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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正处于创新社会管理的深度变革中，中国律师必将在这个阶段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笔下这篇文字变成铅字时，律师李庄正好步出重庆的监狱，重新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此时此刻，当我想起2个月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李庄案第二季庭审之辩时，忍不住仍然热泪盈眶。
我们组织的那场法治战役，没有辜负广大人民的期望。感谢斯伟江、杨学林两位出庭律师，感谢全体辩护律师顾问团的专家和律师。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李庄案撤诉那天，4月22日清晨，我从上海办公室驾车回杭州，车过嘉兴，顾问团成员张青松律师从北京来电，他说控方撤诉了。他告诉我是大哭一场后才给我来电的。我一边驾车一边流泪，不去管不断响起的手机来电。我们是为法治中国而哭。
其实更要感谢的是，重庆的一些良知未泯的法律人。法院和检察院最后守住了中国法治的底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就去掉了一个合同诈骗的罪名。法院听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他们发出了中国法官应有的正义的声音。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三十年，律师已经成了社会关注度愈来愈高的一个群体。李庄案终于峰回路转，成为对律师制度恢复最好的纪念，这也是法治中国的胜利。
公共事件中律师为什么广受关注
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解读，过去是官员、官媒，后来是专家学者，现在是律师。所有的社会热点问题出现，公众都想倾听律师怎么说。官员往往言不由衷，没有真相；记者只负责揭示真相而无法解读法理；学者只能解说法理而无法了解现场，徒说难行。而律师兼备法律理解和法律实务两个领域，他谈出观点，往往能够付诸行动。能言也能行。由于天天在处理法律实务，对中国司法现状和社会现实有切身感受，一般人无法见到的内幕也能够调查了解。这是其他公共事件参与人，如学者、记者都无法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律师正在成为公私权冲突的前沿地带的活跃力量，也成了一个危险性相对较高的行业。黑幕的揭露者和维权的实际行动者，往往都是律师，他成了专制弄权者和地方恶势力最害怕的一支力量。
不仅如此， 律师还是法律共同体中的民权力量。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法学教授等法律共同体各类成员中，只有律师是不拿国家财政工资，不向公权力要好处，靠自己的法律服务养活自己的群体。只有这种法律人是站在民权一方，同公共权力进行抗衡，制约公权、保护民权的一种力量。
律师的这种公共参与，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力量。他是一个理性的法治的力量。因为律师手中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垄断可以依靠，他有的只是已经公布的国家成文法律，以及他自己的法律知识。他只有依靠法律为别人服务，依靠法律去挑战（某些）公权的违法和无序，依靠法律实现自己的公平正义的理念，依靠法律来实现自己利益（这个利益不仅是经济概念的）最大化。因此，律师是天生的最讲法治的一支力量。他依据法而生存，依据法而强大，依据法而发展。他是国家法治的守护者。除去法律，律师将一无所有。
社会各种力量中，律师往往最关注公共事件，而且很快能够将公共事件纳入法律规范进行解读。由于中国二十多年的普法，全体国民也已经养成了一种法律思维，已经习惯将法律作为一种是非判断的坐标，而不再迷信权力和报纸。他们会将公共事件用现有法律去对照，用法律规范去解读，自己理解不了就去问律师。因为律师才会站在民权的一方去解释和理解。而律师的解读不代表官方，没有权力的压服，可以探讨，可以不同意，可以有别的律师、学者、记者、网民去反驳、比较他的观点，因此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在不断的滚动对话中，真相和真理能够被发现。因此，平民也喜欢听律师的声音。
律师是公权力的天然监督者
律师批评社会，监督公权，是因为他每天在处理社会矛盾，每天在看到社会的弊病和社会的不公。在执业中，能够比别人更早地了解真相，了解内幕，了解不平和黑幕。律师能够从不断遇到的现实案例中的冤错,发现法律适用的问题；从大量法律适用中的问题,发现司法解释的问题；从司法解释的问题,追根到法律法条的问题；从法条的问题,追根到立法思想的问题；从立法司法中的问题,追溯到立法思想国家理念问题。
律师能够从法律实务,思考到法学理论；再从法学理论,回到司法实务中去检验。律师能够见微知著，从个别的案例发现国家管理和社会矛盾中的普遍性的问题，同时在实践中寻找解决之途。不断探索，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律师参与公共事件，往往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实例和有实际普遍性的意义。
维护国家稳定的思路，是靠高压还是靠疏导？任何高明的政治家，都不难得出结论。但是，我们当前的维稳思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当前的维稳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司法救济不畅。但是，党的执政理念又是执政为民，倾听人民的呼声，要关心民生疾苦。因此，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存在着）用领导批示干扰司法，鼓励百姓找权力清官，另一方面又把杜绝信访作为一种考核地方政权的责任制要件。于是，上访，截访，跪求，自焚，拦截，安元鼎，办学习班，关访民，被精神病
