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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德化碑》，立于公元766年。杨升庵《南诏野史》：“碑文整赡，书法极似李北海。”太仓陆氏《八琼室金石补正》引《授引躺堂续跋》云：“此碑书法之秀整，唐刻工书无过也。”《南诏德化碑》碑刻侵蚀较为严重，字迹模糊，但个别字清晰，能看出用笔特征，且整个碑刻的书法风格较为明显，深受唐代行书入碑风气的影响，主要受唐朝大书法家李邕的书法风格的影响，吸取了中原行书碑刻《麓山寺碑》很多书法风格。
从现残存的字来看，《德化碑》楷书中略带行意，偶尔看到个别字略带牵丝，章法采用行距大于距式，取行书之法，我们能看得到流动与其间的上下一贯的行气来，笔断意连，和《麓山寺碑》的章法一致。
《南诏德化碑》（图1）笔画遒丽，结体宽博平正，字形大多取扁势，横画体势长而向右上倾斜。观李北海的作品《麓山寺碑》（图2），笔画遒丽，字形多宽阔不平，有纵横之势，气势豪逸。北海行书，横画不平，有英迈超妙之势，不拘形体耳。这可说是李邕行书的一个最大特征，即夸大了二王字中右高左低，横画上斜的欹测取势的特点。结字取势颀长，奇宕欹侧，其横向笔画的倾斜程度已达到了不能再大的极限。此外李邕又通过对于结体的巧妙调整（比如保持每个字最下端的平正）和通过通篇布局的精心安排，使得通篇的字似斜反正，斜而不倒，恰到妙处。进一步将《德化碑》与《麓山寺碑》的一些单字
（如图3）细细比较，如“带”字两个字形结构极为相似，势态微微右上倾斜，“带”字上方四竖取自《兰亭序》写法。“石”字两者也是字形相似，“石”中一撇拉得很长，奠定了整个字的体势，口部安排在整个字的下端，沉稳端正，让整个字似斜反正。同理的还有“身”字，“将”字。
从用笔上来看，李邕以楷书写行书，做到了方圆兼施（主要以方为主），寓顿挫于婉转流畅中。并在继承二王书风的基础上，将大量类似北碑那样的方笔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再看《麓山寺碑》的用笔，如“太”、“有”的长横，而《德化碑》的长横用笔也多为此方法，如“士”字第一横、“告”字第二横。但是由于该碑是行书，故横画的起笔、收笔处常需与上、下笔画呼应，《麓山寺碑》中其接上横用笔多侧、收笔多圆，有行书的回锋之势，如“大”、“天”，《德化碑》“石”字第一横，与《麓山寺碑》的笔法一致，这也和当时唐代行书受二王书风的影响有关，有《兰亭序》的笔意。《德化碑》的《麓山寺碑》中的竖绝大部分均采用这种写法。它是魏碑的写法，即在竖的下截快收笔时由中锋转为侧锋，渐渐向右下角敛毫而出，如“师”字长竖。这种竖常常略向左弯，带点儿弧度，如拉开的弓一样有股张力，但不能弯软。《德化碑》也用了此种方法，如“带”字。
为什么《南诏德化碑》和李邕的书风如此相似呢？尽管我们无法考证此碑的书丹者，但可以将此碑置于大历史背景下去探讨。
《南诏德化碑》立于公元766年，与天宝年间（742年正月--756年七月）距离较短，而在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行书入碑的鼎盛時期。当时也出了不少行书入碑的书家，如李邕、张从申和苏灵芝等，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数李邕了。行狎书碑，自《晋祠铭》始”。自唐太宗书《晋祠铭》后，开了行书入碑的先河，由于唐太宗的帝王身份，就必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实际效仿。《晋祠铭》后出现的怀仁的集王羲之《三藏圣教序》，盛中唐之行书，每每宣称临习王羲之，实则全从《圣教序》而来，或出自初唐诸贤所仿摹的《兰亭集序》。
在《唐摭言》中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高丽、白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可见当时唐朝与外族交往之兴盛，在国学之盛，加上唐代帝王对书法的重视，必然也促进书法的向外的传播与发展，唐长孺先生在评价吐蕃文书书法时说：一入唐代，一些官书（不是全部）乃至学童习字时都风格一变，带有像《圣教序》那样的味道。可见当时帝王推崇的书风在整个中原地区及外域的影响，加上当时唐代科举制度及其对书法重视的教育，不难想象当时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流行临摹《圣教序》，或是初唐圣贤仿摹的《兰亭集序》。
