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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归市场最好，就像《史记·货殖列传》说的，让一切「如水之向下」，人民自然而然会安居乐业，政府只需要处理在市场生产过程中产生重大外部成本的部分就可以了。』
“你幸福吗”，可以是社会学调查，也可以是个哲学问题，但黄有光，作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把它纳入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范畴。
作为一个以研究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著称的学者，福利本就是他评价好坏优劣的准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甚至主张把快乐作为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取代经济学沿袭多年的“效用”。
据说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范儿，就是文史哲经社无所不通。所以，黄有光的经济学研究兼具人文关怀不稀奇，稀奇的是，这种研究好像真的在他自己身上得到了应验。
黄有光有“笑侠”之称，至少在他来交流讲学的暨大这间简朴的办公室里，他看起来颇为快活。电脑里播放着一些老歌：“浪奔、浪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采访前，他把卫生纸铺于桌面，有滋有味地吃着他的营养午餐，花生、消化饼、肉脯、蔬菜、水果，并不时因为聊起某件事，发出一阵阵中气十足的招牌式大笑。
回忆起20年前创作的武侠小说《千古奇情记》，他特别开心，“我把一些经济思想写了进去，希望影响到很多人，可惜最后还是没什么人看。”他的“软知识”储备当然不只武侠，经济学之外，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和动物学，都有涉猎。这样的涉猎让他的经济理论创意十足，为他的研究增添了关怀和柔软，也为他使用科学模型进行终极追问提供了合理铺垫。
旅居海外几十年，黄有光依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从钓鱼岛引发的中日经济战如何打，到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到教育改革，到人民币的升值空间，他都多有论述。但是看起来，比所有这些现实问题更让他兴奋的，是他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的新发现。他最近出了本书，《宇宙是怎样来的》，据说回答了科学界和宗教界都不能回答的问题，用了五种公理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谈到这个的时候，他把凳子拉到我们跟前，语速明显加快，眼中有近乎传道的热情。
对快乐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跨学科的
记者：你是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快乐这类哲学问题？
黄有光：其实，从哲学观点谈快乐问题固然常见，但长久以来，将快乐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偏多。这几年，有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了。我对福祉的定义就是“我的福祉就是我的快乐”，因此，我对快乐问题的兴趣和理解，跟我本身“福祉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比较接近。
记者：中国有位经济学家汪丁丁曾提出，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有一段很沉默的距离，是不是经济学家研究到一定阶段会觉得只关注经济本身是不够的，要关注更终极的问题？你认为经济学有能力涵盖终极问题吗？
黄有光：是这样的，经济学当然不能全部涵盖，它本身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认为，它能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做出自己领域的贡献。对快乐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跨学科的，包括经济学在内。
记者：谈到福祉政策的制定，你曾说要用快乐最大化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能阐述一下量化快乐的可行性吗？
黄有光：2003年，我曾在学术期刊《社会选择和福祉》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传统的福祉经济学研究只停留在偏好或者效用的层次，没有深入到真正的福祉，所以提出要把传统的福祉经济学加深到研究福祉或快乐的层面。传统经济学者对快乐研究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一方面是衡量的问题：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我们要最大化的是净快乐，所以衡量虽然有一定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传统心理学和社会学者对快乐的衡量主要是抽样，让样本为自己的快乐程度打分，最终得出快乐指数，有一定的信息量但是人际可比性的问题很大，因为个人标准不同。所以，关于提升衡量的可靠性和人际可比性，我提出“最小可感知的快乐量”，即刚好可以感受到快乐的临界值，用这个来衡量就可以得到人际可比的快乐量。
