外入官的人，除了近来已有圣旨裁减三省官员受恩的条例规定外，其余六曹寺监等机构的官员，以及州郡监司的官吏出任官职，都要委派官府取索有关文字档案，具体审查此人有无舞弊现象，然后再做定夺，适当地按条例推恩。
如果实行以上几项制度，那么任子虽经历三试不中的挫折，也不会有终身绝望的叹息。这样也使得人人都努力学习，使文臣精通经术时务，武臣闲熟弓马兵法律令。这都有益于世事。而进士经过多次应举，有辞章学问的人自然能够出外为官，那些无所成的人，也可得到一个虚名之官，免得成为无官的白丁，内心也无所怨恨。臣的建议如有可采用的地方，就请求把我的札子发下与别人的建议一同进行具体讨论。请皇上您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