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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健在的老一辈学者中，早年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为数已经不多，现年已经74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梁志学研究员乃是其中之一。梁先生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在今天年轻一代学子们的眼里，已是一个个富有浓厚传奇色彩的趣闻故事。2004年底，梁先生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讲演，与该校哲学系的部分老师、研究生进行了座谈。梁先生思路清晰、视野开阔，谈及学术思想与学人故事，滔滔不绝引人人胜。他的谈话里包含了很多学术史价值非常丰富且已鲜为人知的内容，对后辈学人定有裨益。
一、德国哲学与现代中国
问：整个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绝非任何一种其他西方思潮所能企及。而在学术领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在中国始终备受关注，如195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视，1980年代对康德哲学的追寻，而1990年代以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则又到了“热”的地步。除德国之外，西方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家和翻译家，在您看来，中国人选择及热衷于德国哲学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哲学凭借什么力量能够激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
答：中国人与德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话题。我个人与德国哲学的关系也说来话长。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的号召下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讲授黑格尔哲学。这口号是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亲自提出来的。他要求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以这个口号为题，写一篇文章。郑先生起初很为难，经过学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把它写出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人民大学讲《纯粹理性批判》，也是从1956年9月开始的。我很幸运，当了这两位先生的一名助手：每周都听他们的讲授，替他们整理讲稿。我收获很大，真正认识到了“不懂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的道理，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有显著提高。但好景不常在。1957年7月我被揪了出来。在批判我的会上，一位领导人说，“梁存秀(我的本名)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教授，已堕落为唯心主义俘虏”。但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初衷绝对不能改。虽然我主持的黑格尔《小逻辑》研究班(有范明生、葛树先、汪国训、龚献文等参加，由杨一之先生指导)被迫停办，但我们的德语学习班(有叶秀山、李泽厚、葛树先、钱广华、顾敏珍等参加，请W．Zeis-berger先生讲授)还是坚持到了12月底。即使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赞皇县炼铁厂当炉前工，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德文字典和哲学书。我住在一间停放空棺材的平房里，除了每天8小时劳动，我一个人在那里有很多读书时间。1959年4月，我回到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协助杨一之先生翻译《大逻辑》上卷。当时中宣部下达命令，要求编选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出版)，要求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资料》的第八卷(1960年)讲康德，第九卷(1961年)讲黑格尔。西方哲学史组的老老少少都到北京图书馆，把解放前国内所有研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全都找了出来。我惊奇地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人也发表了许多关于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两个高潮，一个是纪念康德诞生二百周年，另一个是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工作为解放后研究康德和黑格尔奠定了基础，虽然中国人系统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觉得，中国人与德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的一个德国朋友Rein-hard Lauth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个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德国、中国和法国。德国人对美国哲学似乎很鄙视，当一个德国哲学家在背后指着另一个人说“他是一个美国人”的时候，这意味着在德国人的眼里，只有德国才有哲学，而美国则没有。那种哲学民族的骄傲活灵活现。Lauth反复研究过《老子》。他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应该是老子。1987年，我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好几个德国哲学家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老子哲学。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对《老子》这么感兴趣。德国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看问题一般不会只停留在红尘世界里，而是要超越红尘世界，进入transzendent的境界。德国哲学家似乎总是先找出一个最高原理，然后构造出一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德国人有相近之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时候总愿意把德国哲学当作一个亮点。《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披露了章伯钧先生的一条主张，说中国人学哲学的应该去德国，学政治的应该去美国。他在柏林大学学过哲学，他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例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的伦理学中也有。又如，黑格尔《自然哲学》最后一部分里讲医学的内容与《黄帝内经》太像了。黑格尔也讲“大系统”、“小系统”。他认为，宇宙大系统出了问题，人的小系统也不舒服。系统失去平衡，就一定会出现疾病。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调和”一定有可沟通的地方。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医学传统也有分析哲学的因素，只是后来被整体论的内容掩盖了。西方的医学传统也有整体论的成分，只是后来被分析的传统取代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早年也曾迷恋过德国整体论的哲学传统，后来反省了过来，才走上分析的道路。中国哲学里其实也有分析的传统，主张“剖析至微”，只不过在总体上是整体论的。在社会历史方面，中国与德国在面对外国先进文化冲击时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也是可以相通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德国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还很落后，当时德国与法国的差距非常大，不亚于今天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中国人在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所感受到的痛苦，德国人当时几乎都遭遇过。我在研读和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家著作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共鸣。我觉得，他们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那个病人膏肓的社会机体发出了公众认同的呐喊。我觉得，他们是“为自由而自由”(费希特语)，“为真理而真理”(恩格斯语)，前一个“为”是确定目标，后一个“为”是付诸行动。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们的当然继承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问：如果说，大陆学者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几乎在同个一时期，生活在台湾的牟宗三也选择了来自德国的康德哲学作为重建儒学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精神资源。能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哲学的精神内容恰恰能够及时补充中国本土精神传统中所缺乏的形上营养，文明的互补使得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德国哲学的养分?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这一边。早在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就非常热心地关注于中国的“实践哲学”，即生活与人类 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治国学说。黑格尔虽然藐视孔子，但还是承认《易经》有深邃的思想，老子是哲学家。后来的马丁·布伯、卡尔·雅思贝尔斯也分别写过《道教》《老子》的论著。至于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更是相当的著名。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民族之间在灵魂深处会形成如此有力的相互吸引呢?
答：当然，中国人学德国也一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而并不是任意的。解放前中国人学德国，特别集中在军事、政治方面。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人在二战之前，对德国是非常崇拜的。德国人在保持普鲁士政权不改变的情况下，也实现了国家的强大。这一点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蒋介石的顾问团中也有德国人，他还派黄琪翔率南京政府的军事代表团到德国做专门的军事考察和学习。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事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也效仿了希特勒的手法。朱德在“护国战争”的时候，一直向往德国。后来他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朱德到德国的目的，也是想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共产党在瑞金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是德国人，他的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我们谈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必须承认，德国古典哲学的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宝藏。所以，阿尔森·古留加曾经把它称为一座“瑰丽的大厦”。
近代以来，中国人搞现代化不得不到西方世界里寻找精神资源。从哲学层面上看，我们要研究知识论就必然把康德的批判哲学带进来，我们要摘辩证法就必然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带进来。叔本华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得益于王国维的介绍，他的悲观情绪与叔本华是一致的。鲁迅找尼采，是找错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来源，他没看到。
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的。我们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要学习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而弥补我们自己的不足。历史地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够精确，不够科学。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文化有它的优点。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相反，我们对德国的认识远超过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的悬殊导致了信息交流的严重不对称。可以说，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某个方面也可以补充德国同行。我自己也有这种体验。1989年3月我写了一篇评述费希特早期人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决定提到当年6月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当时，德国费希特研究家Manfred Buhr来北京访问，他看过这篇文章后表示，其中有些问题他没有想到，并且希望与我合写一本书。我没有答应他，因为德语不是我的母语，自己要写像样的文章，是很费劲的。在会上宣读这篇文章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Lauth先生称赞它“hervorragend(挺棒)”。美国费希特研究家D．Breazeale在《费希特研究》(1990年)发表的会议报道里说，它给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如何联系实际提供了一个范例。所以，在德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气短。当然，德国也有一批很不错的汉学家，他们大多是台湾、香港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汉语水平很好，读古汉语的能力比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还要好。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理解远不如我们自己，还没触及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实质。
韩国学者梁承达先生在访问北京时曾跟我说，我们亚洲学者一定要好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将来要超过德国的同行。而我说，我们超不过他们。在个别问题上，我们有可能比他们强，但在总体上，他们有更多的优势。德国古典哲学反映的社会与历史，正好与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当前所经历的现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对于古典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今天的中国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获得更好的理解。
二、吸收与消化，作为漫长的过程
问：尽管中国人接触德国哲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中国人对德国哲学精髓的消化与吸收才刚刚开始，它并没有随着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而宣告完成。接下来则需要更为深入、细密的融解工作。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答：我完全同意。对于德国哲学思想精髓的研究与吸收必须用科学的方法，经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这里，请允许我先谈一谈翻译、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情况，作为我们融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借鉴。从朱执信第一个摘译《共产党宣言》到陈望道全译此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人了中国，事情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对马克思批判地吸收过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了解得太少。按理讲，马克思看过什么书，你也得看什么书，这样才能吃透马克思的精神。遗憾的是，中国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也闹出过一些笑话。例如，“人是他的风格”本来是布封讲过的一句话，由于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便被普遍地当成了马克思的名言。后来经过考证，才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纠正了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现在对照德文读《共产党宣言》，会认为译得很精彩。但要知道，这是经过好多次修订才取得的成果。尽管如此，50卷本的《马恩全集》里还是有不少差错。例如，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文章中，Potenz一词是一个数学概念“幂”，是经过埃申迈耶尔而引入谢林自然哲学的，表示阶段发展的意思，现在却被翻译成了“潜能”。所以，没有足够的欧洲文化底蕴，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但也不是都由于缺乏这个条件出了问题。例如，《国际歌》的歌词“国际人权一定要实现”，所要表达的是，国际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工人阶级无祖国，而不应该译为“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最麻烦的是，我们的这类编译工作常常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实际需要紧紧捆绑在一起，丧失了科学性。1928年，斯大林在政治上粉碎了托洛斯基集团，发表了一个著名讲话，叫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当时的苏联学者根据这个讲话，搞了一个两卷本的《马恩文选》，反映了斯大林主义战胜了托洛斯基路线，标志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新的开始。19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批判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也搞了一个四卷本的《马恩选集》。据说，现在还将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编辑一个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种搞法是否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国外不断编辑和出版百卷本的《马恩全集》，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版本。但我们现在编译新的全集时，还是对它有所舍弃。我不清楚，既然花了很多钱，为什么不把它原原本本地照译照编出来?真理是一个有机整体，它能吸引人，靠的是它自身的力量。按照主观需要切割这个整体，或剔除对自己不利的组成部分，这就歪曲了真理。
言归正传。我们吸收和消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1955-1956年，国家搞了一个《中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由聂荣臻元帅亲自抓。当时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规划》中列出了许多要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但1957年6月“反右”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了。其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单干的，很少能得到当局的有力支持。 不过，这些老先生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一旦政治运动出现间歇，他们就立即重操旧业。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室在国内可以说是独占鳌头，相继翻译和发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贺麟与王太庆)、《精神现象学》(贺麟与王玖兴)和《大逻辑》(杨一之)，并且着手翻译《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贺先生把他领导的这个集体比喻为一个公司，说这个公司运作的原则有二，一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一是直译与意译相统一。贺先生年龄最大，但工作最勤奋。他始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给我这样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令人感佩的典范。
]962年，由商务印书馆牵头，制订了翻译和出版格罗克纳版《黑格尔全集》的计划，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非常支持。翻译的具体任务都一一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但由于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也不得不流产。1981年，商务印书馆又重提这件译事，设立了由28个人组成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薛华和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徒有空名而不办实事的官僚组织，所以我们都宣布退出。1986年它以课题组的形式弄到国家社科基金会的10万元资助，在圆明园召开专业会议，召我回去参加它的工作。我才不干呢!当时，我主持费希特课题组(198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会的资助2万元)。在我们这里，人人都能做翻译工作，没有挂名而不干事的，我作为主持人要负责解决实质性问题(校对与统稿)；而在他们那里，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两种思维方式，两种学术作风，就这样进行着比赛。其结果如何，已见分晓。现在的学术界里，想当“淮南王”的人实在太多，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召集一些门客，撰写或编译一些文字，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于天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流毒!
