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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工作实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来发展自己的知识，它强调科学性、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实务为适应这种趋势面临着国际化和本土化两种选择。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
一、社会工作中国化相关研究
国外的社会工作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数局限于理论、方法、思想等方面，或者局限于社会工作实务某一领域的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偏向宏大叙述，轻视实务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中国化，也就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理论学派。该专业权威学者王思斌教授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1]。由于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我国的社会工作是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带有典型的民政色彩。在本土化过程中要善于发现两种社会工作的亲和性,注重我国的体制和文化特征，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二是文化学派。持此观点的学者，往往比较侧重文化因素在社会工作中国化的影响，并从中西方文化整合的角度去探讨社会工作中国化这一课题。刘华丽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阶段与传统文化背景,探讨了如何使西来的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问题[2]。倪勇教授指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主要的路向有重构社会工作的文化基础，中西社会工作理论之融合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变革与创新[3]。
三是制度学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制度、实习和督导、实务的方法、技巧与模式是需要重点关切的，这些因素对社会工作中国化研究有重要影响。童敏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4]。李迎生也指出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推进模式与技巧、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无不与一定的理论、知识相联系[5]。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有意识地把社会工作中国化的研究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或植入本土文化中加以讨论。陈良谨等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专门的职业。
鉴于此，并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实际情况，本人倾向于系统的角度给社会工作下定义。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工作尚主要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或是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二、社会工作实务相关研究
社会工作实务，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者社会实践活动，是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从认识社会与人的关系、人的需要满足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凸显社会工作实务的价值，渐次展开社会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归纳起来，学者们对“社会工作实务”的界定大体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视角[6]：
第一种视角是把社会工作实务看做一种“活动”。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国家社会服务计划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是运用个人潜能与社会资源，以协助个人调适环境的一种社会实践或社会服务。”。
第二种视角是把社会工作实务看做一种“职业实践”。而社会工作实务是社会工作职业化最重要的根据，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不断科学化、规范化、职业化的实践动力，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职业实践”的蕴意。
第三种视角是把社会工作实务看作一种助人的“社会制度”。例如，西柏龄认为：“社会工作实务是一种协助人们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增强他们社会生活功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化的方法。”。
上述不同视角都从某一个方面表达了社会工作实务的性质，也概括了社会工作实务的某些特征。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本人认为，社会工作实务是在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运用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行动理念的一项专业性的社会服务活动。
三、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社会工作的理论渊源和实务模式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理论、思想和实务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国家文化思想的烙印。基于2001-2010年的相关资料，关于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研究，尤其在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以及妇女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等方面。例如，刘继同等从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本质区别出发，以中国精神健康领域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构建为例，认为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提高服务质量，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7]。邓锁从制度学习的视角，认为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8]。童敏也通过研究指出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9]。赵海林、金钊也指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10]。
然而，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的某个具体领域和范围内，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论述。例如，刘梦以中国妇女社会工作为例，探讨中国发展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发展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的过程和途径，并提出了本土化的原则和策略[11]。张曙介绍了小组工作的方法及成效、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12]。
其次，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进行了相應研究。例如，费梅萍、王思斌等指出社会工作在助人过程和技巧方面要注意本土化[13]。王瑞华探讨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14]。陈红莉也针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实务中面临的社会化问题，分析了西方家庭治疗理论假设和治疗目标与中国家庭观念及家庭关系理念形成的矛盾冲突[15]。并提出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可适当地以增量嵌入的方式生成和发展，并与“政府主导”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实践相一致。
基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模式应当以人的需要为本，同时还需嵌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政策的发展中。然而，从伦理价值的角度，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应当结合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发展和社会工作案例，将伦理思考与实务应用结合起来，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伦理和社会制度，以便实现价值伦理与实际服务的有效整合。
总之，本人认为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源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将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进行中国化的过程。换言之，就是在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导下，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工作者要逐步实现西方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本民族社会文化的融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本民族发展特色的社会工作实务，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以适应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这是最深层次的，唯有实现理念和方法的中国化，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课题。
参考文献：
［1］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年2期。
［2］刘华丽，《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再探讨》［J］，社会，2004年12期。
［3］倪 勇,《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向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 2007。
［4］童敏，《社会工作的机遇与挑战：精神病人社区康复过程中的社会服务介入》［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06a。
［5］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J］，社会科学，2008（5）。
［6］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刘继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J］，中国医院管理(3)，2006。
［8］邓锁，《制度学习与医疗社会工作的发展》［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9］童敏，《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及其督导者的基本角色》［J］，社会(3)，2006b。
［10］赵海林、金钊，《充权：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新视角——基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2006。
［11］刘梦、张叶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9)。
［12］张曙,《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一个小组工作案例的分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 03期。
［13］费梅苹; 王思斌，《社会工作“案主自决”原则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观谈起》［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14］王瑞华,《新背景下中国企业社会工作方法的合理选择》［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2006。
