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国《泰晤士报》创办及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探析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报业环境和发展状态，并结合当时英国社会历史情境，揭示它与英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及“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养成历程，诠释早期英国“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意涵。
关键词：泰晤士报;第四等级;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37-02
“第四等级”报刊观念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到19世纪中期，报刊作为第四等级与其他三个等级——君主、议会上院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和议会下院所代表的新兴阶层一样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28年，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论哈姆勒<英格兰宪政史>》一文中提出“国会中的记者席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四等级”。1841年，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涉及到第四等级时又扩大了它的意涵，认为印刷和写作可以向整个国家和人民传达政府的声音，权力机构的行动和声音通过报刊可以明白无隐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从而确保了民主。报刊的这种力量成为政治架构中机制性的力量，甚至算得上一种独立的政府机构。
早在18世纪末，新闻界争取对议会报道的自由就将英国报刊与政治以及公共舆论紧密联系起来。报刊也逐渐开始摆脱政治的控制，读者群的成熟确保的发行和工商业提供的广告成为新的经济来源，现代报刊观念初现端倪，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自身赢得了“第四等级”的称号。通过将议会新闻自由登上报刊向公众报道，报刊就与政治和公众舆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政治也变得不再隐秘。对自由和民主的争取让报刊以及由它培养的渐具公民意识的公众推动了英国政治的公开透明，使民众得以参与政治决策，早期的《泰晤士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一、早期的《泰晤士报》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
《泰晤士报》是由约翰·沃尔特于1785年在伦敦创办，创办之初名为《每日环球记录报》，1788年3月定名为《泰晤士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发展中，《泰晤士报》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被称作“欧洲的首要日报而且也许是世界最大的当代舆论工具。[1]”
18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仍不完善，新兴的资产阶级仍在与封建贵族博弈、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让新兴阶层逐渐富裕，他们需要舆论机关为自己发声，加快经济信息的传播，以获得更多的社会主导权。当时，英国工商业发展愈趋繁盛，城市和港口日渐繁荣。伦敦作为金融和港口城市，社会财富迅速聚集。同时，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开始追逐政治权力，谋求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他们对封建贵族把持议会和权力不满，关于议会改革的呼声日起。该时期，欧洲大陆的法国也正酝酿着大革命，国内外局势变动使得中上层公众渴望了解局势变化信息。
在《泰晤士报》创办之时，伦敦已有8份早报，还有9份晚报每周出版三次。由于政府的控制和两党制的政治格局，政治宣传成为该时期报纸的显著标志，报刊的党派倾向明显。新创办的《泰晤士报》与众不同的是：它刊载的商业和航运消息比较多，政治和文化消息却较少。18世纪的英国报刊，多与政府保持一致而获得财政拨款或者信息津贴即享受政府提供信息的帮助;或支持政党、政治家而获得政治津贴;也有接受贿赂而删除负面报道进行“有偿不闻”的。
作为商人的沃尔特把盈利作为办报的目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却限制了这种做法。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对出版的控制，废除事前审查制度后，开始用经济方法控制传播。除了政治上的叛逆罪、诽谤罪外，对出版行业征收高额印花税、广告税、纸张税等。仅印花税一项，每出版一份报纸需纳税2便士，一年支出就达5000镑之多[2]。当局用这种方式限制报纸出版的规模，使得出版不得不依赖政治上的补助。沃尔特每年也从政府手里接受300镑津贴，以确保报纸得以正常发行。
二、《泰晤士报》独立精神之养成
