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解放后，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针对这种错误做法，刘少奇对一些领导人说，城市贫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满足的，“挖穷根”就要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挖光了工商业，毁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做自杀政策。
　　1949年4月10日晚，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天津党政领导人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到火车站迎接。因时间较晚，仅就如何汇报、视察等事宜谈了一下，决定活动安排由市长黄敬负责，并全程陪同。
　　刘少奇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遵照毛泽东的嘱咐，会见资本家，直接找资本家谈话，打消他们种种顾虑。行前，刘少奇由香山进城，专程到后圆恩寺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打招呼，并在他那里详细阅读有关报告。
　　与资本家座谈
　　刘少奇在听取黄敬就天津所面临的贸易、复工复业、劳资关系、工人失业等问题详细全面的汇报后，便从5月11日开始，用几天时间，首先分别视察中纺一厂、自行车厂、灰堆子纸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汽车修配厂，直接接触工人和私人业主，并邀请天津市一些颇负盛名的资本家座谈。
　　通过座谈，刘少奇发现了一些汇报会上所没有听到的问题，如：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好；党政机关、政府的贸易机构、公营企业都同他们划清界线，不跟他们接触；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政府的贸易公司认为是资本家的货，就压低价格，他们没钱赚，只得把盐又运回来。
　　在和资本家座谈之后，刘少奇又分别听取工商、贸易部门和工业局的汇报。
　　4月21日，刘少奇来到生产抵羊牌毛线的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有1000余名职工，有4个分厂，在天津纺织界颇有影响。厂职工代表会得知刘少奇到厂视察，便请刘少奇给全厂职工讲话。刘少奇怕影响生产，答应只请职工代表和部分职员开一个座谈会。会上，刘少奇解释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原则而又具体地说明了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为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工人政治解放，还不能完全不受剥削，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做不到。现在，资本主义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失业人员不如有业人员。现在是资本家太少，而不是太多。工人的痛苦不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中国，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刘少奇反复强调，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只能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不要抛弃一个有用的人。在人民民主新政权之下，“不怕资本家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
　　刘少奇先后几次邀请包括有宋棐卿在内的天津比较著名的代表性的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朱继圣、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等百余人参加天津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每次座谈会都开得非常热烈，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明心态。资本家向刘少奇提了不少问题，诸如：资方工商业者还能否存在？中共的政策（包括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资金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等等。同时还围绕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在座谈中，刘少奇首先肯定了大家对政府提出的意见，进而指出，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而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营的以外，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得多。刘少奇还在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件事，说上海一位大资本家曾对毛主席诉苦：“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希望把“剥削者”按希腊词典释义译为“利益分润者”。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资本家说：“谁是大哥？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但是在城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解释经济政策
　　刘少奇说，问题不在于名词，而在于资本主义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刘少奇的这几句话，给了各位工商业者一个定心丸。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就思考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现在他又直面天津资本家，重申了这种可能性。实践证明，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无产阶级政策。
　　刘少奇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叩击着每位工商业者的心，解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误解和疑虑，安定了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
　　5月6日，刘少奇出席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管理和职工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在其报告中首先讲到：“城市的特点是集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会，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不是苏联的苏维埃，也不是过去的参议会，是人民管理政权。”
　　刘少奇反复阐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他强调指出，城市工作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步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为了发展生产，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但在必要与可能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主义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也是需要的。
　　刘少奇特别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现在我们革命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不是革命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对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允许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的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有进步性的”，“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刘少奇指出，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联合不斗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只斗争不联合犯了“左”倾错误，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
　　事实证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成功的。他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大胆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联系于当时天津的实际，将党的革命原则的坚定性与领导方法的灵活性创造性地相结合，有的放矢地解决了当时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这些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及时地在党内外广泛传达，对推动党的城市工作，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天津，果真是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天津的工商业得以迅速恢复，主要工业生产行业，在六，七月以后即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1949年4月初，天津市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只有293户，到同年9月，就发展到3800户，增加了近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