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深受人民爱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是相声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中国曲艺开拓创新的典范。在其50年艺术生涯中，他将自己钟爱的相声艺术同党的文艺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与时俱进勇于探索的精神坚持继承创新的发展道路，珍重生活是创作源泉和长期不懈的艺术实践，对相声创作、表演、理论研究、收徒讲学创立了非凡的业绩。
　　我同马季先生一起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他的为人作艺和敬业精神，时时激励着我，是我心底敬重的榜样。
　　马季从艺50年，创作了近300段相声，且多有传世之作。若讲思想动力，可以说来自他高度地文化自觉性。从1956年马季进入广播说唱团第一天起，按着当时组织程序总团党委领导找他谈话，指出调他来团不是专门学说传统相声的，是要搞新相声发展这门艺术。希望他跟侯宝林、刘宝瑞老师认真学习，打好传统基础，多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番寄语便是马季步入相声行列的起点，继承与创新成了他终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马季自幼酷爱相声，当将这门艺术视为终身事业，他深知学习传统的重要。学来如饥似渴，手段又非同一般，他学习的方式是“一站、二跑、三磨、四归一”。所谓“站”，由于老师们演出繁忙无暇授课，主要靠听，凡是在侯宝林、刘宝瑞等老师们演出时，马季总在台侧站着，且一站多年。二“跑”是他串遍了天津、北京的相声场子，博览多收。记得马季那时正在恋爱，可从未见他和女友上过街，常常让母亲陪着对象过星期天，他跑到天津去听相声了。说到“磨”，用刘宝瑞老师的话解释：“这马季想听什么你就得说，架不住他跟你磨呀！”马季还会“磨”中生巧，例如去天津想听阎笑儒先生的《卖布头》，节目牌子却写的是另个段子，急得他光抖搂手，阎先生将他叫到后台，“想听吗？你说吧。”外边“磨”回来了，星期一上班，他熟悉郭全宝、刘宝瑞老几位的脾气秉性，见面一说阎先生这段说得如何之好，郭全宝就接上茬儿了：“你还没听过济南孙少林是怎么使的呢……”随之刘先生谈起高笑林、张永熙的《卖布头》有何长处，连平时寡言的郭启儒郭老也跟着开侃：“当初有几位老先生……”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氛围呀！再说四“归一”，说唱团于1960年挖掘传统曲目，由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口述，共记录了80段传统相声，汇集成四大本，以“内部资料”铅印了60套。老团长白凤鸣首先想到马季，把“四部天书”赠予了他，并严厉提出：“不一定都能演出，但是你必须都给我背会了。”马季不负前辈的期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竟然背下几十段，像《山东斗法》《大相面》《拔牙》等等，成为多年保留演出的曲目。被马季称之为“葵花宝典”的那“四大本”，是几代艺术前辈劳动的智慧结晶，一并归于马季继承的财富，为他奠定了艺术根基。
　　继承在基础，关键在创新。马季创作相声成功之路，一是学习借鉴传统，二是靠深入生活。马季在谈他创作感受和经验时，总是离不开生活这个主题。直至他最后那部《一生守候》著作中，仍旧写下“去生活中找作品”的经典论述。在我的记忆里，他到哪里去生活都能带回新作。上世纪50年代，去包头钢厂访问写有《找舅舅》，去福建前线慰问写有《英雄小八路》，去哈尔滨演出、采访，写有《四不用大楼》；60年代，去山东农村生活写有《画像》，去大庆油田生活写有《捷报会》《岗位责任制》，随山东文化工作队下乡生活写有《跳大神》《黑斑病》，去山西农村生活写有《访大寨》《大柳树》《哥俩好》；70年代，干校归来写有《老班长》，去烟台农村生活写有《海燕》《山鹰》……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并非下基层就能写出作品，关键在于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认识上的把握。要用真情实感去体验生活，要用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心愿去分析生活、认识生活……这些观点在马季为《人民日报》写的《为农民说相声》文章中均有阐述。应当承认，深入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去学习锻炼要有吃苦的精神，还要真心实意地去和群众交朋友，才能得到对生活深切的感悟和更多的积累。
