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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这样一群摄影家，他们虽大多已年过花甲，但在“大器晚成”的日本社会，他们仍处在积累、收获的时节。也许他们因职业摄影家的成就而被人熟知，但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用影像探索一个共同的话题——日本何以为日本？是东京旧市井的街头巷尾，是庶民文化的故事传说，是浅草节日的热闹氛围，还是隅田河边的熙攘纷繁，抑或是山间乡下的悠闲时光？以下六位摄影家皆用几十年的时间，用影像记录着日本浮世生活的种种，也许答案就在其间。
东京日记
东京都内分为23个区，这是东京的核心部分。自安达洋次郎从名古屋老家来到东京求学，这里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正逢东京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走到哪儿都是人，市井一片繁华。”这便是安达洋次郎1962年从乡下来到东京，对东京的第一印象。时至今日，安达已经年近七旬。在东京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他觉得自己是东京的一分子，觉得东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之一，他萌生了用影像记录下这个城市的想法，将这里生活的人、事、物作为资料用相机记录下来。多年后，他的这些影像俨然成为了东京的历史。
发生在东京的“决定性瞬间”
在东京的大学学习期间，安达洋次郎就读写真专业。那时他最喜欢摄影大师布列松的作品，并着迷于他提出的“决定性瞬间”。从1964年开始，他便用自己的徕卡相机拍摄东京都内的人文景象，随着照片越拍越多，他也渐渐发现其中体现的时代感，影像的记录方式也逐渐成熟为环境人像的拍摄方式。这是安达认为最能“体现社会生活”的画面，其中也不乏许多在东京抓取的“决定性瞬间”。
安达洋次郎将自己拍摄的东京结集出版为《东京日记》的个人画册，其中精选了他拍摄于1974年至1986年的作品，代表了安达东京纪实写真的成熟时期。回顾这期间安达拍摄的东京作品，会感觉它们“很时代、很日本”。安达说：“在拍摄时，我只是拍照片作为记录资料，没有想赋予照片更多的意义。但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人们会各自产生不同的感慨。”
东京旧日市井
东京的谷中墓地，坐落在日本传统的老巷子里，这些老巷子相当于北京的胡同。墓地附近有许多樱花树，由于是城中公墓，墓地空间宽敞、交通方便，每逢樱花开放的时节，便吸引许多赏花者来此观赏，谷中墓地也在每年的赏樱时节发挥了街心公园的作用。于是便有了人们围碑而坐，铺席设局，博弈品茶，欢聚一堂的场景，哪管这身边地下有无同伴共观棋局？
如今日本的街头、地铁站口的彩票售卖亭随处可见。可倒退几十年，日本的彩票点还是露天的。据说那个时期，只有收到明信片的人们，持明信片才能到彩票点购买彩票。安达洋次郎1976年拍摄的这个彩票点可能是出过大奖，排队的人格外多，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兑奖号，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售卖员手中的一举一动，竟没人注意到几米外的摄影师已经举起相机定格了这个瞬间。他们的穿着和发型，以及彩票的售卖方式，在今天看来，都有着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而这张充满生活情趣的照片也被安达洋次郎作为个人展览的主打作品，印在请柬上。展览还邀请了当年画面中的女售卖员，当年的女子如今已是老妇人，她还带了自己的丈夫来看展览。
东京的日本神宫御园是一处神社公园，每到春暖花开时节，这里便会热闹起来。崇尚花道的日本人很喜欢欣赏花卉，花开时节便会有许多喜欢画画的人到这里写生，回去将这些写生作品摹写成衣服或手绢的图案。安达洋次郎在1972年拍摄的这两位妇人，一位戴着老花镜，正对着一朵花摹写，另一位拿着画本匆匆走过。在日本，和服作为日常穿着在20世纪已经逐渐被取代，但许多老人仍然将和服作为日常服装，画面中的两个妇人穿的就是和服，而仔细观察画面右侧，是一个穿着T恤衫的人的手臂。
20世纪80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腾飞的同时，英国的嬉皮风格也漂洋过海，影响了一代日本年轻人，随之形成的日本“颓废的一代”也成为那个典型时期的产物。安达拍摄的代代木公园，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正在用惊恐的眼神看着身边一群发型奇异的年轻人。这个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也造就了安达这张照片典型的“时代感”。
日式婚礼和中国的婚礼流程相似，都是先举行仪式，然后开办宴席。安达拍摄的一位新娘，或许是在去神社的路上，或许是在等待下一步的安排。可能是头上的帽子太重了，新娘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而新娘周围的人，穿着和服的大多是亲人，而身着洋服的多是朋友。
