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查阅中国福利会档案时，无意中看到一个卷宗里面夹着一封信，原文内容抄录如下：
执事先生大鉴：
您处12月25日致中国福利会函已由该会转来。查您处编号出代1595美汇汇票一纸，原系本人委托中国福利会代办;目前既然美汇因故暂行缓结，本人即当致函国外，请原寄款人办理将原票退回之手续。至于致电国外代理行一节，因本人无力负担电报费，故不拟遵嘱照办。匆复。致
敬礼！
施剑翘拜启
12月28日
本人通信处：苏州南显子巷从云小学
看到施剑翘的名字，好奇之心油然而起：难道这就是刺杀孙传芳的那位民国侠女？她与中国福利会之间产生了怎样的联系？其间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此函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时施剑翘经济处境似乎比较困窘，而不知何人从美国给她汇来款项，却因故不能领取。经笔者仔细爬梳查阅相关史料，发现此事与宋庆龄女士有直接关联，而宋施二人的交点则是战灾儿童义养会。
创办学校，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父亲施从滨为军阀孙传芳所杀。为报父仇，1935年11月13日，在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时，施剑翘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弹将其击毙，随后散发传单，传单写道：“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消息传出，海内轰动。案后，施剑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后经各界努力，于1936年10月得到国民政府特赦而出狱。“侠女施剑翘”为父复仇的传奇行为，一时扬名于天下。
出狱后，施剑翘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奉献。她先赴南京感谢冯玉祥的大力救助，不久与母亲董氏迁居长沙，与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弟弟施中杰一起生活。抗战爆发后，她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一封“我要求做抗战工作”的信函。张治中对其胆量和毅力早就有所了解，随即接见施剑翘，任命其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此后她奔波于长沙、重庆等地，为军队筹措慰劳品，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忙碌。有一次为八路军募集布鞋一万五千双，棉背心一万五千件，医疗用品一百箱等物资，亲自送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1941年7月，施剑翘与母亲随施中杰到四川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立即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1942年，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她不仅带头捐出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还动员母亲和胞弟各捐献一份。她还亲自到一些财主家里，广泛宣传，深入做工作，动员他们多献一些。经过施剑翘和献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短短几个月时间，募捐取得很大成效，其总金额足以购买3架新战斗机，献给空军，受到全体空军指战员的极大尊敬，被称之为空军的大姐。施剑翘一度生病住院，驻扎重庆的空军将士们，只要有空，都到医院去看望她。
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她结识了徐特立、邓颖超等人，与中共方面往来日趋密切。1938年春武汉空战大捷，施剑翘代表湖南抗敌后援总会，带着“扬我国威”锦旗和大批慰劳品赶到武汉，慰问空军。并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见到史良和邓颖超，双方就此建立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接见施剑翘，她吟诗纪念道：群芳无力随风坠，岭上梅花独自新;战地冰霜红更艳，雪中先报一枝春。后还多次去拜访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邓颖超书信来往不绝，为安全起见，信中邓颖超化名“肖英”，施剑翘化名“董瑞飞”。邓颖超经常寄给施剑翘各种学习材料，对她后半生影响较大。
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是滋味。抗战胜利后，施剑翘迁居苏州，想创办一所平民小学，让那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解决贫困孩子的失学之苦。为筹建学校，她特地到重庆找冯玉祥帮忙，冯玉祥非常支持施剑翘办学，欣然担任学校董事长，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随即，施剑翘拿着介绍信求教于陶行知。陶老夫子传授了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办学方针，并向她推荐了经验丰富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其办学（孔后来即主管从云小学教务工作），另外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譜写校歌。当时，书画家马公愚在苏州平江重建安徽同乡会，会馆有空余房子，他欢迎施剑翘去办学，于是校址也很快选定。
1946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创办的私立小学，在苏州平江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施自任校长。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学校取名为“从云小学”。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半数以上的学生学费全免，其余的免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不等，只有附近家境较好的7名学生交纳全费。对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除免收学费外，还每天免费供应一顿午饭。学校的教师大多是进步青年，待遇菲薄，基本是尽义务。学生免费入学，师生关系平等友爱，学校办得颇有特色。新奇的校规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久学生总数就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在苏州办学期间，施剑翘常去南京探望母亲，那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住在梅园新村。施剑翘经常去拜望他们，有过多次接触，不时受到启迪和教益，逐渐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思想越来越倾向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其家属受到特务迫害和严密监视，处境十分艰难。施剑翘接受周恩来安排的任务，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500元法币送到刘善本同志的家属手里。在主持从云小学时，施剑翘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为地下党的活动做了不少掩护工作。
