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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藏龙卧虎，十几位老教授个个学问高深，身怀绝技。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敬仰的教授之一。
“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这是朱东润先生生前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学不辍的真实写照。
朱东润先生崇尚正义，作品总是充沛着激越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怀。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结束时说道：“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他说的寓意是极其令人深思的，而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
朱东润是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他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年9月初中文系召开迎新会，身为名誉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也莅临会场，向一群乳臭未干的学子训话。他一身素雅的夏布装，留着短发，戴一副玳瑁眼镜，严肃端庄……记得朱东润先生训话的主旨无外乎“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所能培养的”。他老人家的一番话，给在座沉浸于“作家梦”的同学们，无异当头一棒！多年后，每当回想这一情形，不能不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话是对的，他深谙文学的真谛。经院学习固然重要，但作家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
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水照，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所里给他指派了一名导师，此人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直到1978年，王水照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笔者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王水照先生曾经给我们班级上过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唐宋段，以及选修课《苏轼研究》。在课堂上，王水照先生经常提及钱锺书的名字。一次还特意提到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
朱东润先生平时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他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不喜广事交游，很少参加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平时，除了备课、授课，与学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谈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作文，数十年如一日。他每天坚持写作两张稿纸，写完了便休息，或看点轻松的书刊以消遣。
朱东润先生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的积极用世而自律，但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校园文化风起云涌，校门口两端一溜玻璃橱窗，轮番陈列各种展览，朱东润先生的书法作品经常现身于此，这些笔力遒劲、气度不凡的字体，具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令人不能自已。我们总是驻足慢慢欣赏，从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景深先生
我在母校读书时，听闻不少老教授的故事。赵景深先生也是我非常仰慕的老师，由于他当时年事已高，难得到校，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研究家，他毕生笔耕不辍，著书甚富。我曾经读过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赵景深印象》（李平、胡忌编）一书，掩卷遐思使我更加怀念赵景深先生。
见过赵景深先生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赵老胖墩墩，笑呵呵，手温而软，给人温煦的感觉，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傲视一切的架势。我无缘见到赵景深先生年轻时的面影，不想读了收在《赵景深印象》中的赵易林的几篇文章，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万一。赵易林先生是赵老的公子，他以他的亲见亲闻和亲历，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诸如《父亲与“女星社”的组织者邓颖超》《父亲与幽默大师老舍》《父亲与落魄才子朱湘》《父亲与小峰舅舅》《关于绿波社》等文，勾勒了赵老早年投身革命、耕耘文坛的一些侧影，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赵景深先生作为戏曲专家，不但精通理论，还妙解音律。他很早就爱好昆曲演唱艺术，常常登台演出。他与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过从甚密，并一直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记得有一次系里组织聚会，他当场来了一段曲子，赢得满堂彩。虽然时光流逝多年，但留在脑子里的印象还恍如昨日。
记得我还读过赵景深先生的日记，这些日记除了记录日常起居之外，还详细记载了他晚年的学术活动、学人往来等内容，为读者展示了这位戏曲研究大师忙碌而又充實的生活场景，令人浮想联翩，心向往之。特别是读到赵景深先生在日记中，提及与我的同班同学王岗、邱辛晔等人的接触，尤感亲切。
