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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午夜，夜色笼罩着上海，位于金陵中路的Richbaby酒吧霓虹闪烁，露天停车场上停着一排豪车。摇摇晃晃的青年男女从酒吧出来，另一群打扮时髦的人又鱼贯而入。
酒吧的舞池里拥挤着年轻的男女，铆钉、脐环、文身，与前卫有关的元素充斥其中，紧身裙勾勒出女人玲珑的身段，高跟鞋托着鱼肚白的小腿。音乐轰鸣，五彩斑斓的光影从墙上溢出，眼前的世界被涂上了迷幻般的色彩。
人与人之间挤得不剩一丝空间，陌生的彼此距离却是那么的近。穿着小马甲的服务员高举插着烟花棒的香槟，穿梭其中，绅士而又礼貌地说着“对不起”。灯光闪烁不定，烟花棒就像是杂技队表演的舞龙。烟花划过时，依稀看到的脸，美丽精致并陶醉。
夹在这群人中间，三个把书包背在胸前的小姑娘被保安拦下，被请出了酒吧。保安说，他们未满十八岁。这三个孩子很不服气，凭啥不让进？
彪悍的保安没有理她们。在上海警方破获这一起未成年少女“援助交际”案后，夜店、快捷酒店等场所都相应的加强了管理。
梦繁华，性摇摆
百年上海，这座位于中国东部的经济重镇一直是时尚与情调的代名词。淮海中路上奢侈品专卖店琳琅满目，中西融合的新天地商圈遍布消费不菲的酒吧，各种肤色的人群，身着高档的时装漫步其中。上海女子的生活精致闻名中国。电影《花样年华》中身着旗袍的张曼玉，穿梭在里弄的身影，一度成为上海女人优雅知性、美丽从容的完美诠释。
来自大西北的小云（化名），今年20岁，刚刚到上海两个月时间，她一脸憧憬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是一个充满新鲜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东西。”
小云喜欢高跟鞋，因为高跟鞋和名牌手袋是成熟女人的符号。在小云的鞋柜里摆满了各式的高跟鞋和长短靴。她说，“女孩子的鞋是一定要穿得好一点的。”就在前几天，她刚刚从商场买了一双1千多块钱的长筒靴。
世间万物都存在两面性。彰显财富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一把 “双刃剑”。在“援交少女”题材的电影《囡囡》中，中学女生因为一个GUCCI牌限量版手袋而成为了“援交女”。日本得《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也说到，“援交”赚来的钱大多变成了“堆积如山的衣服，20多双Prada、Chanel等名牌的鞋子，以及无以计数的各款式皮包。”
“钱”是很多少女走上“援交”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份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撰写的《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报告》中，一位叫小L的女生就是因为自己的生日聚会需要用钱。她说，“那段时间比较穷，过生日的时候，想请一下同学，但是在家里又不可能要很多钱。我又是比较贪玩的那种。”
在上述报告的主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童小军教授看来，援助交际现象，更多是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援交的事情一般是发生在城镇，不会发生在农村，因为农村的物欲需求没有那么强烈。”
依据《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报告》的结论，个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状况，自身的消费观念和经济现状以及对爱情、友情或性的观念，正成为青少年援助交际发生的直接动因。
2008年11月，上海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女孩教育热线对上海5所学校1700名初高中学生开展了一项“中学生青春期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中学生对异性亲密交往表示“顺其自然”，其中高中女生比例为89.32%。调查显示，近七成的中学生通过网聊，与异性亲密交往。初中生发生肢体接触的比例不足3%，而高中阶段则超过10%，其中不少已经发生性行为。个别学生甚至认为，有男女朋友而不发生性行为就是“无能”。
对于更多的青少年来说，“性”是一种朦胧的诱惑。小云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她看来，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非常排斥的事情。感情发展到了那一步，就顺其自然好了。”
然而在做过“援交”的16位受访女学生中，对于“性”、对于自己的“第一次”，给出的回应都很复杂。
19岁的斯斯受访时是一名大专学生，她说，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她保留了十多年的处女之身非常不情愿地“奉献”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个夜晚，这一辈子她都无法忘记和释怀。斯斯说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痛”，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在这些女孩中，有9人在从事此类“兼职”后，自己的交友观念和对异性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6人觉得异性都不可靠，很虚假，甚至都对异性产生了厌烦的情绪。有3人不考虑交男朋友或害怕交男朋友，对婚姻失去了憧憬，甚至产生埋怨社会不公等情绪，负面影响很大。
隐蔽的群体，无码的青春
在上海，找到“援交”少女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多年混迹夜总会、会所的商务人士说，“这么年也没遇到过上海本地的中学生援交小妹。”
在上海案发后的一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童小军和她的科研团队开始分头寻找远在重庆的女孩。2010年1月，童小军作关于“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调研时，与她们有过短暂的接触。童小军说，那时的接触比想象中艰难。
彼时，一则“拍卖初夜”的新闻正被香港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名自称只有10多岁的香港女网友，声称愿意以底价1万元拍卖初夜。与此同时，香港的一个专业团队调查了约3000 名平均年龄15岁的学生，32％的人坦言会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以换取报酬，甚至有137人承认自己曾参与援交活动，其中近半来自名牌学校。
在中国大陆地区，“援助交际”现象与相关研究却明显不成比例。当童小军的研究团队在国内最大的论文搜索平台中国知网上输入“援助交际”进行主题词搜索，却发现搜索结果为零——对于“援助交际”现象的研究，在大陆几近空白。
然而，当童小军在某知名搜索网站上输入“援交”一词，却出现了约 860000个相关网页，其主要为关于寻求援助交际的相关网站。
研究团队开始注册不同的网名，试图通过网络走进援交学生的群体，然而，现实比想象的艰难，两个月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经常是他们刚刚暴露身份、表明意图，立刻就会遭到对方的拒绝。
