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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周五):石河子大学,阴有小雨,转多云,10-30℃
七点起身,淋浴,泡洗脏衣服,接着晾晒军大衣、羊毛毡。下楼提水洗车,发现龙宝左侧伤痕累累:这是走沙漠公路时,被飞石击打所致。经过一周风吹日晒,凹痕开始掉漆,露出白亮疮疤来。
出门散步,微风吹拂,花香阵阵。校园里晨练的学生,多半是兵团子弟,俗称“垦三代”。触景生情,想起我在哈佛的一件往事:
一九八二年春,大雪封门,天寒地冻。我为应付期末大考,连夜赶写读书报告,全然忘记过春节了。突然电话铃响,一个北京口音传来,说他是张光直!我知道张先生是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可我与他素不相识,咋会来电话?
张先生说他查询招生办,得知我是大陆新生,所以当成自家人,邀我去吃年夜饭。我嗫嚅道:我不会开车。张先生说他亲自驾车来接。
张光直一九三一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北大教授、台湾爱国诗人。张在北京长到十五岁,就读北师大附中。一九四六年他随父母回台湾,由于思想进步,这个高中生竟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关押一年!一九五○年张考入台大考古系,受教于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一九五四年他转赴哈佛,获人类学博士学位。一九七七年受聘哈佛教授,继而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那一年除夕夜,我在卞赵如兰(赵元任长女)家中,见到一群出自西南联大家属院的哈佛教授,以及一帮大陆留学生。其中张先生两个弟子,一个叫巫鸿,北京人,一个叫罗泰,德国人,刚从北大考入哈佛。
那晚我都吃了啥?记得有淮扬菜,江南细点,还有师母手制的莲子羹。耳边丝弦之音,奏的是《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其间一曲清华老歌,竟是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吃得我甜香满口,听得我泪眼模糊。
转眼我从哈佛毕业。一九九八年夏,我在王府井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那时他已罹患重病,坐在轮椅里,推他的是一个中国女生。那女孩不认识我,满脸警惕,护卫老师。我哽咽着问好,张先生亲切如故,一面与我握手,一面喃喃说笑:老张不行了,小赵要努力呢。张先生二○○一年去世,迄今已十年。今晚无论如何,我要给他交一篇读书报告。
九点小欧来,一道进早餐。早餐有鸡蛋、发糕、小米粥,多得吃不了。外语学院的潘书记过来陪我,边吃边聊。
石河子大学前身,是部队进疆后创办的石河子医学院、兵团农学院。一九六五年七月,周恩来总理来到石河子,视察八一毛纺厂、兵团农学院,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一九九六年石河子大学挂牌成立,合并了农学院、医学院、兵团师范专科、经济专科。十六年来,石大共计培养毕业生十万人。
十年前我来石大,校长一再说:石大缺老师,亟需内地支援。如今潘书记却道:石大已列入国家二一一工程,得到北大、浙大、华中科技大的对口支援。例如北大中文系派出一位援疆教师,名叫孟二冬。二○○四年小孟病倒在石大,去世时四十九岁。北大还派出一位刘意青教授,担任石大外语学院院长。刘老师七十岁了,依然不辞辛苦,坚守岗位。去年冬天,她不幸摔伤了腿,却在北京郑重叮嘱我:去新疆务必到石大,多给同学们讲几课!