由陶行知介绍来学校主管校务工作的孔令宗，其实是中共苏州县委委员，1947年秋，孔令宗介绍中共苏州地下党县委书记陆兆书（即卜明）和陶掌珠（中共无锡县委委员）来校任教，地下党县委机关就设在从云小学内。接着，1948年，史良推荐民盟成员金祺（又名金若年）到从云小学任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金祺到校后，同其他盟员一起编辑、印发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把这些刊物投寄到许多单位并秘密贴到大街上，学校成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尽管当时中共党员和民盟成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但他们的革命活动都得到施剑翘的支持和帮助。 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社会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所以，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阴谋不能得逞。1949年2月，金祺接上级指示，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苏州城内设置秘密电台。金祺同施剑翘商量，想把电台设在从云小学内，其理由一是庭院深，闹中有静;二是校门上悬挂着的“禁止驻军”的告示对国民党特务耳目有相当的震慑作用。施剑翘表示全力支持，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冒风险。
她的八弟施则凡是国民党少将，施剑翘凭姐弟手足之情，向其反复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说服他为共产党出一份力，最终施则凡听从施剑翘的劝告，留在大陆，解放后在南京解放军步兵学校任教员。她还和史良一起给阎锡山部中将参谋长郭宗汾发出一封长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争取起义。后郭宗汾终于离开太原，随傅作义部起义。
史良牵线，得到宋庆龄办学资助
施剑翘既无产业，又无钱财，办学经费全凭她奔波各地，向父亲同僚友好筹措而来，经费时常捉襟见肘。
1946年4月中旬，冯玉祥打算出国考察，他和陶行知有卖字兴学之计划。施剑翘受此启发，于5月26日致函陶行知，函中写道：“翘拟请现代书画家惠赠墨宝，将来到各地开‘施剑翘收集现代名书画家珍品展览屋’，将所收入门票捐贫儿教养院，亦募捐方法之一。先生如认为可以，即请对各书画家代致此意，如能得到各画家之同情，翘即将纸寄上”。遗憾的是，两个月后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遽然去世，该计划遂未能实现。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是施剑翘的好友。1947年冬，施剑翘到北平，徐悲鸿邀请在北平的叶浅予等8位著名画家，为施剑翘办学集资而作画。画家们深为施剑翘的义举所感动，奋笔挥毫，将作出的画全部赠给从云小学。叶浅予还拿过纸笔，勾勒出剑翘的画像，赠给剑翘。其余几位画家也先后在圆月形折叠画册上为剑翘作画留念。徐悲鸿在画册上写下诗句：“岂有蛟龙愁失水，只磨故剑问青天”，并在次页画了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题款“赠剑翘女士留念”。施剑翘从北平带回的书画，无一不是上乘之作，但在从云小学举办画展时，参观者寥寥无几，出钱购画者更是少得可怜。
此时，支持她办学的董必武已撤回延安，而冯玉祥还在美国考察水利，孔令宗因吐血请长假休养使她失去重要的帮手，施剑翘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之中。据其子施羽尧忆述，当时施剑翘踌躇不决进退两难，暗自思量：“停办算了。陶老夫子是留美的高材生，办晓庄师范还四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关门了事。自己对教育只是一知半解，又碰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怎么能将学校办下去？若是马上停办，把学校的动产全部变卖，还可以给教师们再发三个月薪水，让大家自谋生路。”然而，施剑翘实在不忍将精心操办的事业毁于一旦。正在此时，故交史良得知施剑翘和从云小学的窘境后，向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见一见宋庆龄女士呢？她现在兼任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主席。你向她呈述从云小学的办学宗旨，她肯定会支持你的。”
原来宋庆龄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下设立儿童工作组，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早在1946年4月，陶行知为了晓庄的10个孤儿，就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宋庆龄帮忙，宋庆龄立即与美国救济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联系，让自愿认养中国孤儿的国际友人当义父、义母，按月给每个孤儿寄10美元作抚养费用，并寄给他们大米、奶粉及鞋子、毯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将他们寄养在晓庄小学，解决了这10名儿童的生活和上学问题。1947年3月10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战灾儿童义养会”合作，成为其在华代表，组成“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
