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今年的高考，一位家境贫寒的姑娘钟芳蓉，以676分的高分填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网友热议。钟芳蓉说自己是受到了敦煌研究专家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才决意于这个选择。在与樊先生的信件往来中，她说希望自己能追随樊先生的脚步，为考古献身，找到心灵的归处。
　　樊锦诗先生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7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本期《莫愁·小作家》选载了樊锦诗先生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部分章节，在此分享，一起感受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和她人格魅力的强大磁场。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直到1981年，整个莫高窟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在毕业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
　　本文节选自《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樊锦诗 口述？/？顾春芳 撰写，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编辑    沈不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