终于，网络上一个自称“王先生”的重庆人成为研究团队的希望。多次游说之下，这名“援交中介人”答应“帮忙找人”，他向童小军透露，他认识一些当地女孩，不少还是在校学生。
在“王先生”的介绍之下，童小军的团队先后访谈了16名援交女学生，其中14个都是中学生，因为“大学生比较‘难搞’，中学生‘乖一些’”。
当一个个看起来极其朴素、天真的女孩坐在童小军和她的研究团队面前时，他们猛的发现，这些女孩子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花枝招展，而是和普通的学生没有区别。“你绝对想象不到她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援交’的隐蔽性，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童小军说。
只不过在这些学生的内心中，隐含着一种情绪。她们抗拒现状，期待成长，对学校外的花花世界充满着向往。在上海一所职校一年级的一位学生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好玩，每天还要很早就上课。”
《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长期主持学生情感专栏和广播节目，她发现，“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心理’，不理父母，遇到麻烦了交流的对象就是同伴，所以相互彼此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援交”源于日本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际”一词已经出现。当时战后日本的一些贫苦女性和寡妇，以与男性交往为代价，获取对方的经济帮助。最开始，这种“交往”并不一定伴有性行为，最单纯的只陪对方聊天、吃饭，然后各自回家。
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飞跃，经历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际”得以蔓延，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现了“爱人银行”风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额中介费用，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颁布《卖春防止法》取缔这类公司，然而这却并未阻止援交现象的蔓延，“援助交际”反而向着“低龄化”的趋势蔓延，许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队伍。
与此同时，援交文化业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蔓延。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调查，调查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2004年，台湾犯罪学学会甚至专门为此主办了“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与防治对策研讨会”，对“援助交际”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就在一年后，令家长和老师备感头痛的援交现象却悄然出现在大陆。这一年，《辽沈晚报》发表了题为《沈阳出现“援助交际”女大学生羞答答卖身赚钱》的“卧底”纪实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大陆地区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
酒吧的舞池里拥挤着年轻的男女，铆钉、脐环、文身，与前卫有关的元素充斥其中，紧身裙勾勒出女人玲珑的身段，高跟鞋托着鱼肚白的小腿。音乐轰鸣，五彩斑斓的光影从墙上溢出，眼前的世界被涂上了迷幻般的色彩。
人与人之间挤得不剩一丝空间，陌生的彼此距离却是那么的近。穿着小马甲的服务员高举插着烟花棒的香槟，穿梭其中，绅士而又礼貌地说着“对不起”。灯光闪烁不定，烟花棒就像是杂技队表演的舞龙。烟花划过时，依稀看到的脸，美丽精致并陶醉。
夹在这群人中间，三个把书包背在胸前的小姑娘被保安拦下，被请出了酒吧。保安说，他们未满十八岁。这三个孩子很不服气，凭啥不让进？
彪悍的保安没有理她们。在上海警方破获这一起未成年少女“援助交际”案后，夜店、快捷酒店等场所都相应的加强了管理。
梦繁华，性摇摆
百年上海，这座位于中国东部的经济重镇一直是时尚与情调的代名词。淮海中路上奢侈品专卖店琳琅满目，中西融合的新天地商圈遍布消费不菲的酒吧，各种肤色的人群，身着高档的时装漫步其中。上海女子的生活精致闻名中国。电影《花样年华》中身着旗袍的张曼玉，穿梭在里弄的身影，一度成为上海女人优雅知性、美丽从容的完美诠释。
来自大西北的小云（化名），今年20岁，刚刚到上海两个月时间，她一脸憧憬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是一个充满新鲜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东西。”
小云喜欢高跟鞋，因为高跟鞋和名牌手袋是成熟女人的符号。在小云的鞋柜里摆满了各式的高跟鞋和长短靴。她说，“女孩子的鞋是一定要穿得好一点的。”就在前几天，她刚刚从商场买了一双1千多块钱的长筒靴。
世间万物都存在两面性。彰显财富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一把 “双刃剑”。在“援交少女”题材的电影《囡囡》中，中学女生因为一个GUCCI牌限量版手袋而成为了“援交女”。日本得《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也说到，“援交”赚来的钱大多变成了“堆积如山的衣服，20多双Prada、Chanel等名牌的鞋子，以及无以计数的各款式皮包。”
“钱”是很多少女走上“援交”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份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撰写的《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报告》中，一位叫小L的女生就是因为自己的生日聚会需要用钱。她说，“那段时间比较穷，过生日的时候，想请一下同学，但是在家里又不可能要很多钱。我又是比较贪玩的那种。”
在上述报告的主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童小军教授看来，援助交际现象，更多是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援交的事情一般是发生在城镇，不会发生在农村，因为农村的物欲需求没有那么强烈。”
依据《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报告》的结论，个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状况，自身的消费观念和经济现状以及对爱情、友情或性的观念，正成为青少年援助交际发生的直接动因。