贺麟先生虽然已经在1992年去世，但我们哲学研究所四十岁以上搞德国古典哲学的还有六个人之多。为了不要像金岳霖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那样后继无人，我一直向院、所领导倡议，我们应该翻译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以这项工作为依托，出成果，出人才，把贺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起来。我曾经跟院科研局的领导说过，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搞《黑格尔全集》，我愿意尽全部力量，我以后还可以让薛华、张慎、李理、谢地坤等人继续搞下去。这些同志不仅比我年龄小，而且都有在德国学习、进修和研究的经历，都从事过翻译工作，他们会比我搞得更好。科研局的领导颇有感慨地跟我说，陆定一、周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的，让一些不懂学术的入主管学术领导工作，怎么可能管得好呢?尽管遇到这样一类当权派，我还是想最后努力一次。如果我的建议不被采纳，那也就算了。(据说，其建议已被采纳，课题已立项。——编者)
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德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康德的著作，庞景仁发表了多年精心翻译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韩水法译了《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与他的老师杨祖陶(贺麟的学生)合作，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译了“三大批判”；李秋零单独译了《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和《纯粹理性批判》，目前正在埋头翻译九卷本科学院版的《康德著作全系》。这些成果足以表明我国学者对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费希特的著作，我们课题组编译的五卷本《费希特著作选集》囊括了费希特在世时发表的80％文章和著作；我们还同时写出了六本专题研究作品，对他的早期知识学与晚期知识学，对他的伦理学、法权哲学和宗教哲学进行了探讨。谢林的著作，薛华与我译的《先验唯心论体系》打破了国内未曾逐译谢林著作的局面；随后，薛华又独译了《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黑格尔的著作，贺先生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译出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薛华译出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而前面提到的那个课题组，花了那么多的钱，除了到国外和国内开会，却少有译著推出。当然在这种新的局面中也出现了少量译著，有粗制滥造之嫌，例如魏庆征译的黑格尔《宗教哲学演讲录》，《博览群书》(2002年6月)曾发表文章，指出这部书的谬误。
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也非常重要。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受了一个苏联专家的误导。他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搞德国当代哲学，一无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但后来，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便开始慢慢接触到德国现代和当代的哲学思想了。1960年3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议，这次会议可把我和李德齐害苦了!会前要求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四万多字，把六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观点、历史、人物和著作介绍出来，供会议参考。老李与我都是“右派”，为了立功赎罪，甘愿每天加班，总算完成了任务。因为这件事，哲学研究所办了一个刊物，叫作《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1962年6月后与另一个刊物《哲学资料》合并为《哲学译丛》。在那个时代，搞现代外国哲学的人寥寥无几。除了这个刊物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栏”(我是责任编辑)，还有洪谦先生主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谁能看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论著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在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可喜的成绩，能与它相比的，也许只有英美分析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了。我已经多年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想就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谈一点看法。我觉得，尽管它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整体上不宜在中国做太多的提倡。当年蒋介石在大陆搞非理性主义，把中国搞得非常破落，经常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大搞非理性主义，饿死和整死了那么多人，有什么好处!我曾经跟李泽厚说，你的那一套不能治国，非理性主义难以进入政治、经济、社会的层面，根本是行不通的。
我谈了这么多翻译的事情，是想说明，吸收和消化外国哲学是以翻译为基础的。许多哲学概念的翻译，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词的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思想整体的问题。翻译本身面临的关键词太重要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经历一个理解过程。所以，严复说“一名之立，踟躇旬日”，是有切身感受的。我在刊物编辑部就有这种经历。1962年译一篇评述胡塞尔的文章，遇到了Epoch一词，看了几本参考书，请教了沈有鼎先生，才最后定译为“悬置”。1963年译一篇评论《真理与方法》的短文，也是看了参考书，请教了杨一之先生，才把Hermeneutik定译为“诠释学”。1985年，我开始编译费希特知识学的宣言书，遇到了Tathandlung，除了费过那些功夫，还请教过Lauth先生，才判明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行动”。解放前，贺麟先生将它译成“健行”，取《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很典雅。现在我在费希特著作翻译过程中将它译成“本原行动”。此等译事，极端重要。传达了原意，可供国人做出正确评判，做出正确取舍；曲解了原意，则会误导读者。在一次讨论西学东渐的学术会议上，焦树安说，朱光潜先生发现自己把Gestal— tung译成“形象思维”不妥，已被别人误用，后来就把译法改了。这个事例很有趣，也对形象思维论者很不利。
三、不可超越的“世界历史”
问：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话语东渐以后，对中国本土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所形成的影响，负面的大于正面的，伤害、宰制多于帮助、建设，因而主张对中国传统国故旧学的研究应该排斥西方哲学的方法，甚至“回到思想史”、“汉话汉说”的老路上去。对此，您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涉及发达国家的哲学与不发达国家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格尔的定义，时间是发展过程本身，而这个过程按照费希特的分析，又有二重性，一种是编年史的时间，它的流逝是均匀的，表示经验事实的序列，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现在大家都处于2005年。还有一种时间是逻辑学的时间，也就是费希特所谓的“概念中的时间”(Zeit in der Begriff)，它的流逝是不均匀的，表示内在逻辑结构的演变。两个时间不一致，同一个编年史的时间里面可能有多个逻辑学的时间。同是处于2005年，但在逻辑学的时间上，非洲流逝得慢一些，欧美流逝得快一些。中国也是这样，1949年到1959年的时间段里，东北的鄂伦春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西藏还处于农奴制社会，而其他地区都已进入了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中的时间”是费希特第一个提出来的，黑格尔继承了他的思想，把前一种时间叫作“历史”，后一种时间叫作“逻辑”。在同一个编年史时间里，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精神产品的哲学最后都又受制约于本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社会整体状况。由此，便产生了发达国家的哲学与不发达国家的哲学的区分。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对我们的影响多，我们对它的影响小，这是由于在逻辑学的时间上双方不同步。在这种情况下，像有些人说的，中国哲学受到的冲击最大。但这种冲击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前进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没有早期启蒙派引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种种先进哲学思想，大清帝国是不会消失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现代启蒙派引入欧美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没有引入马克思主义，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的蒋介石王朝也不会倒台。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欧洲哲学思想的确伤害了落后的封建主义哲学思想，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从胡适用实用主义和冯友兰用新实在论清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到当代学者以黑格尔哲学史观为参照系分析中国哲学的历史，这却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形态理解我们的哲学先驱，认识他们在人类哲学思想发展中早已做出的卓越贡献。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我们用的是一套概念系统，他们用的是另一套概念系统。有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中、西哲学之间的共同点相当多。譬如，“一本万殊”和“万殊归一”，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黑格尔也都在讲这个。又如，“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就相当于欧洲宇宙论中讲的进化和退化。中国哲学里的一些概念、命题是可以与西方的相对应的，但也有一些不可能对应，属于中国的特产。中、西哲学之间各有各的特点，他们的特点展现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也可以用科学的形态，把我们的特产展现给他们。
针对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封建专制的现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德意志人与法国人在一个方面是同时代人，在另一个方面则不是同时代人。在编年史时间的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是同时代人，但在逻辑学时间的意义上讲还不是同时代人。具体地说，二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正在成为他们的同时代人，但在政治体制的层面上还没有做过他们早已完成的事情，因而不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按照历史唯物论的主张，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可超越、不可避免的。苏联原来想把这一阶段绕过去，但后来发现也是非走不可。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绕不过去的东西，早晚还得回过头来补课。列宁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不知高多少倍，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个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社会模式远远落后于文艺复兴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经过危机和革命而不断获得完善的社会模式，因而自己毁灭了自己，只构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插曲。我们现在正在转向这个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模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以往世纪欧洲人走过的路，我们也得一步一步地走，不能缺了这一课。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供我们借鉴的外国哲学首先是欧洲近代创造的伟大体系，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后出现的各个流派，至于后现代哲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则只能是“预为之计”(张世英语)。