在日本，精英家庭对后代的要求往往也很高，安达在地铁站拍摄的这张小学生的照片将这个现实述说无疑。从穿着来看，这个男孩身着的是私立学校的校服，结合下午3点多的拍摄时间，这个孩子或许是下课回家，或许是在去往补习班的路上。无奈的是，男孩的生活似乎太过紧张和繁忙，在等车的间隙竟然站着睡着了，而这一幕正巧被旁观的安达用相机记录下来。
此外，安达的镜头中还有着装个性、坐在哈雷摩托后座上的女孩儿；在上野公园吃点心、唱歌跳舞庆祝的赏樱人群；高尔夫运动刚刚兴起时，在河边练习的男人们……这一个个瞬间串联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东京的市井生活，人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的生活状态，以及那些只属于日本的味道。
续·俗神——传统祭祀的记号化
这是摄影师土田宏美至今仍在拍摄的一个项目。从1985年至今，土田已经拍摄了50组，而他的目标是拍摄100组。为什么要拍到100组呢？因为这是一个要拍摄到百组以后，才能总结出的，与日本民众自古形成的审美意识相关的课题。
所谓“续·俗神”，是相对于土田最初个人创作的一组“俗神”作品来讲的。其间的区别按照土田本人的说法是：“旧的俗神拍的是民俗活动中参观的人；而新的俗神是从1983年开始拍摄的，关注的是民俗活动中的核心人物，即表演者。”在土田的画册中，“俗神”的英文译法为“God of Earth”，即大地之神，这在土田看来“不一定都是‘神’，但都是节日祭祀活动中的中心人物”。他拍摄使用彩色胶片。
土田拍摄的这些人物形象和服饰就连许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轻人，都不甚熟悉。土田也是在成为摄影家后，出于对民俗的兴趣，翻阅和了解大量资料，才拍摄了这些照片的。土田认为：“这些形象虽然历史悠久，但保留下来的祭祀活动确是发生在身边的事。”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对日本文化追根溯源的记录，能代表日本的特色，展现日本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色彩。
日本历史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进入弥生时代，水稻种植技术传入九州北部，给日本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土田所研究和记录的俗神就可追溯到这个时期。他探访各个地区现存的祭神活动，观察人们在祭神时所穿着的服装和所佩戴的面具及道具，并将这些服装道具和人物带到摄影棚中，将其“记号化”，所有细节都被精确到最大化，成为能永久保留的一项影像的文化遗产。在捕捉日本传统节日文化的形式和记号时，土田使用8×10大画幅相机，用摄影棚的灯光来进行拍摄。
虽然祭祀活动是现实存在的，但土田并没有选择环境人像的拍摄方式。他经常到日本仍保留传统祭祀活动的乡下去，带着8×10的大画幅相机、影棚的灯光设备，在当地租借最方便使用的“摄影棚”——体育馆或公民馆等有宽阔房檐的大房间里，搭上白色背景布和灯具，模仿出摄影棚的环境。等到祭祀活动那天，他就邀请身着传统庆祝服装的人们进“棚”拍摄。土田觉得：“白色背景给人日光的感觉，会让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物的服饰细节上；相比较而言，虽然黑色背景也是纯色，但黑色往往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不是我想要的。”为了避免对服饰细节的充分刻画而可能给人带来时尚写真的误解，土田还将一些祭祀庆典中常用的道具也纳入画面当中。如画面中男女形象之间出现的代表生殖崇拜的器物，意味着是神的旨意将男女联系在一起。在日本文化中，这种对生殖器的神化，也表现了农林时期，人们对生殖的崇拜。
拍摄时，土田一般要使用1200瓦的影棚灯光4至5只，有时现场背景不够明亮，土田便将底片扫描后，在电脑上将背景亮度统一，并修去地上的脚印。一些影子也是经过后期调整显现出来的，但人物服饰都没有经过修改，“由于一年只穿一次，又大多是家传的，所以人们穿起来也格外小心，特别干净。”土田说。
“希望我能活到拍完100组。”土田幽默地说，“它们即使改变了表现形式，也不会隔断延续到今天的日本文化的深度，始终表达着日本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幻境东京
“在东京，走在任何一条小街道上，过一个弯儿，也许眼前就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的场景。这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也是我游走在东京的感觉。”这就是大西贡将自己的画册取名为《幻境东京》（Wonderland）的原因。
大西贡作为一名在东京市巷成长起来的摄影家，对东京小街巷的市井生活有独特的感情。受日本战争摄影师木村伊兵卫拍摄的战前的东京以及长野熊一拍摄的日本的影响，大西贡也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家，并最终走上了摄影的道路。他首先做的就是用影像的方式将他熟悉的东京生活表现出来。