我笔下这篇文字变成铅字时，律师李庄正好步出重庆的监狱，重新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此时此刻，当我想起2个月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李庄案第二季庭审之辩时，忍不住仍然热泪盈眶。
我们组织的那场法治战役，没有辜负广大人民的期望。感谢斯伟江、杨学林两位出庭律师，感谢全体辩护律师顾问团的专家和律师。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李庄案撤诉那天，4月22日清晨，我从上海办公室驾车回杭州，车过嘉兴，顾问团成员张青松律师从北京来电，他说控方撤诉了。他告诉我是大哭一场后才给我来电的。我一边驾车一边流泪，不去管不断响起的手机来电。我们是为法治中国而哭。
其实更要感谢的是，重庆的一些良知未泯的法律人。法院和检察院最后守住了中国法治的底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就去掉了一个合同诈骗的罪名。法院听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他们发出了中国法官应有的正义的声音。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三十年，律师已经成了社会关注度愈来愈高的一个群体。李庄案终于峰回路转，成为对律师制度恢复最好的纪念，这也是法治中国的胜利。
公共事件中律师为什么广受关注
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解读，过去是官员、官媒，后来是专家学者，现在是律师。所有的社会热点问题出现，公众都想倾听律师怎么说。官员往往言不由衷，没有真相；记者只负责揭示真相而无法解读法理；学者只能解说法理而无法了解现场，徒说难行。而律师兼备法律理解和法律实务两个领域，他谈出观点，往往能够付诸行动。能言也能行。由于天天在处理法律实务，对中国司法现状和社会现实有切身感受，一般人无法见到的内幕也能够调查了解。这是其他公共事件参与人，如学者、记者都无法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律师正在成为公私权冲突的前沿地带的活跃力量，也成了一个危险性相对较高的行业。黑幕的揭露者和维权的实际行动者，往往都是律师，他成了专制弄权者和地方恶势力最害怕的一支力量。
不仅如此， 律师还是法律共同体中的民权力量。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法学教授等法律共同体各类成员中，只有律师是不拿国家财政工资，不向公权力要好处，靠自己的法律服务养活自己的群体。只有这种法律人是站在民权一方，同公共权力进行抗衡，制约公权、保护民权的一种力量。
律师的这种公共参与，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力量。他是一个理性的法治的力量。因为律师手中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垄断可以依靠，他有的只是已经公布的国家成文法律，以及他自己的法律知识。他只有依靠法律为别人服务，依靠法律去挑战（某些）公权的违法和无序，依靠法律实现自己的公平正义的理念，依靠法律来实现自己利益（这个利益不仅是经济概念的）最大化。因此，律师是天生的最讲法治的一支力量。他依据法而生存，依据法而强大，依据法而发展。他是国家法治的守护者。除去法律，律师将一无所有。
社会各种力量中，律师往往最关注公共事件，而且很快能够将公共事件纳入法律规范进行解读。由于中国二十多年的普法，全体国民也已经养成了一种法律思维，已经习惯将法律作为一种是非判断的坐标，而不再迷信权力和报纸。他们会将公共事件用现有法律去对照，用法律规范去解读，自己理解不了就去问律师。因为律师才会站在民权的一方去解释和理解。而律师的解读不代表官方，没有权力的压服，可以探讨，可以不同意，可以有别的律师、学者、记者、网民去反驳、比较他的观点，因此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在不断的滚动对话中，真相和真理能够被发现。因此，平民也喜欢听律师的声音。
律师是公权力的天然监督者
律师批评社会，监督公权，是因为他每天在处理社会矛盾，每天在看到社会的弊病和社会的不公。在执业中，能够比别人更早地了解真相，了解内幕，了解不平和黑幕。律师能够从不断遇到的现实案例中的冤错,发现法律适用的问题；从大量法律适用中的问题,发现司法解释的问题；从司法解释的问题,追根到法律法条的问题；从法条的问题,追根到立法思想的问题；从立法司法中的问题,追溯到立法思想国家理念问题。
律师能够从法律实务,思考到法学理论；再从法学理论,回到司法实务中去检验。律师能够见微知著，从个别的案例发现国家管理和社会矛盾中的普遍性的问题，同时在实践中寻找解决之途。不断探索，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律师参与公共事件，往往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实例和有实际普遍性的意义。
维护国家稳定的思路，是靠高压还是靠疏导？任何高明的政治家，都不难得出结论。但是，我们当前的维稳思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当前的维稳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司法救济不畅。但是，党的执政理念又是执政为民，倾听人民的呼声，要关心民生疾苦。因此，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存在着）用领导批示干扰司法，鼓励百姓找权力清官，另一方面又把杜绝信访作为一种考核地方政权的责任制要件。于是，上访，截访，跪求，自焚，拦截，安元鼎，办学习班，关访民，被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