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卓南生先生惠赠的《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是2006年12月上旬在京都，厚厚的三大册，总字数近180万，真正的“皇皇巨著”。当时我是从东京去京都、大阪一带旅游，把三本大书从京都提到大阪再提回东京，切身感到的是物理上的重量。“时论文集”收录的是卓南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约四十年间撰写的日本评论，按内容分为《日本社会》《日本政治》和《日本外交》三卷。一读之后，深感其内容比其体积更为厚重。这是一部战后日本的百科全书，并且具有史书品格。
　　最初对卓南生的大名有鲜明的记忆，是我2001年在东京办报纸的时候。当时小泉纯一郎的右翼政治路线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多重危机，旅日华人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亦遭拷问。据说卓南生对有亲日言论的旅日华人不满，予以讨伐，并列了一份“文化汉奸”名单。此事是否属实未便向卓南生求证，但由此我再次看到了海外华裔异乎寻常的“爱国心”。也许是因为未曾在大陆生活过，“中国”主要是一种文化记忆、一种乡愁、一个憧憬，也许是因为个人际遇与遥远的“祖国”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很多华裔的“爱国心”远比大陆的中国人或者从大陆出国的中国人强烈，虽然他们的国籍并非中国。
　　卓南生先生是新加坡人。1942年出生，1966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立教大学，学的都是新闻学，后来获得立教大学的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开始为新加坡报刊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之后从事新闻工作，曾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和驻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日本学界，先是被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1994年到京都，执教于龙谷大学。仅从这个简单的履历，就能看出其生活道路、其职业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惟其如此，他才能够对日本社会的政治、外交与日常生活有全方位的深入了解，写出三册“日本时论”。与一般的日本论相比，卓南生日本论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即时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为《联合早报》《星洲日报》等报刊撰写的社论或通讯，是面向一般社会读者的“报纸文体”，但是，文章背后却有著者本人对日本社会和日本现代历史的深入了解。
　　不过，我作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更注意卓南生日本论中与著者的特殊身份相关的内容。
　　所谓“特殊身份”首先是“新加坡人”(或曰“东南亚人”)。该身份使卓南生在认识日本之际自然地从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这一角度考虑问题。《日本外交》卷所收访谈文章《新、中、韩旅日学者谈后冷战的亚洲与日本》具有代表性。此文发表于1992年1月25日《联合早报》，文中卓南生作为旅日新加坡学者发言，用新加坡现代历史的实例批评日本人历史观的片面。他说：“日本在1942至1945年侵占新加坡时，曾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但日本的年轻人对此却几乎都完全不知晓。这不能不令人发出如此之问号：日本年老的一辈到底将什么样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年轻人?”问得有理。日本人应当记住并且正视“昭南岛”，就像他们应当记住并且正视“满洲国”和南京大屠杀。但不少日本人没有记住也没有正视，因此无法建立正确的历史观。不过，卓南生画的这个问号并非仅仅对日本人有效，在作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中国人这里同样有效。如果我们只知道“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而不知道新加坡曾经沦为“昭和日本的南方之岛”以及类似的尚未引起我们重视的史实，那么我们的历史观同样是片面的，我们对东亚历史的思考也不完整。东亚的历史获得完整性需要东南亚视角的介入，而卓南生就提供了现成的东南亚视角。在现实社会中东南亚同样不可忽视。战后日本和战前日本一样，自觉地将东南亚纳入其国家战略。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是以完整的东南亚观为指导访问东南亚，展开外交行动。三十年过去之后小泉纯一郎依然大打东南亚牌，在访问东南亚的过程中推销“中国威胁论”。某些日本人为了夸大中国经济的“威胁”，甚至无视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并非中国公民这一事实。好在日本在东南亚并不那样受欢迎，印尼、泰国都曾发生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卓南生在其“时论”中都有论述。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类似的内容将改变单一视角的东亚图景，“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将被置于更大的历史环境、更有紧张感的区域关系中重新认识。