越活越陌生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西贡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变化也悄然反映了日本经济和社会氛围的变化。纵观他从80年代至21世纪初拍摄的黑白纪实作品，最初，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80年代，他拍摄的人物肖像类作品较多，题材也多表现人们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碎，活跃的社会气氛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心加重，街上的娱乐活动也减少，这时拍摄出的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人在画面空间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小。
大西贡的镜头对准的是东京隅田河两岸的风土人情。这里有不少颇具代表性的传统风貌。是江户时代的核心区，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地带。而将自己作为画面中的一分子，是大西贡常用的拍摄方法。
对大门敞开、邻里一家的缅怀
大西贡将自己的作品按照时代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部分是90年代到2006年。在第一部分的影像中，大西贡用幽默的影像表现手法，拍摄了多张表现节假日和日常娱乐活动的场景，大多数是抓拍作品，其中的很多人物肖像并非刻意拍摄得很美，却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热烈的场景和开心的氛围。相比较而言，第二部分中的影像更加冷感，人与人及人与镜头之间的距离感加大，这是客观的变化，也是摄影师的主观选择。在大西贡看来，现在日本的小街道再无往昔大门敞开、邻里一家的亲切了。
至今，摄影师每每游历上海或台湾的小巷，都会联想到当初日本的小街道。这样的怀念一部分源于对小街巷中浓厚人情味儿的感触，更多还是那些景象对自己儿时快乐记忆的唤醒。但无论是80年代还是今日，或陌生或熟悉，东京之于大西贡的感觉却一直未变：“走在任何一条小街道上，过一个弯儿，也许眼前就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和场景。这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也是我游走在东京的感觉。”
山人
当佐藤理还在一家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周末驱车几个小时到邻近东京的山区里拍摄。作为一名在东京出生、长大的都市人，佐藤理对乡村生活一直充满好奇，向往着乡间的悠闲自在。尤其是在看过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一片后，佐藤理更是迫切地希望寻找到自己梦想的乡间生活。终于，在朋友的推荐下，佐藤理将镜头对准了距离东京2至3小时车程的“群马县上野村”。
70年代初，佐藤理还是一家摄影出版社的静物摄影师。12年后，他开始职业摄影师的生涯，同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在上野村拍摄。这期间经过了80年代工作较忙、拍摄数量较少的时期，以及90年代重新持续拍摄稳定数量照片的过程，如今已经拍到了新世纪。他使用的相机在这几十年中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135胶片到120画幅的勃朗尼卡，换代至4×5的林哈夫，再到至今仍在使用的8×10大画幅，佐藤理也越来越钟情于大画幅相机更强的表现力，并仍然对拍摄充满热情：“只要天气好，就会去拍摄。”
慢拍摄、慢生活
上野村这个地方称不上贫穷或富足，村民顺应自然，过着淳朴的生活，同时又有能力将子女送去念大学。佐藤用镜头锁定的是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备相机的时候，也是和村民拉家常的时候。一些子女离家的老人正好寂寞，希望有个人聊天，便拿出点心招待他，有时一聊一个多小时也走不开，经常耽误佐藤的其他拍摄计划，而这也是老人经常出现在佐藤理画面中的部分原因。
村里的男人很多是经历过战争后复员回乡的，平日里带着一种威严，这更符合佐藤理对黑泽明电影中“武士道”精神的想象。有一天，佐藤理拍摄一对老人，男的突然问，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宝贝一起拍。佐藤理赶忙说好啊好啊，于是男人捧出一个代表男性生殖象征的石器端坐在镜头前，旁边的老伴儿看到这一幕，笑得合不拢嘴，于是就有了这一张威严与笑容并存的照片。据佐藤理推测，这应该是从田地里挖出的古时的石器，所以被男人看作是宝贝了。
拍摄时，佐藤理使用的相机是木质后背，并且只有两个，一个后背上装两张底片，所以一天最多只能拍摄4张照片。考虑到用暗袋更换底片可能产生灰尘和静电，以及换下的底片容易受损等因素，尽管每次都要驱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拍摄地点，佐藤理还是坚持慢拍、拍好的原则，许多片子都尽量做到一个场景拍一张，拍完就返回。由于使用的器材多为4×5或8×10的中大画幅，拍摄肖像时，尤其是室内肖像，曝光时间延长，人物晃动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佐藤理经常使用的是1/4秒到1/15秒之间，光圈尽量控制为f/16，达到环境人像的拍摄效果，不过有些时候大光圈也会让人物更加突出。