儒家的思想非常复杂，孔子的儒学、董仲舒的儒学、朱熹的儒学应该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孔子的思想似乎仍停留在道德世界观的层面，如果按照费希特“五种世界观”的划分，孑L子的学说当然不够“形而上学”，在这一方面绝对比不上老子的思想。但孔子也有他的伟大之处，孑L子思想中集中了无数代中国人的智慧，它们对于我们振兴教育和提高道德水平，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然而，曲阜孔庙所表现的那一套很让人恶心。二十年前成立的那个“孔子基金会”，鬼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儒学的思想应该批判地加以对待，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避而不谈儒学维护封建专制的那一面，也不能再搞什么尊孔读经。
为了挖掘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我们应该多引进点西方先进的哲学，也应该多学点科学知识。譬如，惠施“连环可解”的难题，在中国哲学内部是难以解决的。冯友兰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将玉环砸碎，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如果懂得拓朴学原理，懂得绝对软体的变形，这个难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问题是要看你有没有发掘的本事。与西学交锋之后，中国哲学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种劣势位置，说你无能，也不冤枉。你要是有能力，你就可以把中国哲学里的好东西一—解释出来，让外国人来学你的，佩服你。搞不过人家，就封闭，就拒绝，是一种顽固派的心态。先进的中国人决没有这种心态，而是要奋起直追。如果说魏源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技术层次上的追赶，那么，徐继畲(徐向前先祖)则主张制度层次上的追赶。他非常欣赏美国的政治制度，强调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当时中国人都将英国、法国、美国叫“英夷”、“法夷”、“美夷”，而惟独他称之为“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他这个人有另一套思想，当时的顽固派说他“张大外夷”，现在有人说他是“最早的西化派”。其实，他是爱国主义者。热爱自己的文化并没有错，但应该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既做爱国主义者，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又要做世界公民，坚持走世界文明大道。只有这样，国际人权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讲的“世界历史”，今天的“全球化”，实质上都是世界主义的现实内容。最近我的朋友Lauth先生又出了一本新书，叫作《亚伯拉罕和他的 孩子们》。他从研究伊斯兰教史中得出的结论说，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加强沟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欺侮另一方。我个人也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民族之间，先进的应该促后进的，后进的应该学先进的。偏于一端，搞片面的爱国主义或片面的世界主义都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四、翻译，很折磨人
问：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中曾经说过，语言塑造人远甚于人塑造语言。德国语言有一种异常的可塑性，能够表现最深刻的思想，它是德意志民族有创造力的充分证据。他甚至还认为，除德意志人之外，没有任何民族有力量做出深刻的哲学思考。在您看来，汉语能否表现最深刻的哲学思考?最近有人提出要“让哲学说汉语”，您认为这种提法的根据与可能何在?此外，不同文字之间的哲学翻译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您一定很有感受。能否请详细说一说?
答：关于哲学翻译的原则，2002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哲学与文化”会议讨论过。我在会上提交了《关于建立翻译学的问题》的论文(《哲学译丛》，2003年第1期)。在我看来，翻译的根本问题是语言系统的转换。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是用数理逻辑的原理写成的；我始终没能完全读懂，特别是它中间的那一个部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翻译是由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变，其中必然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语形学”问题。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符号系统，既有术语、短语，也有句子。每一种语言的内部都有一套潜在的结构，语言就是通过它自身的结构被组织起来的。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翻译的时候，必然把一套规则支配的系统转化为另一套规则支配的系统。至于这种转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则不得不考虑到另一个层面，即“语义学”问题。1964年的《哲学译丛》就开始关注“语义学”的问题了。研究语义学，对翻译工作有一定的启发，特别是对解决怎样把一套逻辑系统转换成另一套逻辑系统的问题非常有帮助。同一个语系里的语言转换是比较容易的，但不同语系的语言转换就困难多了。英语转换成德语比较容易，但英语转换成西班牙语或俄语就困难多一些。翻译、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对应词，找不到对应词就得进一步研究语义。这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德语中的Auf/heben，我们现在都译作“扬弃”，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当初朱光潜先生还主张把它译成“取消”，认为“取”即保存，“消”即去掉。在这方面，德文译成中文比德文译成英文要好得多，汉语的历史比较悠久，词汇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发掘古汉语，也可以用单词构造新词，这是汉语的优势。例如，德文Recht，在中文里已译为“法权”，在英文里则有时译为right，有时译为law，无法同时译出它的全部意蕴。黑格尔曾经骄傲地认为，德语有表达深刻的思辨内容的能力，我们也完全可以为汉语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感到骄傲。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古汉语功底去挖掘我们的语词。这是我从符号学的角度谈的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翻译的过程也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译者要对原作有非常准确的理解，必须经过认真而耐心的打磨。理解文本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而将它转化到另一个客观载体上去，把它表达出来，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折有时候是概念，但有时候又不是，而是灵感。概念与灵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解决程序性的问题靠的是逻辑思维的基本功，而解决语义性的难题就要靠灵感，靠理智直观或创造性想象力。在这个实践理性的终点出现的译意与在那个理论理性的起点存在的原意，总是难以完全一致的，而这就需要译者在两种理性连结成的圆圈里循环往复，不断修改自己的译稿。这件工作很艰巨，也很折磨人，往往需要译者度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有些外语水平很高的学者不愿意搞翻译，也许原因就在这里。
在翻译名著这方面，很多老一辈翻译家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既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也是翻译型的研究家。从他们完成的译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出色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他们当中有些人世代嬗替，改进了同一部名著的中译，日益缩小了上述原意与译意之间的差距。以《浮士德》为例，从郭沫若译本到绿原译本的演进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绿原是搞文学的，也懂哲学，他的译本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他在译后记里说明了自己对前人的继承，希望自己的译本能成为翻译这部名著的一个历史阶段，这种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展现出了十分感人的辩证发展思想。最后，我还想提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它的上卷是由王太庆先生主持翻译的，下卷是由王玖兴先生主持翻译的，翻译水平绝不亚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参加过王先生主持的这部分工作。全部译稿都要交给武剑西先生审改。这位老先生当时是高教出版社的社长，曾任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这位老先生厉害得很。译出来的汉字比较潦草，经常被他批评，说译的时候肯定不安心，这是浮躁。该译得简短的，多译了几个字，他便责问：“是不是想多拿点稿费?”这位老先生水平很高，要求严格。考茨基评价手工业者的技艺，我们将评语直译为“黄金垫底”，武老不满意，改成“一技在身，胜似家累万金”。我们看了以后，都赞赏不已。我虽然跟这位老革命、老翻译只打过半年交道，但他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问：最近，由您翻译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出版，在学界已有一定影响。您自己的感觉如何?超越贺麟先生译本的地方是什么?
答：《逻辑学》一书出版以后，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都发表过书评，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感谢他们。我不喜欢用“超越”二字。实际上是继承和推进了贺先生译这本书的工作。推进的地方在于：第一，它是直接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第二，尽我所能，改正我发现的纰漏。第三，注解是我的译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注释的过程中，我始终把黑格尔放在西方思想史的大背景里下来考虑，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不同时代的人对古典著作的理解不一样，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辈的成果总是后来者努力的起点。只要对比两个译本，就会发现继承的地方太多了!贺麟先生1956年跟我说，“将来的《自然哲学》就交给你译了”。我与薛华合作，在沈真与钱广华的协助下，完成了这个译本，没有辜负老师的嘱咐。1956年，贺先生有一次在人大讲完课回家的路上，曾经就1950年的译本说，“它将来会被扬弃的”。1974年，他看到冯友兰先生批孔，自己也动心了。任继愈先生劝他，“你最好把你的翻译搞完”。他听了这个劝告，以自己1980年的新译本扬弃了自己那个旧译本。从提高的意义说，我的译本也扬弃了贺先生1980年的译本；若干年后，现在的年轻学者中将有人扬弃我的译本。这样，我们中国学者就能越来越准确地译好这部历史上的名著。
学生推进老师开创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则，学术事业怎么进步?我遇到几位老师，他们常有一个毛病，就是从不考虑他们的学生也有独立发展的愿 望，一味地让学生干活。这样很不好。所以，我现在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帮我三分，我帮你七分。学生可以与我的观点不一样，应当超过我。李文堂在《博览群书》2004年12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对我研究费希特的三本小书提出了批评，这将促使我进一步钻研，在增订版里补救。学者之间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和矛盾，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看能否真正促进学术思考。“文革”之前，新中国培养了两个德国古典哲学翻译者，我是一个，薛华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我们在学术上也有矛盾；谁也离不开谁，在一起却要争吵。你看怪不怪?
五、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问：拿破仑军队还驻扎在柏林的时候，费希特就冒险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试图从哲学上阐明德意志精神，他既表现了卓越弘远的理论气魄，又反映了哲学家的现实关怀。请问这对当代中国的哲学从业者们有什么样的启发?