根据“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的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是战争孤儿与难童，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认定合格后报请总部批准，即为“义养生”。由在美国的认养人为其每月提供15美元的生活费，直至能独立生活为止。受援助的中国孩子经常写信给捐款人保持联系，汇报学习成绩，彼此建立感情。第一批义养生名额为200名，至1949年扩大到350名，以后陆续增至579名，全国共有30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5000余名儿童，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按中国分会规定，义养金除用于义养生本人生活费外，多余部分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因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870名。具体单位有上海育才学校、山海工学团、少年村（流浪儿童教养团体）、灾难教养所，慈幼教养院、华东保育院、儿童剧团、静安乡村小学;苏州从云小学;常州贫儿院、敦本小学;南京晓庄小学;北京育婴堂、育幼所、华北聋哑学校、高碑店工学团、香山慈幼园;天津长芦育婴堂、红十字会恤养院、育幼所;泰州育幼所;淮阴实验小学;淮安新安学校;安徽行知小学;广东中山儿童新村;甘肃山丹培黎工业学校等。
经史良牵线搭桥，施剑翘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在详细询问了从云小学的创办经过和具体情况后，宋庆龄肯定了施剑翘为贫苦孩子办学的精神，对教师们的努力也大为赞赏，当即同意从“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基金中按月拨款，长期对从云小学进行资助。同时，为表示对施剑翘的特别支持，孙夫人还同意担任“从云小学”的名誉董事长。此外，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马崇儒积极推行陶行知“即知即传”“小先生”活动，1947年12月23日，宋庆龄邀请马崇儒和陈维博、周尔贤等3个站长以及中福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一起参加圣诞家宴。席间，宋庆龄对马崇儒等表示亲切慰问和新的期望。1948年夏，马崇儒得到顾锦心转达宋庆龄的口信，他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遂于8月7日撤离转移到苏州。马崇儒担任中共苏州工委委员，分管青年学生工作，对从云小学也有所指导和帮助。
自纳入“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义养生计划后，1948年冬，从云小学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补助义养生额每月50美元。到1950年，从云小学的义养生增至16名，每月得到112美元，同年还得到上海临时救济会捐助木料，另有图書费等若干。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的资金资助，从云小学才得以维持办学。然而，由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1950年12月，战灾儿童义养总会停止拨给中国义养儿童的经费，中国分会随即宣布结束中国的义养活动。本文开头提到的书信内容即指此事，也是施剑翘和宋庆龄及中福会交往的一个物证。笔者随后还在一堆档案纸里找到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查贵行前委托敝行代收之支票（本行编号1595），计美金40元正，已由国外代理行于1950年12月26日收妥。惟因受美帝冻结，兹根据敝行1951年2月16日外指通字第147号函规定处理办法，出给临时收据以资为证。这具有特殊用途的40元美金，可能是战灾儿童义养总会拨给从云小学的最后一笔款项。
潜心修行，在京安度晚年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迎接苏州解放，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入二野军大和三野军大（后改华东军大）。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为代表之一，随后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她赋诗道：惯与松梅友，同契抗严霜;中空节节直，翘首接碧苍。1949年10月，华东军大在南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和欢送二野军大进军西南的大会，施剑翘作为家长代表发言说：“我应陈司令员的邀请，今天来这里参加我二儿子所在的军大开学典礼和欢送我大儿子所在的军大进军西南的大会，像在座所有母亲一样，心中充满着喜悦和自豪。”
1952年，因学校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施剑翘将倾尽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共有7级7班，270名学生，12名教师，完整地贡献给国家。8月25日，从云小学被接办为公立学校，合并于大儒中心小学，成为大儒中心小学二院。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感到异常劳累。于是赴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光明寺村疗养，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不久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关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其间，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第二至五届特邀委员。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术成功。然而，由于尿毒症并发心肌衰竭，于当年8月27日猝然去世，享年73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
美国学者林育沁将施剑翘塑造为公众同情的现代女性勇士，认为她跨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既成为传统社会中为父报仇的孝顺女儿，又成为国民党失败抗日政策的间接谴责者，并通过暗杀孙传芳的行为，在城市公共空间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此说正确与否且置不论，但至少提供了一种较新的研究视角。同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施剑翘与宋庆龄都十分关心儿童的学习教育，并竭尽所能为之奋斗以使更多的孩子受益，二人的交往，也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休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 杨之立