　　其次，卓南生的新加坡视角并非仅限于对新加坡与日本的关系或者东南亚历史、社会的认识。由于具有“第三者”的客观性，当它作为一种认识其他地域之方法的时候同样具有穿透力。比如，苏联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戒备、80年代中期越南外长阮基石访问东京时拉日本打中国的外交手段等，卓南生对这些国际事件都能够做出深入分析，同样与其“新加坡视角”有关。
　　卓南生作为日本论者的另一层特殊身份，就是“新闻从业者·研究者”。其言之有据、明白晓畅的文体，是新闻工作的职业所决定。更重要的是，作为学习、研究新闻学并且具有长期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卓南生对媒体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一种“职业敏感”。他自云，1973年修完博士课程到朝日新闻社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的时候，就对日本大报的运作有了切实的了解(《我怎样与日本时评结下不解之缘》)。因此他长期关注日本媒体在日本社会生活与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撰写了多篇文章。仅《日本外交》卷，就有《透视日本传媒的舆论导向——再评江泽民的日本行》《日本传媒如何解读北京的“历史情结”》《日本媒体怎样炒作沈阳闯馆事件》《日本媒体与朝鲜“绑架事件”》等多篇分析、批判日本媒体的精彩之作。如第一篇揭露了日本传媒对于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活动状况的欺骗性报道，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战后日本社会的本质。战后日本以“民主社会”的面目出现于世界并且标榜言论自由，但其“民主”和“自由”并非绝对的，而是内外(国内国外)有别、左右(左翼右翼)有别。从媒体工作者的“自肃”、右翼势力对左倾媒体的打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媒体对非欧美国家的不公正报道等方面来看，战后日本并非自由民主社会，而是“软性专制社会”。在这种专制形式中，作为日本知识阶级的一部分的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就是体制的共谋者甚至是体制的帮凶。如2007年1月下旬，N H K电视台综合节目频道(相当于中国的央视一台)有关中国高速铁路的报道让我直接领教了卓南生揭露的那种日本媒体的偏见。1月28日杭州与上海间的高速铁路通车，N H K当晚7点的新闻节目(相当于中国的“新闻联播”)即作为重要新闻进行报道。他们是怎样报道的呢?关于车体，播音员说：中国方面虽然说是自主开发，但明显是模仿日本东北新干线的“疾风”号(电视画面与之配合，同时出现了“疾风” 车头和中国高铁车头的照片)。画面上接受采访的中国女乘客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和发达国家的人一样乘坐现代化的高速列车。”随后播出的却是列车上饮水机的水不够喝、盥洗室的龙头不出水等镜头。播音员又说：列车虽然平安到达上海站，但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五分钟。总体看来，那个报道暗示给日本观众的是中国人模仿日本而又不承认、中国人无知自大、中国高速铁路设备差不准时之类的信息。当然，我这个中国人从中看到的却是报道者的胆怯、渺小与狭隘。当代日本著名学者、积极投身护宪运动的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正是认识到了日本媒体的专制性，并且是为了打破这种媒体专制的封锁，才向和平运动参加者发出了“每个人都成为媒体”的呼吁。在媒体不仅记录历史并且参与创造历史的时代，通过媒体认识一个社会是十分有效的，但也是有局限的。
　　从卓南生的日本论中，我们能够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本性”进行再认识，比如“经济动物”的本性。无论是对外国留学生贫困生活的侮辱性报道，还是政治家“260亿美元买回北方四岛”的天真构想，均为其“经济动物”本性的具体表现。经济优越感曾经成为日本人(从政治家到平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经济(钱)是其出发点又是其目的。此外，从卓南生的介绍和分析来看，对于“中国分裂”的期待也已成为某些日本人的一种“本性”。
　　中国大陆正在出现一股日本研究热。此种情况下通过怎样的媒介认识日本是个问题。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作为日本论的经典被广为阅读，但那毕竟是一个未曾切身感受日本的美国人类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前运用第二手资料撰写的日本文化论，更多的是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通过它来认识日本，可能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与其读《菊花与刀》，不如读卓南生或者当代学者的日本论。这样能够接近现实的日本，并且有助于打破日本研究领域的“西方中心论”。三大本“卓南生日本时论”无疑将成为大陆“日本学”研究乃至东南亚华人日本观研究的重要资料。但是，从现实性与操作性的角度考虑，这些“时论”更适合给从事对日外交工作的中国人当教科书。卓南生归纳的日本政治由“保革对峙”向“总保守化”的转变应当成为认识当代日本社会的基点，而《日本外交》卷对日本外交战略、外交手段、战后外交史的分析，以及有关日本对付中国的四张牌(中国威胁论、两岸分裂、经济、“北京怕乱”)的归纳，均条理清晰、切中要害、具有“实战”参考价值。细读此书，或可减少我们在对日外交中所犯的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