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入书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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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燮君仿佛是一个生活在书堆里的人。
  九万多册的藏书,让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爱书狂人。
  而掉入书堆,对他而言,则是再好不过的归宿。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燮君到同学家玩。一个小书架上头零散摆着的二十多本书吸引了他。他对着那个书架注目许久,羡慕不已。
  那时,他家里有六个弟兄姊妹,家中条件并不宽裕,但父母亲还是鼓励他多读书。由于学习优异,因此,每当有喜讯从学校传来,母亲便拿出五毛钱给陈燮君买书。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他拿着母亲给的五毛钱,去书店买了一本讲解如何画动物、画飞禽的书—拿到这本书时,他就像是中了大乐透的彩民一般激动。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今天,这位声名显赫的文博界学者,藏书量已逼近六位数。但孩童时与书相关的一幕幕,却依然被定格在陈燮君的脑海里。读书这件事,也成为了他执着一生的追求。
  学无止境的藏书人
  唐代柳宗元在写给大学问家陆质的墓表中,曾用了“汗牛”、“充栋”,来形容家有藏书万卷。而陈燮君更是有近十万册藏书—书架显然不足以安置,家里只要是能堆的地方,地上、桌上、床上、凳子上,统统叠得老高。甚至想要一家人吃顿饭,都得挪走一摞书后,才能腾出点地方。当然,自己家里是无论如何放不下这些书的,不少书只能堆放在母亲的居所、姐姐的家里。
  对于陈燮君的藏书,坊间还有个传说。说是一天夜里,万籁俱静。全家人突然听到房子里某个地方“坍塌”了,竟也没人慌乱。陈燮君独自坐起,喃喃自语:“应该是哪摞书朝哪个方向倒了。”说完便倒头再睡。我问他这事儿的真实性,陈燮君淡然地说:“其实是经验使然。长期这么放书,也是有技巧的,基本上就是重心问题和风向问题。”
  家里人觉得再这样下去,陈燮君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甚至担心会出点什么令人哭笑不得的意外,于是母亲和姐姐就建议把一部分藏书分流到他们家里,权当陈燮君换了一个书房,也就不去管他摆放的格局结构。“在家里,书的归类清清楚楚。要在里头找一本,一点不困难。我以前曾在《书林》写过一篇文章,里头就谈到怎么整理书架。在我看来就像是编一本百科全书,是装积木,按需要把某类书放在同一个书架上。”
  陈燮君还会用陈云的方法来进行书籍分类。“陈云当年抓农业合作社时就说过,‘嘴里吃个果子,眼睛里要盯个果子,手里得拿个果子,脑子里还要想一个果子。’这样,根据不同的项目和课题,才能分出不同的类别来。”
  这个藏书逻辑,从陈燮君刚刚参加工作时就开始成型。他是学无线电专业的,早期在仪表系统工作,因为工作需要,他买了很多和航空航天、无线电等领域的科技相关的书籍。后来到了上海社科院,做新学科课题专业研究,积累了大量学术性的书籍。后来他又被安排去了上海图书馆任职,又如“老鼠跌入米缸”,对书籍的渴求有增无减,令爱书人羡慕不已。
  “年轻时,书籍是学习的工具。现在,书籍大都是满足工作的需要。但说到底,书会陪伴人的一生。”
  到上海博物馆十四年了,陈燮君会根据每次馆内展览的需要,通过买书积累资料,不断充实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为博物馆的大展写论文和文章。“展览领域的跨度大,每次写文章,也是积累的过程。传统书画,自己比较喜欢,写起来比较顺手。但其他题材的展览内容,就无法事先储备,要根据需要随时去收集。所以说,买书的过程其实也是资料积累、知识积累的过程。文章不断,实际上也是买书不断。”
  在书堆中享乐
  陈燮君最喜欢的量词是“捆”—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下了班的陈燮君,时常会去逛书店。普通人在书店里头逛一圈,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书籍。但对陈燮君而言,只消扫一眼,就能看到这个书店的增量。因此,离开书店时,陈燮君总是像拎着几串大闸蟹般拿着成捆的书,乐呵呵地回家。除了平日里买书,每次图书展会上,也都能见到陈燮君的身影。光是2012年的上海书展,他就买了一万多元的书。
  办公室是他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他的藏书给侵占。上海博物馆馆长办公室就像是一个综合型多功能的小型图书馆。一整面墙被各种书塞得满满当当—作为陈燮君会客厅的背景,两边对称摆着沙发,任何一个来客都会被眼前的“书墙”景象给镇住。
  这些仅是冰山一角。并且,陈燮君从不在会客厅看书。这样空旷开阔的环境,让他觉得不踏实。“我觉得读书应该要有一个恰当的读书环境。拿中国式读书来讲,我比较喜欢书房式的环境,拿今天的理念来说,就是寻求清静。我坐在书堆当中,就觉得是一种宁静。”因此,会客厅旁安置了一个安静的小房间,专供陈燮君潜心阅读。