石大现有经济、师范、管理、医学等二十一个学院,五个博士点,一百三十个硕士点。国家重点学科有:荒漠绿洲区高效农业、动物遗传改良、地方高发病防治、农产品贮藏与深加工、新疆特色农机装备等。
早餐后,小欧领我去新校园。九点开讲,至十一点,休息一刻钟,又同外院年轻教师座谈。十二点半,陈院长陪我去餐厅吃饭,细说外院现状:目前一百多名教师中,正教授只有二人。七十多个年轻教师,大多是硕士,可他们进修机会少,发表论文不易,考博更困难。
西部重点大学,极少派教师去内地参加学术交流。例如每年一次的英国文学研究会,几乎见不到西藏、新疆的参会代表。个中原因,一来是路途遥远,差旅费昂贵,二来信息闭塞,造成他们偏居一隅,很少与内地高校联络。
长期不交流,导致孤陋寡闻,近亲繁殖。这是问题一。问题二,由于缺乏博士点,年轻教师只能千里迢迢,报考内地高校。以石大为例:最近的英语博士点,远在成都、重庆。石大教师不认识内地导师,只能裸考,命中率极低。
想到这里,我给重庆罗益民发短信:五月十九日召开英国文学年会,望能邀请西藏大学、石河子大学派人到会。鉴于西部高校经费少,恳请西南大学出资,补贴两名代表的路费。半小时后,罗老师回电同意。
午睡至三点。小欧小陈过来,陪我参观校史馆,瞻仰周总理塑像。五点去市中心,参观军垦博物馆,再绕中心广场走一圈。与十年前相比,石河子兴旺发达,人气充盈:它是中国棉纺名城,新型产业基地。作为军垦中心,它又保留了独一无二的部队特征:即统一规划,宽敞整洁,大气凛然。
一九五○年,王震率部进驻石河子,设立兵团总部,大举垦荒。垦区位于天山北麓,水资源丰富,面积七千七百平方公里。一九八五年,农八师奉命建立市政府,实行“师市合一”体制。如今石河子人口七十万,拥有一批上市公司,二○一○年总产值二百亿元。郊区十八个团场,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竞相打造出自治区最好的棉花基地、畜牧基地、蔬菜基地、淡水养殖基地。
我在库车耽搁了一天,原定在石大讲课两次,只能集中完成。校领导见我连续讲课,执意要招待。晚宴设在奥运大酒店,李副校长作陪。
饭后,我随李校步行回家,一路树影婆娑,月光如水,琴声悠扬,宛若厦门鼓浪屿。李校说石河子不但市容漂亮,治安也极好,盼望赵老师常来。我说我一定会来,多讲几课。我想讲的一个题目是: [连续与断裂] 根据罗泰整理的《张光直学术年表》,张氏《连续与断裂》中文本,首次发表在《九州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可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二年初,哈佛华人师生相约,举办中国文化讲座。张先生首开一讲,题目就是《连续与断裂》。
那一晚,张先生先讲巫觋文化。这个题目很难,所以他由浅入深,从仰韶文化、殷商甲骨文、商周青铜器,一直讲到《楚辞》里的招魂,《国语》中的“绝地天通”。当时我初入哈佛,不适应高端讲座,一时如坠雾中。后来恶补考古学,又读张氏《中国青铜时代》,这才渐次明白:
远古时代,自然荒蛮,先民无知。他们借助祭祀与巫术,尝试沟通天地,以求消灾辟邪。其后人群分出等级,天地交通断绝。就是说,此时唯有控制法器的人,才能施行有效统治。巫,因而成为宫廷要员,帝王即是众巫首领。
夏商周王朝垄断知识,慑服蛮夷,号令天下,靠的正是神光璀璨的青铜文化。《左传》指各种“远方图物”,尽被铸入宫廷青铜器。它们作为沟通天地之宝物,从此将中国文字艺术,赋予了奇特的宗教与政治功能。
然而中国文明幽深处,还孕育了一个古老巫术系统:萨满自然教(Shamanism)。萨满教在我国东北留存至今,其中一支越过白令海峡,变成了北美土著信仰。一九七六年,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提出“亚美式萨满教”公式。他认定:从亚洲到美洲,萨满式信仰大致雷同:
一、萨满教信奉一种巫术性宇宙,而非犹太-基督教的创世记神话。
二、萨满式宇宙呈多层分布,每一层都有神灵统治。宇宙中心立有大柱:它是世界之树,树顶栖息神鸟,作为飞翔与贯通的象征。
三、萨满世界中,万物有灵,人与动物相互转形。人类不是造世主,他永远靠天吃饭。萨满多动物伴侣,并在祭仪上佩戴动物面具。
四、人和动物的灵魂,通常保留在骨头里。所以萨满借用骨骼,表演死亡与再生。灵魂可与身体分开,疾病来自灵魂丧失,这就需要萨满的诊治。
娓娓介绍至此,张先生打亮幻灯,又将萨满教对比玛雅文明,赫然得出结论道:中国文明很可能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形态,即“连续型”。西方文明却是一种例外,应称“断裂型”。记得我当时目瞪口呆,大喊何以见得?
张先生笑答:西方人所谓文明,首先指人与自然分割:即人类挣脱野蛮,定居下来,建立城市与国家。西方文明源头,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地中海的爱琴文明:二者皆由狩猎农耕转向航海贸易。其间航海技术突破,生产手段革新(冶金术、轮车、帆船),造成人口分化,引发社会质变。
古希腊城邦崛起,说明它突破自然束缚,与传统砰然断裂。英国学者柴尔德誉其为“城市革命”,即大量非农业人口聚居城市,产生工匠、商人、僧侣和官吏。海上交通贸易,刺激财富聚敛。剩余财富集中,又催生楔形文字、科学艺术、巨大公共建筑,以及一个专事管理的统治阶级。
张先生据此确认:西方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财富的主要方式,其中生产技术是决定因素,而社会组织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所以说,西方国家起源是突破性的,亦是断裂性的。以此为参照,再看中国古代文明:它与西方大相径庭,基本特征如下:
一、美国汉学家牟复礼说:中国古人笃信,宇宙乃一有机整体。哈佛教授杜维明断定:这个有机体呈现三大主题,即连续性、整体性、动力性。其所有存在形式,都是连续体的组成部分,存在之链永不断裂!