李邕（675—747）在书法上穷追二王，又推崇创新，汲取了北碑厚重的特点，将行书入碑达到了极致，完成了行书入碑创造性的改造。李邕书法放笔差增其毫，丰体益媚，确见如是，但结法全从怀仁《集王圣教序》来。可见当时书坛上一派圣教之风，几乎所有行书家都受到《圣教序》的影响。李邕在开元、天宝年间以制作铭颂知名天下，书名隆盛，且撰且自书者当不在少数。《南诏德化碑》受到唐代行书碑刻的书风影响，书风与李邕书风有很大联系也在情理之中。
在与唐朝频繁的交往中，南诏的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借鉴唐朝的汉文化，尤其是与书法关系密切的文字来看，南诏时期使用的文字皆为汉字，其自己并无任何特殊之文字。此由考古发掘及现存金石，可以证明。当然也有巫师如大觋皤之类，或亦有能读罗罗文（爨文），通巫经者，然仅为少数僧侣阶级之专有知识，非一般现象。唐代文化，对云南的深入，也可于碑碣中证之：《王仁求碑》，武后圣历元年立，。此碑在安宁县，其中所用之字皆为武后所颁行者。又有武后所制之字以外者，皆为唐代流俗同行之字，如“閇”即“闭”。由《王仁求碑》之文字，可以推知书法其受唐代文化影响之深。
《德化碑》书风无论是从笔法、结构、章法方面来分析，都深受李邕书风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偶然。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之密切，唐朝文化对南诏文化影响之深远，《德化碑》受唐朝行书入碑风潮之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
参考文献：
[1]《新纂云南通志》（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廖德广 《南诏德化碑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4]李洪智 《李邕的行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
[5]张枝铭 《论唐代行书入碑》（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2012年。
[6]冯瑛瀛 《唐代帝王书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美术学，2014年。
从现残存的字来看，《德化碑》楷书中略带行意，偶尔看到个别字略带牵丝，章法采用行距大于距式，取行书之法，我们能看得到流动与其间的上下一贯的行气来，笔断意连，和《麓山寺碑》的章法一致。
《南诏德化碑》（图1）笔画遒丽，结体宽博平正，字形大多取扁势，横画体势长而向右上倾斜。观李北海的作品《麓山寺碑》（图2），笔画遒丽，字形多宽阔不平，有纵横之势，气势豪逸。北海行书，横画不平，有英迈超妙之势，不拘形体耳。这可说是李邕行书的一个最大特征，即夸大了二王字中右高左低，横画上斜的欹测取势的特点。结字取势颀长，奇宕欹侧，其横向笔画的倾斜程度已达到了不能再大的极限。此外李邕又通过对于结体的巧妙调整（比如保持每个字最下端的平正）和通过通篇布局的精心安排，使得通篇的字似斜反正，斜而不倒，恰到妙处。进一步将《德化碑》与《麓山寺碑》的一些单字
（如图3）细细比较，如“带”字两个字形结构极为相似，势态微微右上倾斜，“带”字上方四竖取自《兰亭序》写法。“石”字两者也是字形相似，“石”中一撇拉得很长，奠定了整个字的体势，口部安排在整个字的下端，沉稳端正，让整个字似斜反正。同理的还有“身”字，“将”字。
从用笔上来看，李邕以楷书写行书，做到了方圆兼施（主要以方为主），寓顿挫于婉转流畅中。并在继承二王书风的基础上，将大量类似北碑那样的方笔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再看《麓山寺碑》的用笔，如“太”、“有”的长横，而《德化碑》的长横用笔也多为此方法，如“士”字第一横、“告”字第二横。但是由于该碑是行书，故横画的起笔、收笔处常需与上、下笔画呼应，《麓山寺碑》中其接上横用笔多侧、收笔多圆，有行书的回锋之势，如“大”、“天”，《德化碑》“石”字第一横，与《麓山寺碑》的笔法一致，这也和当时唐代行书受二王书风的影响有关，有《兰亭序》的笔意。《德化碑》的《麓山寺碑》中的竖绝大部分均采用这种写法。它是魏碑的写法，即在竖的下截快收笔时由中锋转为侧锋，渐渐向右下角敛毫而出，如“师”字长竖。这种竖常常略向左弯，带点儿弧度，如拉开的弓一样有股张力，但不能弯软。《德化碑》也用了此种方法，如“带”字。