记者：数据化会有困难吗？
黄有光：归根结底快乐本身是主观的，但主观感受是客观存在的。我的方法不止是给自己的快乐凭空打分，而是评价自己某时段的快乐相当于最小感知快乐量的几倍来衡量，这样更科学。当然，将来学界也一定会有更科学的方法，例如目前已有的针对人类大脑不同部位放电情况测试的实验，只是还不能普遍应用。
记者：对于快乐这个议题，你曾提出快乐的4个F要素，分别是Faith信仰，good Form健康，Family家庭，Friend朋友。针对当下中国的大环境改变，你认为四要素需要增改吗？
黄有光：我的四要素其实来源于动物行为学的四个要素，Feeding吃，Fighting争斗，Fleeing逃跑，Mating交配。当然，后来还有这四点之外的补充因素。我最近在写一本叫做《快乐之道》的书，在其中一章里，我把快乐的四要素细化增加到十二个，具体为：Attitude人生态度，Balance中庸之道，Confidence对自己有信心，Dignity自尊，Engage投入参与，Family家庭，Gratitude感恩，Health健康，Idea理想，Joyful开朗，Kindness仁慈心，Love爱。
记者：不论是几个要素，人际关系都是其中很大一个比重，你怎么看待社区关系随城市化进程的裂变？
黄有光：人际关系对快乐很重要，古今中外均有共识：小地方人际关系比较好，大城市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人际关系在这方面可能就会显得比较弱一些。但我认为，如果环境、社团、社区能做好，还是可以维持的。关于个人如何维持人际关系使快乐指数较高，有人曾提出要注重三点：第一，家庭和亲密朋友的关系；第二，参加一些具体社团活动；第三，自己的事业要抓好，这样可以得到尊重和快乐。
福祉是政府责任
记者：你是否认为中国人收入已超一定水平，面临更高的收入已不能增加整体社会快乐程度的问题？ 黄有光：是的，纯粹收入和消费提高已不能增加快乐指数。一个人赚很多钱，或者赚钱速度比较快，都会使其绝对收入增加。然而，整体环境与社会等因素没有显著变动。因此，金钱对个人很重要。但对整个社会而言，经济增长只能提高人们的绝对收入，平均而言不能提高人们的相对收入。
记者：但中国毕竟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的国家，你指的是整个社会还是部分阶层的情况？
黄有光：我指的是平均值。你说得对，最穷的人当然还在温饱水平挣扎，相对收入的提高确实能增加快乐。但是，有人高就必然有人跌，所以对整个平均值而言，相对收入的提高也并不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平均快乐。对整个社会来讲，收入提高在温饱小康之后对快乐几乎没有影响。除了收入以外，其他方面如环保、公共卫生等做好，才能提高人们的快乐。当然，我们不是完全不看GDP，综合国力的提高和GDP有关，但为什么要提高？是让国家地位得到保障，人民拥有长期的快乐。
记者：欧洲福利社会出现的问题，有没有动摇你对福祉经济学的信心？
黄有光：没有，欧洲福祉开支太大导致政府负债太大，并不是福祉本身的问题，这种状况多数发生在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而福祉开支最大的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却没有大问题，政府债务大才是问题的核心。
记者：所以你还是支持福利社会的，那么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和福祉经济学提倡的政府以福利社会为目标之间有没有冲突？
黄有光：进化论是解释为什么物种能够从低级生物进化成高级生物到达我们人类的高度，福祉经济学是改善经济政策增加福祉和快乐指数，两者并不矛盾。不见得我们帮助弱者就是违反进化论，进化论是适者生存弱者死亡，我们从道义上选择帮助和进化论的科学解释是两回事情。
记者：你好像认为市场对于环保、交通等问题有时会失灵，因此需要政府用更多的力量做这些事情？
黄有光：是的，第一福祉定理也是经济学的第一定理提出，在给定条件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效率最高，这是在假定没有外部性的影响下。但是环保问题是外部性的，工厂的排放和污染，是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影响，但它本身不需要代价，除了付出内部成本也没有额外成本。资源配置最有效不见得是最公平的，不能排除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形。