张先生进而发现:萨满宇宙分层说,促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分层:即宗族分支,聚落等级(导致城市和国家形成),以及萨满对于祭祀法器、沟通手段的独占。换言之,依靠动物与法器,萨满将祖先祭祀、神智慧,与统治权力划上了等号。在此意义上,萨满教成为意识形态,它令统治者大权独揽:分配食物、安置黎民、操纵劳力、兴修水利,均衡安排人与自然的一切关系。
二、大陆学者傅筑夫、费孝通相继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并非城邦国家、商贸中心,而是农耕国家的政权象征。它们夯土筑城,布设战车兵器(防卫功能);城内规划严整,建有宫殿宗庙、手工作坊(统治象征)。夏商周三代,都有圣都与俗都。其中圣都不变,安置先祖宗庙。俗都则是国王领导中心:它们迁徙不定,因地制宜,一来出于战争需要,二来也为追寻青铜矿源。
从仰韶到龙山,再到夏商周,中国生产工具未见突破性变化。其财富积累,主要来自人口繁衍、战俘掠取、管理效益。张先生解释说:中国古代血缘关系、宗法制度,规定个人在族群中的政治权力。权力越大,统治者占有越多的财富与劳力。所以中国国家起源中,政治权力支配财富,分封诸侯,左右国运。
三、既然中国财富集中,有赖于政治程序(即人与人的关系),那么这种连续性文明,就不会破坏生态平衡。相反,它能在连续性宇宙框架中,循环不止、世代长存。此说令我悚然:这是中国大一统循环的核心秘密么?
张先生不动声色地道:与之相悖,古希腊文明走上一条断裂之路,即依赖技术革新、商业贸易、海外拓殖。如此突破与变革、爆发与断裂,终将改变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问题是:长此以往,它能延续么?
5月7日(周六):石河子183公里至乌鲁木齐,小雨,11-20℃
九点早饭,十点上高速,快跑四十公里至呼图壁,改走三一二国道。国道施工,小雨连绵,遍地泥泞。十一点进昌吉市区,大小货车挤作一团,乌烟瘴气。途中见广告牌,方知这番拥堵,来自一项“乌昌快速路工程”。
下午一时许,小雨渐止。我从河滩快速路来到人民广场。这里高楼耸立,人流密集,出租车抢道的水平,也不亚于北京。龙宝在广场附近转圈,一不小心,竟随出租车闯进了单行道!
出租车遭拦截,的哥大声抗辩。一个警官走向龙宝,声色俱厉。我只说不该跟人瞎跑,那警官降下调门,问我去哪儿?我说新华北路。他给我指了路,又使眼色让我离开(另一警官正与的哥斗嘴)。
想想一个月来,我已习惯在荒野上狂奔。骤然进入大都市,岂能不出错?难怪英国人雅克说:中国具备现代化的好处,也能让你陷入第三世界的麻烦!如此一想,我便静下心来,缓缓找到预订的美丽华酒店。 上街买报纸,找一广东餐馆,要炒河粉,蒸排骨,边喝扎啤,边看《参考消息》,悠闲自得,仿佛置身于广州西街。回酒店洗了澡,发短信给老宋,说我十一日到哈密,请他安排住宿,最好是准东煤田下属单位。老宋回电:赵老师放心,尽情游历北疆吧!
十天前我只身进南疆,食宿一无保障。按照越野车队的忌讳说法,这叫无导航、无后勤、无救援,所以拜托老宋帮忙。老宋一诺千金。而我为了解南疆情况,今天住塔油基地,明日见县委书记,后天同公安吃饭!老宋见缝插针道:赵老师要给新大讲课,顺便给咱讲一回?我答应讲《中国未来三十年》。
今日下榻美丽华,原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看凤凰卫视:自从离开拉萨,我就难得听到调频台,也看不到境外电视了。打开凤卫,不见石评大财经。定心一想,这档节目周四才有。看一会VOA和BBC,期期艾艾,絮絮叨叨,实在没看头!于是想起第二个目的:整理讲稿《中国未来三十年》。此稿曾在海口与昆明试讲,始终不满意。今晚我要放宽视野,从起因入手。
一如张光直所言,西方人依赖海上扩张、技术革命、商业竞争,走上一条断裂与突变之路。这让他们迅速崛起、不可一世,到处标榜西方普世标准。一九二九年后,美国躲过经济大萧条,自以为打破了马克思预告的周期性危机,从此迷信哈耶克的自由经济,推崇熊彼特的创造式毁灭。
张光直的两种文明,费正清的两个中国,在我心中相持不下。说到底,中国的连续生存,美国的断裂突变,孰优孰劣?中国大一统循环,美国周期性危机,彼此对垒,长短互见,谁才能笑到最后?