1803年，沃尔特第二开始掌管《泰晤士报》，他不同于他父亲沃尔特第一——带有18世纪刚刚出现的、依附于传统等级制度的工商业者;沃尔特第二则希望经营一份独立、公正的报纸[2]。1814年，他引进新式滚筒印刷机，《泰晤士报》的印数达到每小时1100份，使得报纸能够更快的发布新闻。自此，《泰晤士报》一直是印刷技术方面的领路人。他還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庞大的记者网络，想尽办法提高新闻的时效性。他充分利用缴纳印花税后报纸可享受免费邮寄的优势，通过铁路将报纸运往地方，《泰晤士报》的发行面越来越广，逐渐建立起超越其他报纸的影响力。
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作为工业革命的新生力量发展壮大。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开拓市场的野心让资产阶级急于追求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他们对守旧的贵族阶层把持政治权力感到不满，谋求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享有政策的制定权。产业工人的壮大也成为一只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走进英国社会及政治生活，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沃尔特第二开始对报纸进行改革，逐渐确立报纸经营与编辑分离的原则，任用早期曾进行过政治批判、崇尚自由的托马斯·巴恩斯为报社主笔，并和巴恩斯主编一起确立了该报给中等阶级以精神鼓励的口号，倡导社会变革。
《泰晤士报》坚持报纸独立原则，拒绝接受政府津贴，依靠广告和发行维持运营以实现经济独立。1803年，该报已经开始拒绝接受政府扶持;1834年还坚决拒绝政府的信息津贴，认为这样的做法有损报纸在读者心中的信任度，违背报刊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巴恩斯秉持让报纸独立表达公众舆论的办报观念，支持记者自由报道和严肃评论。在巴恩斯的管理下，该报成为代表中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它支持议会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 在1819年彼得卢大屠杀事件中，《泰晤士报》独家报道，对事件真相予以披露，并在社论中谴责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游行。面对政府的威胁，该报利用公开的言论极力争取新闻自由。在后来的选举法改革中，《泰晤士报》的积极推动起了关键作用，使中产阶级在政治改革中获益。通过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和支持，《泰晤士报》发行量进一步扩大，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以及广告收入。 三、《泰晤士报》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诠释
后来，《泰晤士报》在沃尔特第三和德莱恩主编的领导下，被打造成表达英国舆论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成为一种独立而又强大的力量。德莱恩于1852年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两篇社论直接体现了他对报纸独立观念的认识，也是对第四等级报刊角色和功能的深刻阐释。
1852年，《泰晤士报》因对法国拿破仑的批评报道遭到来自政治的指责和压力。报纸遂用文章反击政府，表明记者不对政府负责而对公众负责的职责。德莱恩在连续两天的社论中指明了报刊与议会的关系，记者与政治家的区别，强调新闻业的责任与政治治理方式的不同。他指出“报刊的首要责任就是最快获取时代的最准确的相关事件信息并立即将其报道给国民，使其成为国民的共同财富。……报刊靠揭露和发布信息生存，报刊每日出版，并且不断呼吁公众舆论的启蒙力量。”在连续两篇的社论中，《泰晤士报》指出了报纸只是对公众负责，为公众提供真实的报道，揭示企图被政治隐瞒的真相，发挥公众舆论的作用，对权力进行监督。
德莱恩的社论诠释了《泰晤士报》的立场，为报纸批评公众人物进行辩护，全力捍卫报纸独立和报道自由。在德莱恩这里，报纸就应该及时披露事实和真相，独立自由的开展报道，对公众负责而不是顾忌政治家或政府的喜好。通过社论，德莱恩也代表该报和整个报业初步阐述了第四等级的报刊观念。在巴恩斯和德莱恩影响下，《泰晤士报》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形成了报纸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改变了过去记者与政治宣传挂钩的职业名望，该报也成为意见独立的报刊。到1854年，《泰晤士报》发行量接近60000份，达到了同期伦敦报纸发行量的总和。
