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直到最近几百年，才出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这也标志着“现代世界”或者说“现代性”的开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出现，和“西方的兴起”是同步的，因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兴起于西方，而非全球其他地区。西方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这种差异，被学术界称为“大分流”。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起源在哪里？如何解释“大分流”的发生？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将其归结为欧洲在制度和文化E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拥有一个多国体系和国家权力受限制的传统，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拥有由资产阶级支配的独立城市，经历了科学革命和技术创新，等等。
　　在1990年代逐渐兴起的“加州学派”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学派将传统观点视为“欧洲中心论”，认为“大分流”并非肇因于欧洲在制度和文化上的特殊性，而只是出于历史和地理的偶然。其理由在于：在17世纪中叶以前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和中东地区在经济和技术上领先于欧洲;欧洲抢占先机只是因为在地理上更靠近新大陆，从而得以建立美洲殖民帝国，获得大量金钱，主导全球货币体系;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的英格兰，是因为其煤矿在地理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并且能够获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此前与英格兰同样富庶的中国江南地区不具备同样的地理条件。

　　《逃离罗马：帝国的失败与通往繁荣之路》
　　作者：[奥地利] 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价：35.00美元
　　本书指出，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政治碎片化，是欧洲与全球其他地区在历史路径上的分水岭，也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現代世界在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
　　沃尔特·谢德尔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
　　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谢德尔（Walter Seheidel）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在《逃离罗马;帝国的失败与通往繁荣之路》（Escape from Rome：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一书中，他将学术界津津乐道的“大分流”——可持续经济增长兴起于欧洲，而非全球其他地——称为“第二次大分流”，认为它是更早期的“第一次大分流”的必然后果。
　　在谢德尔看来，“第一次大分流”并非取决于某个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是缘自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试图重建一个全欧洲范围帝国的企图都失败了，发生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的一连串失败，成为欧洲与全球其他地区在历史路径上的分水岭。长期统治的大规模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是不断出现的国家形式，但在欧洲是一次性事件，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政治碎片化，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现代世界在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
　　谢德尔把中国作为欧洲的比较对象。他指出，在过去1500年，多中心而分裂的欧洲和中央集权的中国是相反的国家体系，但是在此之前，两者的国家建构模式是很相似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一样，通过专业官僚机构和强大的军队来实施统治，通过税收来维持财政。虽然罗马帝国脱胎于罗马共和国，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其官僚体系日益强大严密，其统治日益定于一尊，与汉帝国越来越相似。
　　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连同北非和中东，都在其疆域之内，接受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罗马帝国的成功源自其自身的强大和对手的弱势。一方面，罗马从共和国时期开始，就一直能够比它的对手动用更大规模的军队，这使得罗马纵然经历无数战役的失败，也总是在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之所以能够享有源源不断的兵员供给，关键在于罗马对于赋予公民权非常慷慨，大量移民、被释放的奴隶和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都成为罗马公民，而罗马男性公民在军队中服役的比例非常高，政府以服兵役替代缴税。
　　另一方面，早期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上，处在以埃及、波斯和希腊为中心的古代世界的边缘，可以在没有外国十涉的情况下建设国家。亚历山大大帝的早逝和他建立的希腊化帝国的分裂，使得罗马避免了外来的毁灭性打击，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回到希腊之后挥师西向进入意大利，历史将会改写。但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罗马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诸如迦太基、希腊伊庇鲁斯工国、塞琉古帝国和托勒密帝国，都无法匹敌罗马的军事动员能力。在对付西欧和北欧缺乏组织的蛮族部落时，罗马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罗马对地中海的主宰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政权可以控制地中海的全部海岸线。因为当时罗马在地中海西半部分只有迦太基一个对手，但是已经令罗马倾其国力建立了庞大的海军。如果有更多对手，岁马的海军建设将不堪重负，从而阻止其扩张。

解读/延伸阅读

　　《弱者帝国：欧洲扩张的真实故事与新世界秩序的创造》 　　作者：[英]杰森沙曼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认为欧洲在15世纪到18世纪的全球扩张并非得益于军事优势，而是得益于各种机遇，比如亚洲和非洲的诸多陆权强国对于海上战争和贸易的忽视。