从70年代拍摄至今，上野村几十年的变化也映在佐藤理的眼中，比如照片不如从前好拍了。从前要拍摄村民，只要打个招呼便可以，而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了，村民见相机也见得多，不像从前容易接受拍摄的邀请了。现在佐藤理要拍摄某个村民，往往要磨上一些时间，跟随他们到田间地头，称赞他们形象好，希望能拍摄一张照片。很多时候，村民见到佐藤理背的大画幅相机很少见，也会配合，所以拍摄会有较高的成功率。每每拍摄结束，佐藤理都会冲洗一些照片寄给村民，村民也经常对大画幅照片的成像细节感到惊喜，有的为表感谢还会将土产寄到摄影师家里。
每个日本人的故乡
尽管拍摄时没有想得太多，但《山人》展出后，很多前来观看展览的日本人都反映画面中的某个地方或某个场景像极了他们的家乡，勾起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如今，佐藤理拍摄的上野村又迎来了新的人群——那些年轻离家到城里生活、退休后回到家乡继续农耕生活的人们。他们不是为了生计，更多是为了找寻回归的感觉。但在佐藤理看来，回归后的人脸上已经烙上了城市的印迹，曾经的乡土气息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
浅草，初春的开始
英伸三的拍摄角度与其他几位摄影师相比显得颇为有趣，他选取了每年1月15前后的成人日这一天，拍摄东京著名传统活动中心浅草，记录这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风貌变迁。
日本的“成人日”是男孩、女孩们成年的日子。从1948年日本公布施行“祝日法”以来直到1999年，成人日都是在1月15日。在“快乐节假日制度”开始施行之后，从2000年开始，改为每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男孩女孩过了成人日，便可开始饮酒。周六日和周一的成人日三日连休，家长通常会和孩子共同庆祝，为当年满20岁的孩子举行仪式，也会送些小礼物如钢笔等作为纪念。
而浅草作为东京繁华的传统活动中心，每到这一日，也会举办各种活动。1月中旬，过年的气氛还在，浅草地区也会更加热闹，除了成人式，还会有各种联欢活动和游乐项目开放，热闹异常。
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在浅草这个日本自古的娱乐中心，英伸三用镜头捕捉了许多热烈的日本节日场景。每一年，他都会在这一天带着学生来浅草拍摄，渐渐地积累了几十年的素材，也记录了日本传统节日的影像。拍摄时，英伸三使用的是徕卡M6配35毫米镜头，通过抓拍的方式捕捉场景，若对方不高兴了，就道个歉。他的拍摄心得是：“要善于冲到跟前拍摄，善于捕捉眼神和表情变化的一刻。”
在摄影师英伸三看来，浅草与上海的豫园（城隍庙）颇为相似，是一个集寺庙和观光于一体的传统景点，全年游客络绎不绝。浅草从江户时代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以浅草寺知名，许多外省和外国游客都会到浅草寺参拜，随后逛一逛商业街，购买一些小吃再回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与满足。
木曾路的传统文化
山口胜广拍摄的是长野县信州木曾路。在江户时代，以现在的东京（江户）为中心向外辐射了五条主要干路，其中一条是东海道线，通往京都，另一条“中山道”取道长野县再到京都，最终与东海道线汇合。由于江户和京都之间的来往频繁，长野县也因此成了一个繁华之地，木曾路作为长野县内两个村落的连接道路，有数量众多的旅店在这里分布，整条道路的69个客栈中，这里就占有11个。
重要的地理位置为木曾路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当时的日本人出行较少，当地的民俗活动也颇为频繁和热闹。直到后来道路四通八达，活动才相对减少。
山口胜广关注长野县木曾路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日本庶民百姓的风俗文化、山岳宗教之一的御岳信仰、地方歌舞伎、“狮子狂言”等传统文化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延绵存留了下来。这些一直都是他的拍摄对象。
逢各种节假日时节，山口就会到这里观看民俗活动，拍摄照片。如元旦前后，当地人会以类似中国狮子舞的方式，到各家门口舞狮驱邪，“现在，木曾路只有一家还在做舞狮的活动了。”山口说，“年轻人都到大城市去，继承人越来越少，活动也减少很多。”
长野县也是日本山岳宗教活动的场所之一，很多信徒会在冬天到瀑布下任凭冰水打在自己身上，考验自己的耐力，磨炼自己的意志。信徒从各地来到这里，在“先达”的召集和指导下，进行山岳宗教的传统仪式，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接受神的力量。
山口的拍摄题材还包括当地的许多表演剧，有的在舞台上表演，有的是民间表演的故事传说。“葛叶的故事”就是当地的传说之一，讲的是一只白狐被一名男子所救，为了感恩，便化身为男子喜欢的女子葛叶的形象，与其结婚生子。当真的葛叶要到来前，白狐自觉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便写了一首分手歌讲述他们的故事。由于不会用手写字，便有了白狐背着孩子，用嘴叼笔书写的情节。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还会在一些大的歌舞伎表演中出现。由于木曾路地区的许多传说形象都由狮子代替，所以在木曾路表现这个故事的时候白狐也会用狮子代替。