为什么《南诏德化碑》和李邕的书风如此相似呢？尽管我们无法考证此碑的书丹者，但可以将此碑置于大历史背景下去探讨。
《南诏德化碑》立于公元766年，与天宝年间（742年正月--756年七月）距离较短，而在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行书入碑的鼎盛時期。当时也出了不少行书入碑的书家，如李邕、张从申和苏灵芝等，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数李邕了。行狎书碑，自《晋祠铭》始”。自唐太宗书《晋祠铭》后，开了行书入碑的先河，由于唐太宗的帝王身份，就必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实际效仿。《晋祠铭》后出现的怀仁的集王羲之《三藏圣教序》，盛中唐之行书，每每宣称临习王羲之，实则全从《圣教序》而来，或出自初唐诸贤所仿摹的《兰亭集序》。
在《唐摭言》中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高丽、白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可见当时唐朝与外族交往之兴盛，在国学之盛，加上唐代帝王对书法的重视，必然也促进书法的向外的传播与发展，唐长孺先生在评价吐蕃文书书法时说：一入唐代，一些官书（不是全部）乃至学童习字时都风格一变，带有像《圣教序》那样的味道。可见当时帝王推崇的书风在整个中原地区及外域的影响，加上当时唐代科举制度及其对书法重视的教育，不难想象当时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流行临摹《圣教序》，或是初唐圣贤仿摹的《兰亭集序》。
李邕（675—747）在书法上穷追二王，又推崇创新，汲取了北碑厚重的特点，将行书入碑达到了极致，完成了行书入碑创造性的改造。李邕书法放笔差增其毫，丰体益媚，确见如是，但结法全从怀仁《集王圣教序》来。可见当时书坛上一派圣教之风，几乎所有行书家都受到《圣教序》的影响。李邕在开元、天宝年间以制作铭颂知名天下，书名隆盛，且撰且自书者当不在少数。《南诏德化碑》受到唐代行书碑刻的书风影响，书风与李邕书风有很大联系也在情理之中。
在与唐朝频繁的交往中，南诏的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借鉴唐朝的汉文化，尤其是与书法关系密切的文字来看，南诏时期使用的文字皆为汉字，其自己并无任何特殊之文字。此由考古发掘及现存金石，可以证明。当然也有巫师如大觋皤之类，或亦有能读罗罗文（爨文），通巫经者，然仅为少数僧侣阶级之专有知识，非一般现象。唐代文化，对云南的深入，也可于碑碣中证之：《王仁求碑》，武后圣历元年立，。此碑在安宁县，其中所用之字皆为武后所颁行者。又有武后所制之字以外者，皆为唐代流俗同行之字，如“閇”即“闭”。由《王仁求碑》之文字，可以推知书法其受唐代文化影响之深。
《德化碑》书风无论是从笔法、结构、章法方面来分析，都深受李邕书风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偶然。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之密切，唐朝文化对南诏文化影响之深远，《德化碑》受唐朝行书入碑风潮之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
参考文献：
[1]《新纂云南通志》（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廖德广 《南诏德化碑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4]李洪智 《李邕的行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
[5]张枝铭 《论唐代行书入碑》（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2012年。
[6]冯瑛瀛 《唐代帝王书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美术学，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