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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李培林首次提出“社会转型”理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一般人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政府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李培林认为，实际上，由于中国正处于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涵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
而今，“社会转型”理论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李培林，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社会学专家组成员、国家“五年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发表近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过10多部学术专著。
李培林也是最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学家之一。这么多年来，这位留法社会学博士多次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呼吁，“必须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中心工作”、“调整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当今中国正经历哪些转折？
“新常态”是表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定义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联动的，在这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是否也有一种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呢？李培林认为，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他说，从近年发展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
当今中国正经历哪些转折？李培林掐指而数：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从一个农民大国进入一个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但基本上还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上运行。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认为，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就业弹性较大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从理论上测算的结论是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但出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他们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李培林说，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巴西已连续10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李培林分析道，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而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说，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所谓“白领时代”，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长期以来，粮食产量一直是判断农业形势的最主要指标。李培林从国外留学归来那年到农村蹲点调查，长期从事农业研究的老所长陆学艺教授告诉他，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那就是观察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价格上升，说明粮食产量增长受阻或者减产，出现粮食供不应求或短缺情况;而粮食价格下降，则说明粮食大丰收和有较大增产，农业形势较好。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虽然自然增长率已经达到7‰的低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仍净增700多万人;而粮食的播种面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粮食的总产量很多年来也是下降的趋势或驻足不前。按照过去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李培林认为农业的形势会很严峻，粮食会出现大量短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会暴涨。但出乎意料的是，近些年粮食的价格非常稳定，甚至是微降，国家还拿出大量的粮食，用于还草还林还牧的补贴，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逆转，一时让李培林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李培林终于寻求到了“秘诀”失灵的“奥秘”。原来是粮食消费的减少，是由于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人们的日常食品中，非粮食转化的水产品、蔬菜、奶类、水果等大量增加了。
李培林认为，一个家庭或国民，其粮食支出在食品支出中的比重越小，其生活水平越高。李培林戏言，仿照“恩格尔系数”，他把粮食支出在食品总支出的比重贸然命名为“李氏系数”，也就是说，即便“恩格尔系数”不变，只要食品支出中的粮食支出减少，也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李培林说，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他认为，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已到来。
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李培林认为，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深入实际调研中国国情，于李培林是学术研究常态。李培林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但这个调查结果一度遭到了不少人从常识出发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真苦真穷，学者们还说他们幸福感高，是在粉饰问题。对此，李培林有自己的理解：“‘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主观生活质量。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欲望除以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欲望’大小这个分母。人们常说比较产生痛苦，而社会越开放，人们比较的参照就越多。”
李培林解释说，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不一定就幸福，毕竟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不在少数。当然，农村的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长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李培林说：“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的，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常识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李培林认为中国社会方面的第六转变是，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李培林说，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以上分析的这些阶段转折，都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学科，有着独特的学科优势，大有作为。这些年来，李培林深入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变迁中的新趋势、新问题、新特点，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对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到后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主流名词，李培林最大感受是：“我很振奋，社会学界也很振奋。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特征，对新的形势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他矢心以扎实调研国情的学术常态回报步入“新常态”的祖国！
而今，“社会转型”理论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李培林，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社会学专家组成员、国家“五年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发表近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过10多部学术专著。
李培林也是最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学家之一。这么多年来，这位留法社会学博士多次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呼吁，“必须把社会发展列入政府中心工作”、“调整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当今中国正经历哪些转折？
“新常态”是表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定义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联动的，在这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是否也有一种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呢？李培林认为，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他说，从近年发展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
当今中国正经历哪些转折？李培林掐指而数：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从一个农民大国进入一个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但基本上还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上运行。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认为，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就业弹性较大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从理论上测算的结论是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但出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他们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李培林说，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巴西已连续10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李培林分析道，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而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说，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所谓“白领时代”，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长期以来，粮食产量一直是判断农业形势的最主要指标。李培林从国外留学归来那年到农村蹲点调查，长期从事农业研究的老所长陆学艺教授告诉他，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那就是观察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价格上升，说明粮食产量增长受阻或者减产，出现粮食供不应求或短缺情况;而粮食价格下降，则说明粮食大丰收和有较大增产，农业形势较好。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虽然自然增长率已经达到7‰的低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仍净增700多万人;而粮食的播种面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粮食的总产量很多年来也是下降的趋势或驻足不前。按照过去判断农业形势的“秘诀”，李培林认为农业的形势会很严峻，粮食会出现大量短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会暴涨。但出乎意料的是，近些年粮食的价格非常稳定，甚至是微降，国家还拿出大量的粮食，用于还草还林还牧的补贴，粮食供求关系的这种逆转，一时让李培林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李培林终于寻求到了“秘诀”失灵的“奥秘”。原来是粮食消费的减少，是由于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人们的日常食品中，非粮食转化的水产品、蔬菜、奶类、水果等大量增加了。
李培林认为，一个家庭或国民，其粮食支出在食品支出中的比重越小，其生活水平越高。李培林戏言，仿照“恩格尔系数”，他把粮食支出在食品总支出的比重贸然命名为“李氏系数”，也就是说，即便“恩格尔系数”不变，只要食品支出中的粮食支出减少，也表明生活水平在提高。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李培林说，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他认为，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已到来。
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李培林认为，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所有解释变量中，价值认识矛盾很重要。深入实际调研中国国情，于李培林是学术研究常态。李培林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感更高”，但这个调查结果一度遭到了不少人从常识出发的严厉批评，他们觉得农民真苦真穷，学者们还说他们幸福感高，是在粉饰问题。对此，李培林有自己的理解：“‘幸福感’是社会心理学长期研究的问题，反映的是人们主观生活质量。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客观指标反映的‘幸福’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一个基本公式，就是人们对幸福的欲望除以人们满足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感的高低，不但取决于你‘满足幸福的能力’这个分子，还取决于你的‘欲望’大小这个分母。人们常说比较产生痛苦，而社会越开放，人们比较的参照就越多。”
李培林解释说，有钱的人或物质生活水平高的人不一定就幸福，毕竟其中精神焦虑、生活苦恼的人不在少数。当然，农村的人幸福感高，也可能反映了温饱即安、知足长乐、缺乏进取的状态。李培林说：“这种研究结果并非无意义的，一方面，这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主观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它也告诫我们，社会中不满意程度较高、‘相对剥夺感’较强、社会冲突意识较强烈的那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常识认为的那些物质生活条件最困苦的人，也不是那些收入低但利益曲线向上的人，而是那些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差距最大的人，是那些实际利益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利益曲线向下的人。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注意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要注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要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
李培林认为中国社会方面的第六转变是，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李培林说，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以上分析的这些阶段转折，都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学科，有着独特的学科优势，大有作为。这些年来，李培林深入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变迁中的新趋势、新问题、新特点，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对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到后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主流名词，李培林最大感受是：“我很振奋，社会学界也很振奋。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特征，对新的形势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他矢心以扎实调研国情的学术常态回报步入“新常态”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