答：拿破仑是1804称帝的。早在1799年拿破仑从意大利突然返回巴黎，费希特就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称之为“无名之辈”。1802年费希特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信，说他注意到了法国政治、军事的发展苗头，主张德国进行改革，免得将来受法国人的奴役。尽管这样的努力是白费劲，但后来欧洲的局面却准确地验证了费希特的预言。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惨败后，费希特到哥尼斯堡避难，后来又辗转到哥本哈根，1807年8月普法休战议和，他才返回柏林，在国破山河碎、民族悲观情绪弥漫的情况下作了这轮演讲。
关于这部学术名著，我在北京大学编的《哲学门》(2002年)上写过一篇书评，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第一，他主张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他号召大家要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但不是像《普鲁士家中常客》(1806年在柏林出版的刊物)那样宣传德国的国粹，而是把民族复兴建立在走世界文明大道，建立民主法制社会的基础之上。
费希特希望德国人率先做好世界公民，但这是要在自己祖国土地上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像当时有些人那样崇拜国外的政治文明，却不考虑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制基础上统一的大业。第二，费希特提倡的教育是全民的教育，要废除受惠阶层享有的教育特权，而做到有教无类；这种教育吸收了裴斯塔罗齐的成功经验，但不单纯是培养具有谋生手段的人才，而是培养得到全面发展的理性王国建设者。张君劢节译过此书，贺麟先生让他的学生全译了此书，都是从发扬爱国主义、抗击日寇侵略的考量出发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完整地吸取其精华。
六、费希特哲学研究
问：费希特说：“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要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您将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对象，那么，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您能否简单说一说您的“自我”，如您最喜欢的事情是谁、最爱的人是谁、最恨什么、哪一个哲学家及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我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溯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工作时期，受到哲学所领导小组成员姜丕之的保护。喜欢黑格尔的原因在于我想研究辩证法。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杜任之的关怀下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编译工作时，也没有丢掉德国古典哲学。1962年纪念费希特诞辰二百周年时，读了他的一部分原著，译出了Buhr写的《哲学家·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哲学译丛》1962年第8期)。费希特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名教授的生涯，他的革命唯心论和批判精神，他的言行一致和忠于真理的高尚品格，使我产生了研究他的先验体系的念头。但我当时每月工资43元，还要养家糊口，实在没有可能去做，而必须译些能挣稿费的文章。
1978年12月“平反”后，我想回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但人家不要我，主要是因为某人的阻隔。后来我就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4年负责编写完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自然辩证法部分。商务印书馆高崧同志建议我编译《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恰好这时Lauth先生第一次访问北京。虽然哲学所领导没有让我参加学术报告会，但我还是在会后把我和沈真译的《论学者的使命》与《人的使命》送给了他，与他谈了10分钟。Lauth先生的学术责任感非常强，每到一个国家，他都要物色一些新人，劝说他们从事费希特哲学研究，观点不一定要求与他相一致，关键是态度要一致。Lauth先生自那次回去以后就不断给我寄书、寄文章，到现在也没有中断。他每次召开国际费希特会议，都邀我参加，而我每次都交文章，没有文章我就不去。就这样，把费希特著作当作自己翻译和研究的课题，专心致志地干了16年。现在这个《选集》，由于翻译时研究得不够，还需要修订。555~发表的专题研究作品，那就更需要修订了。我觉得还应该编译《费希特遗著选集》(三卷本)和《费希特书信选集》(一卷本)。在目前这种社科管理体制下，这个想法恐怕难以实现。过去搞五卷本《选集》和八卷本专题研究时，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4万元，现在你想继续搞下去，肯定会因为不能为现实服务而无人支持。
费希特终生痛恨那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憧憬着建立一个既没有劳而不获的穷人，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富人的新社会。从他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他的这种博爱之情。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说，我也是这样一个人。
问：费希特哲学似乎早就开始了对Sein、Dasein的探讨。请问，费希特对Sein、Dasein的理解与海德格尔的理解之间有什么不同?
答：Sein和Dasein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里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费希特早期哲学中也没有分开使用，但在他的晚期哲学里二者的差别就大了。Sein是宇宙本原，是超时空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它的同义词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宗教学里的“上帝”，与谢林、黑格尔的“绝对”有可相通之处。Sein经过分化、发展之后，映现出来的东西体现了Sein，就是Dasein。我在费希特的所有晚期著作中都将Dasein译成“具体存在”。如果我们把费希特的Sein理解为黑格尔讲的“本质”(Wessen)，那么，费希特晚期的Dasein就相当于黑格尔的Erscheinung(现象)。所以，费希特晚期哲学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叫作“现象论”。
在费希特看来，作为Sein的映现，Dasein中最高的发展阶段是有限理性存在者，即自我或人。人相对于上帝来说，是Ebenbild，即“肖像”，而Sein是Urbild，即“原型”。这种Ebenbild是有概念认识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概念认识，进一步创造了世界。所以费希特反对《圣经·旧约》的“创世说”，而认为自我凭借自己的理性创造了世界。这就与他早期知识学的思想连接起来了，同时又超越了早期知识学，超越到了一个最高的本原，即Sein那里。在这个地方，Sein是最清楚的东西，同时也是最隐蔽的东西。这就与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讲了从存在的意义的提问到具体存在的启开。然而， 海德格尔的Sein是“明心见性”意义上的心，是主观的精神存在，它构成了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的形而上学基础。费希特的Sein则是客观的精神存在，它构成了建立理性王国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世界里生存的有限理性存在者还得再回到Sein去，这个回归路就是认识真理的道路，走向光明的道路。人要回归到那里去，是要经过五个阶段的，即感性世界观的阶段、法律世界观的阶段、道德世界观的阶段、宗教世界观的阶段和科学世界观的阶段。最后的科学世界观就是哲学世界观，要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东西。这是费希特晚期知识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作“真理论”。真理论部分影响了黑格尔。只要把这里讲的内容与《精神现象学》中从感性确实性到绝对知识的历程加以对比，就会看得很清楚。有些学者还进一步把这种内容与海德格尔的真理论相对比，但应该看到，费希特所讲的归真返本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极乐生活。
七、“想说的不让说，让说的不想说”
问：您个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传奇色彩。您在童年时期手执红缨枪，在少年时期参加地下党，在当今健在的前辈学者中已属于绝对少数。由革命者到学者，这在今天的学生听来似乎已不可想象。请问那一段革命经历，对您之后的哲学思考有什么帮助?
答：我的经历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员；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员；极左路线时期的“右派分子”；改革开放时期的启蒙教员。我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墓志铭：“想说的不让说，让说的不想说”。
我曾经“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6月20日前后。当时小麦已经收完，村里人都在挖地道，为的是抗日。日本人来扫荡，小学教员带着我们撒腿就跑，半路上插进来的两个高个子，没跑多远就被打死了，我算躲过了一劫。第二次是在1946年9月中旬，当时枣子已经红了圈，我在村外树上放哨。晌午时分，国民党军队第39师眼看就要开过来了，我便急忙跳下树，他们立即向我开枪。树下面是庄稼地，长着齐腰深的谷子，子弹在我耳边呼啸而过，吓我半死，但我还是成功地跑掉了。他们的枪声帮了我忙，我不必进村报告，村里开会的干部们就转移了。第三次是在1994年9月20日早晨，我在建国门立交桥北面、东总部胡同东口的街心公园锻炼身体。一个军人向我们扫射，真枪实弹。在我身边的两个老人当场就没命了。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持枪人叫田民健，是部队的一个连长，因为个人问题产生反社会心理，在营房里先把团长打死，又想到天安门肇事，被武警拦截了下来。
我也曾挨过三次非常厉害的饿。1940年到1942年，日本人搞“强化治安”运动，我们村处在解放区边缘，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进村奸淫掳掠。我母亲是村妇救会主任，我经常跟着她转山头，东躲西藏。那年头闹旱灾，村里普遍缺吃少穿。日本人搞经济封锁，没有火柴，全村只保持一根火捻。连煤油也没有，用的都是蓖麻油。经常吃糠，大便时困难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承受和克服苦难的坚强能力真是大得难以想象。
1947年，我在忻县农业中学读书。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领到的公费根本不够吃。国民党在城外大修工事，那些家中没人去干活的，雇我们打工。到了1948年春天，连这些活全都没有了，有的学生就跟着国民党军队去崞县解放区抢粮，我贴出大字报说“梁存秀从今天开始绝食，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在整个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是从解放区来的，饿死事小，绝不能抢家乡父老的口粮。有一个叫寇春林的好心人，是县粮库的一个小会计，曾跟我父亲相识，听说我绝食，就把我叫去，每月给我45斤高梁，就这样总算熬下来一条命。
第三次饥饿是中国大陆上的许多人都经历过的。1960年8月以前，沈有鼎先生不动烟火，每天都去青海餐厅吃饭，从来不要粮票，所里的会计总把他的粮票分给我们几个大肚皮。但在8月以后，他自己也要粮票了。我们吃不饱，就到河里捞蛤蜊，树上采树叶。那时晚上去厕所，半路上小便就淌在裤筒里了。吃完早饭，我爬三楼上班，总是感到很吃力。不过，我并没有放松业务。这年冬天的三个月，我不仅翻译了三篇论文，而且通读了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写出了两万字的摘要，登在《哲学资料》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我这个“右派分子”定期写“思想汇报”，说明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他们要的就是“天灾”，那我就写“天灾”吧。人都快饿死了，还要在思想上折腾你，真是可恶!
在我的同辈人当中，我的生活经历也算是比较艰苦、比较曲折的。这种经历在学术上锻炼了我坚持既定方向的恒心，同时也使我经常记住了自己在哲学思考中应该反对什么和拥护什么。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对自己看得肯定没有别人清楚。请大家评论吧!