一九九八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一片哀号,韩国、日本、新加坡自身难保。面对金融大鳄,中国一如既往,以政治支配财富,即设置防火墙,投入巨资,居然击退国际炒家,成功拯救了港币!
一九九八年底,美国国会宣布废除金融衍生品的国家监管。这是啥意思?我猜想亚洲一战,令华尔街窃喜不已:他们发现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也同硅谷、苹果、风险投资一样,也具备创造式毁灭力量!
二○○三年,美军又在伊拉克大打出手。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估算,这一仗花去三万亿美元。全球打击的结果,导致贝尔斯登关闭对冲基金,房利美、房地美大面积亏损。二○○八年雷曼兄弟破产,财政部接管两房和AIG,美联储下令死保高盛与大摩!
二○○八年春,我在海口一家餐馆,与省委宣传部周部长聊天,说起我的不祥预感:华尔街和五角大楼铤而走险,看来这一把玩砸了!
其后国外学术新著接连涌现,有关中美模式的争论,一时多到烦人。其中几本指标性新书,即美国汉学家沈大伟的《中共:收缩与适应》(2008),英国记者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新加坡教授郑永年的《中国模式》(2010)。(加记:2012年夏,伦敦政治学院教授文安立又发表《焦躁不安的帝国》)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这是曹雪芹写乱世的小说笔法,钱锺书先生却在北京南沙沟家中借题发挥道:此乃中国文人历尽沧桑、宠辱不惊的看家本领。接着,他又对我讲解中国“文史一家、累积成经”的古老传统,推崇司马迁写《史记》的大家风范。
我自认倒霉:钱先生强按牛头喝水!岂料老爷子站在中国经史之颠,念念不忘黑格尔辩证法:他将二者捉至一处,比而较之,认定太史公略胜一筹!胜在何处呢?《管锥编》说是“相断相续,亦扫亦包”。
今晚我就牛刀小试,梳理欧洲各家评论,看他们是如何赞赏美国、期许美国,又被它闹得六神无主、七荤八素的。
写作至八点,肚子饿得不行,打电话要虾仁肉丝面。侍应生推车前来,铺开餐巾,布好餐具。我尝一口,汤汁鲜香,虾肉滑嫩,味道好得—堪比苏州老街上的爆鳝面。只可惜,我已不会细嚼慢咽了。
半小时后,侍应生收走餐具。我揉揉肚皮,又生感慨:当年赫定在新疆,何曾住过这样的酒店?斯坦因坑蒙拐骗,未能交下一个本地朋友!美国人拉铁摩尔,则是跟随驼队进沙海,点火把写下“亚洲轴心论”的。
[创造式毁灭]依照我老师艾伦的说法:美国人少小离家,自生自灭。直到一八三五年,法国人托克威尔写出《美国的民主》,这才有了第一幅美国肖像。托克威尔称:“我在美国搜寻民主的形象,以便了解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欧洲人)应当害怕或希望什么。”托氏预测:美国的开放思维、实用精神,必将养育一个伟大强国。未来世界上,美国的对手只有俄国!托克威尔让美国人五体投地,奉其为“美国学鼻祖”。我却在课堂捣乱说:法国大革命中,小托的父母双双入狱,外祖父上了断头台。这个贵族余孽,有什么资格评说美国革命?偏偏他还当上了民主法师!
我老师狡黠一笑:马克思为何欣赏贵族思想家?那是因其底蕴厚重,超出暴发户的平庸!对于小托,大革命提供了断裂经验:欧洲腐朽,前途昏暗。所以他从混沌美国身上,瞥见了未来世界!
