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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油路上下来，车子颠簸着跌入一条乡村公路。也许是久旱缺雨，路面长时间风干着，农用拖拉机留下的车辙十分清晰。路两边是辽阔的农田，油菜花正在盛开，举目望去，就如同色彩明艳的油画，浩浩荡荡地往天边铺展。这是孔雀国北方的乡村，在阿格拉西边，离城区三十多公里。时值初冬，从喜马拉雅山回转过来的风带着寒意，在古老的恒河平原上涌动。空气中弥漫着植物的芬芳。与此同时，我也闻到一股人畜粪便的气息，自车窗外源源不断地渗入。
几个拐弯之后，村子的模样显示出来。房屋普遍低矮，多数是一层的平房。最高的建筑也是因为地势。那是座孔雀教的寺庙，建在一块隆起的土丘上。据我所知，这是一幢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沉淀的建筑，宗教风格异常鲜明，锥形的穹顶高耸出来，将阳光反照成金色的光晕，朦胧而又圣洁。穹顶周边停着几只孔雀，也许是见到陌生来客，它们不时扑动翅膀，发出嘹亮的鸣叫。
萨迪把车开到村口，停下来，熄掉马达。我们下了车。风顺着乡村公路追撵过来，将树林搅得哗哗作响。空气中各種交杂的气息又浓了一些。几位农民从村口转出来，扛着农具，慵懒地走向田间，就仿佛电影中缓缓移动的慢镜头，让人感到一丝苍凉和忧伤。
在孔雀国的北方，时间是慢的，城市里慢，乡村里更慢，慢出一种松松垮垮的节奏，让人发慌。可我们不得不去适应。三个月前，受深圳九善珠宝公司所托，我和同事小陈辗转万里，来到这个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国家，执行“十万微笑妈妈计划”的采访和拍摄。我们选择阿格拉，是因为泰姬陵。在这座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建筑下面，葬着一位美丽的女人，她曾经为国王沙贾汗养育了十四位孩子，但也间接导致了莫卧儿王朝的衰落。她不是一位称职的王妃，但绝对是位伟大的母亲。
拍摄期间，我和小陈就在泰姬陵旁边住着。萨迪是我们的房东，也是向导，今年二十九岁，经营着一家家庭旅馆。除了偶尔接待客人，其余时间，他无所事事，过着一种十分闲散的生活。这也是大多数孔雀国年轻人的共性，能闲着的时候，就尽可能让自己闲着，活得十分的随意，就好像有大把的时间可供挥霍。
我点了根烟。小陈把拍摄器材搬下来，蹲在路边，一件件进行清洗和保养。这项原本简单的工作，到了孔雀国却变得相当繁琐。因空气质量太差，相机镜头隔几个小时就必须清洗一次，否则就会蒙上一层尘土。值得幸庆的是，小陈是个勤快的人，工作从不嫌烦。他兢兢业业的态度，就像面镜子，时刻照射着孔雀国人的松懈和懒散。我看了下表，十点半，距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半个小时。要采访的那位母亲还没来。我们只能等，当然，我们也习惯了等。在孔雀国人的眼里，时间向来都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在这个国家转了一圈，从北到南，行程贯穿十几座城市，还从未遇到过守时的人。
萨迪没等多久，就失去了耐心。他回到车上，把座椅调平，眯上眼睛。他很快就睡着了。在闲散的生活方式下，这个年轻人练就了一项神奇的本领——他仿佛随时随地都能睡着。这让我羡慕不已。对我这种长期饱受失眠折磨的人来说，良好的睡眠弥足珍贵。
我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来，又点了根烟，一边抽，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太阳从低往高攀升。时间如同抽丝，在乡村里缓缓蠕动。天空渐渐明朗起来。乡村公路被太阳照得发白，从我们脚底下穿过，再悄无声息地往前蜿蜒，到了一条小河边，突然停住。那是恒河的支流，昏黄的水面倒映着蓝天。河上看不到桥，只有一根绳索系在两岸，一艘渡船在绳索的牵引下来回往返。偶尔有水声从渡口传来，夹杂着一阵嘈杂。那是有人上岸。
中午时分，太阳悬到头顶，将早上留下的寒意驱散一空，乡村变得温暖起来。又一阵水声和嘈杂响起。我站起身，看看脚底边，已经落了七八个烟头。我掏出纸巾，将烟头裹起，扔到了旁边的垃圾堆里。再抬头看时，渡口那边，一位女人从河堤上冒了出来，手里挎着个篮子。不用问我也知道，她就是那位我们要采访的母亲。这种判断基于她身上的服饰——一块色彩明艳的纱丽，在身上包裹一圈后，剩下半截从肩头斜挂下来。纱丽是孔雀国女性的盛装，见贵客时，会穿在身上。同时，纱丽也是两大文明古国在历史中的一次交汇。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形成，我国的丝绸顺着这条古老的商路传入这个国家。两千多年之后，孔雀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丝绸生产国，而纱丽也成为一个与丝绸同样古老的名词。
女人从河堤下来，拐上乡村公路，慢慢向我们走近。我看不到她的样子。一路上她低垂着头，面纱从额头罩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在孔雀国的传统中，已婚女人的脸是只能给丈夫看的，到了户外，必须用面纱遮着。曾经我天真地以为，孔雀国是个出产美女的国家，女人出场，定然会伴随着曼妙的歌舞。来到这里之后我才明白，这只是影视传达的信息。现实生活中，我从孔雀国的女性身上，看到的只是辛酸和隐忍。
过了一会，女人到了我们面前。她把篮子放下来，局促地站着，两只手规规矩矩，贴在身体两侧。一阵风吹过来，将她的面纱撩起。她的脸露了出来，旋即又被遮住，但我还是看清楚了她的样子。毕竟是养育过五个孩子的母亲，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尽管她和萨迪一样，身上有着雅利安人的血统，但日晒雨淋的乡村生活，让她早已失去了雅利安人的肤色。她的脸黑而清瘦，化过的一层淡妆淹没在皱纹里。她望向我时，目光中闪烁着一种沉甸甸的忧郁。
女人叫维塔蒂，今年五十二岁，是萨迪的亲戚。因交通所限，这个村子十分闭塞，很少有外来人，中国人她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两张东方面孔的出现，无疑让她有些兴奋，但同时也有些拘谨。她结结巴巴，向我们打着招呼，声音很低，羞涩中带着一丝怯意。她说的是孔雀国语，我虽听不懂，但通过肢体和神态，大致也能揣摩到她的意思。有时候，语言并不是唯一的沟通方式。我知道她是因迟到向我们表示嫌意。