执事先生大鉴：
您处12月25日致中国福利会函已由该会转来。查您处编号出代1595美汇汇票一纸，原系本人委托中国福利会代办;目前既然美汇因故暂行缓结，本人即当致函国外，请原寄款人办理将原票退回之手续。至于致电国外代理行一节，因本人无力负担电报费，故不拟遵嘱照办。匆复。致
敬礼！
施剑翘拜启
12月28日
本人通信处：苏州南显子巷从云小学
看到施剑翘的名字，好奇之心油然而起：难道这就是刺杀孙传芳的那位民国侠女？她与中国福利会之间产生了怎样的联系？其间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此函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时施剑翘经济处境似乎比较困窘，而不知何人从美国给她汇来款项，却因故不能领取。经笔者仔细爬梳查阅相关史料，发现此事与宋庆龄女士有直接关联，而宋施二人的交点则是战灾儿童义养会。
创办学校，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父亲施从滨为军阀孙传芳所杀。为报父仇，1935年11月13日，在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时，施剑翘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弹将其击毙，随后散发传单，传单写道：“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消息传出，海内轰动。案后，施剑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后经各界努力，于1936年10月得到国民政府特赦而出狱。“侠女施剑翘”为父复仇的传奇行为，一时扬名于天下。
出狱后，施剑翘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奉献。她先赴南京感谢冯玉祥的大力救助，不久与母亲董氏迁居长沙，与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弟弟施中杰一起生活。抗战爆发后，她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一封“我要求做抗战工作”的信函。张治中对其胆量和毅力早就有所了解，随即接见施剑翘，任命其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此后她奔波于长沙、重庆等地，为军队筹措慰劳品，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忙碌。有一次为八路军募集布鞋一万五千双，棉背心一万五千件，医疗用品一百箱等物资，亲自送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1941年7月，施剑翘与母亲随施中杰到四川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立即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1942年，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她不仅带头捐出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还动员母亲和胞弟各捐献一份。她还亲自到一些财主家里，广泛宣传，深入做工作，动员他们多献一些。经过施剑翘和献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短短几个月时间，募捐取得很大成效，其总金额足以购买3架新战斗机，献给空军，受到全体空军指战员的极大尊敬，被称之为空军的大姐。施剑翘一度生病住院，驻扎重庆的空军将士们，只要有空，都到医院去看望她。
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她结识了徐特立、邓颖超等人，与中共方面往来日趋密切。1938年春武汉空战大捷，施剑翘代表湖南抗敌后援总会，带着“扬我国威”锦旗和大批慰劳品赶到武汉，慰问空军。并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见到史良和邓颖超，双方就此建立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接见施剑翘，她吟诗纪念道：群芳无力随风坠，岭上梅花独自新;战地冰霜红更艳，雪中先报一枝春。后还多次去拜访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邓颖超书信来往不绝，为安全起见，信中邓颖超化名“肖英”，施剑翘化名“董瑞飞”。邓颖超经常寄给施剑翘各种学习材料，对她后半生影响较大。
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是滋味。抗战胜利后，施剑翘迁居苏州，想创办一所平民小学，让那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解决贫困孩子的失学之苦。为筹建学校，她特地到重庆找冯玉祥帮忙，冯玉祥非常支持施剑翘办学，欣然担任学校董事长，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随即，施剑翘拿着介绍信求教于陶行知。陶老夫子传授了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办学方针，并向她推荐了经验丰富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其办学（孔后来即主管从云小学教务工作），另外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譜写校歌。当时，书画家马公愚在苏州平江重建安徽同乡会，会馆有空余房子，他欢迎施剑翘去办学，于是校址也很快选定。
1946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创办的私立小学，在苏州平江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施自任校长。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学校取名为“从云小学”。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半数以上的学生学费全免，其余的免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不等，只有附近家境较好的7名学生交纳全费。对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除免收学费外，还每天免费供应一顿午饭。学校的教师大多是进步青年，待遇菲薄，基本是尽义务。学生免费入学，师生关系平等友爱，学校办得颇有特色。新奇的校规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久学生总数就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在苏州办学期间，施剑翘常去南京探望母亲，那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住在梅园新村。施剑翘经常去拜望他们，有过多次接触，不时受到启迪和教益，逐渐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思想越来越倾向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其家属受到特务迫害和严密监视，处境十分艰难。施剑翘接受周恩来安排的任务，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500元法币送到刘善本同志的家属手里。在主持从云小学时，施剑翘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为地下党的活动做了不少掩护工作。