梁志学，1931年6月出生于山西定襄，中共党员。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费希特协会理事。目前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
主要著作：《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主要独译著作：费希特的《试评一切天启》、《伦理学体系》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合译著作：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论人的使命》《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常务副主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
一、德国哲学与现代中国
问：整个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绝非任何一种其他西方思潮所能企及。而在学术领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在中国始终备受关注，如195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视，1980年代对康德哲学的追寻，而1990年代以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则又到了“热”的地步。除德国之外，西方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家和翻译家，在您看来，中国人选择及热衷于德国哲学的原因是什么?德国哲学凭借什么力量能够激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兴趣?
答：中国人与德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话题。我个人与德国哲学的关系也说来话长。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的号召下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讲授黑格尔哲学。这口号是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亲自提出来的。他要求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以这个口号为题，写一篇文章。郑先生起初很为难，经过学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把它写出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在人民大学讲《纯粹理性批判》，也是从1956年9月开始的。我很幸运，当了这两位先生的一名助手：每周都听他们的讲授，替他们整理讲稿。我收获很大，真正认识到了“不懂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的道理，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有显著提高。但好景不常在。1957年7月我被揪了出来。在批判我的会上，一位领导人说，“梁存秀(我的本名)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教授，已堕落为唯心主义俘虏”。但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初衷绝对不能改。虽然我主持的黑格尔《小逻辑》研究班(有范明生、葛树先、汪国训、龚献文等参加，由杨一之先生指导)被迫停办，但我们的德语学习班(有叶秀山、李泽厚、葛树先、钱广华、顾敏珍等参加，请W．Zeis-berger先生讲授)还是坚持到了12月底。即使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赞皇县炼铁厂当炉前工，我也没有忘记带上德文字典和哲学书。我住在一间停放空棺材的平房里，除了每天8小时劳动，我一个人在那里有很多读书时间。1959年4月，我回到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协助杨一之先生翻译《大逻辑》上卷。当时中宣部下达命令，要求编选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出版)，要求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资料》的第八卷(1960年)讲康德，第九卷(1961年)讲黑格尔。西方哲学史组的老老少少都到北京图书馆，把解放前国内所有研究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全都找了出来。我惊奇地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人也发表了许多关于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两个高潮，一个是纪念康德诞生二百周年，另一个是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工作为解放后研究康德和黑格尔奠定了基础，虽然中国人系统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觉得，中国人与德国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的一个德国朋友Rein-hard Lauth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三个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德国、中国和法国。德国人对美国哲学似乎很鄙视，当一个德国哲学家在背后指着另一个人说“他是一个美国人”的时候，这意味着在德国人的眼里，只有德国才有哲学，而美国则没有。那种哲学民族的骄傲活灵活现。Lauth反复研究过《老子》。他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应该是老子。1987年，我参加了在奥地利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好几个德国哲学家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老子哲学。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对《老子》这么感兴趣。德国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看问题一般不会只停留在红尘世界里，而是要超越红尘世界，进入transzendent的境界。德国哲学家似乎总是先找出一个最高原理，然后构造出一个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德国人有相近之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时候总愿意把德国哲学当作一个亮点。《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披露了章伯钧先生的一条主张，说中国人学哲学的应该去德国，学政治的应该去美国。他在柏林大学学过哲学，他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例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的伦理学中也有。又如，黑格尔《自然哲学》最后一部分里讲医学的内容与《黄帝内经》太像了。黑格尔也讲“大系统”、“小系统”。他认为，宇宙大系统出了问题，人的小系统也不舒服。系统失去平衡，就一定会出现疾病。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调和”一定有可沟通的地方。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医学传统也有分析哲学的因素，只是后来被整体论的内容掩盖了。西方的医学传统也有整体论的成分，只是后来被分析的传统取代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早年也曾迷恋过德国整体论的哲学传统，后来反省了过来，才走上分析的道路。中国哲学里其实也有分析的传统，主张“剖析至微”，只不过在总体上是整体论的。在社会历史方面，中国与德国在面对外国先进文化冲击时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也是可以相通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德国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还很落后，当时德国与法国的差距非常大，不亚于今天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中国人在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所感受到的痛苦，德国人当时几乎都遭遇过。我在研读和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家著作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共鸣。我觉得，他们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那个病人膏肓的社会机体发出了公众认同的呐喊。我觉得，他们是“为自由而自由”(费希特语)，“为真理而真理”(恩格斯语)，前一个“为”是确定目标，后一个“为”是付诸行动。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们的当然继承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问：如果说，大陆学者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几乎在同个一时期，生活在台湾的牟宗三也选择了来自德国的康德哲学作为重建儒学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精神资源。能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哲学的精神内容恰恰能够及时补充中国本土精神传统中所缺乏的形上营养，文明的互补使得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德国哲学的养分?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这一边。早在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就非常热心地关注于中国的“实践哲学”，即生活与人类 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治国学说。黑格尔虽然藐视孔子，但还是承认《易经》有深邃的思想，老子是哲学家。后来的马丁·布伯、卡尔·雅思贝尔斯也分别写过《道教》《老子》的论著。至于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更是相当的著名。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民族之间在灵魂深处会形成如此有力的相互吸引呢?
答：当然，中国人学德国也一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而并不是任意的。解放前中国人学德国，特别集中在军事、政治方面。日本人也是一样，日本人在二战之前，对德国是非常崇拜的。德国人在保持普鲁士政权不改变的情况下，也实现了国家的强大。这一点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蒋介石的顾问团中也有德国人，他还派黄琪翔率南京政府的军事代表团到德国做专门的军事考察和学习。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事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也效仿了希特勒的手法。朱德在“护国战争”的时候，一直向往德国。后来他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朱德到德国的目的，也是想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共产党在瑞金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是德国人，他的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我们谈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必须承认，德国古典哲学的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宝藏。所以，阿尔森·古留加曾经把它称为一座“瑰丽的大厦”。
近代以来，中国人搞现代化不得不到西方世界里寻找精神资源。从哲学层面上看，我们要研究知识论就必然把康德的批判哲学带进来，我们要摘辩证法就必然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带进来。叔本华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得益于王国维的介绍，他的悲观情绪与叔本华是一致的。鲁迅找尼采，是找错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来源，他没看到。
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的。我们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要学习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而弥补我们自己的不足。历史地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够精确，不够科学。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文化有它的优点。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相反，我们对德国的认识远超过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的悬殊导致了信息交流的严重不对称。可以说，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某个方面也可以补充德国同行。我自己也有这种体验。1989年3月我写了一篇评述费希特早期人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决定提到当年6月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当时，德国费希特研究家Manfred Buhr来北京访问，他看过这篇文章后表示，其中有些问题他没有想到，并且希望与我合写一本书。我没有答应他，因为德语不是我的母语，自己要写像样的文章，是很费劲的。在会上宣读这篇文章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Lauth先生称赞它“hervorragend(挺棒)”。美国费希特研究家D．Breazeale在《费希特研究》(1990年)发表的会议报道里说，它给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如何联系实际提供了一个范例。所以，在德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气短。当然，德国也有一批很不错的汉学家，他们大多是台湾、香港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汉语水平很好，读古汉语的能力比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还要好。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理解远不如我们自己，还没触及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实质。
韩国学者梁承达先生在访问北京时曾跟我说，我们亚洲学者一定要好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将来要超过德国的同行。而我说，我们超不过他们。在个别问题上，我们有可能比他们强，但在总体上，他们有更多的优势。德国古典哲学反映的社会与历史，正好与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当前所经历的现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对于古典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今天的中国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获得更好的理解。
二、吸收与消化，作为漫长的过程
问：尽管中国人接触德国哲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中国人对德国哲学精髓的消化与吸收才刚刚开始，它并没有随着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而宣告完成。接下来则需要更为深入、细密的融解工作。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答：我完全同意。对于德国哲学思想精髓的研究与吸收必须用科学的方法，经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这里，请允许我先谈一谈翻译、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情况，作为我们融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借鉴。从朱执信第一个摘译《共产党宣言》到陈望道全译此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人了中国，事情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对马克思批判地吸收过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了解得太少。按理讲，马克思看过什么书，你也得看什么书，这样才能吃透马克思的精神。遗憾的是，中国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受着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也闹出过一些笑话。例如，“人是他的风格”本来是布封讲过的一句话，由于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便被普遍地当成了马克思的名言。后来经过考证，才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纠正了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现在对照德文读《共产党宣言》，会认为译得很精彩。但要知道，这是经过好多次修订才取得的成果。尽管如此，50卷本的《马恩全集》里还是有不少差错。例如，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文章中，Potenz一词是一个数学概念“幂”，是经过埃申迈耶尔而引入谢林自然哲学的，表示阶段发展的意思，现在却被翻译成了“潜能”。所以，没有足够的欧洲文化底蕴，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但也不是都由于缺乏这个条件出了问题。例如，《国际歌》的歌词“国际人权一定要实现”，所要表达的是，国际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工人阶级无祖国，而不应该译为“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最麻烦的是，我们的这类编译工作常常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实际需要紧紧捆绑在一起，丧失了科学性。1928年，斯大林在政治上粉碎了托洛斯基集团，发表了一个著名讲话，叫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当时的苏联学者根据这个讲话，搞了一个两卷本的《马恩文选》，反映了斯大林主义战胜了托洛斯基路线，标志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新的开始。19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批判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也搞了一个四卷本的《马恩选集》。据说，现在还将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编辑一个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种搞法是否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国外不断编辑和出版百卷本的《马恩全集》，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版本。但我们现在编译新的全集时，还是对它有所舍弃。我不清楚，既然花了很多钱，为什么不把它原原本本地照译照编出来?真理是一个有机整体，它能吸引人，靠的是它自身的力量。按照主观需要切割这个整体，或剔除对自己不利的组成部分，这就歪曲了真理。
言归正传。我们吸收和消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1955-1956年，国家搞了一个《中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由聂荣臻元帅亲自抓。当时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规划》中列出了许多要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但1957年6月“反右”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了。其后，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都是单干的，很少能得到当局的有力支持。 不过，这些老先生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一旦政治运动出现间歇，他们就立即重操旧业。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室在国内可以说是独占鳌头，相继翻译和发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贺麟与王太庆)、《精神现象学》(贺麟与王玖兴)和《大逻辑》(杨一之)，并且着手翻译《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贺先生把他领导的这个集体比喻为一个公司，说这个公司运作的原则有二，一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一是直译与意译相统一。贺先生年龄最大，但工作最勤奋。他始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给我这样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令人感佩的典范。
]962年，由商务印书馆牵头，制订了翻译和出版格罗克纳版《黑格尔全集》的计划，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非常支持。翻译的具体任务都一一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但由于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也不得不流产。1981年，商务印书馆又重提这件译事，设立了由28个人组成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薛华和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徒有空名而不办实事的官僚组织，所以我们都宣布退出。1986年它以课题组的形式弄到国家社科基金会的10万元资助，在圆明园召开专业会议，召我回去参加它的工作。我才不干呢!当时，我主持费希特课题组(198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会的资助2万元)。在我们这里，人人都能做翻译工作，没有挂名而不干事的，我作为主持人要负责解决实质性问题(校对与统稿)；而在他们那里，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两种思维方式，两种学术作风，就这样进行着比赛。其结果如何，已见分晓。现在的学术界里，想当“淮南王”的人实在太多，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召集一些门客，撰写或编译一些文字，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于天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流毒!