我问她是否会英语。她摇摇头，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向我比划着一个动作，意思是一点点，也就是几个简单的单词。这在我意料之中。没来孔雀国之前，我总以为这是一个英语普及的国家，来了之后却发现，能熟练掌握英语的，只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个联邦制的国家里，存在着一千多种语言，仅官方语言就有十八种，却没有一种语言在全国通用，交流的障碍无处不在。 我走到车边，拍拍车窗，把萨迪叫醒。他揉揉眼晴，从车上下来，为我们充当翻译。交流几句之后，萨迪告诉我们，维塔蒂割了一上午的草，刚从地里回来。她家里一共有两公顷土地，都在河对岸的村庄里。每天早上，她必须坐着渡船过去，劳作一天之后，再坐着渡船从对岸返回。
“这就是她一天的生活。”萨迪说。
我拿出录音笔，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我又看了看她。她似乎习惯把头低着，目光总落在自己的脚边。看得出来，她确实是刚从地里回来，脚底下还沾着半干的泥土，旁边的篮子里，放着一件干农活穿过的粗布衣服。因此我猜测，她身上的这块纱丽，应该是从地里出来之后，为了见我们匆匆换上的。我感到疑惑的是，她为什么不把家安在土地旁边？要知道，孔雀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个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国家，有着让全世界嫉妒的气候条件，农作物一年成熟四次，农民的劳作自然也就贯穿着一年四季，永无止息。因此，这种每天坐着渡船往返的生活，也是她一辈子的生活模式，而那条没有桥的河流，是存在于她生活中的一道长久的障碍。
“为什么不住到河那边去？”我问萨迪。
“以前住在那邊的，”萨迪说，“后来搬过来了。”
“为什么要搬过来？”我又问萨迪。这让我更加感到疑惑了。在我的理解中，搬家往往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维塔蒂搬家，却显然与这一原则背道相驰。
“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萨迪说。他向我解释，他和维塔蒂虽然是亲戚，交往却并不多，这个村子他还是第一次来。解释完后，萨迪转达了我的疑惑。
“当年为什么要搬家？”他问维塔蒂。
她抬起头，看看萨迪，又看看我，嘴角边的肌肉动了一下，没说话。她似乎有意回避这个话题。片刻的尴尬之后，她转过脸去，望着村子中央的某个地方。顺着她的目光，我又看到了那座孔雀教的寺庙。金色的阳光下，锥形的穹顶一览无遗地裸露着。那几只孔雀不知何时已经飞走了，寺庙顿时显得孤寂和空荡。
我不好再问什么，便让小陈调节好机器，准备拍摄一些花絮。小陈用三角架固定好相机，将镜头对准了她。她下意识地抬起手，遮在眼前，窘迫地躲避着镜头。她大概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不太适应。萨迪让我们不要着急，到了家里再拍。
她家离村口不远。顺着一条小路进去，往前约五十米，是口半月形的池塘，水葫芦密密麻麻地挤满半边池面，透过黑得发亮的池水，可隐隐见到一种长于淤泥中的水草。孔雀教寺庙就在池塘边上，残旧的倒影落在水中。寺门是敞开的，几行脚印顺着小路过来，凌乱地聚集到门前。一股檀香的气味从门里飘散出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进去看看。萨迪赶紧将我拉住，示意我不要进去。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意识到自己的唐突。
然后就是一座院落式的农舍，与寺庙仅一墙之隔，沿贴墙的小路过去，拐个弯就到了。这是维塔蒂的家，条件还算不错，一栋平房带着两个院子，面积称得上宽敞。外面是个大院，按功能分成三个区域。左边相当于仓库，停着一辆农用拖拉机，空出来的地方，则堆满了铡碎的草料;中间是个饲养场，两个又长又深的石槽镶在地上，十几头奶牛围成一圈，把头扎在里面，正专注地吃草;右边是块菜地，种着土豆和西红柿。靠墙的地方，则搭着一排瓜果架子，藤蔓整齐地垂挂下来，在风中摇动。院中散发着一股田园味道。里面的小院被大院套着，跟住房连在一起，同时也是住房的组成部分。院子一头用防水布搭了个棚，再加一个灶台，就构成了简陋的厨房;另一头摆着一张方桌，几条长凳，用于吃饭和待客。正面是一字排开的三个房间，窗户都开得很小，从门口望进去，幽暗中浮着一块光亮，就像一只充满渴望的眼晴，窥视着外面的世界。这是孔雀王朝时期的产物，那时的女性足不出户，终身被禁锢在幽闭的房间里，一扇小小的窗口，是她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如今，这种反人性的禁锢早没有了，但小窗的建筑风格依然在乡村里延续。与窗户契合的是，房间也很小，刚够放下一张床，那种逼仄感，让人觉得呼口气都会受到压迫。在孔雀国的乡村，房屋的布局大多如此。饮食起居对他们来说，只占很小的比重，劳作才是生活的重心，建房时，他们会尽量将空间压缩出来，留给外面的院子。
维塔蒂把我们带到桌边，坐了下来。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坐下来，就有点手足无措，两只脚挪来那去，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将它们安顿下来。与我们交谈几句之后，她就匆匆起身，到灶上忙碌去了。她在煮阿萨姆奶茶。在孔雀国人的生活中，这种奶茶与咖喱一样不可或缺。
这地方的气候确实不错，即便是冬季，依然有充足的日照。阳光从天空洒下来，毫不吝啬地铺在地上，小院安静而又温暖。叮叮当当的声音中，一股烟火味升腾起来，与奶茶的清香混在一起，缓缓飘到我们面前。维塔蒂是个干练的女人，动作相当麻利。我看到一个清瘦的背影在灶前频频晃动，仿佛蝴蝶穿花一般。小陈刚把机器架上，调试好相关的拍摄参数，一壶热气腾腾的奶茶已经端了过来。