此次山口展示的照片都是他近期拍摄的比较满意的作品。画面中，他用鲜亮的色彩展现了日本传统民间活动中服饰的细节特点和妆容扮相。
东京日记
东京都内分为23个区，这是东京的核心部分。自安达洋次郎从名古屋老家来到东京求学，这里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正逢东京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走到哪儿都是人，市井一片繁华。”这便是安达洋次郎1962年从乡下来到东京，对东京的第一印象。时至今日，安达已经年近七旬。在东京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生活之后，他觉得自己是东京的一分子，觉得东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之一，他萌生了用影像记录下这个城市的想法，将这里生活的人、事、物作为资料用相机记录下来。多年后，他的这些影像俨然成为了东京的历史。
发生在东京的“决定性瞬间”
在东京的大学学习期间，安达洋次郎就读写真专业。那时他最喜欢摄影大师布列松的作品，并着迷于他提出的“决定性瞬间”。从1964年开始，他便用自己的徕卡相机拍摄东京都内的人文景象，随着照片越拍越多，他也渐渐发现其中体现的时代感，影像的记录方式也逐渐成熟为环境人像的拍摄方式。这是安达认为最能“体现社会生活”的画面，其中也不乏许多在东京抓取的“决定性瞬间”。
安达洋次郎将自己拍摄的东京结集出版为《东京日记》的个人画册，其中精选了他拍摄于1974年至1986年的作品，代表了安达东京纪实写真的成熟时期。回顾这期间安达拍摄的东京作品，会感觉它们“很时代、很日本”。安达说：“在拍摄时，我只是拍照片作为记录资料，没有想赋予照片更多的意义。但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人们会各自产生不同的感慨。”
东京旧日市井
东京的谷中墓地，坐落在日本传统的老巷子里，这些老巷子相当于北京的胡同。墓地附近有许多樱花树，由于是城中公墓，墓地空间宽敞、交通方便，每逢樱花开放的时节，便吸引许多赏花者来此观赏，谷中墓地也在每年的赏樱时节发挥了街心公园的作用。于是便有了人们围碑而坐，铺席设局，博弈品茶，欢聚一堂的场景，哪管这身边地下有无同伴共观棋局？
如今日本的街头、地铁站口的彩票售卖亭随处可见。可倒退几十年，日本的彩票点还是露天的。据说那个时期，只有收到明信片的人们，持明信片才能到彩票点购买彩票。安达洋次郎1976年拍摄的这个彩票点可能是出过大奖，排队的人格外多，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兑奖号，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售卖员手中的一举一动，竟没人注意到几米外的摄影师已经举起相机定格了这个瞬间。他们的穿着和发型，以及彩票的售卖方式，在今天看来，都有着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而这张充满生活情趣的照片也被安达洋次郎作为个人展览的主打作品，印在请柬上。展览还邀请了当年画面中的女售卖员，当年的女子如今已是老妇人，她还带了自己的丈夫来看展览。
东京的日本神宫御园是一处神社公园，每到春暖花开时节，这里便会热闹起来。崇尚花道的日本人很喜欢欣赏花卉，花开时节便会有许多喜欢画画的人到这里写生，回去将这些写生作品摹写成衣服或手绢的图案。安达洋次郎在1972年拍摄的这两位妇人，一位戴着老花镜，正对着一朵花摹写，另一位拿着画本匆匆走过。在日本，和服作为日常穿着在20世纪已经逐渐被取代，但许多老人仍然将和服作为日常服装，画面中的两个妇人穿的就是和服，而仔细观察画面右侧，是一个穿着T恤衫的人的手臂。
20世纪80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腾飞的同时，英国的嬉皮风格也漂洋过海，影响了一代日本年轻人，随之形成的日本“颓废的一代”也成为那个典型时期的产物。安达拍摄的代代木公园，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正在用惊恐的眼神看着身边一群发型奇异的年轻人。这个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也造就了安达这张照片典型的“时代感”。
日式婚礼和中国的婚礼流程相似，都是先举行仪式，然后开办宴席。安达拍摄的一位新娘，或许是在去神社的路上，或许是在等待下一步的安排。可能是头上的帽子太重了，新娘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而新娘周围的人，穿着和服的大多是亲人，而身着洋服的多是朋友。
在日本，精英家庭对后代的要求往往也很高，安达在地铁站拍摄的这张小学生的照片将这个现实述说无疑。从穿着来看，这个男孩身着的是私立学校的校服，结合下午3点多的拍摄时间，这个孩子或许是下课回家，或许是在去往补习班的路上。无奈的是，男孩的生活似乎太过紧张和繁忙，在等车的间隙竟然站着睡着了，而这一幕正巧被旁观的安达用相机记录下来。
