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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初晋北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政府主导，以空边清乡、戍边置屯、躲避战乱为目的，将雁门关外诸州及北元蒙古控制下的汉民集中至朔州马邑圪针沟一带，再由此处分配迁徙至北平、京师、中立府及山西内地等地的移民活动。《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等正史资料都对该事件有明确记载，目前发现的大量家谱材料也佐证了其真实可信。研究明初晋北地区的移民活动不仅可以打破人们对明初山西移民的固化认知，发掘新的移民研究方向，更有利于山西今日的地方文化建设。
关键词： 明初 政府移民 晋北 马邑圪针沟
引言
人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的创造者①。区域性移民活动的研究是以某一特定时间段、特定区域人口迁入或迁出为研究对象，从中探寻该活动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对当时社会环境造成了影响，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也保留着历史活動的痕迹。
明初晋北地区的移民活动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元末明初，正值战乱年代，整个北平山后地区②都处于明朝政府对北元政权的战争前线，所以该地区的移民政策的制定大多是出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毁其城郭，徙其人户于内地”的建议③，明初边地移民基本遵循的就是将边境遗民迁入内地的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中书右丞相徐达因“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己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④而请求迁顺宁、宜兴等州沿边之民往北平诸州县屯田戍守，经朱元璋同意后共迁17270户、93878口。之后，大量沙漠遗民和山后民众开始向内地迁移。不管是为了清除边患而实行空边政策，还是日后为了戍边置垦实行屯田政策，朔州因是“外连大漠，背居延而面燕京，右偏关而左雁门，襟山带水，四塞为固，固西北一大扼塞也”⑤成为明初移民迁出或迁入无法绕过的地方。
朔州马邑烟墩村圪针沟，是明初政府移民活动的重要集散地，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空边移民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明代朔州属于大同府，“洪武初，以州治鄯阳县省入，东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一，马邑”⑥。马邑位于朔州东，西北有洪涛山，东南有雁门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朔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记载“马邑故城位于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内”。马邑村便是明初马邑县治所所在地。清康熙《马邑县志》记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烟墩村位于神头镇南7.5公里处，因村东北角有明初修建的烽火墩，用狼烟进行警戒，故名之。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原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沟，里面遍地圪针（晋北土语，即沙棘），故名之，两地相距不足一里，故人们习惯将两地连在一起称呼。烟墩村圪针沟、马邑圪针沟，这便与许多家谱材料的记录完全吻合，记录洪洞大槐树“圪针沟”、“棘针沟”移民的家谱材料大多成书较晚，并且目前不能在洪洞地区找到相应准确的地点，故笔者推测应是后代撰修家谱者因年代久远，加之洪洞大槐树移民名气较盛，记录有误。
在笔者对烟墩村圪针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该地地理条件十分有利于移民的集中与控制（图一）。该区域整体为盆地地形，盆地内部十分平坦，一马平川，站在神女山（小山丘）头眺望，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在马邑故城遗址城南，便是桑干河与恢河交织点，明初此处河面极宽，河水喘急，呈口袋状，马邑城内有重兵把守，这就意味着塞北沙漠各地集结而来的移民没有办法向东、南、北三个方向逃跑。烟墩村位于恢河以北，西南处又是一条东西方向、布满圪针的大沟，东北角又是烽火墩，应有士兵把守，在圪针沟附近安置移民，也有方便管理、控制的考虑。马邑故城位于宣府、大同与忻州之间，边塞居民集结此处，路途较近，不至于长途跋涉，路途劳顿，在此安置分流后，又可以继续向雁门关内转移，或向北平、南京、凤阳等地迁徙。
1994年《山西农民报》第四版刊登关于马邑圪针沟作为移民集散地文章，提出“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的观点，这是有一定史实依据的。事实上，论今世影响力，洪洞大槐树得到全球华人认可，成为明初大移民影响力最大的起源地，正是由于其名声正盛，反而导致明初政府移民的许多历史真相被掩盖或忽略。从保留到今天的明代基本文献资料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文献中，并不能准确地找到关于大槐树移民的相关记载，大槐树更多的是明初山西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一书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来自大槐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录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的移民活动，再加以地方志、有可信度的家谱材料佐证，一副清晰真实的明初晋北移民景象便可以呈现出来。