她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院子里立马升起一股生活气息。奶茶又腻又甜，奶香中夹杂着一股很浓的生姜味，我和小陈都不太习惯。但无可否认，正是这杯奶茶，迅速拉近了维塔蒂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喝着喝着，我们就熟了。她不再那么拘谨。后来她索性揭去面纱，落落大方地面对镜头。她的话也多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她其实很善谈。
她告诉我们，十一岁那年，她就出嫁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我去过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童婚现象见过不少。对此维塔蒂也很淡然，说这就是命运，不怪父母，这辈子贫穷，一定是因为上辈子过得太好，她不怕吃苦。真正让她备受煎熬的是，在婚后的八年时间里，她一直没能生育，因此饱受婆家和村里人的冷眼。那是她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她手中的茶杯剧烈地抖了一下，奶茶溢了出来，洒到桌上。她赶紧起身，去灶边拿了块抹布回来，将桌面擦拭干净。
我知道她的恐惧从何而来。在孔雀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结婚之后，女人若是在十年内没生孩子，男方就可以在支付一笔费用之后，强行结束婚姻。而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从此便丧失正常生活的权力，沦为与寡妇等同的一类人。在瓦纳纳西旅游时，我曾经去过一个寡妇村，里面生活着四千多名丧偶的女人，因太过触目惊心，我不忍描述。这么说吧，我去过不少贫民窟，但跟寡妇村比起来，所有的贫民窟都是天堂。这一点维塔蒂比我更清楚，她曾经就站在那个地狱的边缘，虽时隔多年，但那种深深的恐惧感依然如影随形，让她不寒而栗。当然，她是幸运的。十九岁那年，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那声婴儿的啼哭，在她记忆里清晰如昨。女儿的到来，就如同一把钥匙，瞬间卸下了她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她仿佛看到阴暗的生活中，敞开了一道口子，明媚的阳光涌了进来。她忍不住嚎啕大哭。 此后八年，她又生下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直到有了儿子，她才完成身为妻子的使命。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接下来，儿女的成长和教育就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为了供孩子们读书，她每天凌晨五点起来，推着一辆板车，步行三个小时，到离村子近十公里的镇上去将牛奶和蔬菜卖掉，换取孩子们的学费。回到家后，再匆忙赶往地里。几十年如一日，她就这么过着。她说这没什么，虽然苦点累点，但内心是充实的、快乐的。她说得轻描淡写，我却深知其中的艰辛。
“你们国家不是有免费教育吗？”我问她，
她苦笑一下，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跟我谈起了公立学校的情况，说那里面的老师根本不管学生，中午十二点以后才去上课，下午不到四点就回家了。上课也是敷衍了事，随便讲个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让学生自习，自己则织毛衣，吃瓜子。松散的课堂习气，导致学生也自由涣散，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甚至丧失学习能力。但凡有点经济能力的人，是绝不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的。
她的言下之意——所谓的免费教育，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所以，她将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私立学校，让他们的教育得到了保障。当然，学费也是十分高昂，即使家里有两公顷土地，在经济上她依然不堪重荷，欠下很多的债，至今还在陆续还债。让她欣慰的是，五个孩子，有三个读完硕士，两个读完本科，都去了大城市，有了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在孔雀国的乡村，这算得上是个奇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她作为拍摄对象的原因。
采访完成，我把录音笔关掉，装进包里。对于我们此次的拍摄来说，这是一个堪称圆满的故事。然而不知为何，我却总觉得有所缺失，具体缺在哪里，又想不起来。我看了看表，下午两点半，已过了午饭时间。维塔蒂收拾好桌子，回到灶前，开始又一轮的忙碌。她很快就为我们做好午餐，用三套不锈钢的餐盘端了上来。因信仰原因，孔雀国人对生活的态度称得上潦草，一切讲求从简，在饮食上，他们明显缺乏探索的兴趣。招待客人时，隆重与否，也就是餐具上的区别，贵客用不锈钢餐具，普通客人则用一次性餐具。食物的内容却是一成不变——一种叫贾巴迪的飞饼作为主食，加上一份土豆泥，一份咸菜，一碗牛奶浸泡的豆子，顿顿都是如此。主食的制作十分简单，将摊好的面皮在平底锅上烙熟，再放在明火上过一下，烤出一股淡淡的焦味。这样的飞饼吃到嘴里，又干又硬，还带着一种糊味。对于习惯了精细烹饪的中国人来说，委实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我实在是饿了，不得不将就着吃了一点。
维塔蒂却是一口没吃，她说在孔雀国农村，吃饭就是早晚两顿，没有午餐这一概念。招呼好我们后，她用一个塑料袋装了两张飞饼，就匆匆出去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拐个弯，消失在寺庙前方。我估计她没走多远。果然，不到五分钟，她就回来了，脑门上沁着一层细汗。不知何时，她换了身衣服，那块明艳的纱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件纯黑的纱服。这种服饰我在很多寺庙里见过。女性进寺祈祷，往往都穿着黑纱。由此可见，维塔蒂是个极其注重细节的女人。