此外，安达的镜头中还有着装个性、坐在哈雷摩托后座上的女孩儿；在上野公园吃点心、唱歌跳舞庆祝的赏樱人群；高尔夫运动刚刚兴起时，在河边练习的男人们……这一个个瞬间串联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东京的市井生活，人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的生活状态，以及那些只属于日本的味道。
续·俗神——传统祭祀的记号化
这是摄影师土田宏美至今仍在拍摄的一个项目。从1985年至今，土田已经拍摄了50组，而他的目标是拍摄100组。为什么要拍到100组呢？因为这是一个要拍摄到百组以后，才能总结出的，与日本民众自古形成的审美意识相关的课题。
所谓“续·俗神”，是相对于土田最初个人创作的一组“俗神”作品来讲的。其间的区别按照土田本人的说法是：“旧的俗神拍的是民俗活动中参观的人；而新的俗神是从1983年开始拍摄的，关注的是民俗活动中的核心人物，即表演者。”在土田的画册中，“俗神”的英文译法为“God of Earth”，即大地之神，这在土田看来“不一定都是‘神’，但都是节日祭祀活动中的中心人物”。他拍摄使用彩色胶片。
土田拍摄的这些人物形象和服饰就连许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轻人，都不甚熟悉。土田也是在成为摄影家后，出于对民俗的兴趣，翻阅和了解大量资料，才拍摄了这些照片的。土田认为：“这些形象虽然历史悠久，但保留下来的祭祀活动确是发生在身边的事。”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对日本文化追根溯源的记录，能代表日本的特色，展现日本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色彩。
日本历史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进入弥生时代，水稻种植技术传入九州北部，给日本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土田所研究和记录的俗神就可追溯到这个时期。他探访各个地区现存的祭神活动，观察人们在祭神时所穿着的服装和所佩戴的面具及道具，并将这些服装道具和人物带到摄影棚中，将其“记号化”，所有细节都被精确到最大化，成为能永久保留的一项影像的文化遗产。在捕捉日本传统节日文化的形式和记号时，土田使用8×10大画幅相机，用摄影棚的灯光来进行拍摄。
虽然祭祀活动是现实存在的，但土田并没有选择环境人像的拍摄方式。他经常到日本仍保留传统祭祀活动的乡下去，带着8×10的大画幅相机、影棚的灯光设备，在当地租借最方便使用的“摄影棚”——体育馆或公民馆等有宽阔房檐的大房间里，搭上白色背景布和灯具，模仿出摄影棚的环境。等到祭祀活动那天，他就邀请身着传统庆祝服装的人们进“棚”拍摄。土田觉得：“白色背景给人日光的感觉，会让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物的服饰细节上；相比较而言，虽然黑色背景也是纯色，但黑色往往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不是我想要的。”为了避免对服饰细节的充分刻画而可能给人带来时尚写真的误解，土田还将一些祭祀庆典中常用的道具也纳入画面当中。如画面中男女形象之间出现的代表生殖崇拜的器物，意味着是神的旨意将男女联系在一起。在日本文化中，这种对生殖器的神化，也表现了农林时期，人们对生殖的崇拜。
拍摄时，土田一般要使用1200瓦的影棚灯光4至5只，有时现场背景不够明亮，土田便将底片扫描后，在电脑上将背景亮度统一，并修去地上的脚印。一些影子也是经过后期调整显现出来的，但人物服饰都没有经过修改，“由于一年只穿一次，又大多是家传的，所以人们穿起来也格外小心，特别干净。”土田说。
“希望我能活到拍完100组。”土田幽默地说，“它们即使改变了表现形式，也不会隔断延续到今天的日本文化的深度，始终表达着日本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幻境东京
“在东京，走在任何一条小街道上，过一个弯儿，也许眼前就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的场景。这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也是我游走在东京的感觉。”这就是大西贡将自己的画册取名为《幻境东京》（Wonderland）的原因。
大西贡作为一名在东京市巷成长起来的摄影家，对东京小街巷的市井生活有独特的感情。受日本战争摄影师木村伊兵卫拍摄的战前的东京以及长野熊一拍摄的日本的影响，大西贡也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家，并最终走上了摄影的道路。他首先做的就是用影像的方式将他熟悉的东京生活表现出来。
越活越陌生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西贡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变化也悄然反映了日本经济和社会氛围的变化。纵观他从80年代至21世纪初拍摄的黑白纪实作品，最初，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80年代，他拍摄的人物肖像类作品较多，题材也多表现人们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碎，活跃的社会气氛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心加重，街上的娱乐活动也减少，这时拍摄出的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人在画面空间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小。