通过还原这段长期流传于移民传说背后的历史史实，可以进一步分析明初晋北地区的社会环境及移民活动对当时晋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甚至对我们研究今天山西地区文化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今天打造文化强省、产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该研究对山西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符合新时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移民迁出的基本过程
明初对北元政权残余在晋北一带势力进行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人口的争夺。北元蒙古政权需要汉族的手工业技术维持日常生活，胁迫普通民众参与对明政府的叛乱也是题中之意，“（洪武）七年四月乙巳，大将军徐达已获故元官属一千三百二十三人，并招致河曲府山谷军民二千九十二户，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上命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⑦。面对蒙古人，朱元璋基本采取了迁入内地安置的态度，例如“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⑧，“六安侯王志领兵于朔州等处获鞑靼一百余人俱送至京师”⑨，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内地，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置下来。面对参与叛乱的汉人，朱元璋则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如洪武六年八月，大同卫指挥王约攻破蒙古人集聚的神仙寨，俘获除蒙古人外的大量汉人，朱元璋下令：“民人无罪，悉送大同府隶籍，仍以所获牛驴给之。”⑩九月，太原卫官兵巡边俘获从胡劫掠汉人三十九人，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下令：“边民被胡寇抄掠因从，其为盗不得已也，悉贷之，徙于内地。”{11} 在边民迁入内地的政策下，朔州地区进行了多次移民活动。早在洪武三年八月，朔州就设置了卫所并进行屯田，因为朔州地处边寒沙漠之地，未屯田时，往往冬衣、耕牛、农具等日常用品需要中央调拨，如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令中书省“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棉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12}。为了进一步屯田，增强朔州等边地军事要塞的军粮自给能力，洪武四年三月，中书省令“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十百戶，统率十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管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13}。在这样备荒备战、收聚边民的政策下，朔州逐渐将一些逃避战乱的塞外流民集聚起来，一些被北元政权裹胁的汉民逐步回归，加之本地原有的土著居民，朔州地区人口日渐繁盛。
同期，作为华北战略重心的北直隶地区（明代北直隶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地区，其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大部分地区及山东省、河南省的小部分地区）却因为元末战乱、自然灾害、瘟疫流行等原因人口大量减少，以洪武十四年北平与山西人口比较为例：
此时的北平地区已经组织了多次移民迁入，但可以看出，北直隶尤其是北平地区对移民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这也就是前述徐达上书朱元璋迁山后地区、沙漠遗民往北平地区的原因了。
洪武四年六月，徐达平定沙漠后，驻扎北平后“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凡已降而内徙者，户三万四千五百六十，口一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二，招降及捕获者，户二千二百四十，口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五”{14}。这批人应该分布在北平布政使司统辖的中北部地区，也就是北平府、河间府、永平府一带。之后徐达又迁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开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15}。这批人安置在大兴县、宛平县、良乡县、固安县、通州、三河县、螂州、武清县、蓟州、昌平县、顺义县等州县屯田耕种。这批沙漠遗民便来自于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
随着战争的继续，朔州作为军事要塞的地位愈加重要，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命大明名将荥阳侯郑遇春（常遇春）继续守备朔州，常遇春上奏：“朔州为边塞要冲，胡虏出没不常，不可暂离所守，”“上复命遇春仍守朔州”{16}。随着战争的继续，迁徙边民，实行空边战术成为必选之策，于是同年八月，徐达率领大军“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地”{17}。九月，朱元璋再次下令“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遭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18}。洪武七年七月，“广西护卫指挥佥事脱列伯，于朔州等处招集旧部故元士卒一千三百六十余人，家属三千四百六十余口，俾之编伍”{19}。朔州移民的大量迁出，配合了当时明初政府实行空边政策的大背景。
到了明成祖时期，经历了四年的“靖难之役”，北平及周边地区在洪武年间得到的人口恢复再次遭到巨大打擊，有些城市在屠城过后甚至成了空城。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改北平为北京，立即着手向该地区移民，山西因人口密集，再次成为移民输入地，这次移民以太原府、平阳府的居民为主，但由于北京处于对蒙古的战争前线，为了保卫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在朱棣“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军于北平，设卫屯种”{20}令下，山西各卫所都向北平输送了军人，这也包括朔州地区的诸多卫所。