我打量着这座院子，里里外外，每一件家具、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十分干净。在这个以脏乱闻名的国家，实在是难得一见。然而，也正是这种洁净，让我有了一种强烈的直觉——在这个家里，要么是没有男人，要么就是男人长年在外。我终于意识到了，刚才采访完成后，我为什么总感到有所缺失，那是因为她的谈话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她的丈夫。
“她丈夫呢？”我悄悄问萨迪。
萨迪愣了愣，看看我，又看看她，似乎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最终什么都没说。他的沉默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直觉。我没有再问。她只字不提，自有她的理由，我没有必要一探到底。人也是动物。既然是动物，在同类面前，就会掩饰自己的弱点，或者伤口，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
吃完午饭，维塔蒂又把院子清扫了一遍，将桌子也擦干净了。她是个懂得体贴的人，说我们远道而来，一定累了，要我们休息一会儿。萨迪二话不说就趴在了桌子上。维塔蒂搬了两张躺椅出来，给我和小陈各一张。我打开椅子，刚躺下来，萨迪的鼾声已起。我也眯上眼睛，睡了一会儿。
醒来时，日已西斜，一层红光浮在不远处的河面上。小陈正在准备器材。我们的工作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在太阳落山之前，得跟维塔蒂去地里，拍她劳作的画面。可是，等小陈把好器材打好包，我却闹起了肚子。我体内这套由精细菜肴培养出来的消化系统，到了孔雀国变得不堪一擊，本地人制作的食物，只要吃下去，十有八九会拉肚子。即便今天的食物是出自维塔蒂——一个如此注重清洁和卫生的女人之手，也没能幸免。我肚子里不断翻腾，像团着一把杂草，稍动一动，就隐隐绞痛。我估计自己无法坚持工作，就留在了家里，让小陈和萨迪跟着维塔蒂过河，去完成剩下的拍摄。
我躺在椅子上，眯着眼睛，继续休息。他们一走，小院立马空了。世界格外安静，我耳边萦绕着清晰的鸟叫、虫鸣，甚至还能听到奶牛吃草时的咀嚼声，如此的微小，却又是如此的纯净，让我暂时忘却了来自肠胃的折磨。过了一会，我听到一阵诵经声，从一墙之隔的寺庙中传来，低沉而又清朗。那些由梵语构成的经文，一字一字的，仿佛珠玉一般，清晰而又干净地落在院子里，让人感受到一种咒语般神秘而又沉重的力量。
我喜欢这种直入灵魂的梵音，近乎痴迷。我想静静听上一会，无奈肚子不允许，闹得越来越厉害。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不得不终止聆听。我从躺椅上爬起来，在院子里找了一圈，没有厕所，只好出门，沿着那条小路，在村子里继续找着。从村头到村尾，我问了几十户人家，无一例外，都没厕所。村民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孔雀国农村是没有厕所的，男人随意找地方解决，女人则利用早晚的时间，去田间或者是偏僻的树林里解决。他们让我也去田间。我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说服自己入乡随俗，对我而言，这是件比闹肚子本身更令人困扰的事情。后来有位善良的村民从家里推辆摩托车出来，载着我到了两公里外的一所小学，才总算是解决了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回来时，又经过那座孔雀国教寺庙。诵经声已经停止了，但那股神秘的力量依然存在，就像只无形的手，将我往寺庙里拉。想起萨迪的眼神，我有些犹豫，在门前徘徊了好一阵子，但我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内心的好奇。我走了进去。里面空空荡荡，十分冷清，倒也像处清修之地。寺内唯一的陈设是尊神像。在正面的墙上，有个半人高的洞，神像就在洞里。洞开得很小，仅够容身，且下半部分用红砖砌死，神像只露着一个头。如此一来，这尊神像看上去就不像是被供着，而像是在被囚着。唯一能证明它身份的，是它前面有个一尺见方的供台，上面摆着两张飞饼。几只老鼠正围在旁边，见了人也不害怕，只顾贪婪地分享供台上唯一的供品。
寺内如此简陋，我多少有些失望。但我不得不惊叹孔雀国人的雕刻工艺，虽然这尊神像瘦如枯骨，但面部的线条准确、生动，且棱角分明，五官活灵活现。我拿出手机，对准它，按下拍摄键，却发现手机里的成像是虚的。我又拍了几次，仍是徒劳，一张也没能拍好。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无论我如何调节拍摄模式，它在手机里的成像始终像灵魂般虚幻。我走到近前，看了看。它的面部蒙着一层灰尘，估计是疏于清扫。我把手机揣好，在它脸上拍了拍，一把尘土掉了下来。我手底下感受到一股坚硬和温度。就在这时，神像突然动了一下，两道目光向我射来。我吃了一惊，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不是一尊神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瞬间想到了孔雀国的苦行僧，这是一个有着五六百万之众的庞大群体。据我所知，在这个群体中，有些人确实是为了信仰，通过修行，让灵魂通往高地，下次轮回便可进入天堂。但更多的人是为了逃避苦难，无论生活如何困顿，他们只要进入苦修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家弃子，远离俗世，接受众生的膜拜和供养。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我不知他是出于什么动机而选择了苦修。但我总算是弄明白了，维塔蒂当年为什么要把家从河对岸搬过来。因为这个地方有着她的希望——一种比绝望更加渺茫、更加遥不可及的希望。这种希望让她可以放弃余生，在这一墙之隔的地方，守着丈夫的天堂之路，同时也是自己的地狱之路。我之所以有此发现，是因为供台上的供品。几个小时前，这两张飞饼就在维塔蒂的手里烙着。