  这是一个十多平方的房间,新来此地的人大致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杂物间。但这里就是陈燮君的私人空间。“有的人喜欢外部环境空旷高古一些,焚香、品茗,或听雅乐。有这样的条件当然好。但于我而言,有个宁静的房间也很知足。读书要进入一种意境,心静致远的那种。”
  因为工作原因,陈燮君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们有了非常多的接触。这让陈燮君更加意识到获取知识的必要性。“在馆长办公室,文化符号、文化环境都和书有关,相互间的交往也是用书。国家领导人之间送国礼,我们就是送书。”
  在陈燮君看来,读书是一种缘分。人和书结缘,便是和知识结缘,和历史结缘。他有许多关于买书、读书、藏书的方法论。他把读书的过程看成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书读得多了,知识便积累得越加丰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人和书结下缘分,他的知识结构也就在读书的过程中,慢慢地壮大。”
  创意来自阅读
  前不久,陈燮君创作的115件油画作品在上海美术馆集群展出,社会各界名士纷纷前来观赏。在这个名为“视觉意象”的个展中,陈燮君把自己多年的文博经验、自然诗情、文化感怀、青春记忆以及生活感悟等人生体验,通过自由奔放的笔触和绚烂厚重的色彩,在画布上反映。陈燮君坦言,自己的很多创意都来自阅读。“书本身也有生命,或者说,它就是生命体写成的,是生命体的心语。读书,就是和生命体交流的过程。”包括他自己的画,同样来自书堆中的感悟。   陈燮君平时休息很少,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忙工作,真正画画、写文章、读书,都是在深夜。“累是累,但精神还是很愉悦的,心态很放松。现在的工作,是一个发挥自己才能和兴趣的平台,我乐在其中。到了晚上,我就在读书和画画中休息,在愉悦的状态中创作。”
  “阅读照亮人的心灵。这不是一句大话。人的心理需要通透—工作上和社会上都会有压力,心理通透之后,就可以减负,这很重要。”现在,陈燮君依然抓紧每个空隙读书,把“学无止境”挂在嘴边。“学得越多懂得越多,才知道知识海洋之广泛,人生值得探索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仍需活到老、学到老。”
  采访结束,陈燮君又径直走到书房,继续在书堆中探索、发现。
  【对话陈燮君】
  书不离人
  记者:你是如何整理书架的?
  陈燮君:主要是分成四大类,社科类、人文类、自然科学类和思维科学类,小类还是按照课题来分。我的书架其实是不断向上堆垒的。原来希望列一整排的书架,整齐。但后来发现容纳不下这些藏书,只能往上堆。书是活的,不会始终放在一个地方。一个课题结束以后,我就会拆掉这个书堆,重建新的书的结构。
  记者:会不会像摄影师尔冬强那样,把书按照每个课题分门别类,全扔到乡下大房子?
  陈燮君:书还是不要离人,用起来方便,而且我经常深夜作业,要方便读书、写作。
  记者:工作之外看什么书?
  陈燮君:原来看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也看一些中国发展格局和大趋势方面的书。最近买了“20世纪中国人文丛书”,包括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和自然科学。还会读一些传记类的书,包括有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的丛书。我也喜欢散文,所以散文类的书自己收得也比较全。
  记者: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有哪些?
  陈燮君:原来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年这本书影响了我们的父辈,讲得非常通俗,文笔也非常好。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之后爱上了哲学,因为哲学让人变得聪明嘛!还有《寂静的春天》,涉及到环保生态,对我影响也较大。另外,我从事过仪表系统的工作,所以也一直很喜欢航天航空、自然科学的书籍,如《第三次浪潮》。自己也一直关注新的科学发现,包括海洋和太空。另外,国际大格局、国际大趋势,这类书都对我影响很大。关于思维科学方面,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书,自己也很喜欢。
  记者:时常翻看的书有哪些?
  陈燮君:艺术史是百看不厌的。前几年每年给上海公务员作讲座,讲绘画史、书法史。所以我手里常用的,都是中西方艺术史、中国的书法史、绘画史、各国思维科学史相关的书籍,是经常翻看、经常要用到的。
  记者:藏书有专门爱好吗?
  陈燮君:我本身喜欢书画,所以会针对性地对这类书进行收集。看到自己的书画作品有了新的创意,是最大的愉悦。收藏这个词,我觉得应该是收藏知识,收藏历史,版本收藏只是其中之一,视野要打得开一点。我不会刻意去收藏古籍善本,但我把版本收藏当成是一个学问在研究。我更看重的是藏书的内容。我的整个知识结构还是在不断更新,应该充满对新知识的追求。当然,对传统学问也会深入研究,但重心不放在上面,毕竟人的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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