1854年，英国、法国、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泰晤士报》派遣威廉·拉塞尔作为特派记者随军前往前线。在拉塞尔之前，报纸主要是依靠部队中的低级军官来报道战况。拉塞尔在《泰晤士报》上披露了英军战地救护中的严重问题和混乱的后勤服务。拉塞尔的关于伤兵和轻骑兵冲锋送死的通信报道震惊了整个英国。女护士南丁格尔自行组织了一只救护队伍，前往前线展开战地救治。该报还为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设立基金，发起了对前线士兵支援和捐助。英国上下在《泰晤士报》上了解前线的状况后对他们的士兵感到自豪又难以容忍指挥官的无能和后勤保障的缺陷。面对汹涌的民意，英国议会不得不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报纸披露的状况展开调查。在《泰晤士报》的持续的报道和评论中，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倒台，联军总司令拉格伦被撤换，也是通过报纸赋予这次战争的非常影响，战地救护制度和红十字会开始创立。
四、独立报刊形成的可能性
当然，报纸选择替资产阶级代言也有商业性的考虑。贵族只不过是报纸庞大发行量的一小部分，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读者来维持报纸运营。出版的商业利益越来越依赖于迅速拓展的富裕的和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同时，18世纪晚期的英国，街头文学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工人阶层也能够在星期日学校获得更加系统的教育。到了19世纪，民众的非文盲率逐步上升，图书和印刷材料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教育的普及为《泰晤士报》提供了读者并成为独立报刊发展的前提。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报纸作为一种私人创办的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决定了业主在报纸事务中享有的决定性权力。但在沃尔特第二和沃尔特第三那里，《泰晤士报》不止于是营利的机器，更是具有一种神圣使命的光辉事业，它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编辑空间，主编巴恩斯和德莱恩的办报观念能够得以实现，确保了《泰晤士报》独立的报纸立场和成为社会的公器。
《泰晤士报》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及其引发的后续反应，让1854年成为英国新闻史的重要节点。此后，英国新闻史上的一些新闻变革却也因此而发生。《泰晤士报》不断发挥事实上的watch dog这一独立的社会机构角色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给后来西方报纸选择标榜“第四等级”提供了诠释。自此以后，在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中，新闻职业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神話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 （英）马丁·沃丁著.苏潼均，诠申译.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2] 胡泳.泰晤士报的历史沿革[J].新闻研究资料，1991（1）.
[3] 张妤玟.第四等级：一个关于英国报刊观念的历史——从记者席到报刊业集体认同的探析[D].复旦大学，2010.
[责任编辑：传馨]
关键词：泰晤士报;第四等级;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137-02
“第四等级”报刊观念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到19世纪中期，报刊作为第四等级与其他三个等级——君主、议会上院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和议会下院所代表的新兴阶层一样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28年，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论哈姆勒<英格兰宪政史>》一文中提出“国会中的记者席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四等级”。1841年，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涉及到第四等级时又扩大了它的意涵，认为印刷和写作可以向整个国家和人民传达政府的声音，权力机构的行动和声音通过报刊可以明白无隐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从而确保了民主。报刊的这种力量成为政治架构中机制性的力量，甚至算得上一种独立的政府机构。
早在18世纪末，新闻界争取对议会报道的自由就将英国报刊与政治以及公共舆论紧密联系起来。报刊也逐渐开始摆脱政治的控制，读者群的成熟确保的发行和工商业提供的广告成为新的经济来源，现代报刊观念初现端倪，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自身赢得了“第四等级”的称号。通过将议会新闻自由登上报刊向公众报道，报刊就与政治和公众舆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政治也变得不再隐秘。对自由和民主的争取让报刊以及由它培养的渐具公民意识的公众推动了英国政治的公开透明，使民众得以参与政治决策，早期的《泰晤士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一、早期的《泰晤士报》及其所在的社会环境