我越想越觉得凄凉、惊悚，身上一阵子发冷。我退了出来。不，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逃了出来。回到院子里，我出了一身冷汗。然后我发现，肚子不知何时已安静下来。我的病就这样好了。
几个拐弯之后，村子的模样显示出来。房屋普遍低矮，多数是一层的平房。最高的建筑也是因为地势。那是座孔雀教的寺庙，建在一块隆起的土丘上。据我所知，这是一幢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沉淀的建筑，宗教风格异常鲜明，锥形的穹顶高耸出来，将阳光反照成金色的光晕，朦胧而又圣洁。穹顶周边停着几只孔雀，也许是见到陌生来客，它们不时扑动翅膀，发出嘹亮的鸣叫。
萨迪把车开到村口，停下来，熄掉马达。我们下了车。风顺着乡村公路追撵过来，将树林搅得哗哗作响。空气中各種交杂的气息又浓了一些。几位农民从村口转出来，扛着农具，慵懒地走向田间，就仿佛电影中缓缓移动的慢镜头，让人感到一丝苍凉和忧伤。
在孔雀国的北方，时间是慢的，城市里慢，乡村里更慢，慢出一种松松垮垮的节奏，让人发慌。可我们不得不去适应。三个月前，受深圳九善珠宝公司所托，我和同事小陈辗转万里，来到这个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国家，执行“十万微笑妈妈计划”的采访和拍摄。我们选择阿格拉，是因为泰姬陵。在这座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建筑下面，葬着一位美丽的女人，她曾经为国王沙贾汗养育了十四位孩子，但也间接导致了莫卧儿王朝的衰落。她不是一位称职的王妃，但绝对是位伟大的母亲。
拍摄期间，我和小陈就在泰姬陵旁边住着。萨迪是我们的房东，也是向导，今年二十九岁，经营着一家家庭旅馆。除了偶尔接待客人，其余时间，他无所事事，过着一种十分闲散的生活。这也是大多数孔雀国年轻人的共性，能闲着的时候，就尽可能让自己闲着，活得十分的随意，就好像有大把的时间可供挥霍。
我点了根烟。小陈把拍摄器材搬下来，蹲在路边，一件件进行清洗和保养。这项原本简单的工作，到了孔雀国却变得相当繁琐。因空气质量太差，相机镜头隔几个小时就必须清洗一次，否则就会蒙上一层尘土。值得幸庆的是，小陈是个勤快的人，工作从不嫌烦。他兢兢业业的态度，就像面镜子，时刻照射着孔雀国人的松懈和懒散。我看了下表，十点半，距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半个小时。要采访的那位母亲还没来。我们只能等，当然，我们也习惯了等。在孔雀国人的眼里，时间向来都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在这个国家转了一圈，从北到南，行程贯穿十几座城市，还从未遇到过守时的人。
萨迪没等多久，就失去了耐心。他回到车上，把座椅调平，眯上眼睛。他很快就睡着了。在闲散的生活方式下，这个年轻人练就了一项神奇的本领——他仿佛随时随地都能睡着。这让我羡慕不已。对我这种长期饱受失眠折磨的人来说，良好的睡眠弥足珍贵。
我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来，又点了根烟，一边抽，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太阳从低往高攀升。时间如同抽丝，在乡村里缓缓蠕动。天空渐渐明朗起来。乡村公路被太阳照得发白，从我们脚底下穿过，再悄无声息地往前蜿蜒，到了一条小河边，突然停住。那是恒河的支流，昏黄的水面倒映着蓝天。河上看不到桥，只有一根绳索系在两岸，一艘渡船在绳索的牵引下来回往返。偶尔有水声从渡口传来，夹杂着一阵嘈杂。那是有人上岸。
中午时分，太阳悬到头顶，将早上留下的寒意驱散一空，乡村变得温暖起来。又一阵水声和嘈杂响起。我站起身，看看脚底边，已经落了七八个烟头。我掏出纸巾，将烟头裹起，扔到了旁边的垃圾堆里。再抬头看时，渡口那边，一位女人从河堤上冒了出来，手里挎着个篮子。不用问我也知道，她就是那位我们要采访的母亲。这种判断基于她身上的服饰——一块色彩明艳的纱丽，在身上包裹一圈后，剩下半截从肩头斜挂下来。纱丽是孔雀国女性的盛装，见贵客时，会穿在身上。同时，纱丽也是两大文明古国在历史中的一次交汇。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形成，我国的丝绸顺着这条古老的商路传入这个国家。两千多年之后，孔雀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丝绸生产国，而纱丽也成为一个与丝绸同样古老的名词。
女人从河堤下来，拐上乡村公路，慢慢向我们走近。我看不到她的样子。一路上她低垂着头，面纱从额头罩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在孔雀国的传统中，已婚女人的脸是只能给丈夫看的，到了户外，必须用面纱遮着。曾经我天真地以为，孔雀国是个出产美女的国家，女人出场，定然会伴随着曼妙的歌舞。来到这里之后我才明白，这只是影视传达的信息。现实生活中，我从孔雀国的女性身上，看到的只是辛酸和隐忍。
过了一会，女人到了我们面前。她把篮子放下来，局促地站着，两只手规规矩矩，贴在身体两侧。一阵风吹过来，将她的面纱撩起。她的脸露了出来，旋即又被遮住，但我还是看清楚了她的样子。毕竟是养育过五个孩子的母亲，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尽管她和萨迪一样，身上有着雅利安人的血统，但日晒雨淋的乡村生活，让她早已失去了雅利安人的肤色。她的脸黑而清瘦，化过的一层淡妆淹没在皱纹里。她望向我时，目光中闪烁着一种沉甸甸的忧郁。
女人叫维塔蒂，今年五十二岁，是萨迪的亲戚。因交通所限，这个村子十分闭塞，很少有外来人，中国人她更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两张东方面孔的出现，无疑让她有些兴奋，但同时也有些拘谨。她结结巴巴，向我们打着招呼，声音很低，羞涩中带着一丝怯意。她说的是孔雀国语，我虽听不懂，但通过肢体和神态，大致也能揣摩到她的意思。有时候，语言并不是唯一的沟通方式。我知道她是因迟到向我们表示嫌意。