王岗、邱辛晔当时都是李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李平则是赵老的嫡传弟子。据邱辛晔告诉我，赵景深先生病重后，李平老师安排王岗和他去病房“值班”，看护照料赵老，送赵老最后一程。
刘季高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中文系，虽经“文革”浩劫，系里的老教授仍然名声煊赫，刘季高先生就在其中。我从母校毕业后，有一年听说刘老所撰《斗室文史杂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上到书店购得。尽管只是薄薄的一册，拿在手里却觉得颇似千钧。大学时代亲承謦欬的情形，又重新浮在眼前。
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虽说早已“解放”，但却似“古董”一样，轻易不露面，与本科生的接触机会更是比较少。
然而，刘季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记得刘先生教我们的是《左传研究》，每周两课时。他上课很有特色，没有讲义，不用教材，每次上课时，也不带拎包，而在口袋里装有若干纸片——一种类似卡片﹑又似练习本的薄纸，上面直书文字，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每当讲到一篇章节，他就摸出一张纸片，吟诵相关文字，然后就此内容作一些解释或说明，十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
在我的印象中，刘季高先生总是身着一件靛蓝色的哔叽中山装，有点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气色闲定安详，且又优雅慈和，略带微笑，给人一种非常和蔼可亲的感觉。在授课过程当中，刘先生始终神采奕奕，一丝不苟，广征博引，又不乏自己的见解，同学们听了大受启发。 刘季高先生的《斗室文史杂著》荟集了他的百余首旧体诗，展示了刘老鲜为人知的诗人风姿。读着这些品格高雅﹑寓意殷切的诗歌，我仿佛又见到刘先生执鞭的场景。书中有一首《西江月·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届毕业同学》词：文史三冬足用，海天鱼跃鸢飞。冬冬腊鼓报春回，几处寒梅吐蕊。
惜别西腔动魄，论文笔阵惊雷。前程无限莫低徊，子曰后生‘可畏’。（西腔：西北民歌之代称。元萨都剌句：“步虚声里带淮腔。”）
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是母校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我在校求学期间，有幸面聆謦欬，毕业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去看望贾植芳先生。
记得贾植芳先生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特地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贾植芳先生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人精神，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脊梁。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一代学人，贾植芳更入世，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贾植芳先生倡导把“人”字写端正，这些饱含生命意义的精神遗产，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血脉传承，也是十分宝贵、值得珍视的。
出了鲁迅公园，我径直来到宝兴殡仪馆，参加贾植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贾老的遗像两边挂着大幅挽联——“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贾植芳好友兼难友何满子、吴仲华夫妇在挽联上写道：“受屈常将屈辱视为特种幽默故能历劫坚挺，做人要把人字写得格外端正诚乃匡世嘉言。”
贾先生一生追求是“把一个人字写端正”， 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其跌宕起伏的经历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一腔热血、爱国之情始终不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引博征，侃侃而谈，十分引人入胜。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毕业以后，只要回母校，我总要到国定路第九教工宿舍的贾老家里，坐在贾老身边，望着他瘦小的身子，心想：这八九十斤的身躯里，一半是热血，一半便是铮铮铁骨了，他多么像沙漠中的胡杨，他不会死，死了也不会倒下。
贾植芳先生是性情中人，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一起去他府上看望，正好他老人家的旧译《契诃夫手记》一书，收入由彭燕郊主编的《散文译丛》，在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版了。此书的旧版是1983年11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早就购读了。那天看见我携太太一起看他，贾植芳先生满脸堆笑，连忙拿出新版的《契诃夫手记》，要送我们俩分享。我谢辞道，此书我已经有了老版本了，还是送别人吧……
贾植芳先生听后，有些不乐意了。他说：“我又不送给你，我送给你太太。”能够一再受赠贾先生的大作，当然是我们晚辈的荣耀。贾植芳先生还在赠书上留言，我们真的受宠若惊。回到寒斋，打开《契诃夫手记》，突然看到书中夹着一张汇款单（影印件），原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送他的20本样书，根本不够送人，他又自费向出版社邮购样书。
后来我又选编了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这部题为《我的人生档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收录了贾植芳先生回顾自己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这样全面地汇集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
由忆旧性文章组成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先生那种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对知识和学问的深邃思考和忠于友情的人格，以及“生命不止、战斗不已”的坚韧精神。透过这些历史风云的文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史，同时也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希冀和企求。