2008年11月，上海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女孩教育热线对上海5所学校1700名初高中学生开展了一项“中学生青春期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中学生对异性亲密交往表示“顺其自然”，其中高中女生比例为89.32%。调查显示，近七成的中学生通过网聊，与异性亲密交往。初中生发生肢体接触的比例不足3%，而高中阶段则超过10%，其中不少已经发生性行为。个别学生甚至认为，有男女朋友而不发生性行为就是“无能”。
对于更多的青少年来说，“性”是一种朦胧的诱惑。小云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她看来，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非常排斥的事情。感情发展到了那一步，就顺其自然好了。”
然而在做过“援交”的16位受访女学生中，对于“性”、对于自己的“第一次”，给出的回应都很复杂。
19岁的斯斯受访时是一名大专学生，她说，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她保留了十多年的处女之身非常不情愿地“奉献”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个夜晚，这一辈子她都无法忘记和释怀。斯斯说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痛”，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在这些女孩中，有9人在从事此类“兼职”后，自己的交友观念和对异性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6人觉得异性都不可靠，很虚假，甚至都对异性产生了厌烦的情绪。有3人不考虑交男朋友或害怕交男朋友，对婚姻失去了憧憬，甚至产生埋怨社会不公等情绪，负面影响很大。
隐蔽的群体，无码的青春
在上海，找到“援交”少女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多年混迹夜总会、会所的商务人士说，“这么年也没遇到过上海本地的中学生援交小妹。”
在上海案发后的一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童小军和她的科研团队开始分头寻找远在重庆的女孩。2010年1月，童小军作关于“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调研时，与她们有过短暂的接触。童小军说，那时的接触比想象中艰难。
彼时，一则“拍卖初夜”的新闻正被香港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名自称只有10多岁的香港女网友，声称愿意以底价1万元拍卖初夜。与此同时，香港的一个专业团队调查了约3000 名平均年龄15岁的学生，32％的人坦言会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以换取报酬，甚至有137人承认自己曾参与援交活动，其中近半来自名牌学校。
在中国大陆地区，“援助交际”现象与相关研究却明显不成比例。当童小军的研究团队在国内最大的论文搜索平台中国知网上输入“援助交际”进行主题词搜索，却发现搜索结果为零——对于“援助交际”现象的研究，在大陆几近空白。
然而，当童小军在某知名搜索网站上输入“援交”一词，却出现了约 860000个相关网页，其主要为关于寻求援助交际的相关网站。
研究团队开始注册不同的网名，试图通过网络走进援交学生的群体，然而，现实比想象的艰难，两个月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经常是他们刚刚暴露身份、表明意图，立刻就会遭到对方的拒绝。
终于，网络上一个自称“王先生”的重庆人成为研究团队的希望。多次游说之下，这名“援交中介人”答应“帮忙找人”，他向童小军透露，他认识一些当地女孩，不少还是在校学生。
在“王先生”的介绍之下，童小军的团队先后访谈了16名援交女学生，其中14个都是中学生，因为“大学生比较‘难搞’，中学生‘乖一些’”。
当一个个看起来极其朴素、天真的女孩坐在童小军和她的研究团队面前时，他们猛的发现，这些女孩子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花枝招展，而是和普通的学生没有区别。“你绝对想象不到她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援交’的隐蔽性，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童小军说。
只不过在这些学生的内心中，隐含着一种情绪。她们抗拒现状，期待成长，对学校外的花花世界充满着向往。在上海一所职校一年级的一位学生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好玩，每天还要很早就上课。”
《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长期主持学生情感专栏和广播节目，她发现，“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心理’，不理父母，遇到麻烦了交流的对象就是同伴，所以相互彼此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援交”源于日本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际”一词已经出现。当时战后日本的一些贫苦女性和寡妇，以与男性交往为代价，获取对方的经济帮助。最开始，这种“交往”并不一定伴有性行为，最单纯的只陪对方聊天、吃饭，然后各自回家。
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飞跃，经历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际”得以蔓延，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现了“爱人银行”风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额中介费用，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颁布《卖春防止法》取缔这类公司，然而这却并未阻止援交现象的蔓延，“援助交际”反而向着“低龄化”的趋势蔓延，许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队伍。
与此同时，援交文化业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蔓延。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调查，调查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2004年，台湾犯罪学学会甚至专门为此主办了“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与防治对策研讨会”，对“援助交际”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就在一年后，令家长和老师备感头痛的援交现象却悄然出现在大陆。这一年，《辽沈晚报》发表了题为《沈阳出现“援助交际”女大学生羞答答卖身赚钱》的“卧底”纪实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大陆地区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