［15］陈红莉，《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社会工作实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来发展自己的知识，它强调科学性、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实务为适应这种趋势面临着国际化和本土化两种选择。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
一、社会工作中国化相关研究
国外的社会工作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数局限于理论、方法、思想等方面，或者局限于社会工作实务某一领域的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偏向宏大叙述，轻视实务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中国化，也就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理论学派。该专业权威学者王思斌教授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1]。由于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我国的社会工作是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带有典型的民政色彩。在本土化过程中要善于发现两种社会工作的亲和性,注重我国的体制和文化特征，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二是文化学派。持此观点的学者，往往比较侧重文化因素在社会工作中国化的影响，并从中西方文化整合的角度去探讨社会工作中国化这一课题。刘华丽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阶段与传统文化背景,探讨了如何使西来的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问题[2]。倪勇教授指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主要的路向有重构社会工作的文化基础，中西社会工作理论之融合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变革与创新[3]。
三是制度学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制度、实习和督导、实务的方法、技巧与模式是需要重点关切的，这些因素对社会工作中国化研究有重要影响。童敏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4]。李迎生也指出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推进模式与技巧、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无不与一定的理论、知识相联系[5]。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有意识地把社会工作中国化的研究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或植入本土文化中加以讨论。陈良谨等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专门的职业。
鉴于此，并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实际情况，本人倾向于系统的角度给社会工作下定义。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工作尚主要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或是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二、社会工作实务相关研究
社会工作实务，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或者社会实践活动，是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从认识社会与人的关系、人的需要满足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凸显社会工作实务的价值，渐次展开社会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归纳起来，学者们对“社会工作实务”的界定大体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视角[6]：
第一种视角是把社会工作实务看做一种“活动”。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国家社会服务计划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是运用个人潜能与社会资源，以协助个人调适环境的一种社会实践或社会服务。”。
第二种视角是把社会工作实务看做一种“职业实践”。而社会工作实务是社会工作职业化最重要的根据，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不断科学化、规范化、职业化的实践动力，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职业实践”的蕴意。
第三种视角是把社会工作实务看作一种助人的“社会制度”。例如，西柏龄认为：“社会工作实务是一种协助人们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增强他们社会生活功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化的方法。”。
上述不同视角都从某一个方面表达了社会工作实务的性质，也概括了社会工作实务的某些特征。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本人认为，社会工作实务是在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运用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行动理念的一项专业性的社会服务活动。
三、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社会工作的理论渊源和实务模式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理论、思想和实务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国家文化思想的烙印。基于2001-2010年的相关资料，关于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研究，尤其在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以及妇女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等方面。例如，刘继同等从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本质区别出发，以中国精神健康领域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构建为例，认为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提高服务质量，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7]。邓锁从制度学习的视角，认为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8]。童敏也通过研究指出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9]。赵海林、金钊也指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10]。
然而，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的某个具体领域和范围内，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论述。例如，刘梦以中国妇女社会工作为例，探讨中国发展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发展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的过程和途径，并提出了本土化的原则和策略[11]。张曙介绍了小组工作的方法及成效、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12]。
其次，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进行了相應研究。例如，费梅萍、王思斌等指出社会工作在助人过程和技巧方面要注意本土化[13]。王瑞华探讨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14]。陈红莉也针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实务中面临的社会化问题，分析了西方家庭治疗理论假设和治疗目标与中国家庭观念及家庭关系理念形成的矛盾冲突[15]。并提出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可适当地以增量嵌入的方式生成和发展，并与“政府主导”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实践相一致。
基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模式应当以人的需要为本，同时还需嵌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政策的发展中。然而，从伦理价值的角度，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应当结合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发展和社会工作案例，将伦理思考与实务应用结合起来，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伦理和社会制度，以便实现价值伦理与实际服务的有效整合。
总之，本人认为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源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将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进行中国化的过程。换言之，就是在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导下，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工作者要逐步实现西方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本民族社会文化的融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本民族发展特色的社会工作实务，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以适应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这是最深层次的，唯有实现理念和方法的中国化，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工作实务中国化，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课题。
参考文献：
［1］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年2期。
［2］刘华丽，《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再探讨》［J］，社会，2004年12期。
［3］倪 勇,《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向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 2007。
［4］童敏，《社会工作的机遇与挑战：精神病人社区康复过程中的社会服务介入》［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06a。
［5］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J］，社会科学，2008（5）。
［6］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刘继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J］，中国医院管理(3)，2006。
［8］邓锁，《制度学习与医疗社会工作的发展》［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9］童敏，《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及其督导者的基本角色》［J］，社会(3)，2006b。
［10］赵海林、金钊，《充权：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新视角——基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2006。
［11］刘梦、张叶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9)。
［12］张曙,《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一个小组工作案例的分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 03期。
［13］费梅苹; 王思斌，《社会工作“案主自决”原则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观谈起》［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14］王瑞华,《新背景下中国企业社会工作方法的合理选择》［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2006。
［15］陈红莉，《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