贾植芳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我们可以透过他以生命书写的这些书页，感受到先生的正直刚毅和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贾植芳先生道德文章的绝好写照。
章培恒先生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章培恒先生不幸去世，已有多年。每当回想与章培恒先生生前交往的点滴往事，不禁神情黯然。
1980年我考入母校时，正巧章培恒先生应邀到日本讲学，回国后即继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之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我们在系里召开的会上，经常能够领略章培恒先生的风采。此时，章培恒先生早已摆脱“胡风冤案”的阴影，以厚积薄发的《洪昇年谱》一举成名！
作为章培恒先生治下的中文系年轻学子，我们都想听他的课。但是，系里却没有给八○级排他的课。我只好出一下策，探听到课程表，到别的班级去旁听章培恒先生的课，对他在课堂上心无旁枝、博闻强记、舒缓自如的讲课风格，终身难忘。
毕业以后，我有时去章培恒府上看望先生，一如既往，又是风轻云淡的惬意闲谈。一次，谈话中章培恒先生正色而言：“小罗，我记忆当中，我并没有给你们八○级上过课。”确实，章培恒先生没有正式上过八○级的课。
我向章先生解释，我是到别的班上去旁听的。趁那次机会，我就问章先生一个曾经百思不解的问题：您上课为什么总低着头？为什么眼睛总不朝讲台下的同学们看？对此，章培恒先生告诉我，50年代，他作为助教留校。有一学期开学，校方临时安排章培恒先生上一门新课，事出仓促，他在课堂上一边低头构思组织教案，一边从容上课，由此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未变。说罢，我们师生俩哈哈大笑。
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龍》的同行。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关心他的工作，也关心他的健康。
记得有一次我与元化先生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了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章培恒先生，元化先生便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当年他们率团出访日本的情形，元化先生特意说了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要注意自己身体……
后来，我把元化先生说的话，告诉了章先生，章先生很感动，同时又表示，元化先生不幸去世，自己很难过，想写纪念文章，但由于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俱往矣，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先生都往生而去，令我们这些苟且者情何以堪！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崖丽娟 王岚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真是藏龙卧虎，十几位老教授个个学问高深，身怀绝技。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敬仰的教授之一。
“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讲席”，这是朱东润先生生前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学不辍的真实写照。
朱东润先生崇尚正义，作品总是充沛着激越的爱国主义崇高情怀。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结束时说道：“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他说的寓意是极其令人深思的，而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
朱东润是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他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年9月初中文系召开迎新会，身为名誉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也莅临会场，向一群乳臭未干的学子训话。他一身素雅的夏布装，留着短发，戴一副玳瑁眼镜，严肃端庄……记得朱东润先生训话的主旨无外乎“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中文系所能培养的”。他老人家的一番话，给在座沉浸于“作家梦”的同学们，无异当头一棒！多年后，每当回想这一情形，不能不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话是对的，他深谙文学的真谛。经院学习固然重要，但作家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
1960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水照，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所里给他指派了一名导师，此人便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直到1978年，王水照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笔者当年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王水照先生曾经给我们班级上过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唐宋段，以及选修课《苏轼研究》。在课堂上，王水照先生经常提及钱锺书的名字。一次还特意提到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东润先生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