由陶行知介绍来学校主管校务工作的孔令宗，其实是中共苏州县委委员，1947年秋，孔令宗介绍中共苏州地下党县委书记陆兆书（即卜明）和陶掌珠（中共无锡县委委员）来校任教，地下党县委机关就设在从云小学内。接着，1948年，史良推荐民盟成员金祺（又名金若年）到从云小学任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金祺到校后，同其他盟员一起编辑、印发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把这些刊物投寄到许多单位并秘密贴到大街上，学校成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尽管当时中共党员和民盟成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但他们的革命活动都得到施剑翘的支持和帮助。 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社会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所以，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阴谋不能得逞。1949年2月，金祺接上级指示，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苏州城内设置秘密电台。金祺同施剑翘商量，想把电台设在从云小学内，其理由一是庭院深，闹中有静;二是校门上悬挂着的“禁止驻军”的告示对国民党特务耳目有相当的震慑作用。施剑翘表示全力支持，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冒风险。
她的八弟施则凡是国民党少将，施剑翘凭姐弟手足之情，向其反复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说服他为共产党出一份力，最终施则凡听从施剑翘的劝告，留在大陆，解放后在南京解放军步兵学校任教员。她还和史良一起给阎锡山部中将参谋长郭宗汾发出一封长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争取起义。后郭宗汾终于离开太原，随傅作义部起义。
史良牵线，得到宋庆龄办学资助
施剑翘既无产业，又无钱财，办学经费全凭她奔波各地，向父亲同僚友好筹措而来，经费时常捉襟见肘。
1946年4月中旬，冯玉祥打算出国考察，他和陶行知有卖字兴学之计划。施剑翘受此启发，于5月26日致函陶行知，函中写道：“翘拟请现代书画家惠赠墨宝，将来到各地开‘施剑翘收集现代名书画家珍品展览屋’，将所收入门票捐贫儿教养院，亦募捐方法之一。先生如认为可以，即请对各书画家代致此意，如能得到各画家之同情，翘即将纸寄上”。遗憾的是，两个月后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遽然去世，该计划遂未能实现。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是施剑翘的好友。1947年冬，施剑翘到北平，徐悲鸿邀请在北平的叶浅予等8位著名画家，为施剑翘办学集资而作画。画家们深为施剑翘的义举所感动，奋笔挥毫，将作出的画全部赠给从云小学。叶浅予还拿过纸笔，勾勒出剑翘的画像，赠给剑翘。其余几位画家也先后在圆月形折叠画册上为剑翘作画留念。徐悲鸿在画册上写下诗句：“岂有蛟龙愁失水，只磨故剑问青天”，并在次页画了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题款“赠剑翘女士留念”。施剑翘从北平带回的书画，无一不是上乘之作，但在从云小学举办画展时，参观者寥寥无几，出钱购画者更是少得可怜。
此时，支持她办学的董必武已撤回延安，而冯玉祥还在美国考察水利，孔令宗因吐血请长假休养使她失去重要的帮手，施剑翘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之中。据其子施羽尧忆述，当时施剑翘踌躇不决进退两难，暗自思量：“停办算了。陶老夫子是留美的高材生，办晓庄师范还四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关门了事。自己对教育只是一知半解，又碰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怎么能将学校办下去？若是马上停办，把学校的动产全部变卖，还可以给教师们再发三个月薪水，让大家自谋生路。”然而，施剑翘实在不忍将精心操办的事业毁于一旦。正在此时，故交史良得知施剑翘和从云小学的窘境后，向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见一见宋庆龄女士呢？她现在兼任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主席。你向她呈述从云小学的办学宗旨，她肯定会支持你的。”
原来宋庆龄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下设立儿童工作组，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早在1946年4月，陶行知为了晓庄的10个孤儿，就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宋庆龄帮忙，宋庆龄立即与美国救济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联系，让自愿认养中国孤儿的国际友人当义父、义母，按月给每个孤儿寄10美元作抚养费用，并寄给他们大米、奶粉及鞋子、毯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将他们寄养在晓庄小学，解决了这10名儿童的生活和上学问题。1947年3月10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战灾儿童义养会”合作，成为其在华代表，组成“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