　　记得1972年马季、唐杰忠和我去海南生活，时逢台风刚过，岛上缺粮少菜，连续两天吃不饱肚子。无奈上街去找吃的，结果除了有卖咖啡的再没有别的食物。马季说：“别转了，快回去全躺着别动——保存点儿热量吧！”唐杰忠还捧哏呢：“腿都打晃了还抖包袱哪！”除此，马季随山东文化工作队下乡，那农家小屋里闷热，灯还挺暗，他光着膀子趴桌子上写东西。队长进屋看他背上黑乎乎的一片，拍了一下，手上见血了——全是蚊子！在团里也是如此，那时大家都吃食堂，马季常备一罐儿臭豆腐、一罐儿小辣椒。他把心思全放在创作上了，开饭时总是叫我或杜景华给他带俩馒头回来，几乎团里的青年学员都帮他带过馒头。再有，都夸马季人缘儿好，热心肠，他走哪儿服务到哪儿，有马季就有笑声。好多新段子一出来，先把审查权交给生活的创造者——当地群众，请他们来判卷打分。正是他热爱生活，敬重群众，长期以来天南地北结交下许许多多工人、农民朋友。全团收到群众来信最多的是马季，求他买书、买药、买车的，他过去插队的房东让人捎话：“告诉马季兄弟，家里都挺好，让他放心。”还有位老农将厚厚的一封上访信件寄给马季，信皮上写着“请转交董必武同志”……丰富的生活资源，使马季的艺术创作可称是“物有合，势必从，如鱼得水云与龙”。
　　令我敬佩和惊异的是，在马季数以百计的作品里，所有情节设置，包括切入点（或称“垫话”）到结尾（或称“底”），乃至“包袱”的运用，从不见重复。他曾讲过：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炒自己的剩饭吃也没大意思。这样求新求变的创作意识实在难能可贵。如果说他也有“重复”之处，那同样是一种创新。譬如他那段《地名学》，无疑受到传统段子《地理图》的启发，但对于这个纯属技巧性与知识性的曲目赋予了新意，以人物、情节极具喜剧色彩的再创作，既充实了原有的娱乐性和知识层面，又注入了时代气息。他写这个段子的背景，时逢热烈宣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年代，又因马季具有多方面世界知识的积累——阅读内部《参考消息》报是他多年睡前的习惯。而且这篇贯穿世界各国地名及人文风情的相声，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真让我吃惊非小。
　　马季创作相声，继承与创新并重，讽刺与歌颂共存，并具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建树。无论写哪一种类型的作品，始终坚持在创新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其歌颂相声之好、讽刺相声之多是对他所坚持的创新理念最好的验证。我认为写歌颂型相声其实难度更大些，因为这一类相声，是反映人民为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创作。歌颂时代生活树立劳动人民的艺术形象，从相声历史角度分析是一项崭新的事物。应当肯定马季为建立歌颂型相声所付出的艰辛，为了推进自身艺术的发展，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塑造时代主人工农大众的先进形象。他不仅是歌颂型相声的倡导者，也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最为典型的成功的实践者。
　　马季经常以曲艺特点用模拟手法塑造人物，在其作品中总要设置带有指性的“我”。如叙述类，像《英雄小八路》中的“我”，时隐时现，时而又用来穿针引线；如参与类，像《友谊颂》中的“我”，似我非我还是我，激情洋溢；如人物类，像《新桃花源记》中的“我”，几乎完全人物化，以模拟手法贯穿始终；如批讲类，像《诗情画意》中的“我”，以评论人的身份批讲诗歌，颂扬传统文化……总之，歌颂型相声注重充分调动喜剧手法，使相声更具表演人物的功能，以突出时代特色。
　　马季在创意上是多方面的。类似单口相声又像独脚戏的《宇宙牌香烟》，当归属讽刺类的一种，也称是一项开拓性的创新。这个作品是在保持曲艺特点基础上，吸取戏剧、漫画等艺术形式之长所创立的新品种，扩大了曲艺表演艺术领域，并为曲艺类型小品开辟了道路。
　　马季热爱相声，更关心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相声事业。最令我难忘的是2006年曲艺节，他面容憔悴，手指颤栗地声声呼唤：保护相声的尊严呀！要出作品呀！去生活呀……他的焦虑、关切、呼喊，是马季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