我的看法比较折中。很多经济学者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强调市场能解决的应避免政府干预，因为干预需要成本而且有时比市场效果还差。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比如环保问题，生产者没有动机去减少排放，政府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干预，根据排放量扣税。所以政府也需要帮助穷人，因为贫穷的原因不一定是个人能力而是环境、地理、先天缺陷等综合原因。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归市场最好，就像《史记·货殖列传》说的，让一切“如水之向下”，人民自然而然会安居乐业，政府只需要处理在市场生产过程中产生重大外部成本的部分就可以了。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建议对排污权定价，你怎么看待这种市场化的努力？
黄有光：市场本身并不能处理排污问题，但政府大可用市场的办法去做，比如规定排放量，而把排放权交给市场，排污者之间可以进行交易，达到低成本排污。科斯定理是说只要你对产权有明确规定，但他是假定没有交易成本，受害者和污染者之间可以通过谈判达到最优减排量，从相对理论讲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交易成本这一条很难做到。全球变暖是持续问题，受影响的人没有出世，怎么和现在的工厂谈判？温室气体可以影响太空，那太空的产权归谁？所以即使考虑了科斯定理，政府依然无法免责，而且这件事还需要全世界几百个政府、几十个大国共同合作才行。
记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如何约束政府权力的问题，怎样预防大政府的出现？
黄有光：确实应该避免大政府，具体怎样制约政府太大的权力，通常西方就用分权制衡，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等，再加上舆论制衡达到。即使西方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在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大致而言是成功的。中国未必能照抄西方，但可以把西方当成理想社会范本，不过在过渡时期还需要一定时间抵达。
用市场化的办法追求福祉
记者：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福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黄有光：据我所知，香港和新加坡在公共交通方面做得很好。香港的面积不大，有六七百万人口，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和香港类似。香港的交通主要依靠地铁和公车，交通拥堵问题解决得不错。新加坡政府则用很多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来处理单单市场本身不能处理的事，比如交通问题。大陆的汽车就是泛滥过分，我觉得买车是一种炫耀性的消费，这个也是一种外部性，是不健康的心理。
记者：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新加坡政府如何运用经济学法则？
黄有光：举个正面例子，在新加坡要花比购买一辆新车贵几倍的钱去购买一个停车证，要拥有这个证件才能够驾驶汽车。再举个反例，“摇号”是非常违反市场的政策，尤其是北京进行单号双号限行限购，这种行政手段是非常违反市场规律的。我并不反对一个人对某一个物品有很高的偏好，但你应该付出生产这个东西的总成本，包括外部成本如意外、污染、堵塞等等，这是很公平的事。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证件的价格给汽油征税，这样可以较全面体现炫耀性消费的成本，但绝对不是仅仅禁止汽车购买。
记者：但是中国的公共交通问题很复杂，比如城市规划， 比如大拥堵、计程车配备不足等等？
黄有光：是，这些都没有错。但还是按照我的原则，市场能解决的都给市场，市场不能解决的就依靠政府，但以最接近市场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按照收费而不是限制。第一，可以按照前文的方法抬高私家车的使用成本，同时，将计程车放多（收费较高的高峰车也推出），且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城市私家车数量减少一半，同时用这些资源去增加出租车的供给，地铁公车也不会太堵，就可以综合改善公共交通。
记者：不过人的本性还是自私的，像凯恩斯提出的兽性本能如攀比、争夺、积累财富等，和理性建构快乐的学说有冲突吗？
黄有光：有影响，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人际相互攀比的本性，除非基因改造。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些给定条件之下，思考怎样的公共政策能够较好地提高人民快乐。最近有一个数据显示，比较美国每个州的健康水平，结果发现相差很多，甚至每个公民平均寿命也相差很多。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分配平均的州，人活得比较长寿。我们要改革也要避免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的理论。
记者：你对当下国内的公共政策有何谏言？
黄有光：当前，我比较关心的宏观长期的政策。作为一个华人，我当然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将来可以超过美国。其实这不是很难，我们只要确保再多二三十年的和平稳定的发展，不止在总量上（总量上会多得多），人均上也可以和美国持平，这是通过计算能得到的。我觉得公共政策的话，为了确保高速发展，除了环保，最需要解决的是贫富分配问题，还有滥用权力贪污的问题。