根据上述材料，基本已经明确了朔州作为移民集散地在明初政府移民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朔州迁出移民大致有这么几个方向，第一是北平及其周边地区乃至河北、山东一带，这也是正史材料中描述较为详细的，山后移民及沙漠遗民大多迁至该处；第二是京师地区也就是南京市，一般是为了控制蒙古故元官、军、民及将士家属进行集中安顿；第三就是安徽凤阳地区，迁往该处的人口也是数目巨大；第四是迁往山西内地，也就是今天忻州一带，《忻县志》中记载元末因战争频繁，瘟疫流行，使该地区十室九空，“县主奉令到朔州马邑县，领诸移民来忻落户”{21}，该地区的家谱材料十分丰富。
二、移民迁入地的实地考证
对移民迁入地进行实地考证，依据的大多是当地的家谱材料、石刻文物及村中老人的共同记忆（口述材料），严格来说，这些材料并不像第一手材料那些有说服力，但是因为其流传范围广，材料丰富，具有了相当的研究价值。当成百上千的家谱、石刻、口述资料汇聚一起时，明初朔州移民史从微观视角上就更显得生动鲜活。
在北平、河北一带，发现了明代正德五年顾东齿、顾赞襄所立的《顾氏祖碑先考刘公、崔氏之墓碑》记载：“原籍山西乌邑县，移居北平河间县。”经考，山西并无乌邑县，应是年代久远，字迹模糊所致，其原籍应是马邑县。除此之外，河北栾城县岗头村郭氏，其后人清代贡生郭福乾隆年间重返马邑访亲问祖，修纂《郭氏族谱》记载其族为永乐年间从马邑迁至此。河北省新乐市相家庄相氏（永乐年间迁出）、鹿泉市李村镇李村谢氏、大城县白马堂村马氏（马邑县临城村迁出）等流传下来的家谱中，都标记为明初朔州马邑移民。
在山西忻州一带，材料更加丰富。从忻府区温村明代成化年间铸成的崇明氏古钟得知“忻府区温村东门梁氏旧居在雁门塞外”，具体地点虽未写清，但村中老年人流传：来自马邑县烟洞村。这个烟洞村应该就指圪针沟所在地烟墩村。今日忻州市的所有邢氏，均为明朝由朔州马邑县邢家河迁入（以朔州市区七里河为界，分为南、北邢家河）。从家谱上初步考证，由朔州迁到忻州的邢氏先祖大约十余人，如邢文秀定居在原平市永兴村，邢大琳定居在忻府区寺庄村，邢大安、邢大仁和邢大聚定居在忻府区牧庄，邢奉先定居在定襄县湖村，邢志文、邢瑞分别定居在忻府区曹小庄、匡村。忻州北关米氏家族，据清顺治三年族谱记载：“米氏太始祖米时中，从朔州马邑迁忻。”再据始祖显姚甲太夫人墓志碑记载：“明洪武三年，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县三角村，迁家属到忻州入籍，”后来又携带长子米荣与荣之妻黄氏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太夫人及次子米拳与拳之妻李氏留在北关定居。 在中国近现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五台县东冶镇大建安徐氏，著名人物有徐润弟、徐继畲（晚清名臣，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著有《瀛寰志略》）、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其族谱《五台徐氏总谱》记载：“始祖才甫，明洪武间由马邑迁五台之大建安村。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长幼行次无考。通甫复迁河间，意甫迁河南，或仍回马邑。”朔州的《马邑徐氏家谱》记载了这一史实：“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东堰村（今东冶镇）。”同样东冶镇槐荫村赵氏，著名人物有赵戴文（辛亥革命家）、赵宗复（早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创办太原工学院），民国十三年立《赵氏宗祠碑记》记载：“据先世遗言，原籍在塞外朔州马邑烟墩村安居乐业，自明洪武初叶迁居雁门之南，忻州郡之北，占籍于前播明村。”
除此之外，阳泉市、太原市、晋中市等其他地区都发现了马邑迁出移民的家谱材料，如阳泉市盂县梁家寨梁氏、崔氏、韩氏由怀仁县杏花村迁出。盂县西烟镇永慈痷中有《郭公施地碑》记载：“郭氏先祖郭民安明初自马邑迁居西烟肇基。”太原市阳曲县大盂镇三畛寨《赵姓族谱》记载：“洪武四年，三畛赵姓始迁祖和王姓始迁祖珗，自朔州马邑狼儿村结伴迁来阳邑，初居大盂南堡。”
这些方志、谱牒、碑文不过是马邑移民的冰山一角，但却是重要的移民研究资料，这么多的资料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再结合正史资料的记载，朔州马邑移民史的真实性便准确无误。
三、朔州马邑的移民迁入
除了因空边政策进行的大量移民迁出外，朔州作为边塞军事要地，出于戍边军屯目的也有一定量的移民迁入。上文提到洪武四年三月，中书省在朔州设百户收聚边民，进行屯田生产。这种军屯时间之长，到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仍可以看到朱元璋下令屯田的记录：“上以山西大同、蔚、朔、雁门诸卫军士月给粮饷，有司役民转输难苦不胜，遂命各卫止留军士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以息转输之劳。”{22}目前已经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中记录了这类戍边迁移的将军碑。如记录洪武年间移民的有在平鲁区发现的《敕赠文林郎孟公墓表》，孟氏先祖“世代为代北东胜人，高祖讳大芳。国初，应募戎于朔，遂家焉”{23}；《敕封骠骑将军李公墓表》记载：“先世原籍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石家庄人。始祖云从太祖皇帝开天，远逐胡氛，以库官迁塞，遂即大同右卫（今右玉县）前所军。”{24}成化年间移民的有平鲁区《郭诜先茔碑记》：“郭公先世在之时为湖广蕲州广济县人……成化十九年四月，命调平卫，时平虏创设，其营缮捍卫悉赖焉。”{25}
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建立卫所，军队驻防，也必然要携妻带子，世代不可脱籍，戍边屯田。《明故武略将军卫镇抚尹公墓志铭》记载：“谨按，公讳耕，字宗伊，号东村，始祖讳兴，当国初从戎，以功次升所镇抚。高祖专，亦以功升指挥佥事，寻调山西行都司，朔州卫世袭焉，继而因事改授卫镇抚。”{26}