朱东润先生平时生活简朴而有规律。他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不喜广事交游，很少参加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平时，除了备课、授课，与学生、研究生、同事、友人等谈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作文，数十年如一日。他每天坚持写作两张稿纸，写完了便休息，或看点轻松的书刊以消遣。
朱东润先生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的积极用世而自律，但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校园文化风起云涌，校门口两端一溜玻璃橱窗，轮番陈列各种展览，朱东润先生的书法作品经常现身于此，这些笔力遒劲、气度不凡的字体，具有一种奇妙的魔力，令人不能自已。我们总是驻足慢慢欣赏，从此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景深先生
我在母校读书时，听闻不少老教授的故事。赵景深先生也是我非常仰慕的老师，由于他当时年事已高，难得到校，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研究家，他毕生笔耕不辍，著书甚富。我曾经读过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赵景深印象》（李平、胡忌编）一书，掩卷遐思使我更加怀念赵景深先生。
见过赵景深先生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和蔼的老人。赵老胖墩墩，笑呵呵，手温而软，给人温煦的感觉，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傲视一切的架势。我无缘见到赵景深先生年轻时的面影，不想读了收在《赵景深印象》中的赵易林的几篇文章，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万一。赵易林先生是赵老的公子，他以他的亲见亲闻和亲历，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诸如《父亲与“女星社”的组织者邓颖超》《父亲与幽默大师老舍》《父亲与落魄才子朱湘》《父亲与小峰舅舅》《关于绿波社》等文，勾勒了赵老早年投身革命、耕耘文坛的一些侧影，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赵景深先生作为戏曲专家，不但精通理论，还妙解音律。他很早就爱好昆曲演唱艺术，常常登台演出。他与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过从甚密，并一直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记得有一次系里组织聚会，他当场来了一段曲子，赢得满堂彩。虽然时光流逝多年，但留在脑子里的印象还恍如昨日。
记得我还读过赵景深先生的日记，这些日记除了记录日常起居之外，还详细记载了他晚年的学术活动、学人往来等内容，为读者展示了这位戏曲研究大师忙碌而又充實的生活场景，令人浮想联翩，心向往之。特别是读到赵景深先生在日记中，提及与我的同班同学王岗、邱辛晔等人的接触，尤感亲切。
王岗、邱辛晔当时都是李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李平则是赵老的嫡传弟子。据邱辛晔告诉我，赵景深先生病重后，李平老师安排王岗和他去病房“值班”，看护照料赵老，送赵老最后一程。
刘季高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中文系，虽经“文革”浩劫，系里的老教授仍然名声煊赫，刘季高先生就在其中。我从母校毕业后，有一年听说刘老所撰《斗室文史杂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上到书店购得。尽管只是薄薄的一册，拿在手里却觉得颇似千钧。大学时代亲承謦欬的情形，又重新浮在眼前。
当时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虽说早已“解放”，但却似“古董”一样，轻易不露面，与本科生的接触机会更是比较少。
然而，刘季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记得刘先生教我们的是《左传研究》，每周两课时。他上课很有特色，没有讲义，不用教材，每次上课时，也不带拎包，而在口袋里装有若干纸片——一种类似卡片﹑又似练习本的薄纸，上面直书文字，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每当讲到一篇章节，他就摸出一张纸片，吟诵相关文字，然后就此内容作一些解释或说明，十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
在我的印象中，刘季高先生总是身着一件靛蓝色的哔叽中山装，有点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气色闲定安详，且又优雅慈和，略带微笑，给人一种非常和蔼可亲的感觉。在授课过程当中，刘先生始终神采奕奕，一丝不苟，广征博引，又不乏自己的见解，同学们听了大受启发。 刘季高先生的《斗室文史杂著》荟集了他的百余首旧体诗，展示了刘老鲜为人知的诗人风姿。读着这些品格高雅﹑寓意殷切的诗歌，我仿佛又见到刘先生执鞭的场景。书中有一首《西江月·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届毕业同学》词：文史三冬足用，海天鱼跃鸢飞。冬冬腊鼓报春回，几处寒梅吐蕊。
惜别西腔动魄，论文笔阵惊雷。前程无限莫低徊，子曰后生‘可畏’。（西腔：西北民歌之代称。元萨都剌句：“步虚声里带淮腔。”）
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是母校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我在校求学期间，有幸面聆謦欬，毕业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去看望贾植芳先生。
记得贾植芳先生追悼会那天上午，我特地去了一次鲁迅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因为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贾植芳先生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他们都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文人精神，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脊梁。作为“喝鲁迅奶长大”的一代学人，贾植芳更入世，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贾植芳先生倡导把“人”字写端正，这些饱含生命意义的精神遗产，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血脉传承，也是十分宝贵、值得珍视的。