“你幸福吗”，可以是社会学调查，也可以是个哲学问题，但黄有光，作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把它纳入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范畴。
作为一个以研究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著称的学者，福利本就是他评价好坏优劣的准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甚至主张把快乐作为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取代经济学沿袭多年的“效用”。
据说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范儿，就是文史哲经社无所不通。所以，黄有光的经济学研究兼具人文关怀不稀奇，稀奇的是，这种研究好像真的在他自己身上得到了应验。
黄有光有“笑侠”之称，至少在他来交流讲学的暨大这间简朴的办公室里，他看起来颇为快活。电脑里播放着一些老歌：“浪奔、浪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采访前，他把卫生纸铺于桌面，有滋有味地吃着他的营养午餐，花生、消化饼、肉脯、蔬菜、水果，并不时因为聊起某件事，发出一阵阵中气十足的招牌式大笑。
回忆起20年前创作的武侠小说《千古奇情记》，他特别开心，“我把一些经济思想写了进去，希望影响到很多人，可惜最后还是没什么人看。”他的“软知识”储备当然不只武侠，经济学之外，数学、哲学、诗词、小说、心理学、生理学和动物学，都有涉猎。这样的涉猎让他的经济理论创意十足，为他的研究增添了关怀和柔软，也为他使用科学模型进行终极追问提供了合理铺垫。
旅居海外几十年，黄有光依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从钓鱼岛引发的中日经济战如何打，到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到教育改革，到人民币的升值空间，他都多有论述。但是看起来，比所有这些现实问题更让他兴奋的，是他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的新发现。他最近出了本书，《宇宙是怎样来的》，据说回答了科学界和宗教界都不能回答的问题，用了五种公理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谈到这个的时候，他把凳子拉到我们跟前，语速明显加快，眼中有近乎传道的热情。
对快乐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跨学科的
记者：你是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快乐这类哲学问题？
黄有光：其实，从哲学观点谈快乐问题固然常见，但长久以来，将快乐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偏多。这几年，有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了。我对福祉的定义就是“我的福祉就是我的快乐”，因此，我对快乐问题的兴趣和理解，跟我本身“福祉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比较接近。
记者：中国有位经济学家汪丁丁曾提出，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有一段很沉默的距离，是不是经济学家研究到一定阶段会觉得只关注经济本身是不够的，要关注更终极的问题？你认为经济学有能力涵盖终极问题吗？
黄有光：是这样的，经济学当然不能全部涵盖，它本身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我认为，它能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做出自己领域的贡献。对快乐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跨学科的，包括经济学在内。
记者：谈到福祉政策的制定，你曾说要用快乐最大化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能阐述一下量化快乐的可行性吗？
黄有光：2003年，我曾在学术期刊《社会选择和福祉》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传统的福祉经济学研究只停留在偏好或者效用的层次，没有深入到真正的福祉，所以提出要把传统的福祉经济学加深到研究福祉或快乐的层面。传统经济学者对快乐研究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一方面是衡量的问题：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我们要最大化的是净快乐，所以衡量虽然有一定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传统心理学和社会学者对快乐的衡量主要是抽样，让样本为自己的快乐程度打分，最终得出快乐指数，有一定的信息量但是人际可比性的问题很大，因为个人标准不同。所以，关于提升衡量的可靠性和人际可比性，我提出“最小可感知的快乐量”，即刚好可以感受到快乐的临界值，用这个来衡量就可以得到人际可比的快乐量。