我问她是否会英语。她摇摇头，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向我比划着一个动作，意思是一点点，也就是几个简单的单词。这在我意料之中。没来孔雀国之前，我总以为这是一个英语普及的国家，来了之后却发现，能熟练掌握英语的，只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个联邦制的国家里，存在着一千多种语言，仅官方语言就有十八种，却没有一种语言在全国通用，交流的障碍无处不在。 我走到车边，拍拍车窗，把萨迪叫醒。他揉揉眼晴，从车上下来，为我们充当翻译。交流几句之后，萨迪告诉我们，维塔蒂割了一上午的草，刚从地里回来。她家里一共有两公顷土地，都在河对岸的村庄里。每天早上，她必须坐着渡船过去，劳作一天之后，再坐着渡船从对岸返回。
“这就是她一天的生活。”萨迪说。
我拿出录音笔，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我又看了看她。她似乎习惯把头低着，目光总落在自己的脚边。看得出来，她确实是刚从地里回来，脚底下还沾着半干的泥土，旁边的篮子里，放着一件干农活穿过的粗布衣服。因此我猜测，她身上的这块纱丽，应该是从地里出来之后，为了见我们匆匆换上的。我感到疑惑的是，她为什么不把家安在土地旁边？要知道，孔雀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个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国家，有着让全世界嫉妒的气候条件，农作物一年成熟四次，农民的劳作自然也就贯穿着一年四季，永无止息。因此，这种每天坐着渡船往返的生活，也是她一辈子的生活模式，而那条没有桥的河流，是存在于她生活中的一道长久的障碍。
“为什么不住到河那边去？”我问萨迪。
“以前住在那邊的，”萨迪说，“后来搬过来了。”
“为什么要搬过来？”我又问萨迪。这让我更加感到疑惑了。在我的理解中，搬家往往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维塔蒂搬家，却显然与这一原则背道相驰。
“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萨迪说。他向我解释，他和维塔蒂虽然是亲戚，交往却并不多，这个村子他还是第一次来。解释完后，萨迪转达了我的疑惑。
“当年为什么要搬家？”他问维塔蒂。
她抬起头，看看萨迪，又看看我，嘴角边的肌肉动了一下，没说话。她似乎有意回避这个话题。片刻的尴尬之后，她转过脸去，望着村子中央的某个地方。顺着她的目光，我又看到了那座孔雀教的寺庙。金色的阳光下，锥形的穹顶一览无遗地裸露着。那几只孔雀不知何时已经飞走了，寺庙顿时显得孤寂和空荡。
我不好再问什么，便让小陈调节好机器，准备拍摄一些花絮。小陈用三角架固定好相机，将镜头对准了她。她下意识地抬起手，遮在眼前，窘迫地躲避着镜头。她大概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不太适应。萨迪让我们不要着急，到了家里再拍。
她家离村口不远。顺着一条小路进去，往前约五十米，是口半月形的池塘，水葫芦密密麻麻地挤满半边池面，透过黑得发亮的池水，可隐隐见到一种长于淤泥中的水草。孔雀教寺庙就在池塘边上，残旧的倒影落在水中。寺门是敞开的，几行脚印顺着小路过来，凌乱地聚集到门前。一股檀香的气味从门里飘散出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莫名的冲动，想进去看看。萨迪赶紧将我拉住，示意我不要进去。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意识到自己的唐突。
然后就是一座院落式的农舍，与寺庙仅一墙之隔，沿贴墙的小路过去，拐个弯就到了。这是维塔蒂的家，条件还算不错，一栋平房带着两个院子，面积称得上宽敞。外面是个大院，按功能分成三个区域。左边相当于仓库，停着一辆农用拖拉机，空出来的地方，则堆满了铡碎的草料;中间是个饲养场，两个又长又深的石槽镶在地上，十几头奶牛围成一圈，把头扎在里面，正专注地吃草;右边是块菜地，种着土豆和西红柿。靠墙的地方，则搭着一排瓜果架子，藤蔓整齐地垂挂下来，在风中摇动。院中散发着一股田园味道。里面的小院被大院套着，跟住房连在一起，同时也是住房的组成部分。院子一头用防水布搭了个棚，再加一个灶台，就构成了简陋的厨房;另一头摆着一张方桌，几条长凳，用于吃饭和待客。正面是一字排开的三个房间，窗户都开得很小，从门口望进去，幽暗中浮着一块光亮，就像一只充满渴望的眼晴，窥视着外面的世界。这是孔雀王朝时期的产物，那时的女性足不出户，终身被禁锢在幽闭的房间里，一扇小小的窗口，是她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如今，这种反人性的禁锢早没有了，但小窗的建筑风格依然在乡村里延续。与窗户契合的是，房间也很小，刚够放下一张床，那种逼仄感，让人觉得呼口气都会受到压迫。在孔雀国的乡村，房屋的布局大多如此。饮食起居对他们来说，只占很小的比重，劳作才是生活的重心，建房时，他们会尽量将空间压缩出来，留给外面的院子。
维塔蒂把我们带到桌边，坐了下来。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坐下来，就有点手足无措，两只脚挪来那去，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将它们安顿下来。与我们交谈几句之后，她就匆匆起身，到灶上忙碌去了。她在煮阿萨姆奶茶。在孔雀国人的生活中，这种奶茶与咖喱一样不可或缺。
这地方的气候确实不错，即便是冬季，依然有充足的日照。阳光从天空洒下来，毫不吝啬地铺在地上，小院安静而又温暖。叮叮当当的声音中，一股烟火味升腾起来，与奶茶的清香混在一起，缓缓飘到我们面前。维塔蒂是个干练的女人，动作相当麻利。我看到一个清瘦的背影在灶前频频晃动，仿佛蝴蝶穿花一般。小陈刚把机器架上，调试好相关的拍摄参数，一壶热气腾腾的奶茶已经端了过来。
她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院子里立马升起一股生活气息。奶茶又腻又甜，奶香中夹杂着一股很浓的生姜味，我和小陈都不太习惯。但无可否认，正是这杯奶茶，迅速拉近了维塔蒂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喝着喝着，我们就熟了。她不再那么拘谨。后来她索性揭去面纱，落落大方地面对镜头。她的话也多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她其实很善谈。