《泰晤士报》是由约翰·沃尔特于1785年在伦敦创办，创办之初名为《每日环球记录报》，1788年3月定名为《泰晤士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发展中，《泰晤士报》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被称作“欧洲的首要日报而且也许是世界最大的当代舆论工具。[1]”
18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仍不完善，新兴的资产阶级仍在与封建贵族博弈、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让新兴阶层逐渐富裕，他们需要舆论机关为自己发声，加快经济信息的传播，以获得更多的社会主导权。当时，英国工商业发展愈趋繁盛，城市和港口日渐繁荣。伦敦作为金融和港口城市，社会财富迅速聚集。同时，资产阶级兴起之后，开始追逐政治权力，谋求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他们对封建贵族把持议会和权力不满，关于议会改革的呼声日起。该时期，欧洲大陆的法国也正酝酿着大革命，国内外局势变动使得中上层公众渴望了解局势变化信息。
在《泰晤士报》创办之时，伦敦已有8份早报，还有9份晚报每周出版三次。由于政府的控制和两党制的政治格局，政治宣传成为该时期报纸的显著标志，报刊的党派倾向明显。新创办的《泰晤士报》与众不同的是：它刊载的商业和航运消息比较多，政治和文化消息却较少。18世纪的英国报刊，多与政府保持一致而获得财政拨款或者信息津贴即享受政府提供信息的帮助;或支持政党、政治家而获得政治津贴;也有接受贿赂而删除负面报道进行“有偿不闻”的。
作为商人的沃尔特把盈利作为办报的目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却限制了这种做法。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对出版的控制，废除事前审查制度后，开始用经济方法控制传播。除了政治上的叛逆罪、诽谤罪外，对出版行业征收高额印花税、广告税、纸张税等。仅印花税一项，每出版一份报纸需纳税2便士，一年支出就达5000镑之多[2]。当局用这种方式限制报纸出版的规模，使得出版不得不依赖政治上的补助。沃尔特每年也从政府手里接受300镑津贴，以确保报纸得以正常发行。
二、《泰晤士报》独立精神之养成
1803年，沃尔特第二开始掌管《泰晤士报》，他不同于他父亲沃尔特第一——带有18世纪刚刚出现的、依附于传统等级制度的工商业者;沃尔特第二则希望经营一份独立、公正的报纸[2]。1814年，他引进新式滚筒印刷机，《泰晤士报》的印数达到每小时1100份，使得报纸能够更快的发布新闻。自此，《泰晤士报》一直是印刷技术方面的领路人。他還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庞大的记者网络，想尽办法提高新闻的时效性。他充分利用缴纳印花税后报纸可享受免费邮寄的优势，通过铁路将报纸运往地方，《泰晤士报》的发行面越来越广，逐渐建立起超越其他报纸的影响力。
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作为工业革命的新生力量发展壮大。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开拓市场的野心让资产阶级急于追求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他们对守旧的贵族阶层把持政治权力感到不满，谋求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享有政策的制定权。产业工人的壮大也成为一只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走进英国社会及政治生活，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沃尔特第二开始对报纸进行改革，逐渐确立报纸经营与编辑分离的原则，任用早期曾进行过政治批判、崇尚自由的托马斯·巴恩斯为报社主笔，并和巴恩斯主编一起确立了该报给中等阶级以精神鼓励的口号，倡导社会变革。
《泰晤士报》坚持报纸独立原则，拒绝接受政府津贴，依靠广告和发行维持运营以实现经济独立。1803年，该报已经开始拒绝接受政府扶持;1834年还坚决拒绝政府的信息津贴，认为这样的做法有损报纸在读者心中的信任度，违背报刊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巴恩斯秉持让报纸独立表达公众舆论的办报观念，支持记者自由报道和严肃评论。在巴恩斯的管理下，该报成为代表中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它支持议会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 在1819年彼得卢大屠杀事件中，《泰晤士报》独家报道，对事件真相予以披露，并在社论中谴责政府以武力镇压群众游行。面对政府的威胁，该报利用公开的言论极力争取新闻自由。在后来的选举法改革中，《泰晤士报》的积极推动起了关键作用，使中产阶级在政治改革中获益。通过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和支持，《泰晤士报》发行量进一步扩大，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以及广告收入。 三、《泰晤士报》对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诠释