除了上面军户移民迁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户迁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正统间，主帅宴乐于楼紫寨，致寇突入边内，于是玉林、云川等卫内徙，而丰州、云内之民迁于应、朔诸处云。”{27}丰州辖境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一带，云内州辖境在今内蒙古固阳县、土右旗、土左旗一带，这些人本是洪武年间从全国各地征集到此筑城戍边的民夫，又因土木堡之变迁回朔州。
这些记载说明了明初朔州马邑周边地区的移民数量多，种类多样，有归降的蒙古人，也有屯田移民，也有躲避战乱内迁之民，众多来源的移民，使得朔州移民史更加真实丰富。
结语
移民活动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并在迁入地居住一定时间的人口迁移运动{28}，这种人口迁移活动对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都是中国古代移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对明清以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北朔州马邑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移民规模大，人口来源广，时间跨度较长，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有移民活动都有其内因和外因，朔州马邑移民也不例外，马邑处于塞外边陲，既是战争前线的军事要地，又是连接宣府、大同、蒙古与雁门关内地、北平、南京的中枢，在此处集散移民，有利于明政府的管理与控制。连年对蒙古的战争及周边地区地广人稀的人口需求的历史大环境，也需要朔州马邑进行人口迁出与迁入。总之，移民事件的发生是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朔州马邑移民的史实探究，洪武年间是马邑移民迁出的最主要时期，该时期朔州移民以空边清乡为主要目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大大缓解了迁入地人地矛盾的问题。永乐年间也有一定量的移民迁入与迁出，这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戍边御戎。而正统年间则以迁入为主，因为土木堡之变，洪武年间迁入内蒙的汉人被迫背井离乡，迁回朔州地区休养生息。
最后，通过对马邑移民的背景与史实分析可以看出，这场移民活动对整个晋北地区而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山西移民的固化认知，只知大槐树，不知圪针沟，更为以后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对地区文化而言，马邑移民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效益。总之，这场移民活动不该被遗忘，也不该被附会，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注釋：
①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32.
②山后地区：古地名，相当于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
③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五O，北京：线装书局，2005：264.
④{13}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六二，北京：线装书局，2005：322，321.
⑤[清]汪嗣圣，纂修.朔州志[M].北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1.
⑥[清]张廷玉，撰.明史·地理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1：986.
⑦⑧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八[M].北京：线装书局，2005：421. ⑨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七[M].北京：线装书局，2005：416.
⑩{17}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四[M].北京：线装书局，2005：403，403.
{11}{18}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五[M].北京：线装书局，2005：407，407.
{12}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六O[M].北京：线装书局，2005：316.
{14}{15}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六六[M].北京：线装书局，2005：334，334.
{16}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O，[M].北京：线装书局，2005：390.
{19}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九一[M].北京：线装书局，2005：429.
{20}[清]张廷玉.明史.卷九O[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95.
{21}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忻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86.
{22}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M].北京：线装书局，2005：317.
{23}{24}{25}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19，71，60.
{26}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朔城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196.
{2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003.