她告诉我们，十一岁那年，她就出嫁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我去过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童婚现象见过不少。对此维塔蒂也很淡然，说这就是命运，不怪父母，这辈子贫穷，一定是因为上辈子过得太好，她不怕吃苦。真正让她备受煎熬的是，在婚后的八年时间里，她一直没能生育，因此饱受婆家和村里人的冷眼。那是她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她手中的茶杯剧烈地抖了一下，奶茶溢了出来，洒到桌上。她赶紧起身，去灶边拿了块抹布回来，将桌面擦拭干净。
我知道她的恐惧从何而来。在孔雀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结婚之后，女人若是在十年内没生孩子，男方就可以在支付一笔费用之后，强行结束婚姻。而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从此便丧失正常生活的权力，沦为与寡妇等同的一类人。在瓦纳纳西旅游时，我曾经去过一个寡妇村，里面生活着四千多名丧偶的女人，因太过触目惊心，我不忍描述。这么说吧，我去过不少贫民窟，但跟寡妇村比起来，所有的贫民窟都是天堂。这一点维塔蒂比我更清楚，她曾经就站在那个地狱的边缘，虽时隔多年，但那种深深的恐惧感依然如影随形，让她不寒而栗。当然，她是幸运的。十九岁那年，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那声婴儿的啼哭，在她记忆里清晰如昨。女儿的到来，就如同一把钥匙，瞬间卸下了她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她仿佛看到阴暗的生活中，敞开了一道口子，明媚的阳光涌了进来。她忍不住嚎啕大哭。 此后八年，她又生下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直到有了儿子，她才完成身为妻子的使命。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接下来，儿女的成长和教育就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为了供孩子们读书，她每天凌晨五点起来，推着一辆板车，步行三个小时，到离村子近十公里的镇上去将牛奶和蔬菜卖掉，换取孩子们的学费。回到家后，再匆忙赶往地里。几十年如一日，她就这么过着。她说这没什么，虽然苦点累点，但内心是充实的、快乐的。她说得轻描淡写，我却深知其中的艰辛。
“你们国家不是有免费教育吗？”我问她，
她苦笑一下，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跟我谈起了公立学校的情况，说那里面的老师根本不管学生，中午十二点以后才去上课，下午不到四点就回家了。上课也是敷衍了事，随便讲个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让学生自习，自己则织毛衣，吃瓜子。松散的课堂习气，导致学生也自由涣散，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甚至丧失学习能力。但凡有点经济能力的人，是绝不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的。
她的言下之意——所谓的免费教育，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所以，她将五个孩子全部送进了私立学校，让他们的教育得到了保障。当然，学费也是十分高昂，即使家里有两公顷土地，在经济上她依然不堪重荷，欠下很多的债，至今还在陆续还债。让她欣慰的是，五个孩子，有三个读完硕士，两个读完本科，都去了大城市，有了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在孔雀国的乡村，这算得上是个奇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她作为拍摄对象的原因。
采访完成，我把录音笔关掉，装进包里。对于我们此次的拍摄来说，这是一个堪称圆满的故事。然而不知为何，我却总觉得有所缺失，具体缺在哪里，又想不起来。我看了看表，下午两点半，已过了午饭时间。维塔蒂收拾好桌子，回到灶前，开始又一轮的忙碌。她很快就为我们做好午餐，用三套不锈钢的餐盘端了上来。因信仰原因，孔雀国人对生活的态度称得上潦草，一切讲求从简，在饮食上，他们明显缺乏探索的兴趣。招待客人时，隆重与否，也就是餐具上的区别，贵客用不锈钢餐具，普通客人则用一次性餐具。食物的内容却是一成不变——一种叫贾巴迪的飞饼作为主食，加上一份土豆泥，一份咸菜，一碗牛奶浸泡的豆子，顿顿都是如此。主食的制作十分简单，将摊好的面皮在平底锅上烙熟，再放在明火上过一下，烤出一股淡淡的焦味。这样的飞饼吃到嘴里，又干又硬，还带着一种糊味。对于习惯了精细烹饪的中国人来说，委实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我实在是饿了，不得不将就着吃了一点。
维塔蒂却是一口没吃，她说在孔雀国农村，吃饭就是早晚两顿，没有午餐这一概念。招呼好我们后，她用一个塑料袋装了两张飞饼，就匆匆出去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拐个弯，消失在寺庙前方。我估计她没走多远。果然，不到五分钟，她就回来了，脑门上沁着一层细汗。不知何时，她换了身衣服，那块明艳的纱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件纯黑的纱服。这种服饰我在很多寺庙里见过。女性进寺祈祷，往往都穿着黑纱。由此可见，维塔蒂是个极其注重细节的女人。
