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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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该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曾撰写《建国大纲》,1931年中共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向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发表“五一口号”,提出“速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纷纷响应。中共在新政协上提出的《共同纲领》体现了自己的革命原则,并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将自己一贯的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推进到民主统一战线的新阶段。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规划的新中国的蓝图,《共同纲领》共有7章60条,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认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规范了新中国的军事制度、政权机关,并对民族、外交、文化教育以及各项经济政策都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则作了明确的昭示。《共同纲領》的制定由周恩来主持,广泛听取了党内外的意见,特别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毛泽东四次直接参与修改,周恩来十易其稿。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体现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同一性。《共同纲领》被史家称为“民主协商的典范”,在其制定过程中找到了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各界各派的最大公约数,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首先,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变,所以在建国大业上展示了宽大的气度和胸襟,以民主协商的精神和大团结大联合的气魄,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体谅同盟者的诉求。其次,各民主党派也逐渐认识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在国共两条道路的抉择中毅然站在了人民一边,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完成了各自政治路线的转变。《共同纲领》是四个阶级、各族人民和各爱国民主力量实现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动约束和退让,《共同纲领》中甚至没有载入“社会主义”四个字,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仍是不可动摇的。
  《共同纲领》作为一部临时宪法,规范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可是作为一部成文法,文本和践行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共同纲领》在贯彻落实中也遇到过不少阻力,出现了一些波折,不久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建也戛然止步了。在历次运动中的左倾冒进更有伤及同盟者之处。
  如今,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结构早已今非昔比,但是70年前形成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积极的政治历史资源已被传承下来了,继续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共同纲领》所说的阶级联盟已经发展为如今的政治联盟,但是大团结大联合的理念和精神依旧,民主协商合作共事的方式和方法仍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弘扬这种精神,践行这些方法。《共同纲领》所规范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今已经发展为国企、民企、外资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然而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向我们展现出某些相似的特点。因此《共同纲领》明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合作社经济“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要“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鼓励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作”等,几乎都是当下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或者应当进一步采取的举措。
  既往历史不会只有文本意义,品读历史可以警示当下。回顾历史,并从中获得智慧,这应当是所有历史课题的当代价值。纪念《共同纲领》,亦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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