{28}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参考文献：
[1]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2]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M].北京：线装书局，2005.
[3][清]汪嗣圣纂修.朔州志[M].北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
[4][清]张廷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忻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6]三晋石刻大全（平鲁区卷、朔城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8]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 明初 政府移民 晋北 马邑圪针沟
引言
人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的创造者①。区域性移民活动的研究是以某一特定时间段、特定区域人口迁入或迁出为研究对象，从中探寻该活动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对当时社会环境造成了影响，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也保留着历史活動的痕迹。
明初晋北地区的移民活动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元末明初，正值战乱年代，整个北平山后地区②都处于明朝政府对北元政权的战争前线，所以该地区的移民政策的制定大多是出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毁其城郭，徙其人户于内地”的建议③，明初边地移民基本遵循的就是将边境遗民迁入内地的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中书右丞相徐达因“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己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④而请求迁顺宁、宜兴等州沿边之民往北平诸州县屯田戍守，经朱元璋同意后共迁17270户、93878口。之后，大量沙漠遗民和山后民众开始向内地迁移。不管是为了清除边患而实行空边政策，还是日后为了戍边置垦实行屯田政策，朔州因是“外连大漠，背居延而面燕京，右偏关而左雁门，襟山带水，四塞为固，固西北一大扼塞也”⑤成为明初移民迁出或迁入无法绕过的地方。
朔州马邑烟墩村圪针沟，是明初政府移民活动的重要集散地，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空边移民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明代朔州属于大同府，“洪武初，以州治鄯阳县省入，东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一，马邑”⑥。马邑位于朔州东，西北有洪涛山，东南有雁门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朔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记载“马邑故城位于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内”。马邑村便是明初马邑县治所所在地。清康熙《马邑县志》记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烟墩村位于神头镇南7.5公里处，因村东北角有明初修建的烽火墩，用狼烟进行警戒，故名之。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原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沟，里面遍地圪针（晋北土语，即沙棘），故名之，两地相距不足一里，故人们习惯将两地连在一起称呼。烟墩村圪针沟、马邑圪针沟，这便与许多家谱材料的记录完全吻合，记录洪洞大槐树“圪针沟”、“棘针沟”移民的家谱材料大多成书较晚，并且目前不能在洪洞地区找到相应准确的地点，故笔者推测应是后代撰修家谱者因年代久远，加之洪洞大槐树移民名气较盛，记录有误。
在笔者对烟墩村圪针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该地地理条件十分有利于移民的集中与控制（图一）。该区域整体为盆地地形，盆地内部十分平坦，一马平川，站在神女山（小山丘）头眺望，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在马邑故城遗址城南，便是桑干河与恢河交织点，明初此处河面极宽，河水喘急，呈口袋状，马邑城内有重兵把守，这就意味着塞北沙漠各地集结而来的移民没有办法向东、南、北三个方向逃跑。烟墩村位于恢河以北，西南处又是一条东西方向、布满圪针的大沟，东北角又是烽火墩，应有士兵把守，在圪针沟附近安置移民，也有方便管理、控制的考虑。马邑故城位于宣府、大同与忻州之间，边塞居民集结此处，路途较近，不至于长途跋涉，路途劳顿，在此安置分流后，又可以继续向雁门关内转移，或向北平、南京、凤阳等地迁徙。
1994年《山西农民报》第四版刊登关于马邑圪针沟作为移民集散地文章，提出“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的观点，这是有一定史实依据的。事实上，论今世影响力，洪洞大槐树得到全球华人认可，成为明初大移民影响力最大的起源地，正是由于其名声正盛，反而导致明初政府移民的许多历史真相被掩盖或忽略。从保留到今天的明代基本文献资料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文献中，并不能准确地找到关于大槐树移民的相关记载，大槐树更多的是明初山西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一书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来自大槐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实录》却清晰地记录了朔州马邑圪针沟的移民活动，再加以地方志、有可信度的家谱材料佐证，一副清晰真实的明初晋北移民景象便可以呈现出来。