出了鲁迅公园，我径直来到宝兴殡仪馆，参加贾植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贾老的遗像两边挂着大幅挽联——“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贾植芳好友兼难友何满子、吴仲华夫妇在挽联上写道：“受屈常将屈辱视为特种幽默故能历劫坚挺，做人要把人字写得格外端正诚乃匡世嘉言。”
贾先生一生追求是“把一个人字写端正”， 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其跌宕起伏的经历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然而贾植芳先生的一腔热血、爱国之情始终不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我在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引博征，侃侃而谈，十分引人入胜。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毕业以后，只要回母校，我总要到国定路第九教工宿舍的贾老家里，坐在贾老身边，望着他瘦小的身子，心想：这八九十斤的身躯里，一半是热血，一半便是铮铮铁骨了，他多么像沙漠中的胡杨，他不会死，死了也不会倒下。
贾植芳先生是性情中人，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一起去他府上看望，正好他老人家的旧译《契诃夫手记》一书，收入由彭燕郊主编的《散文译丛》，在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版了。此书的旧版是1983年11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早就购读了。那天看见我携太太一起看他，贾植芳先生满脸堆笑，连忙拿出新版的《契诃夫手记》，要送我们俩分享。我谢辞道，此书我已经有了老版本了，还是送别人吧……
贾植芳先生听后，有些不乐意了。他说：“我又不送给你，我送给你太太。”能够一再受赠贾先生的大作，当然是我们晚辈的荣耀。贾植芳先生还在赠书上留言，我们真的受宠若惊。回到寒斋，打开《契诃夫手记》，突然看到书中夹着一张汇款单（影印件），原来湖南文艺出版社送他的20本样书，根本不够送人，他又自费向出版社邮购样书。
后来我又选编了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这部题为《我的人生档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收录了贾植芳先生回顾自己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这样全面地汇集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
由忆旧性文章组成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先生那种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对知识和学问的深邃思考和忠于友情的人格，以及“生命不止、战斗不已”的坚韧精神。透过这些历史风云的文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史，同时也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希冀和企求。
贾植芳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但我们可以透过他以生命书写的这些书页，感受到先生的正直刚毅和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贾植芳先生道德文章的绝好写照。
章培恒先生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章培恒先生不幸去世，已有多年。每当回想与章培恒先生生前交往的点滴往事，不禁神情黯然。
1980年我考入母校时，正巧章培恒先生应邀到日本讲学，回国后即继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之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我们在系里召开的会上，经常能够领略章培恒先生的风采。此时，章培恒先生早已摆脱“胡风冤案”的阴影，以厚积薄发的《洪昇年谱》一举成名！
作为章培恒先生治下的中文系年轻学子，我们都想听他的课。但是，系里却没有给八○级排他的课。我只好出一下策，探听到课程表，到别的班级去旁听章培恒先生的课，对他在课堂上心无旁枝、博闻强记、舒缓自如的讲课风格，终身难忘。
毕业以后，我有时去章培恒府上看望先生，一如既往，又是风轻云淡的惬意闲谈。一次，谈话中章培恒先生正色而言：“小罗，我记忆当中，我并没有给你们八○级上过课。”确实，章培恒先生没有正式上过八○级的课。
我向章先生解释，我是到别的班上去旁听的。趁那次机会，我就问章先生一个曾经百思不解的问题：您上课为什么总低着头？为什么眼睛总不朝讲台下的同学们看？对此，章培恒先生告诉我，50年代，他作为助教留校。有一学期开学，校方临时安排章培恒先生上一门新课，事出仓促，他在课堂上一边低头构思组织教案，一边从容上课，由此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未变。说罢，我们师生俩哈哈大笑。
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龍》的同行。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关心他的工作，也关心他的健康。
记得有一次我与元化先生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了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章培恒先生，元化先生便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当年他们率团出访日本的情形，元化先生特意说了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要注意自己身体……
后来，我把元化先生说的话，告诉了章先生，章先生很感动，同时又表示，元化先生不幸去世，自己很难过，想写纪念文章，但由于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俱往矣，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先生都往生而去，令我们这些苟且者情何以堪！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