贺麟先生虽然已经在1992年去世，但我们哲学研究所四十岁以上搞德国古典哲学的还有六个人之多。为了不要像金岳霖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那样后继无人，我一直向院、所领导倡议，我们应该翻译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以这项工作为依托，出成果，出人才，把贺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起来。我曾经跟院科研局的领导说过，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搞《黑格尔全集》，我愿意尽全部力量，我以后还可以让薛华、张慎、李理、谢地坤等人继续搞下去。这些同志不仅比我年龄小，而且都有在德国学习、进修和研究的经历，都从事过翻译工作，他们会比我搞得更好。科研局的领导颇有感慨地跟我说，陆定一、周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的，让一些不懂学术的入主管学术领导工作，怎么可能管得好呢?尽管遇到这样一类当权派，我还是想最后努力一次。如果我的建议不被采纳，那也就算了。(据说，其建议已被采纳，课题已立项。——编者)
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德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康德的著作，庞景仁发表了多年精心翻译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韩水法译了《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与他的老师杨祖陶(贺麟的学生)合作，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译了“三大批判”；李秋零单独译了《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和《纯粹理性批判》，目前正在埋头翻译九卷本科学院版的《康德著作全系》。这些成果足以表明我国学者对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费希特的著作，我们课题组编译的五卷本《费希特著作选集》囊括了费希特在世时发表的80％文章和著作；我们还同时写出了六本专题研究作品，对他的早期知识学与晚期知识学，对他的伦理学、法权哲学和宗教哲学进行了探讨。谢林的著作，薛华与我译的《先验唯心论体系》打破了国内未曾逐译谢林著作的局面；随后，薛华又独译了《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黑格尔的著作，贺先生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译出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薛华译出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而前面提到的那个课题组，花了那么多的钱，除了到国外和国内开会，却少有译著推出。当然在这种新的局面中也出现了少量译著，有粗制滥造之嫌，例如魏庆征译的黑格尔《宗教哲学演讲录》，《博览群书》(2002年6月)曾发表文章，指出这部书的谬误。
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也非常重要。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受了一个苏联专家的误导。他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搞德国当代哲学，一无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但后来，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便开始慢慢接触到德国现代和当代的哲学思想了。1960年3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议，这次会议可把我和李德齐害苦了!会前要求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四万多字，把六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观点、历史、人物和著作介绍出来，供会议参考。老李与我都是“右派”，为了立功赎罪，甘愿每天加班，总算完成了任务。因为这件事，哲学研究所办了一个刊物，叫作《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1962年6月后与另一个刊物《哲学资料》合并为《哲学译丛》。在那个时代，搞现代外国哲学的人寥寥无几。除了这个刊物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栏”(我是责任编辑)，还有洪谦先生主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谁能看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论著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在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可喜的成绩，能与它相比的，也许只有英美分析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了。我已经多年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想就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谈一点看法。我觉得，尽管它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整体上不宜在中国做太多的提倡。当年蒋介石在大陆搞非理性主义，把中国搞得非常破落，经常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大搞非理性主义，饿死和整死了那么多人，有什么好处!我曾经跟李泽厚说，你的那一套不能治国，非理性主义难以进入政治、经济、社会的层面，根本是行不通的。
我谈了这么多翻译的事情，是想说明，吸收和消化外国哲学是以翻译为基础的。许多哲学概念的翻译，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词的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思想整体的问题。翻译本身面临的关键词太重要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经历一个理解过程。所以，严复说“一名之立，踟躇旬日”，是有切身感受的。我在刊物编辑部就有这种经历。1962年译一篇评述胡塞尔的文章，遇到了Epoch一词，看了几本参考书，请教了沈有鼎先生，才最后定译为“悬置”。1963年译一篇评论《真理与方法》的短文，也是看了参考书，请教了杨一之先生，才把Hermeneutik定译为“诠释学”。1985年，我开始编译费希特知识学的宣言书，遇到了Tathandlung，除了费过那些功夫，还请教过Lauth先生，才判明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行动”。解放前，贺麟先生将它译成“健行”，取《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很典雅。现在我在费希特著作翻译过程中将它译成“本原行动”。此等译事，极端重要。传达了原意，可供国人做出正确评判，做出正确取舍；曲解了原意，则会误导读者。在一次讨论西学东渐的学术会议上，焦树安说，朱光潜先生发现自己把Gestal— tung译成“形象思维”不妥，已被别人误用，后来就把译法改了。这个事例很有趣，也对形象思维论者很不利。
三、不可超越的“世界历史”
问：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话语东渐以后，对中国本土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所形成的影响，负面的大于正面的，伤害、宰制多于帮助、建设，因而主张对中国传统国故旧学的研究应该排斥西方哲学的方法，甚至“回到思想史”、“汉话汉说”的老路上去。对此，您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涉及发达国家的哲学与不发达国家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格尔的定义，时间是发展过程本身，而这个过程按照费希特的分析，又有二重性，一种是编年史的时间，它的流逝是均匀的，表示经验事实的序列，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现在大家都处于2005年。还有一种时间是逻辑学的时间，也就是费希特所谓的“概念中的时间”(Zeit in der Begriff)，它的流逝是不均匀的，表示内在逻辑结构的演变。两个时间不一致，同一个编年史的时间里面可能有多个逻辑学的时间。同是处于2005年，但在逻辑学的时间上，非洲流逝得慢一些，欧美流逝得快一些。中国也是这样，1949年到1959年的时间段里，东北的鄂伦春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西藏还处于农奴制社会，而其他地区都已进入了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中的时间”是费希特第一个提出来的，黑格尔继承了他的思想，把前一种时间叫作“历史”，后一种时间叫作“逻辑”。在同一个编年史时间里，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精神产品的哲学最后都又受制约于本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社会整体状况。由此，便产生了发达国家的哲学与不发达国家的哲学的区分。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对我们的影响多，我们对它的影响小，这是由于在逻辑学的时间上双方不同步。在这种情况下，像有些人说的，中国哲学受到的冲击最大。但这种冲击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前进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没有早期启蒙派引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种种先进哲学思想，大清帝国是不会消失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现代启蒙派引入欧美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没有引入马克思主义，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的蒋介石王朝也不会倒台。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欧洲哲学思想的确伤害了落后的封建主义哲学思想，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从胡适用实用主义和冯友兰用新实在论清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到当代学者以黑格尔哲学史观为参照系分析中国哲学的历史，这却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形态理解我们的哲学先驱，认识他们在人类哲学思想发展中早已做出的卓越贡献。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我们用的是一套概念系统，他们用的是另一套概念系统。有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中、西哲学之间的共同点相当多。譬如，“一本万殊”和“万殊归一”，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黑格尔也都在讲这个。又如，“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就相当于欧洲宇宙论中讲的进化和退化。中国哲学里的一些概念、命题是可以与西方的相对应的，但也有一些不可能对应，属于中国的特产。中、西哲学之间各有各的特点，他们的特点展现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也可以用科学的形态，把我们的特产展现给他们。
针对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封建专制的现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德意志人与法国人在一个方面是同时代人，在另一个方面则不是同时代人。在编年史时间的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是同时代人，但在逻辑学时间的意义上讲还不是同时代人。具体地说，二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正在成为他们的同时代人，但在政治体制的层面上还没有做过他们早已完成的事情，因而不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按照历史唯物论的主张，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可超越、不可避免的。苏联原来想把这一阶段绕过去，但后来发现也是非走不可。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绕不过去的东西，早晚还得回过头来补课。列宁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不知高多少倍，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个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社会模式远远落后于文艺复兴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经过危机和革命而不断获得完善的社会模式，因而自己毁灭了自己，只构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插曲。我们现在正在转向这个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模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以往世纪欧洲人走过的路，我们也得一步一步地走，不能缺了这一课。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供我们借鉴的外国哲学首先是欧洲近代创造的伟大体系，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后出现的各个流派，至于后现代哲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则只能是“预为之计”(张世英语)。