通过还原这段长期流传于移民传说背后的历史史实，可以进一步分析明初晋北地区的社会环境及移民活动对当时晋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甚至对我们研究今天山西地区文化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今天打造文化强省、产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该研究对山西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符合新时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移民迁出的基本过程
明初对北元政权残余在晋北一带势力进行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人口的争夺。北元蒙古政权需要汉族的手工业技术维持日常生活，胁迫普通民众参与对明政府的叛乱也是题中之意，“（洪武）七年四月乙巳，大将军徐达已获故元官属一千三百二十三人，并招致河曲府山谷军民二千九十二户，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上命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⑦。面对蒙古人，朱元璋基本采取了迁入内地安置的态度，例如“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⑧，“六安侯王志领兵于朔州等处获鞑靼一百余人俱送至京师”⑨，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迁入到京师（今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内地，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置下来。面对参与叛乱的汉人，朱元璋则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如洪武六年八月，大同卫指挥王约攻破蒙古人集聚的神仙寨，俘获除蒙古人外的大量汉人，朱元璋下令：“民人无罪，悉送大同府隶籍，仍以所获牛驴给之。”⑩九月，太原卫官兵巡边俘获从胡劫掠汉人三十九人，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下令：“边民被胡寇抄掠因从，其为盗不得已也，悉贷之，徙于内地。”{11} 在边民迁入内地的政策下，朔州地区进行了多次移民活动。早在洪武三年八月，朔州就设置了卫所并进行屯田，因为朔州地处边寒沙漠之地，未屯田时，往往冬衣、耕牛、农具等日常用品需要中央调拨，如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令中书省“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棉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12}。为了进一步屯田，增强朔州等边地军事要塞的军粮自给能力，洪武四年三月，中书省令“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十百戶，统率十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管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13}。在这样备荒备战、收聚边民的政策下，朔州逐渐将一些逃避战乱的塞外流民集聚起来，一些被北元政权裹胁的汉民逐步回归，加之本地原有的土著居民，朔州地区人口日渐繁盛。
同期，作为华北战略重心的北直隶地区（明代北直隶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地区，其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大部分地区及山东省、河南省的小部分地区）却因为元末战乱、自然灾害、瘟疫流行等原因人口大量减少，以洪武十四年北平与山西人口比较为例：
此时的北平地区已经组织了多次移民迁入，但可以看出，北直隶尤其是北平地区对移民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这也就是前述徐达上书朱元璋迁山后地区、沙漠遗民往北平地区的原因了。
洪武四年六月，徐达平定沙漠后，驻扎北平后“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凡已降而内徙者，户三万四千五百六十，口一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二，招降及捕获者，户二千二百四十，口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五”{14}。这批人应该分布在北平布政使司统辖的中北部地区，也就是北平府、河间府、永平府一带。之后徐达又迁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开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15}。这批人安置在大兴县、宛平县、良乡县、固安县、通州、三河县、螂州、武清县、蓟州、昌平县、顺义县等州县屯田耕种。这批沙漠遗民便来自于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
随着战争的继续，朔州作为军事要塞的地位愈加重要，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命大明名将荥阳侯郑遇春（常遇春）继续守备朔州，常遇春上奏：“朔州为边塞要冲，胡虏出没不常，不可暂离所守，”“上复命遇春仍守朔州”{16}。随着战争的继续，迁徙边民，实行空边战术成为必选之策，于是同年八月，徐达率领大军“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地”{17}。九月，朱元璋再次下令“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遭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18}。洪武七年七月，“广西护卫指挥佥事脱列伯，于朔州等处招集旧部故元士卒一千三百六十余人，家属三千四百六十余口，俾之编伍”{19}。朔州移民的大量迁出，配合了当时明初政府实行空边政策的大背景。
到了明成祖时期，经历了四年的“靖难之役”，北平及周边地区在洪武年间得到的人口恢复再次遭到巨大打擊，有些城市在屠城过后甚至成了空城。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改北平为北京，立即着手向该地区移民，山西因人口密集，再次成为移民输入地，这次移民以太原府、平阳府的居民为主，但由于北京处于对蒙古的战争前线，为了保卫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在朱棣“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军于北平，设卫屯种”{20}令下，山西各卫所都向北平输送了军人，这也包括朔州地区的诸多卫所。