记者：数据化会有困难吗？
黄有光：归根结底快乐本身是主观的，但主观感受是客观存在的。我的方法不止是给自己的快乐凭空打分，而是评价自己某时段的快乐相当于最小感知快乐量的几倍来衡量，这样更科学。当然，将来学界也一定会有更科学的方法，例如目前已有的针对人类大脑不同部位放电情况测试的实验，只是还不能普遍应用。
记者：对于快乐这个议题，你曾提出快乐的4个F要素，分别是Faith信仰，good Form健康，Family家庭，Friend朋友。针对当下中国的大环境改变，你认为四要素需要增改吗？
黄有光：我的四要素其实来源于动物行为学的四个要素，Feeding吃，Fighting争斗，Fleeing逃跑，Mating交配。当然，后来还有这四点之外的补充因素。我最近在写一本叫做《快乐之道》的书，在其中一章里，我把快乐的四要素细化增加到十二个，具体为：Attitude人生态度，Balance中庸之道，Confidence对自己有信心，Dignity自尊，Engage投入参与，Family家庭，Gratitude感恩，Health健康，Idea理想，Joyful开朗，Kindness仁慈心，Love爱。
记者：不论是几个要素，人际关系都是其中很大一个比重，你怎么看待社区关系随城市化进程的裂变？
黄有光：人际关系对快乐很重要，古今中外均有共识：小地方人际关系比较好，大城市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人际关系在这方面可能就会显得比较弱一些。但我认为，如果环境、社团、社区能做好，还是可以维持的。关于个人如何维持人际关系使快乐指数较高，有人曾提出要注重三点：第一，家庭和亲密朋友的关系；第二，参加一些具体社团活动；第三，自己的事业要抓好，这样可以得到尊重和快乐。
福祉是政府责任
记者：你是否认为中国人收入已超一定水平，面临更高的收入已不能增加整体社会快乐程度的问题？ 黄有光：是的，纯粹收入和消费提高已不能增加快乐指数。一个人赚很多钱，或者赚钱速度比较快，都会使其绝对收入增加。然而，整体环境与社会等因素没有显著变动。因此，金钱对个人很重要。但对整个社会而言，经济增长只能提高人们的绝对收入，平均而言不能提高人们的相对收入。
记者：但中国毕竟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的国家，你指的是整个社会还是部分阶层的情况？
黄有光：我指的是平均值。你说得对，最穷的人当然还在温饱水平挣扎，相对收入的提高确实能增加快乐。但是，有人高就必然有人跌，所以对整个平均值而言，相对收入的提高也并不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平均快乐。对整个社会来讲，收入提高在温饱小康之后对快乐几乎没有影响。除了收入以外，其他方面如环保、公共卫生等做好，才能提高人们的快乐。当然，我们不是完全不看GDP，综合国力的提高和GDP有关，但为什么要提高？是让国家地位得到保障，人民拥有长期的快乐。
记者：欧洲福利社会出现的问题，有没有动摇你对福祉经济学的信心？
黄有光：没有，欧洲福祉开支太大导致政府负债太大，并不是福祉本身的问题，这种状况多数发生在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而福祉开支最大的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却没有大问题，政府债务大才是问题的核心。
记者：所以你还是支持福利社会的，那么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和福祉经济学提倡的政府以福利社会为目标之间有没有冲突？
黄有光：进化论是解释为什么物种能够从低级生物进化成高级生物到达我们人类的高度，福祉经济学是改善经济政策增加福祉和快乐指数，两者并不矛盾。不见得我们帮助弱者就是违反进化论，进化论是适者生存弱者死亡，我们从道义上选择帮助和进化论的科学解释是两回事情。
记者：你好像认为市场对于环保、交通等问题有时会失灵，因此需要政府用更多的力量做这些事情？
黄有光：是的，第一福祉定理也是经济学的第一定理提出，在给定条件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效率最高，这是在假定没有外部性的影响下。但是环保问题是外部性的，工厂的排放和污染，是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影响，但它本身不需要代价，除了付出内部成本也没有额外成本。资源配置最有效不见得是最公平的，不能排除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形。
我的看法比较折中。很多经济学者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强调市场能解决的应避免政府干预，因为干预需要成本而且有时比市场效果还差。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比如环保问题，生产者没有动机去减少排放，政府必须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干预，根据排放量扣税。所以政府也需要帮助穷人，因为贫穷的原因不一定是个人能力而是环境、地理、先天缺陷等综合原因。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归市场最好，就像《史记·货殖列传》说的，让一切“如水之向下”，人民自然而然会安居乐业，政府只需要处理在市场生产过程中产生重大外部成本的部分就可以了。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建议对排污权定价，你怎么看待这种市场化的努力？