大西贡的镜头对准的是东京隅田河两岸的风土人情。这里有不少颇具代表性的传统风貌。是江户时代的核心区，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地带。而将自己作为画面中的一分子，是大西贡常用的拍摄方法。
对大门敞开、邻里一家的缅怀
大西贡将自己的作品按照时代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部分是90年代到2006年。在第一部分的影像中，大西贡用幽默的影像表现手法，拍摄了多张表现节假日和日常娱乐活动的场景，大多数是抓拍作品，其中的很多人物肖像并非刻意拍摄得很美，却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热烈的场景和开心的氛围。相比较而言，第二部分中的影像更加冷感，人与人及人与镜头之间的距离感加大，这是客观的变化，也是摄影师的主观选择。在大西贡看来，现在日本的小街道再无往昔大门敞开、邻里一家的亲切了。
至今，摄影师每每游历上海或台湾的小巷，都会联想到当初日本的小街道。这样的怀念一部分源于对小街巷中浓厚人情味儿的感触，更多还是那些景象对自己儿时快乐记忆的唤醒。但无论是80年代还是今日，或陌生或熟悉，东京之于大西贡的感觉却一直未变：“走在任何一条小街道上，过一个弯儿，也许眼前就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和场景。这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也是我游走在东京的感觉。”
山人
当佐藤理还在一家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周末驱车几个小时到邻近东京的山区里拍摄。作为一名在东京出生、长大的都市人，佐藤理对乡村生活一直充满好奇，向往着乡间的悠闲自在。尤其是在看过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一片后，佐藤理更是迫切地希望寻找到自己梦想的乡间生活。终于，在朋友的推荐下，佐藤理将镜头对准了距离东京2至3小时车程的“群马县上野村”。
70年代初，佐藤理还是一家摄影出版社的静物摄影师。12年后，他开始职业摄影师的生涯，同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在上野村拍摄。这期间经过了80年代工作较忙、拍摄数量较少的时期，以及90年代重新持续拍摄稳定数量照片的过程，如今已经拍到了新世纪。他使用的相机在这几十年中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135胶片到120画幅的勃朗尼卡，换代至4×5的林哈夫，再到至今仍在使用的8×10大画幅，佐藤理也越来越钟情于大画幅相机更强的表现力，并仍然对拍摄充满热情：“只要天气好，就会去拍摄。”
慢拍摄、慢生活
上野村这个地方称不上贫穷或富足，村民顺应自然，过着淳朴的生活，同时又有能力将子女送去念大学。佐藤用镜头锁定的是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备相机的时候，也是和村民拉家常的时候。一些子女离家的老人正好寂寞，希望有个人聊天，便拿出点心招待他，有时一聊一个多小时也走不开，经常耽误佐藤的其他拍摄计划，而这也是老人经常出现在佐藤理画面中的部分原因。
村里的男人很多是经历过战争后复员回乡的，平日里带着一种威严，这更符合佐藤理对黑泽明电影中“武士道”精神的想象。有一天，佐藤理拍摄一对老人，男的突然问，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宝贝一起拍。佐藤理赶忙说好啊好啊，于是男人捧出一个代表男性生殖象征的石器端坐在镜头前，旁边的老伴儿看到这一幕，笑得合不拢嘴，于是就有了这一张威严与笑容并存的照片。据佐藤理推测，这应该是从田地里挖出的古时的石器，所以被男人看作是宝贝了。
拍摄时，佐藤理使用的相机是木质后背，并且只有两个，一个后背上装两张底片，所以一天最多只能拍摄4张照片。考虑到用暗袋更换底片可能产生灰尘和静电，以及换下的底片容易受损等因素，尽管每次都要驱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拍摄地点，佐藤理还是坚持慢拍、拍好的原则，许多片子都尽量做到一个场景拍一张，拍完就返回。由于使用的器材多为4×5或8×10的中大画幅，拍摄肖像时，尤其是室内肖像，曝光时间延长，人物晃动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佐藤理经常使用的是1/4秒到1/15秒之间，光圈尽量控制为f/16，达到环境人像的拍摄效果，不过有些时候大光圈也会让人物更加突出。
从70年代拍摄至今，上野村几十年的变化也映在佐藤理的眼中，比如照片不如从前好拍了。从前要拍摄村民，只要打个招呼便可以，而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了，村民见相机也见得多，不像从前容易接受拍摄的邀请了。现在佐藤理要拍摄某个村民，往往要磨上一些时间，跟随他们到田间地头，称赞他们形象好，希望能拍摄一张照片。很多时候，村民见到佐藤理背的大画幅相机很少见，也会配合，所以拍摄会有较高的成功率。每每拍摄结束，佐藤理都会冲洗一些照片寄给村民，村民也经常对大画幅照片的成像细节感到惊喜，有的为表感谢还会将土产寄到摄影师家里。