儒家的思想非常复杂，孔子的儒学、董仲舒的儒学、朱熹的儒学应该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孔子的思想似乎仍停留在道德世界观的层面，如果按照费希特“五种世界观”的划分，孑L子的学说当然不够“形而上学”，在这一方面绝对比不上老子的思想。但孔子也有他的伟大之处，孑L子思想中集中了无数代中国人的智慧，它们对于我们振兴教育和提高道德水平，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然而，曲阜孔庙所表现的那一套很让人恶心。二十年前成立的那个“孔子基金会”，鬼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儒学的思想应该批判地加以对待，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避而不谈儒学维护封建专制的那一面，也不能再搞什么尊孔读经。
为了挖掘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我们应该多引进点西方先进的哲学，也应该多学点科学知识。譬如，惠施“连环可解”的难题，在中国哲学内部是难以解决的。冯友兰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将玉环砸碎，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如果懂得拓朴学原理，懂得绝对软体的变形，这个难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问题是要看你有没有发掘的本事。与西学交锋之后，中国哲学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种劣势位置，说你无能，也不冤枉。你要是有能力，你就可以把中国哲学里的好东西一—解释出来，让外国人来学你的，佩服你。搞不过人家，就封闭，就拒绝，是一种顽固派的心态。先进的中国人决没有这种心态，而是要奋起直追。如果说魏源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技术层次上的追赶，那么，徐继畲(徐向前先祖)则主张制度层次上的追赶。他非常欣赏美国的政治制度，强调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当时中国人都将英国、法国、美国叫“英夷”、“法夷”、“美夷”，而惟独他称之为“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他这个人有另一套思想，当时的顽固派说他“张大外夷”，现在有人说他是“最早的西化派”。其实，他是爱国主义者。热爱自己的文化并没有错，但应该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既做爱国主义者，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又要做世界公民，坚持走世界文明大道。只有这样，国际人权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讲的“世界历史”，今天的“全球化”，实质上都是世界主义的现实内容。最近我的朋友Lauth先生又出了一本新书，叫作《亚伯拉罕和他的 孩子们》。他从研究伊斯兰教史中得出的结论说，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加强沟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欺侮另一方。我个人也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民族之间，先进的应该促后进的，后进的应该学先进的。偏于一端，搞片面的爱国主义或片面的世界主义都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四、翻译，很折磨人
问：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中曾经说过，语言塑造人远甚于人塑造语言。德国语言有一种异常的可塑性，能够表现最深刻的思想，它是德意志民族有创造力的充分证据。他甚至还认为，除德意志人之外，没有任何民族有力量做出深刻的哲学思考。在您看来，汉语能否表现最深刻的哲学思考?最近有人提出要“让哲学说汉语”，您认为这种提法的根据与可能何在?此外，不同文字之间的哲学翻译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您一定很有感受。能否请详细说一说?
答：关于哲学翻译的原则，2002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哲学与文化”会议讨论过。我在会上提交了《关于建立翻译学的问题》的论文(《哲学译丛》，2003年第1期)。在我看来，翻译的根本问题是语言系统的转换。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是用数理逻辑的原理写成的；我始终没能完全读懂，特别是它中间的那一个部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翻译是由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变，其中必然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语形学”问题。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符号系统，既有术语、短语，也有句子。每一种语言的内部都有一套潜在的结构，语言就是通过它自身的结构被组织起来的。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翻译的时候，必然把一套规则支配的系统转化为另一套规则支配的系统。至于这种转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则不得不考虑到另一个层面，即“语义学”问题。1964年的《哲学译丛》就开始关注“语义学”的问题了。研究语义学，对翻译工作有一定的启发，特别是对解决怎样把一套逻辑系统转换成另一套逻辑系统的问题非常有帮助。同一个语系里的语言转换是比较容易的，但不同语系的语言转换就困难多了。英语转换成德语比较容易，但英语转换成西班牙语或俄语就困难多一些。翻译、转换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对应词，找不到对应词就得进一步研究语义。这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德语中的Auf/heben，我们现在都译作“扬弃”，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当初朱光潜先生还主张把它译成“取消”，认为“取”即保存，“消”即去掉。在这方面，德文译成中文比德文译成英文要好得多，汉语的历史比较悠久，词汇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发掘古汉语，也可以用单词构造新词，这是汉语的优势。例如，德文Recht，在中文里已译为“法权”，在英文里则有时译为right，有时译为law，无法同时译出它的全部意蕴。黑格尔曾经骄傲地认为，德语有表达深刻的思辨内容的能力，我们也完全可以为汉语具有这样的功能而感到骄傲。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古汉语功底去挖掘我们的语词。这是我从符号学的角度谈的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翻译的过程也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译者要对原作有非常准确的理解，必须经过认真而耐心的打磨。理解文本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而将它转化到另一个客观载体上去，把它表达出来，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折有时候是概念，但有时候又不是，而是灵感。概念与灵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解决程序性的问题靠的是逻辑思维的基本功，而解决语义性的难题就要靠灵感，靠理智直观或创造性想象力。在这个实践理性的终点出现的译意与在那个理论理性的起点存在的原意，总是难以完全一致的，而这就需要译者在两种理性连结成的圆圈里循环往复，不断修改自己的译稿。这件工作很艰巨，也很折磨人，往往需要译者度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有些外语水平很高的学者不愿意搞翻译，也许原因就在这里。
在翻译名著这方面，很多老一辈翻译家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既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也是翻译型的研究家。从他们完成的译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出色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他们当中有些人世代嬗替，改进了同一部名著的中译，日益缩小了上述原意与译意之间的差距。以《浮士德》为例，从郭沫若译本到绿原译本的演进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绿原是搞文学的，也懂哲学，他的译本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他在译后记里说明了自己对前人的继承，希望自己的译本能成为翻译这部名著的一个历史阶段，这种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展现出了十分感人的辩证发展思想。最后，我还想提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它的上卷是由王太庆先生主持翻译的，下卷是由王玖兴先生主持翻译的，翻译水平绝不亚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参加过王先生主持的这部分工作。全部译稿都要交给武剑西先生审改。这位老先生当时是高教出版社的社长，曾任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这位老先生厉害得很。译出来的汉字比较潦草，经常被他批评，说译的时候肯定不安心，这是浮躁。该译得简短的，多译了几个字，他便责问：“是不是想多拿点稿费?”这位老先生水平很高，要求严格。考茨基评价手工业者的技艺，我们将评语直译为“黄金垫底”，武老不满意，改成“一技在身，胜似家累万金”。我们看了以后，都赞赏不已。我虽然跟这位老革命、老翻译只打过半年交道，但他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问：最近，由您翻译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出版，在学界已有一定影响。您自己的感觉如何?超越贺麟先生译本的地方是什么?
答：《逻辑学》一书出版以后，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都发表过书评，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感谢他们。我不喜欢用“超越”二字。实际上是继承和推进了贺先生译这本书的工作。推进的地方在于：第一，它是直接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第二，尽我所能，改正我发现的纰漏。第三，注解是我的译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注释的过程中，我始终把黑格尔放在西方思想史的大背景里下来考虑，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不同时代的人对古典著作的理解不一样，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辈的成果总是后来者努力的起点。只要对比两个译本，就会发现继承的地方太多了!贺麟先生1956年跟我说，“将来的《自然哲学》就交给你译了”。我与薛华合作，在沈真与钱广华的协助下，完成了这个译本，没有辜负老师的嘱咐。1956年，贺先生有一次在人大讲完课回家的路上，曾经就1950年的译本说，“它将来会被扬弃的”。1974年，他看到冯友兰先生批孔，自己也动心了。任继愈先生劝他，“你最好把你的翻译搞完”。他听了这个劝告，以自己1980年的新译本扬弃了自己那个旧译本。从提高的意义说，我的译本也扬弃了贺先生1980年的译本；若干年后，现在的年轻学者中将有人扬弃我的译本。这样，我们中国学者就能越来越准确地译好这部历史上的名著。
学生推进老师开创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则，学术事业怎么进步?我遇到几位老师，他们常有一个毛病，就是从不考虑他们的学生也有独立发展的愿 望，一味地让学生干活。这样很不好。所以，我现在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帮我三分，我帮你七分。学生可以与我的观点不一样，应当超过我。李文堂在《博览群书》2004年12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对我研究费希特的三本小书提出了批评，这将促使我进一步钻研，在增订版里补救。学者之间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和矛盾，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看能否真正促进学术思考。“文革”之前，新中国培养了两个德国古典哲学翻译者，我是一个，薛华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我们在学术上也有矛盾；谁也离不开谁，在一起却要争吵。你看怪不怪?
五、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问：拿破仑军队还驻扎在柏林的时候，费希特就冒险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试图从哲学上阐明德意志精神，他既表现了卓越弘远的理论气魄，又反映了哲学家的现实关怀。请问这对当代中国的哲学从业者们有什么样的启发?
