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3年春季暴发的SARS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时，所有人都对其引发的潜在经济影响感到悲观，然而经济在疫情得到遏制后便迅速反弹，并最终在当年实现了10%的增长。但是当前的国内外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就完全不同了，在致命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情況下，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政策制定者应该以三种方式应对当前的危机：首要措施必须是不惜一切代价彻底遏制疫情并严防反弹。由于市场在紧急状态下无法正常运行，因此，国家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所幸中国的行政机构一直在高效运行。
　　就目前而言，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认同地方官员为防止病毒扩散与疫情反弹的各种合理关切，另一方面也必须出手干预，积极促进人员和物资的顺畅流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供应链中断的状况。
　　其次，政府应制定出协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服务类企业渡过危机的各项手段。在谨慎行事以免产生过度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应削减税收，减免各项费用并慷慨地补贴那些遭受重创的企业，还应研究设立疫情保险基金，来让整个社会共同分摊企业在疫情中的损失。
　　此外，各商业银行应努力确保不出现流动性短缺现象，包括允许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实施滚动贷款和还款展期。同时，政策制定者可能还需要诉诸某些非市场化措施，比如利用针对性贷款和道德规劝来引导金融资源分配，以及放宽某些金融法规。
　　第三，应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即便这些措施本身并非旨在抵消供给侧冲击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应在极限范围内进一步下调利率并向货币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尽管通胀率已经因供应链阻断而有所上升且还可能进一步上涨，但此时收紧宏观经济政策只会适得其反。
　　同理，尽管政府不大可能在遏制新冠疫情之前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但由于与疫情相关的支出增长和税收减少，总预算赤字仍可能有所增长。但也不应在控制病毒传播的过程中过于担心预算赤字与GDP的比值是否超过3%。
　　与新冠病毒的斗争无疑将耗资巨大，并将扭转中国在控制金融风险方面的最新成就。但目前与债务、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有关的任何潜在问题都是次要的，一旦疫情平静下来，决策者可以再关注这些问题。
　　去年年底，中国经济学家对一个问题存在激烈的辩论，即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让GDP的年增长率降至6%以下，因为对经济放缓的预期本身会带来相应的结果。鉴于新冠疫情的暴发，我承认必须重新考虑保持6%的增长目标。但是，即使疫情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降低一个百分点，也可能不会对人们的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经济放缓是外部（疫情）冲击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内在的弱点。
　　决策者最紧迫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刺激总需求，而是如何确保经济在不影响抗击疫情的前提下尽可能正常运转。疫情早晚将被战胜，中国经济将恢复正常的增长路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现适当的增长水平的问题将再次提上日程。实际上，为了补偿疫情所造成的损失，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更大的扩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