每个日本人的故乡
尽管拍摄时没有想得太多，但《山人》展出后，很多前来观看展览的日本人都反映画面中的某个地方或某个场景像极了他们的家乡，勾起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如今，佐藤理拍摄的上野村又迎来了新的人群——那些年轻离家到城里生活、退休后回到家乡继续农耕生活的人们。他们不是为了生计，更多是为了找寻回归的感觉。但在佐藤理看来，回归后的人脸上已经烙上了城市的印迹，曾经的乡土气息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
浅草，初春的开始
英伸三的拍摄角度与其他几位摄影师相比显得颇为有趣，他选取了每年1月15前后的成人日这一天，拍摄东京著名传统活动中心浅草，记录这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风貌变迁。
日本的“成人日”是男孩、女孩们成年的日子。从1948年日本公布施行“祝日法”以来直到1999年，成人日都是在1月15日。在“快乐节假日制度”开始施行之后，从2000年开始，改为每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男孩女孩过了成人日，便可开始饮酒。周六日和周一的成人日三日连休，家长通常会和孩子共同庆祝，为当年满20岁的孩子举行仪式，也会送些小礼物如钢笔等作为纪念。
而浅草作为东京繁华的传统活动中心，每到这一日，也会举办各种活动。1月中旬，过年的气氛还在，浅草地区也会更加热闹，除了成人式，还会有各种联欢活动和游乐项目开放，热闹异常。
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在浅草这个日本自古的娱乐中心，英伸三用镜头捕捉了许多热烈的日本节日场景。每一年，他都会在这一天带着学生来浅草拍摄，渐渐地积累了几十年的素材，也记录了日本传统节日的影像。拍摄时，英伸三使用的是徕卡M6配35毫米镜头，通过抓拍的方式捕捉场景，若对方不高兴了，就道个歉。他的拍摄心得是：“要善于冲到跟前拍摄，善于捕捉眼神和表情变化的一刻。”
在摄影师英伸三看来，浅草与上海的豫园（城隍庙）颇为相似，是一个集寺庙和观光于一体的传统景点，全年游客络绎不绝。浅草从江户时代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以浅草寺知名，许多外省和外国游客都会到浅草寺参拜，随后逛一逛商业街，购买一些小吃再回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与满足。
木曾路的传统文化
山口胜广拍摄的是长野县信州木曾路。在江户时代，以现在的东京（江户）为中心向外辐射了五条主要干路，其中一条是东海道线，通往京都，另一条“中山道”取道长野县再到京都，最终与东海道线汇合。由于江户和京都之间的来往频繁，长野县也因此成了一个繁华之地，木曾路作为长野县内两个村落的连接道路，有数量众多的旅店在这里分布，整条道路的69个客栈中，这里就占有11个。
重要的地理位置为木曾路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当时的日本人出行较少，当地的民俗活动也颇为频繁和热闹。直到后来道路四通八达，活动才相对减少。
山口胜广关注长野县木曾路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日本庶民百姓的风俗文化、山岳宗教之一的御岳信仰、地方歌舞伎、“狮子狂言”等传统文化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延绵存留了下来。这些一直都是他的拍摄对象。
逢各种节假日时节，山口就会到这里观看民俗活动，拍摄照片。如元旦前后，当地人会以类似中国狮子舞的方式，到各家门口舞狮驱邪，“现在，木曾路只有一家还在做舞狮的活动了。”山口说，“年轻人都到大城市去，继承人越来越少，活动也减少很多。”
长野县也是日本山岳宗教活动的场所之一，很多信徒会在冬天到瀑布下任凭冰水打在自己身上，考验自己的耐力，磨炼自己的意志。信徒从各地来到这里，在“先达”的召集和指导下，进行山岳宗教的传统仪式，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接受神的力量。
山口的拍摄题材还包括当地的许多表演剧，有的在舞台上表演，有的是民间表演的故事传说。“葛叶的故事”就是当地的传说之一，讲的是一只白狐被一名男子所救，为了感恩，便化身为男子喜欢的女子葛叶的形象，与其结婚生子。当真的葛叶要到来前，白狐自觉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便写了一首分手歌讲述他们的故事。由于不会用手写字，便有了白狐背着孩子，用嘴叼笔书写的情节。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还会在一些大的歌舞伎表演中出现。由于木曾路地区的许多传说形象都由狮子代替，所以在木曾路表现这个故事的时候白狐也会用狮子代替。
此次山口展示的照片都是他近期拍摄的比较满意的作品。画面中，他用鲜亮的色彩展现了日本传统民间活动中服饰的细节特点和妆容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