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纪》（2019年第6期）上看到张云教授的《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之谜》，很受启发。文章讲潘汉年见汪精卫是被动的，并且没说不当的话，符合实际。文章中提到潘有“心病”。什么心病呢？那就是他没有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为什么迟迟不汇报呢？这是我长期关注的敏感问题。30年前我向扬帆、张承宗、梅达君等老领导请教过。
　　最近3个月，我同几十位百岁上下的老领导朝夕相处。老领导中有好几位是潘汉年的部下，有的还因潘汉年事件入狱14年。聊天时，大家免不了把话题扯到潘汉年的心病上。百岁上下的老人，有的记忆力惊人，并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的记忆力不错，也能表达，但是耳聋听不见，把问题写给他（她）看了以后，马上滔滔不绝。对潘汉年拖了11年才汇报见汪的事，大家作了如下的分析。
　　在潘汪见面后，汪派为了往脸上贴金，立即发布消息声称：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国民党为了抹黑共产党，也随即发布消息：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不知道潘见过汪，马上辟谣：绝无此事。这三方面的公开报道，潘可能是知道的，心情自然沉重。
　　潘汉年是1943年3月在国民党大特务李士群设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后，才见汪精卫的。也就在这时候，延安破获了多起伪装革命者的人，原来是国民党派遣来刺杀毛泽东的特务。于是，4月开始“审干”，5月发动“抢救运动”。“抢救运动”的浩大声势对潘汉年多少有点威慑。紧接着，6月新四军的“黄花塘事件”整人事件，致使潘汉年欲说还休，说了肯定挨整，不说也罢，他就没说。人无完人，潘的这种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感染”，也是一种负面的思维共振。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威望极高，做报告满堂喝彩，尽管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少拍掌”，可是听众给他的仍然是掌声如雷。人无完人，他那患得患失的缺点，让他没有提及此事。1949年饶漱石提出“以特制特”，本无可非议。不料1954年批饶漱石的“以特制特”，不消说，潘汉年是做了不少“以特制特”工作的。他见大势不妙，回想过去，便主动向陈毅作了匯报。陈毅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潘汉年得到的报应是“永远不得重用”，“穿着拖鞋被押走”。可以断言，对潘汉年的这般处理是过分的，失当的。不过，如果换位思考，汪、蒋过去在他身上大作文章，使得延安把不是谣辟成谣，给党制造了麻烦，是不是对那过重的报应也有可理解之处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看在潘汉年功劳卓著的面上，对他的关押是有特殊照顾的，只是不允许随便外出。
　　纵观潘汉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反思。第一，要充分理解地下工作之艰难。他们远离党组织，不像正规部队，遇事可以开会讨论，转身可以向上级请示。可是地下党连开会的机会也难找到，随便见上级说不定是害了上级，说不定会给上级招来杀身之祸。地下党可谓孤胆英雄，对时时处处把脑袋拴在裤带上过日子的地下党的失误，应当充分谅解，对他们的政治安排至少应当与正规军平行，甚至高出半格。第二，出了事故以后，对更多人和事产生怀疑，这在心理学上属于前面提到的“心理感染”中的一种“爆发性”感染，是难免的，但是怀疑不等于事实，不可以匆忙作结论，否则会酿成“大群体感染”，那就成了“刮飓风”。 “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的思维方式祸国殃民。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嘛！第三，在政治生活中，切忌大轰大嗡。大轰大嗡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左”得出奇的“运动群众”。《人民日报》曾经披露一个消息，在潘汉年被关押后的大量外调中，替潘说好话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潘已离异的前妻。有人说，潘已离异的妻子之所以敢替潘说好话，是因为她是“不懂政治的普通人”。如此评价她是不恰当的，但其中也有发人深思之处。再想一想，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无一人投反对票。唯一一位被“四人帮”以反对开除刘少奇之罪而打压的女性中委，其实她也不是公开反对。她是既不举手赞成，也不举手反对，也没举手弃权，而是埋首漠然置之。对大事没有不同意见是不正常的，立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侧面，很难一认就同。后来证明好多人内心里是不赞成开除刘少奇的。刘少奇平反后，只有襟怀坦白的胡耀邦就自己曾举手赞成而作了自我批评。只有胡一人公开自责，这也是不正常的。毛泽东就延安整风扩大化向受害者鞠躬道歉，对陕甘宁贯彻“三三制”不力而鞠躬道歉。由此必须引出第四条教训。第四，要学会道歉，勇于自我批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依我之见，圣贤也是有不少过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不可忘却的初衷。中央宣传部老副部长周扬整过人，“文革”后他诚恳地向被他整过的人道歉，再道歉，取得谅解，博得好评。
　　逝者已矣，生者还在。从剖析潘汉年的“心病”中还能引出什么哲理，我将继续向我周围百岁上下的老人请教，继续……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