根据“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的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是战争孤儿与难童，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认定合格后报请总部批准，即为“义养生”。由在美国的认养人为其每月提供15美元的生活费，直至能独立生活为止。受援助的中国孩子经常写信给捐款人保持联系，汇报学习成绩，彼此建立感情。第一批义养生名额为200名，至1949年扩大到350名，以后陆续增至579名，全国共有30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5000余名儿童，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按中国分会规定，义养金除用于义养生本人生活费外，多余部分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因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870名。具体单位有上海育才学校、山海工学团、少年村（流浪儿童教养团体）、灾难教养所，慈幼教养院、华东保育院、儿童剧团、静安乡村小学;苏州从云小学;常州贫儿院、敦本小学;南京晓庄小学;北京育婴堂、育幼所、华北聋哑学校、高碑店工学团、香山慈幼园;天津长芦育婴堂、红十字会恤养院、育幼所;泰州育幼所;淮阴实验小学;淮安新安学校;安徽行知小学;广东中山儿童新村;甘肃山丹培黎工业学校等。
经史良牵线搭桥，施剑翘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在详细询问了从云小学的创办经过和具体情况后，宋庆龄肯定了施剑翘为贫苦孩子办学的精神，对教师们的努力也大为赞赏，当即同意从“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基金中按月拨款，长期对从云小学进行资助。同时，为表示对施剑翘的特别支持，孙夫人还同意担任“从云小学”的名誉董事长。此外，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马崇儒积极推行陶行知“即知即传”“小先生”活动，1947年12月23日，宋庆龄邀请马崇儒和陈维博、周尔贤等3个站长以及中福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一起参加圣诞家宴。席间，宋庆龄对马崇儒等表示亲切慰问和新的期望。1948年夏，马崇儒得到顾锦心转达宋庆龄的口信，他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遂于8月7日撤离转移到苏州。马崇儒担任中共苏州工委委员，分管青年学生工作，对从云小学也有所指导和帮助。
自纳入“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义养生计划后，1948年冬，从云小学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补助义养生额每月50美元。到1950年，从云小学的义养生增至16名，每月得到112美元，同年还得到上海临时救济会捐助木料，另有图書费等若干。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的资金资助，从云小学才得以维持办学。然而，由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1950年12月，战灾儿童义养总会停止拨给中国义养儿童的经费，中国分会随即宣布结束中国的义养活动。本文开头提到的书信内容即指此事，也是施剑翘和宋庆龄及中福会交往的一个物证。笔者随后还在一堆档案纸里找到一张收条，上面写着：查贵行前委托敝行代收之支票（本行编号1595），计美金40元正，已由国外代理行于1950年12月26日收妥。惟因受美帝冻结，兹根据敝行1951年2月16日外指通字第147号函规定处理办法，出给临时收据以资为证。这具有特殊用途的40元美金，可能是战灾儿童义养总会拨给从云小学的最后一笔款项。
潜心修行，在京安度晚年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迎接苏州解放，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入二野军大和三野军大（后改华东军大）。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为代表之一，随后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她赋诗道：惯与松梅友，同契抗严霜;中空节节直，翘首接碧苍。1949年10月，华东军大在南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和欢送二野军大进军西南的大会，施剑翘作为家长代表发言说：“我应陈司令员的邀请，今天来这里参加我二儿子所在的军大开学典礼和欢送我大儿子所在的军大进军西南的大会，像在座所有母亲一样，心中充满着喜悦和自豪。”
1952年，因学校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施剑翘将倾尽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共有7级7班，270名学生，12名教师，完整地贡献给国家。8月25日，从云小学被接办为公立学校，合并于大儒中心小学，成为大儒中心小学二院。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感到异常劳累。于是赴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光明寺村疗养，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不久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关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其间，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第二至五届特邀委员。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术成功。然而，由于尿毒症并发心肌衰竭，于当年8月27日猝然去世，享年73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
美国学者林育沁将施剑翘塑造为公众同情的现代女性勇士，认为她跨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既成为传统社会中为父报仇的孝顺女儿，又成为国民党失败抗日政策的间接谴责者，并通过暗杀孙传芳的行为，在城市公共空间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此说正确与否且置不论，但至少提供了一种较新的研究视角。同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施剑翘与宋庆龄都十分关心儿童的学习教育，并竭尽所能为之奋斗以使更多的孩子受益，二人的交往，也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休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