根据上述材料，基本已经明确了朔州作为移民集散地在明初政府移民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朔州迁出移民大致有这么几个方向，第一是北平及其周边地区乃至河北、山东一带，这也是正史材料中描述较为详细的，山后移民及沙漠遗民大多迁至该处；第二是京师地区也就是南京市，一般是为了控制蒙古故元官、军、民及将士家属进行集中安顿；第三就是安徽凤阳地区，迁往该处的人口也是数目巨大；第四是迁往山西内地，也就是今天忻州一带，《忻县志》中记载元末因战争频繁，瘟疫流行，使该地区十室九空，“县主奉令到朔州马邑县，领诸移民来忻落户”{21}，该地区的家谱材料十分丰富。
二、移民迁入地的实地考证
对移民迁入地进行实地考证，依据的大多是当地的家谱材料、石刻文物及村中老人的共同记忆（口述材料），严格来说，这些材料并不像第一手材料那些有说服力，但是因为其流传范围广，材料丰富，具有了相当的研究价值。当成百上千的家谱、石刻、口述资料汇聚一起时，明初朔州移民史从微观视角上就更显得生动鲜活。
在北平、河北一带，发现了明代正德五年顾东齿、顾赞襄所立的《顾氏祖碑先考刘公、崔氏之墓碑》记载：“原籍山西乌邑县，移居北平河间县。”经考，山西并无乌邑县，应是年代久远，字迹模糊所致，其原籍应是马邑县。除此之外，河北栾城县岗头村郭氏，其后人清代贡生郭福乾隆年间重返马邑访亲问祖，修纂《郭氏族谱》记载其族为永乐年间从马邑迁至此。河北省新乐市相家庄相氏（永乐年间迁出）、鹿泉市李村镇李村谢氏、大城县白马堂村马氏（马邑县临城村迁出）等流传下来的家谱中，都标记为明初朔州马邑移民。
在山西忻州一带，材料更加丰富。从忻府区温村明代成化年间铸成的崇明氏古钟得知“忻府区温村东门梁氏旧居在雁门塞外”，具体地点虽未写清，但村中老年人流传：来自马邑县烟洞村。这个烟洞村应该就指圪针沟所在地烟墩村。今日忻州市的所有邢氏，均为明朝由朔州马邑县邢家河迁入（以朔州市区七里河为界，分为南、北邢家河）。从家谱上初步考证，由朔州迁到忻州的邢氏先祖大约十余人，如邢文秀定居在原平市永兴村，邢大琳定居在忻府区寺庄村，邢大安、邢大仁和邢大聚定居在忻府区牧庄，邢奉先定居在定襄县湖村，邢志文、邢瑞分别定居在忻府区曹小庄、匡村。忻州北关米氏家族，据清顺治三年族谱记载：“米氏太始祖米时中，从朔州马邑迁忻。”再据始祖显姚甲太夫人墓志碑记载：“明洪武三年，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县三角村，迁家属到忻州入籍，”后来又携带长子米荣与荣之妻黄氏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太夫人及次子米拳与拳之妻李氏留在北关定居。 在中国近现代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五台县东冶镇大建安徐氏，著名人物有徐润弟、徐继畲（晚清名臣，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著有《瀛寰志略》）、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其族谱《五台徐氏总谱》记载：“始祖才甫，明洪武间由马邑迁五台之大建安村。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长幼行次无考。通甫复迁河间，意甫迁河南，或仍回马邑。”朔州的《马邑徐氏家谱》记载了这一史实：“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东堰村（今东冶镇）。”同样东冶镇槐荫村赵氏，著名人物有赵戴文（辛亥革命家）、赵宗复（早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创办太原工学院），民国十三年立《赵氏宗祠碑记》记载：“据先世遗言，原籍在塞外朔州马邑烟墩村安居乐业，自明洪武初叶迁居雁门之南，忻州郡之北，占籍于前播明村。”
除此之外，阳泉市、太原市、晋中市等其他地区都发现了马邑迁出移民的家谱材料，如阳泉市盂县梁家寨梁氏、崔氏、韩氏由怀仁县杏花村迁出。盂县西烟镇永慈痷中有《郭公施地碑》记载：“郭氏先祖郭民安明初自马邑迁居西烟肇基。”太原市阳曲县大盂镇三畛寨《赵姓族谱》记载：“洪武四年，三畛赵姓始迁祖和王姓始迁祖珗，自朔州马邑狼儿村结伴迁来阳邑，初居大盂南堡。”
这些方志、谱牒、碑文不过是马邑移民的冰山一角，但却是重要的移民研究资料，这么多的资料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再结合正史资料的记载，朔州马邑移民史的真实性便准确无误。
三、朔州马邑的移民迁入
除了因空边政策进行的大量移民迁出外，朔州作为边塞军事要地，出于戍边军屯目的也有一定量的移民迁入。上文提到洪武四年三月，中书省在朔州设百户收聚边民，进行屯田生产。这种军屯时间之长，到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仍可以看到朱元璋下令屯田的记录：“上以山西大同、蔚、朔、雁门诸卫军士月给粮饷，有司役民转输难苦不胜，遂命各卫止留军士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以息转输之劳。”{22}目前已经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中记录了这类戍边迁移的将军碑。如记录洪武年间移民的有在平鲁区发现的《敕赠文林郎孟公墓表》，孟氏先祖“世代为代北东胜人，高祖讳大芳。国初，应募戎于朔，遂家焉”{23}；《敕封骠骑将军李公墓表》记载：“先世原籍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石家庄人。始祖云从太祖皇帝开天，远逐胡氛，以库官迁塞，遂即大同右卫（今右玉县）前所军。”{24}成化年间移民的有平鲁区《郭诜先茔碑记》：“郭公先世在之时为湖广蕲州广济县人……成化十九年四月，命调平卫，时平虏创设，其营缮捍卫悉赖焉。”{25}
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建立卫所，军队驻防，也必然要携妻带子，世代不可脱籍，戍边屯田。《明故武略将军卫镇抚尹公墓志铭》记载：“谨按，公讳耕，字宗伊，号东村，始祖讳兴，当国初从戎，以功次升所镇抚。高祖专，亦以功升指挥佥事，寻调山西行都司，朔州卫世袭焉，继而因事改授卫镇抚。”{26}
除了上面军户移民迁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户迁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正统间，主帅宴乐于楼紫寨，致寇突入边内，于是玉林、云川等卫内徙，而丰州、云内之民迁于应、朔诸处云。”{27}丰州辖境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一带，云内州辖境在今内蒙古固阳县、土右旗、土左旗一带，这些人本是洪武年间从全国各地征集到此筑城戍边的民夫，又因土木堡之变迁回朔州。
这些记载说明了明初朔州马邑周边地区的移民数量多，种类多样，有归降的蒙古人，也有屯田移民，也有躲避战乱内迁之民，众多来源的移民，使得朔州移民史更加真实丰富。
结语
