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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史史料汗牛充栋,根据不同的体例,史料可分为不同类别。其中,编年类起源较早,对古代史书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将通过分析隋唐时期的编年类具体史料,得出编年类史料叙述简洁、便于阅读的优点,以及容易遗漏的短处。从而阐述研究历史须广泛阅读不同类型史料并加以勘对,复原历史真相的原则。
关键词:隋唐史;编年体;纪传体;史料价值
研究历史,史料是最不可或缺的材料,缺少史料则无法进行历史研究。隋唐史料大概可分为纪传类、编年类、考据类、书目类、典章制度类、律令类、地理类等等。编年类史料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材料,本文将对隋唐编年类史料价值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何谓编年体
相比后代多作为正史的纪传体,编年体出现的更早。《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皆是编年体史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到:“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i
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起居注和实录皆是编年体。周代始创的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语、行动和居止的专书。直到晋朝时,开始设立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编写起居注。唐代时,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ii《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起居舍人,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iii 实录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数据,重新汇编,撰修成的前皇帝言行及一代大事的编年史长编。唐代史馆编修从高祖到武宗的实录,但可惜如今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实录只有收录在《韩愈文集》中的《顺宗实录》。
二、隋唐时期的编年体著作
隋唐时期的编年体著作相对较少,最著名的当属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除此之外,如今能读到的起居注和实录仅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顺宗实录》。
(一)《大唐创业起居注》
《大唐创业起居注》由唐人温大雅所撰,记载了唐高祖李渊起兵到占领长安、正式称帝的三百五十七日之事。温大雅出身官宦士族之家,在太原受李渊礼遇,李唐建国后,温大雅多次升迁,与李渊关系密切。从温大雅的经历来看,他伴随李渊从起义到称帝的全过程,故他所记录的起居注必然极具史料价值。通过其记载可以看出,李渊是有着远大抱负并且足智多谋、深谋远虑之人,而并非《新唐书》所描绘的那样平庸无能。
(二)《顺宗实录》
唐代从高祖到武宗都修有实录,但《顺宗实录》是唯一一部没有佚失、流传至今的实录。《顺宗实录》共五卷,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撰写,收录在《韩愈文集》中,故得以保存下来。《顺宗实录》记录了唐顺宗在位时期的国家大事,并且涉及德宗朝之事。故研究德宗、顺宗朝都可参照《顺宗实录》,并且可以与两《唐书》、《资治通鉴》所载内容相对比。
(三)《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由北宋司马光撰写,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十六朝1362年之历史。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体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加完善,推进了中国的历史编撰水平。
例如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2年2月20日)发生的神龙政变,两《唐书》的《中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桓彦范传》等篇目中皆由记载,但内容相对支离破碎,构不成完成的事件体系,且不同篇目所载内容也存在一些出入,如对于事变主谋的记载有所不同。如想快速了解神龍政变的始末,则可以阅读《资治通鉴》。如果想要更加深刻、全面地研究神龙政变的来龙去脉,固然要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料进行对比研读。但对于初学者想要了解政变的大致过程来说,阅读《资治通鉴》不失为更加便捷的方式。《资治通鉴》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读者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此外,南宋袁枢编写了《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文字抄录《资治通鉴》原文,改易其撰写方式。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梁启超评价其:“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iv
三、编年类史料价值
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中国古代记载历史最主要的两种体裁,而两者都存在着各自的长处与缺点。刘知几认为编年体简洁清晰,有利于读者对史实一目了然,但缺点是容易造成遗漏。对于纪传体,其则认为其记录历史更加详细全面,但缺点是容易将历史事件割裂开来,造成繁杂。v
综上所述,编年体史书,以事系日,以日系时,以时系年,对了解一个时期的兴亡历史比较清晰、快捷。但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至结束,往往延续数月乃至数年,编年体史书诸事杂陈,不便于读者了解史事的全貌。故编年体的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故历史研究者在研读史料、考查历史事件时,还应将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加以集合、对比,从而复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②刘知几:《史通》卷11《外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③《旧唐书》卷43《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50页。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9页。
⑤刘知几:《史通》卷2《内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作者简介:
田昕怡,女,河北秦皇岛人,满族,1997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隋唐史。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市 300000
关键词:隋唐史;编年体;纪传体;史料价值
研究历史,史料是最不可或缺的材料,缺少史料则无法进行历史研究。隋唐史料大概可分为纪传类、编年类、考据类、书目类、典章制度类、律令类、地理类等等。编年类史料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材料,本文将对隋唐编年类史料价值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何谓编年体
相比后代多作为正史的纪传体,编年体出现的更早。《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皆是编年体史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到:“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i
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起居注和实录皆是编年体。周代始创的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语、行动和居止的专书。直到晋朝时,开始设立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编写起居注。唐代时,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ii《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起居舍人,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iii 实录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数据,重新汇编,撰修成的前皇帝言行及一代大事的编年史长编。唐代史馆编修从高祖到武宗的实录,但可惜如今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实录只有收录在《韩愈文集》中的《顺宗实录》。
二、隋唐时期的编年体著作
隋唐时期的编年体著作相对较少,最著名的当属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除此之外,如今能读到的起居注和实录仅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顺宗实录》。
(一)《大唐创业起居注》
《大唐创业起居注》由唐人温大雅所撰,记载了唐高祖李渊起兵到占领长安、正式称帝的三百五十七日之事。温大雅出身官宦士族之家,在太原受李渊礼遇,李唐建国后,温大雅多次升迁,与李渊关系密切。从温大雅的经历来看,他伴随李渊从起义到称帝的全过程,故他所记录的起居注必然极具史料价值。通过其记载可以看出,李渊是有着远大抱负并且足智多谋、深谋远虑之人,而并非《新唐书》所描绘的那样平庸无能。
(二)《顺宗实录》
唐代从高祖到武宗都修有实录,但《顺宗实录》是唯一一部没有佚失、流传至今的实录。《顺宗实录》共五卷,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撰写,收录在《韩愈文集》中,故得以保存下来。《顺宗实录》记录了唐顺宗在位时期的国家大事,并且涉及德宗朝之事。故研究德宗、顺宗朝都可参照《顺宗实录》,并且可以与两《唐书》、《资治通鉴》所载内容相对比。
(三)《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由北宋司马光撰写,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十六朝1362年之历史。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体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加完善,推进了中国的历史编撰水平。
例如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2年2月20日)发生的神龙政变,两《唐书》的《中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桓彦范传》等篇目中皆由记载,但内容相对支离破碎,构不成完成的事件体系,且不同篇目所载内容也存在一些出入,如对于事变主谋的记载有所不同。如想快速了解神龍政变的始末,则可以阅读《资治通鉴》。如果想要更加深刻、全面地研究神龙政变的来龙去脉,固然要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料进行对比研读。但对于初学者想要了解政变的大致过程来说,阅读《资治通鉴》不失为更加便捷的方式。《资治通鉴》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读者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此外,南宋袁枢编写了《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文字抄录《资治通鉴》原文,改易其撰写方式。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梁启超评价其:“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iv
三、编年类史料价值
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中国古代记载历史最主要的两种体裁,而两者都存在着各自的长处与缺点。刘知几认为编年体简洁清晰,有利于读者对史实一目了然,但缺点是容易造成遗漏。对于纪传体,其则认为其记录历史更加详细全面,但缺点是容易将历史事件割裂开来,造成繁杂。v
综上所述,编年体史书,以事系日,以日系时,以时系年,对了解一个时期的兴亡历史比较清晰、快捷。但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至结束,往往延续数月乃至数年,编年体史书诸事杂陈,不便于读者了解史事的全貌。故编年体的优点是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比较容易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缺点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故历史研究者在研读史料、考查历史事件时,还应将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加以集合、对比,从而复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②刘知几:《史通》卷11《外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③《旧唐书》卷43《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50页。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9页。
⑤刘知几:《史通》卷2《内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作者简介:
田昕怡,女,河北秦皇岛人,满族,1997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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