黄有光：市场本身并不能处理排污问题，但政府大可用市场的办法去做，比如规定排放量，而把排放权交给市场，排污者之间可以进行交易，达到低成本排污。科斯定理是说只要你对产权有明确规定，但他是假定没有交易成本，受害者和污染者之间可以通过谈判达到最优减排量，从相对理论讲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交易成本这一条很难做到。全球变暖是持续问题，受影响的人没有出世，怎么和现在的工厂谈判？温室气体可以影响太空，那太空的产权归谁？所以即使考虑了科斯定理，政府依然无法免责，而且这件事还需要全世界几百个政府、几十个大国共同合作才行。
记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如何约束政府权力的问题，怎样预防大政府的出现？
黄有光：确实应该避免大政府，具体怎样制约政府太大的权力，通常西方就用分权制衡，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等，再加上舆论制衡达到。即使西方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在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大致而言是成功的。中国未必能照抄西方，但可以把西方当成理想社会范本，不过在过渡时期还需要一定时间抵达。
用市场化的办法追求福祉
记者：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福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黄有光：据我所知，香港和新加坡在公共交通方面做得很好。香港的面积不大，有六七百万人口，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和香港类似。香港的交通主要依靠地铁和公车，交通拥堵问题解决得不错。新加坡政府则用很多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来处理单单市场本身不能处理的事，比如交通问题。大陆的汽车就是泛滥过分，我觉得买车是一种炫耀性的消费，这个也是一种外部性，是不健康的心理。
记者：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新加坡政府如何运用经济学法则？
黄有光：举个正面例子，在新加坡要花比购买一辆新车贵几倍的钱去购买一个停车证，要拥有这个证件才能够驾驶汽车。再举个反例，“摇号”是非常违反市场的政策，尤其是北京进行单号双号限行限购，这种行政手段是非常违反市场规律的。我并不反对一个人对某一个物品有很高的偏好，但你应该付出生产这个东西的总成本，包括外部成本如意外、污染、堵塞等等，这是很公平的事。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证件的价格给汽油征税，这样可以较全面体现炫耀性消费的成本，但绝对不是仅仅禁止汽车购买。
记者：但是中国的公共交通问题很复杂，比如城市规划， 比如大拥堵、计程车配备不足等等？
黄有光：是，这些都没有错。但还是按照我的原则，市场能解决的都给市场，市场不能解决的就依靠政府，但以最接近市场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按照收费而不是限制。第一，可以按照前文的方法抬高私家车的使用成本，同时，将计程车放多（收费较高的高峰车也推出），且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城市私家车数量减少一半，同时用这些资源去增加出租车的供给，地铁公车也不会太堵，就可以综合改善公共交通。
记者：不过人的本性还是自私的，像凯恩斯提出的兽性本能如攀比、争夺、积累财富等，和理性建构快乐的学说有冲突吗？
黄有光：有影响，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人际相互攀比的本性，除非基因改造。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些给定条件之下，思考怎样的公共政策能够较好地提高人民快乐。最近有一个数据显示，比较美国每个州的健康水平，结果发现相差很多，甚至每个公民平均寿命也相差很多。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分配平均的州，人活得比较长寿。我们要改革也要避免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的理论。
记者：你对当下国内的公共政策有何谏言？
黄有光：当前，我比较关心的宏观长期的政策。作为一个华人，我当然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将来可以超过美国。其实这不是很难，我们只要确保再多二三十年的和平稳定的发展，不止在总量上（总量上会多得多），人均上也可以和美国持平，这是通过计算能得到的。我觉得公共政策的话，为了确保高速发展，除了环保，最需要解决的是贫富分配问题，还有滥用权力贪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