课后,我在老师指点下,写出《早期美国学》,老师判我一个肥A!今晚再借司马迁“亦扫亦包”之法,试行“断续”评点如下:
哲学终结地 欧洲思想家里,黑格尔带头为美国涂上了玫瑰色。不过他也为二十世纪美国研究,埋下了分裂的种子。黑格尔《历史哲学》扬言:一旦美国实现了国家与个人的和谐统一,那将是“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也对美国充满期盼:一八五二年起,他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美国内战爆发,他甚至考虑移居美国,以便验证他的重大预判:“在那里,虽有阶级存在,可还没有固定下来;在那里,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及其充满活力的进展,尚未让人们有机会去结束旧世界。”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欧文远赴美国,创建新协和村。另有一批俄国民粹党人,结伴前往堪萨斯,组织雪松公社。然而,多数欧洲人隔海相望,只能继续一种“雾里看花”式的美国研究。 美国例外论 二十世纪初,欧洲面临又一轮浩劫: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慌乱与焦虑中,有两位德国思想家接连出书,讲解美国变革逻辑。一九○五年,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强调美国崛起,有赖于清教徒辛苦打拼、发家致富。其成功秘诀,在于苦行僧式的工作伦理:即以挣钱为天职,摒弃一切精神诉求。老天有眼!美国人凭借宗教热诚,居然发明了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又警告:美国成功模式,包含一套唯利是图的商业程序,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规律。其社会学机构特征是:科层组织、专家分工、严密核算、非人化管理。如此“现代官僚制”,好比囚禁精神的铁笼子。它蕴含的可怕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
一九○六年,德国学者桑巴特推出《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此书半羡半妒,列数美国的种种好处:
一、美国人无需革命,只因他们的牛肉羊排、苹果馅饼吃不完。
二、普选制令群氓拥戴民主。两党轮换游戏,则让激进党一事无成。
三、美国社会流动快,下层劳工容易翻身。而美国西部作为安全阀,能有效舒缓阶级矛盾,弘扬自由远景。
桑巴特歪打正着,激活美国研究一大主题:美国例外论。啥子例外么?无非是说它经济混血、阶级模糊、制度创新、活力充盈。所以它不但超越英国保守,还能抵制苏俄革命!
此刻大英博物馆中,列宁埋头研读马恩,比较普鲁士与美国的发展模式,进而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俄国必须借鉴后一种!
启蒙辩证法 直到希特勒上台,排犹反智,总算给美国送来一批欧洲思想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法兰克福学派各路大腕。这帮犹太精英耐着性子,操着德语,竭力让美国人明白:何谓“成长中的衰败、力量中的虚弱”?
他们还留下一套批判名著:其中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宣告欧洲哲学进入漫漫长夜!就连代表西方智慧的猫头鹰,也因惊吓过度,藏匿不出了。
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惊呼:启蒙乃是理性诡计,它导致现代野蛮!
阿多诺抨击美国“文化工业”,指其愚弄老百姓,忽悠文化人。
马尔库塞痛批美国单维社会,又指美国人崇尚科技、嗜好消费、直冒傻气,却不知发达资本主义同化异己、拒绝反思!
创造式毁灭 上述乌鸦嘴呱呱不休,令美国人痛不欲生。幸亏飞来一只花喜鹊:经济学家熊彼特。熊爷本是波恩大学教授,奥地利财政部长。一九三三年他流亡美国,寄居哈佛。一九四一年,熊爷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开篇即问:资本主义还能活下去吗?我想不能!此语一出,举国哗然。
请留意:熊爷落难美国,成了上门乞讨的麻衣相士。所以他憋足一肚子气,进门就往死里说!主人家毕恭毕敬,换来熊爷一副解药:你们美国佬凭什么走运?不靠民主,不靠垄断,也不靠罗斯福婆婆妈妈。说到底,你小子大难不死,靠的是企业家创新!
马克思不是说过资本主义将被无产阶级埋葬么?在我看来,美国死是死定了,不过它将死于成功发展—原来目睹大萧条,熊爷重温马翁危机论,钦佩不已。美国起死回生,又让他悟出一个马克思强烈有感的问题:美国创新。
熊爷所谓创新(Innovation),专指各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即建立新机构、发明新技术、获取新原料、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以便彻底改变企业命运,更新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且看电脑网络、苹果手机的魔力)。所以熊爷重视创新,指其变革效应强大,绝不亚于社会革命!
熊爷这一卦,可谓水火交替、慑人心魄。其中惊人悖论是:全面持续创新,导致无穷破坏。资本主义最大麻烦,正在于“无休止的自我毁灭”。
一九五○年,熊爷脑溢血死在书房,哈佛经济系从此香火大旺:熊爷弟子萨缪尔森摘取诺贝尔奖,钱德勒推出《看得见的手》。至此,科技创新与管理革命合一,升级为资本主义最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