后来，《泰晤士报》在沃尔特第三和德莱恩主编的领导下，被打造成表达英国舆论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成为一种独立而又强大的力量。德莱恩于1852年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两篇社论直接体现了他对报纸独立观念的认识，也是对第四等级报刊角色和功能的深刻阐释。
1852年，《泰晤士报》因对法国拿破仑的批评报道遭到来自政治的指责和压力。报纸遂用文章反击政府，表明记者不对政府负责而对公众负责的职责。德莱恩在连续两天的社论中指明了报刊与议会的关系，记者与政治家的区别，强调新闻业的责任与政治治理方式的不同。他指出“报刊的首要责任就是最快获取时代的最准确的相关事件信息并立即将其报道给国民，使其成为国民的共同财富。……报刊靠揭露和发布信息生存，报刊每日出版，并且不断呼吁公众舆论的启蒙力量。”在连续两篇的社论中，《泰晤士报》指出了报纸只是对公众负责，为公众提供真实的报道，揭示企图被政治隐瞒的真相，发挥公众舆论的作用，对权力进行监督。
德莱恩的社论诠释了《泰晤士报》的立场，为报纸批评公众人物进行辩护，全力捍卫报纸独立和报道自由。在德莱恩这里，报纸就应该及时披露事实和真相，独立自由的开展报道，对公众负责而不是顾忌政治家或政府的喜好。通过社论，德莱恩也代表该报和整个报业初步阐述了第四等级的报刊观念。在巴恩斯和德莱恩影响下，《泰晤士报》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形成了报纸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改变了过去记者与政治宣传挂钩的职业名望，该报也成为意见独立的报刊。到1854年，《泰晤士报》发行量接近60000份，达到了同期伦敦报纸发行量的总和。
1854年，英国、法国、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泰晤士报》派遣威廉·拉塞尔作为特派记者随军前往前线。在拉塞尔之前，报纸主要是依靠部队中的低级军官来报道战况。拉塞尔在《泰晤士报》上披露了英军战地救护中的严重问题和混乱的后勤服务。拉塞尔的关于伤兵和轻骑兵冲锋送死的通信报道震惊了整个英国。女护士南丁格尔自行组织了一只救护队伍，前往前线展开战地救治。该报还为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设立基金，发起了对前线士兵支援和捐助。英国上下在《泰晤士报》上了解前线的状况后对他们的士兵感到自豪又难以容忍指挥官的无能和后勤保障的缺陷。面对汹涌的民意，英国议会不得不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报纸披露的状况展开调查。在《泰晤士报》的持续的报道和评论中，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倒台，联军总司令拉格伦被撤换，也是通过报纸赋予这次战争的非常影响，战地救护制度和红十字会开始创立。
四、独立报刊形成的可能性
当然，报纸选择替资产阶级代言也有商业性的考虑。贵族只不过是报纸庞大发行量的一小部分，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读者来维持报纸运营。出版的商业利益越来越依赖于迅速拓展的富裕的和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同时，18世纪晚期的英国，街头文学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工人阶层也能够在星期日学校获得更加系统的教育。到了19世纪，民众的非文盲率逐步上升，图书和印刷材料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教育的普及为《泰晤士报》提供了读者并成为独立报刊发展的前提。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报纸作为一种私人创办的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决定了业主在报纸事务中享有的决定性权力。但在沃尔特第二和沃尔特第三那里，《泰晤士报》不止于是营利的机器，更是具有一种神圣使命的光辉事业，它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编辑空间，主编巴恩斯和德莱恩的办报观念能够得以实现，确保了《泰晤士报》独立的报纸立场和成为社会的公器。
《泰晤士报》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及其引发的后续反应，让1854年成为英国新闻史的重要节点。此后，英国新闻史上的一些新闻变革却也因此而发生。《泰晤士报》不断发挥事实上的watch dog这一独立的社会机构角色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给后来西方报纸选择标榜“第四等级”提供了诠释。自此以后，在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中，新闻职业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神話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 （英）马丁·沃丁著.苏潼均，诠申译.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2] 胡泳.泰晤士报的历史沿革[J].新闻研究资料，1991（1）.
[3] 张妤玟.第四等级：一个关于英国报刊观念的历史——从记者席到报刊业集体认同的探析[D].复旦大学，2010.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