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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研究政府在降低社会成本中的角色和作用，首先探究了我国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然后具体论述了政府在降低社会成本中扮演的角色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成本 政府 角色 作用
一、我国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由于各经济主体一味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前提，缺乏成本管理的意识，致使我国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拉动的模式下，带来了过高的社会成本。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中，就应牢固树立控制社会成本的思想，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1、企业社会成本过大的原因
（1）资源价格不断攀升。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2）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等也影响企业成本。
（3）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并且因为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不够成熟。
2、政府社会成本过大的原因
(1)政府决策失误。这一类损失往往数额大，影响深远，范围广泛，是政府成本控制的最关键的部分。
(2)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这种损失是双重的，贪污与腐败一方面会增加政府显性成本，例如公共采购的多余支付、化公为私的额外支出等等；另一方面是因此而产生大量的隐性成本，主要表现为转嫁给社会的间接损失，例如劣质工程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官员腐败损害政府形象等等，有些损失甚至是难以估计的。
(3)政府决策失范。政府失范包括政府“不作为”和过度干预，前者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放任，引起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后者则发生在对经济或私人领域的过度干预,政府垄断，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导致政府和社会总成本的增加。
二、政府在降低社会成本中的角色
社会成本的产生就是源于外部不经济，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或者企业力量无法解决时，政府就应肩负起为社会公众谋求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使命。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或法规来鼓励或者限制外在性问题的发生和发展，纠正市场失灵，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
1、先行者
目前，我国政府绝大多数的部门没有“成本”的概念，在各种政绩考核和舆论导向上也是偏重于强调提高效能，即要求行政部门提高办事效率和办事质量，很少提及“降低成本”的要求。只有政府以身作则，在降低自身行政管理成本的基础上，才能为社会的其它经济主体做出表率。
2、公共服务者
由于市场失灵，许多问题无法依靠市场自身机制来完善和解决，此时就需要政府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为社会成本的降低发挥积极的作用，调控市场失灵的不足。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以弥补政府财政和服务能力的不足。
3、裁判者
社会成本问题即外部有害性效果普遍而大量存在，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思路往往倾向于把行政干预作为最有效的手段。但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可以得出，解决外部性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片面地对造成外部性的当事人进行处罚。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政府应该以裁判者的角色出现，对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权利边界以及自然资源开发的产权边界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使社会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4、监督者
在确实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政府应尽量避免直接对外部性进行裁决，首要的选择应是提供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法律和制度规则，降低交易成本，为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创造条件。但是如果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的外部不良影响巨大，那就应当豪不犹豫地进行政府规制。同时，应鼓励私人部门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以体现社会成本收益原则，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
三、政府在降低社会成本中的作用
1、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实现了“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系统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2、建立绿色GDP 核算。绿色GDP 是用以衡量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的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在我国的GDP中至少有3%～7%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环境欠账”。采用绿色GDP 核算体系，不仅是一种统计方法的改进，更主要的是将对我国的经营理念、经济管理模式和行政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降低经济损失成本。
3、建立与完善产权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大规模的环境恶化是负外在性的明显表现。既然认定这些负外在性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最有力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产权重组即明确产权。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配权、转让权等，在产权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前提下，每个交易的当事人都将得到他应得的利益(也即内部化)，同时也都将支付应由他承担的成本。
4、采用可出售的许可证。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因其具有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而导致该资源有被滥用的趋势。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在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允许排污指标在企业之间自由地进行有偿转让和买卖活动。由于激励机制的引导作用，导致各个企业竞相采取技术改进来降低排污程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污染问题解决。
【参考文献】：
[1].何晓琦、刘建平.《政府社会成本控制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1期
[2].崔毅、史文丽、刘秋婵.《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成本研究》.《江苏商论》.2007 年04期
[3].雷雪芹.《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社会成本控制》.《经营与管理》, 2007年03期
【关键词】：社会成本 政府 角色 作用
一、我国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由于各经济主体一味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前提，缺乏成本管理的意识，致使我国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拉动的模式下，带来了过高的社会成本。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中，就应牢固树立控制社会成本的思想，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1、企业社会成本过大的原因
（1）资源价格不断攀升。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2）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等也影响企业成本。
（3）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并且因为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不够成熟。
2、政府社会成本过大的原因
(1)政府决策失误。这一类损失往往数额大，影响深远，范围广泛，是政府成本控制的最关键的部分。
(2)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这种损失是双重的，贪污与腐败一方面会增加政府显性成本，例如公共采购的多余支付、化公为私的额外支出等等；另一方面是因此而产生大量的隐性成本，主要表现为转嫁给社会的间接损失，例如劣质工程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官员腐败损害政府形象等等，有些损失甚至是难以估计的。
(3)政府决策失范。政府失范包括政府“不作为”和过度干预，前者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放任，引起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后者则发生在对经济或私人领域的过度干预,政府垄断，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导致政府和社会总成本的增加。
二、政府在降低社会成本中的角色
社会成本的产生就是源于外部不经济，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或者企业力量无法解决时，政府就应肩负起为社会公众谋求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使命。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或法规来鼓励或者限制外在性问题的发生和发展，纠正市场失灵，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
1、先行者
目前，我国政府绝大多数的部门没有“成本”的概念，在各种政绩考核和舆论导向上也是偏重于强调提高效能，即要求行政部门提高办事效率和办事质量，很少提及“降低成本”的要求。只有政府以身作则，在降低自身行政管理成本的基础上，才能为社会的其它经济主体做出表率。
2、公共服务者
由于市场失灵，许多问题无法依靠市场自身机制来完善和解决，此时就需要政府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为社会成本的降低发挥积极的作用，调控市场失灵的不足。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以弥补政府财政和服务能力的不足。
3、裁判者
社会成本问题即外部有害性效果普遍而大量存在，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思路往往倾向于把行政干预作为最有效的手段。但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可以得出，解决外部性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片面地对造成外部性的当事人进行处罚。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政府应该以裁判者的角色出现，对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权利边界以及自然资源开发的产权边界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使社会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4、监督者
在确实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政府应尽量避免直接对外部性进行裁决，首要的选择应是提供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法律和制度规则，降低交易成本，为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创造条件。但是如果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的外部不良影响巨大，那就应当豪不犹豫地进行政府规制。同时，应鼓励私人部门与社会利益保持一致，以体现社会成本收益原则，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
三、政府在降低社会成本中的作用
1、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实现了“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系统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2、建立绿色GDP 核算。绿色GDP 是用以衡量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的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在我国的GDP中至少有3%～7%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环境欠账”。采用绿色GDP 核算体系，不仅是一种统计方法的改进，更主要的是将对我国的经营理念、经济管理模式和行政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降低经济损失成本。
3、建立与完善产权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大规模的环境恶化是负外在性的明显表现。既然认定这些负外在性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最有力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产权重组即明确产权。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配权、转让权等，在产权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前提下，每个交易的当事人都将得到他应得的利益(也即内部化)，同时也都将支付应由他承担的成本。
4、采用可出售的许可证。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因其具有使用上的非排他性而导致该资源有被滥用的趋势。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在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允许排污指标在企业之间自由地进行有偿转让和买卖活动。由于激励机制的引导作用，导致各个企业竞相采取技术改进来降低排污程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污染问题解决。
【参考文献】：
[1].何晓琦、刘建平.《政府社会成本控制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1期
[2].崔毅、史文丽、刘秋婵.《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成本研究》.《江苏商论》.2007 年04期
[3].雷雪芹.《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社会成本控制》.《经营与管理》, 200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