移民活动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并在迁入地居住一定时间的人口迁移运动{28}，这种人口迁移活动对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都是中国古代移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对明清以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北朔州马邑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移民规模大，人口来源广，时间跨度较长，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有移民活动都有其内因和外因，朔州马邑移民也不例外，马邑处于塞外边陲，既是战争前线的军事要地，又是连接宣府、大同、蒙古与雁门关内地、北平、南京的中枢，在此处集散移民，有利于明政府的管理与控制。连年对蒙古的战争及周边地区地广人稀的人口需求的历史大环境，也需要朔州马邑进行人口迁出与迁入。总之，移民事件的发生是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朔州马邑移民的史实探究，洪武年间是马邑移民迁出的最主要时期，该时期朔州移民以空边清乡为主要目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大大缓解了迁入地人地矛盾的问题。永乐年间也有一定量的移民迁入与迁出，这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戍边御戎。而正统年间则以迁入为主，因为土木堡之变，洪武年间迁入内蒙的汉人被迫背井离乡，迁回朔州地区休养生息。
最后，通过对马邑移民的背景与史实分析可以看出，这场移民活动对整个晋北地区而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山西移民的固化认知，只知大槐树，不知圪针沟，更为以后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对地区文化而言，马邑移民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与经济效益。总之，这场移民活动不该被遗忘，也不该被附会，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注釋：
①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32.
②山后地区：古地名，相当于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
③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五O，北京：线装书局，2005：264.
④{13}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六二，北京：线装书局，2005：322，321.
⑤[清]汪嗣圣，纂修.朔州志[M].北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1.
⑥[清]张廷玉，撰.明史·地理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1：986.
⑦⑧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八[M].北京：线装书局，2005：421. ⑨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七[M].北京：线装书局，2005：416.
⑩{17}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四[M].北京：线装书局，2005：403，403.
{11}{18}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五[M].北京：线装书局，2005：407，407.
{12}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六O[M].北京：线装书局，2005：316.
{14}{15}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六六[M].北京：线装书局，2005：334，334.
{16}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O，[M].北京：线装书局，2005：390.
{19}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九一[M].北京：线装书局，2005：429.
{20}[清]张廷玉.明史.卷九O[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95.
{21}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忻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86.
{22}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M].北京：线装书局，2005：317.
{23}{24}{25}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19，71，60.
{26}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朔城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196.
{2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003.
{28}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参考文献：
[1]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2]钞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M].北京：线装书局，2005.
[3][清]汪嗣圣纂修.朔州志[M].北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
[4][清]张廷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忻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忻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6]三晋石刻大全（平鲁区卷、朔城区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8]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