答：拿破仑是1804称帝的。早在1799年拿破仑从意大利突然返回巴黎，费希特就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称之为“无名之辈”。1802年费希特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信，说他注意到了法国政治、军事的发展苗头，主张德国进行改革，免得将来受法国人的奴役。尽管这样的努力是白费劲，但后来欧洲的局面却准确地验证了费希特的预言。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惨败后，费希特到哥尼斯堡避难，后来又辗转到哥本哈根，1807年8月普法休战议和，他才返回柏林，在国破山河碎、民族悲观情绪弥漫的情况下作了这轮演讲。
关于这部学术名著，我在北京大学编的《哲学门》(2002年)上写过一篇书评，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第一，他主张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他号召大家要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但不是像《普鲁士家中常客》(1806年在柏林出版的刊物)那样宣传德国的国粹，而是把民族复兴建立在走世界文明大道，建立民主法制社会的基础之上。
费希特希望德国人率先做好世界公民，但这是要在自己祖国土地上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像当时有些人那样崇拜国外的政治文明，却不考虑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制基础上统一的大业。第二，费希特提倡的教育是全民的教育，要废除受惠阶层享有的教育特权，而做到有教无类；这种教育吸收了裴斯塔罗齐的成功经验，但不单纯是培养具有谋生手段的人才，而是培养得到全面发展的理性王国建设者。张君劢节译过此书，贺麟先生让他的学生全译了此书，都是从发扬爱国主义、抗击日寇侵略的考量出发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完整地吸取其精华。
六、费希特哲学研究
问：费希特说：“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要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您将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对象，那么，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您能否简单说一说您的“自我”，如您最喜欢的事情是谁、最爱的人是谁、最恨什么、哪一个哲学家及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我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溯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工作时期，受到哲学所领导小组成员姜丕之的保护。喜欢黑格尔的原因在于我想研究辩证法。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杜任之的关怀下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编译工作时，也没有丢掉德国古典哲学。1962年纪念费希特诞辰二百周年时，读了他的一部分原著，译出了Buhr写的《哲学家·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哲学译丛》1962年第8期)。费希特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名教授的生涯，他的革命唯心论和批判精神，他的言行一致和忠于真理的高尚品格，使我产生了研究他的先验体系的念头。但我当时每月工资43元，还要养家糊口，实在没有可能去做，而必须译些能挣稿费的文章。
1978年12月“平反”后，我想回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但人家不要我，主要是因为某人的阻隔。后来我就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4年负责编写完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自然辩证法部分。商务印书馆高崧同志建议我编译《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恰好这时Lauth先生第一次访问北京。虽然哲学所领导没有让我参加学术报告会，但我还是在会后把我和沈真译的《论学者的使命》与《人的使命》送给了他，与他谈了10分钟。Lauth先生的学术责任感非常强，每到一个国家，他都要物色一些新人，劝说他们从事费希特哲学研究，观点不一定要求与他相一致，关键是态度要一致。Lauth先生自那次回去以后就不断给我寄书、寄文章，到现在也没有中断。他每次召开国际费希特会议，都邀我参加，而我每次都交文章，没有文章我就不去。就这样，把费希特著作当作自己翻译和研究的课题，专心致志地干了16年。现在这个《选集》，由于翻译时研究得不够，还需要修订。555~发表的专题研究作品，那就更需要修订了。我觉得还应该编译《费希特遗著选集》(三卷本)和《费希特书信选集》(一卷本)。在目前这种社科管理体制下，这个想法恐怕难以实现。过去搞五卷本《选集》和八卷本专题研究时，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4万元，现在你想继续搞下去，肯定会因为不能为现实服务而无人支持。
费希特终生痛恨那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憧憬着建立一个既没有劳而不获的穷人，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富人的新社会。从他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他的这种博爱之情。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说，我也是这样一个人。
问：费希特哲学似乎早就开始了对Sein、Dasein的探讨。请问，费希特对Sein、Dasein的理解与海德格尔的理解之间有什么不同?
答：Sein和Dasein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里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费希特早期哲学中也没有分开使用，但在他的晚期哲学里二者的差别就大了。Sein是宇宙本原，是超时空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它的同义词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宗教学里的“上帝”，与谢林、黑格尔的“绝对”有可相通之处。Sein经过分化、发展之后，映现出来的东西体现了Sein，就是Dasein。我在费希特的所有晚期著作中都将Dasein译成“具体存在”。如果我们把费希特的Sein理解为黑格尔讲的“本质”(Wessen)，那么，费希特晚期的Dasein就相当于黑格尔的Erscheinung(现象)。所以，费希特晚期哲学体系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叫作“现象论”。
在费希特看来，作为Sein的映现，Dasein中最高的发展阶段是有限理性存在者，即自我或人。人相对于上帝来说，是Ebenbild，即“肖像”，而Sein是Urbild，即“原型”。这种Ebenbild是有概念认识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概念认识，进一步创造了世界。所以费希特反对《圣经·旧约》的“创世说”，而认为自我凭借自己的理性创造了世界。这就与他早期知识学的思想连接起来了，同时又超越了早期知识学，超越到了一个最高的本原，即Sein那里。在这个地方，Sein是最清楚的东西，同时也是最隐蔽的东西。这就与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讲了从存在的意义的提问到具体存在的启开。然而， 海德格尔的Sein是“明心见性”意义上的心，是主观的精神存在，它构成了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的形而上学基础。费希特的Sein则是客观的精神存在，它构成了建立理性王国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世界里生存的有限理性存在者还得再回到Sein去，这个回归路就是认识真理的道路，走向光明的道路。人要回归到那里去，是要经过五个阶段的，即感性世界观的阶段、法律世界观的阶段、道德世界观的阶段、宗教世界观的阶段和科学世界观的阶段。最后的科学世界观就是哲学世界观，要理解那不可理解的东西。这是费希特晚期知识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叫作“真理论”。真理论部分影响了黑格尔。只要把这里讲的内容与《精神现象学》中从感性确实性到绝对知识的历程加以对比，就会看得很清楚。有些学者还进一步把这种内容与海德格尔的真理论相对比，但应该看到，费希特所讲的归真返本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极乐生活。
七、“想说的不让说，让说的不想说”
问：您个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传奇色彩。您在童年时期手执红缨枪，在少年时期参加地下党，在当今健在的前辈学者中已属于绝对少数。由革命者到学者，这在今天的学生听来似乎已不可想象。请问那一段革命经历，对您之后的哲学思考有什么帮助?
答：我的经历没有什么传奇色彩，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员；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员；极左路线时期的“右派分子”；改革开放时期的启蒙教员。我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墓志铭：“想说的不让说，让说的不想说”。
我曾经“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6月20日前后。当时小麦已经收完，村里人都在挖地道，为的是抗日。日本人来扫荡，小学教员带着我们撒腿就跑，半路上插进来的两个高个子，没跑多远就被打死了，我算躲过了一劫。第二次是在1946年9月中旬，当时枣子已经红了圈，我在村外树上放哨。晌午时分，国民党军队第39师眼看就要开过来了，我便急忙跳下树，他们立即向我开枪。树下面是庄稼地，长着齐腰深的谷子，子弹在我耳边呼啸而过，吓我半死，但我还是成功地跑掉了。他们的枪声帮了我忙，我不必进村报告，村里开会的干部们就转移了。第三次是在1994年9月20日早晨，我在建国门立交桥北面、东总部胡同东口的街心公园锻炼身体。一个军人向我们扫射，真枪实弹。在我身边的两个老人当场就没命了。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持枪人叫田民健，是部队的一个连长，因为个人问题产生反社会心理，在营房里先把团长打死，又想到天安门肇事，被武警拦截了下来。
我也曾挨过三次非常厉害的饿。1940年到1942年，日本人搞“强化治安”运动，我们村处在解放区边缘，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进村奸淫掳掠。我母亲是村妇救会主任，我经常跟着她转山头，东躲西藏。那年头闹旱灾，村里普遍缺吃少穿。日本人搞经济封锁，没有火柴，全村只保持一根火捻。连煤油也没有，用的都是蓖麻油。经常吃糠，大便时困难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承受和克服苦难的坚强能力真是大得难以想象。
1947年，我在忻县农业中学读书。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领到的公费根本不够吃。国民党在城外大修工事，那些家中没人去干活的，雇我们打工。到了1948年春天，连这些活全都没有了，有的学生就跟着国民党军队去崞县解放区抢粮，我贴出大字报说“梁存秀从今天开始绝食，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日”，在整个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是从解放区来的，饿死事小，绝不能抢家乡父老的口粮。有一个叫寇春林的好心人，是县粮库的一个小会计，曾跟我父亲相识，听说我绝食，就把我叫去，每月给我45斤高梁，就这样总算熬下来一条命。
第三次饥饿是中国大陆上的许多人都经历过的。1960年8月以前，沈有鼎先生不动烟火，每天都去青海餐厅吃饭，从来不要粮票，所里的会计总把他的粮票分给我们几个大肚皮。但在8月以后，他自己也要粮票了。我们吃不饱，就到河里捞蛤蜊，树上采树叶。那时晚上去厕所，半路上小便就淌在裤筒里了。吃完早饭，我爬三楼上班，总是感到很吃力。不过，我并没有放松业务。这年冬天的三个月，我不仅翻译了三篇论文，而且通读了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写出了两万字的摘要，登在《哲学资料》上。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我这个“右派分子”定期写“思想汇报”，说明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他们要的就是“天灾”，那我就写“天灾”吧。人都快饿死了，还要在思想上折腾你，真是可恶!
在我的同辈人当中，我的生活经历也算是比较艰苦、比较曲折的。这种经历在学术上锻炼了我坚持既定方向的恒心，同时也使我经常记住了自己在哲学思考中应该反对什么和拥护什么。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对自己看得肯定没有别人清楚。请大家评论吧!
梁志学，1931年6月出生于山西定襄，中共党员。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费希特协会理事。目前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
主要著作：《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主要独译著作：费希特的《试评一切天启》、《伦理学体系》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合译著作：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论人的使命》《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常务副主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