我打量着这座院子，里里外外，每一件家具、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十分干净。在这个以脏乱闻名的国家，实在是难得一见。然而，也正是这种洁净，让我有了一种强烈的直觉——在这个家里，要么是没有男人，要么就是男人长年在外。我终于意识到了，刚才采访完成后，我为什么总感到有所缺失，那是因为她的谈话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她的丈夫。
“她丈夫呢？”我悄悄问萨迪。
萨迪愣了愣，看看我，又看看她，似乎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最终什么都没说。他的沉默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直觉。我没有再问。她只字不提，自有她的理由，我没有必要一探到底。人也是动物。既然是动物，在同类面前，就会掩饰自己的弱点，或者伤口，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
吃完午饭，维塔蒂又把院子清扫了一遍，将桌子也擦干净了。她是个懂得体贴的人，说我们远道而来，一定累了，要我们休息一会儿。萨迪二话不说就趴在了桌子上。维塔蒂搬了两张躺椅出来，给我和小陈各一张。我打开椅子，刚躺下来，萨迪的鼾声已起。我也眯上眼睛，睡了一会儿。
醒来时，日已西斜，一层红光浮在不远处的河面上。小陈正在准备器材。我们的工作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在太阳落山之前，得跟维塔蒂去地里，拍她劳作的画面。可是，等小陈把好器材打好包，我却闹起了肚子。我体内这套由精细菜肴培养出来的消化系统，到了孔雀国变得不堪一擊，本地人制作的食物，只要吃下去，十有八九会拉肚子。即便今天的食物是出自维塔蒂——一个如此注重清洁和卫生的女人之手，也没能幸免。我肚子里不断翻腾，像团着一把杂草，稍动一动，就隐隐绞痛。我估计自己无法坚持工作，就留在了家里，让小陈和萨迪跟着维塔蒂过河，去完成剩下的拍摄。
我躺在椅子上，眯着眼睛，继续休息。他们一走，小院立马空了。世界格外安静，我耳边萦绕着清晰的鸟叫、虫鸣，甚至还能听到奶牛吃草时的咀嚼声，如此的微小，却又是如此的纯净，让我暂时忘却了来自肠胃的折磨。过了一会，我听到一阵诵经声，从一墙之隔的寺庙中传来，低沉而又清朗。那些由梵语构成的经文，一字一字的，仿佛珠玉一般，清晰而又干净地落在院子里，让人感受到一种咒语般神秘而又沉重的力量。
我喜欢这种直入灵魂的梵音，近乎痴迷。我想静静听上一会，无奈肚子不允许，闹得越来越厉害。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不得不终止聆听。我从躺椅上爬起来，在院子里找了一圈，没有厕所，只好出门，沿着那条小路，在村子里继续找着。从村头到村尾，我问了几十户人家，无一例外，都没厕所。村民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孔雀国农村是没有厕所的，男人随意找地方解决，女人则利用早晚的时间，去田间或者是偏僻的树林里解决。他们让我也去田间。我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说服自己入乡随俗，对我而言，这是件比闹肚子本身更令人困扰的事情。后来有位善良的村民从家里推辆摩托车出来，载着我到了两公里外的一所小学，才总算是解决了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回来时，又经过那座孔雀国教寺庙。诵经声已经停止了，但那股神秘的力量依然存在，就像只无形的手，将我往寺庙里拉。想起萨迪的眼神，我有些犹豫，在门前徘徊了好一阵子，但我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内心的好奇。我走了进去。里面空空荡荡，十分冷清，倒也像处清修之地。寺内唯一的陈设是尊神像。在正面的墙上，有个半人高的洞，神像就在洞里。洞开得很小，仅够容身，且下半部分用红砖砌死，神像只露着一个头。如此一来，这尊神像看上去就不像是被供着，而像是在被囚着。唯一能证明它身份的，是它前面有个一尺见方的供台，上面摆着两张飞饼。几只老鼠正围在旁边，见了人也不害怕，只顾贪婪地分享供台上唯一的供品。
寺内如此简陋，我多少有些失望。但我不得不惊叹孔雀国人的雕刻工艺，虽然这尊神像瘦如枯骨，但面部的线条准确、生动，且棱角分明，五官活灵活现。我拿出手机，对准它，按下拍摄键，却发现手机里的成像是虚的。我又拍了几次，仍是徒劳，一张也没能拍好。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无论我如何调节拍摄模式，它在手机里的成像始终像灵魂般虚幻。我走到近前，看了看。它的面部蒙着一层灰尘，估计是疏于清扫。我把手机揣好，在它脸上拍了拍，一把尘土掉了下来。我手底下感受到一股坚硬和温度。就在这时，神像突然动了一下，两道目光向我射来。我吃了一惊，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不是一尊神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瞬间想到了孔雀国的苦行僧，这是一个有着五六百万之众的庞大群体。据我所知，在这个群体中，有些人确实是为了信仰，通过修行，让灵魂通往高地，下次轮回便可进入天堂。但更多的人是为了逃避苦难，无论生活如何困顿，他们只要进入苦修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家弃子，远离俗世，接受众生的膜拜和供养。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我不知他是出于什么动机而选择了苦修。但我总算是弄明白了，维塔蒂当年为什么要把家从河对岸搬过来。因为这个地方有着她的希望——一种比绝望更加渺茫、更加遥不可及的希望。这种希望让她可以放弃余生，在这一墙之隔的地方，守着丈夫的天堂之路，同时也是自己的地狱之路。我之所以有此发现，是因为供台上的供品。几个小时前，这两张飞饼就在维塔蒂的手里烙着。
我越想越觉得凄凉、惊悚，身上一阵子发冷。我退了出来。不，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逃了出来。回到院子里，我出了一身冷汗。然后我发现，肚子不知何时已安静下来。我的病就这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