　　《狭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
　　作者：[美]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
　　出版社：Penguin Press
　　本书指出经济现代化与政治自由的源泉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弱社会强国家会导致专制，强社会弱国家又会使得民众缺乏保护。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最有可能重建一个类似规模的帝国的机会是在6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试图收复西罗马帝国的疆土，但是在鼠疫的冲击下，这一尝试失败了。在查士丁尼之后，其他建立欧洲大一统帝国的尝试更加难以成真。无论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或是昙花一现，或是虚有其表。相比之下，公元220年汉帝国覆灭之后的中国也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但是在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于隋朝，此后大一统成为主流。欧洲重建帝国的失败使得欧洲的国家建设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轨迹，此即“第一次大分流”。
　　“第一次大分流”的第一个层面是财政系统。中国的财政系统以对农田征税为基础，能够在每一次工朝更迭中很快重建。而在欧洲，罗马帝国的财政系统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逐渐消失，在缺乏有组织征税的情况下，导致了持续的国家财政收入不足，从而削弱了政治权力和军事动员的能力。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制度。吊诡的是，正是由于后罗马时期的欧洲各国征税能力不足，所以统治者必须在财政问题上和其手下的封地贵族讨价还价，随着时间发展，逐渐形成了欧洲政治制度的优势。因为讨价还价的协商过程使得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和其手下的封地贵族可以将权力制度化，成为未来建设国家能力的基础。此外，一夫一妻制使得中世纪欧洲各国工室周期性地面临缺少男性继承人的危机，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能全盘依赖于王室继统的稳定，而是倚仗以贵族为主的代议机构的支撑，代议机构对王权的削弱和限制始终存在。而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意味着皇帝一般都不乏子嗣，皇位的血脉传承就可以保持政治稳定，但是这种政治稳定并不会带来国家能力的提升。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和观念。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通过高于王权的神权政治纵横捭阖，让各国的世俗统治者相互为敌，保持了欧洲政治的多中心和碎片化。天主教会也用教会信众的身份认同取代了原本盛行于欧洲诸蛮族部落中的亲属关系网络，对亲属关系网络的破坏是欧洲代议体制兴起的关键。而在东罗马帝国，由于帝国的政治稳定和皇权的强大，东正教会对世俗政权处于依附地位。在歐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宗教神权还是士大夫的道统，都不可能在实际上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
　　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流，意味着后罗马时代的欧洲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具备当初罗马崛起的条件。财政收入不足导致军事动员能力不足，众多对手的存在导致霸权强国也无法实现“赢家通吃”。
　　谢德尔对于“第一次大分流”的论述，亦考虑到了地理与制度发展的相互作用。他指出，有两个地理因素特别重要，一是欧洲破碎的地貌，二是欧洲与大草原的距离。
　　欧洲只有6%的地域是山区，中国的山区面积比例则为33%，但是关键不在于山地面积的多少，而是在于山区与耕地相互交错的程度。在早期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和关中地区提供了富饶的耕地，位于这个核心地域的国家有实力征服和统治周边地区。随着时间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汇合成为更加幅员辽阔、交通便利的大范围耕地来提供赋税。中国拥有一个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范围广袤、物产丰饶的中央地区，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是关键的。而欧洲缺乏这样一个中央地区，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等等形成了天然屏障，这对于欧洲的政治碎片化也是关键的。
　　欧亚大陆的大草原对于前现代世界地缘政治盼影响至为深远。横无际涯的大草原造就了迥异于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周期性的物资匮乏，注定了游牧民族对定居社会的劫掠成为常态。而他们的娴熟骑术、高度机动性和在受到威胁时撤退到草原深处的能力，对定居社会造成了巨大威胁。来自大草原的威胁对于许多亚洲国家的政治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巨大。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受到的外部威胁几乎鲜有例外地都是来自北方草原。为应对这种来自单一方向的军事威胁，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以举国之力来处理边患。
　　大草原对于欧洲的影响却是边缘性的。西欧东部最边陲的城市和大草原也有相当遥远的距离。1241年，蒙古帝国具有征服欧洲的能力，却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而止步（大汗窝阔台去世，西征统帅拔都需要回蒙古选举新大汗）。然而，即使蒙古帝国统治欧洲，他们对于远离草原的定居民众的统治能力是很存疑的，结果只会强化欧洲的政治碎片化趋势，从而脱离蒙古的直接统治。
　　在政治碎片化的中世纪欧洲，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多重权力结构造成了残酷而持久的竞争。国王和贵族，教皇和修道院，骑士和城市商人，都在竞争地位和影响力。竞争不仅造成了很多痛苦，也锻造了各方议价和妥协的规则，打开了创新的空间。随着时间演变，这种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保障了制衡与问责，创造了商业繁荣，出现了诸多独一无二的制度创新，例如公社、行会、公债、国会等等。相反，在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下，权力的垄断可以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是也鼓励了保守主义、王权对社会的掠夺性规则和经济停滞。这也使得帝国总是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的噩梦。如果罗马帝国幸存，或者像中国那样重新建立统一的王朝，欧洲将不会具有制度和文化上的特殊性，“第二次大分流”也将无从谈起。
　　“加州学派”认为可持续经济增长之所以兴起于欧洲，只是出于历史和地理的偶然。谢德尔在本书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论怎样评估殖民帝国和海洋贸易对于“第二次大分流”所起的作用，都必须首先明白，欧洲在15世纪后期的航海大发现是政治碎片化的产物。关键不在于欧洲和美洲在地理上比较接近，而在于国家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各国具有强烈的动机派遣人员和物资从事海外探险。国家间竞争也促使像热那亚这样的商业城市国家为了从事海洋贸易而发展出了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虽然罗马帝国拥有一支职业化的海军，但其作用在于海上巡逻和剿灭海盗，而不是探索和发现新的贸易路线。如果罗马帝国幸存，即便有可能发现美洲，也不可能将类似规模的资源投入到海外帝国的构建中。
　　15世纪早期的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早于欧洲的航海大发现，常常被一些学者视为明朝中国海军实力超强的证据，用来证明欧洲的海上扩张只是出于偶然和幸运才获得成功。谢德尔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说明了定于一尊的帝国决策方式，花费大量资金去做一件没有明确物质利益的事情，一旦朝廷的政治偏好发生变化，就迅速熄火。这样的决策方式无法避免经济停滞与治乱循环。
　　自从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的优势，引发了全球非西方社会的效仿。当前，许多非西方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甚至弯道超车，领先于欧洲。然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对于“大分流”历史路径的追问，缺乏制度层面的反思，或将仍旧徘徊在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门槛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