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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终于向中国敞开。
和前期漫长的等待一样，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中国放宽了至少7000种商品的关税、降低贸易配额及其他贸易壁垒。总体看来，中国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是入世前的四倍，而出口产值几乎为入世前的五倍。
同时，许多外资企业也因此而获利。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K.C. Fung分析，美国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益率竟高达13.5%，而在全球的平均直投收益仅为9.7%。而且中国的平均关税要低于巴西和印度。和其他同等水平的成员国不同，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税提升空间。
一切正在改变
尽管如此，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抵触情绪反而愈发明显。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1%的美国人表示，中国近来的经济发展对美国非常不利，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这对美国有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货币制度饱受争议。中国评论家声称，中国通过维持低汇率，来代替为入世而放弃的贸易保护措施。
来自外国的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的成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成熟，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外国企业开始在贸易战中败下阵来，他们大可不必为了微薄利润兴师动众。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势头强劲的中国新兴企业的强大竞争。
许多外国企业感到与之竞争的并非中国企业而是中国政府。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超过10万家企业，而享受国家“特殊支持”的企业更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在中国入世后，外国企业不用再以技术转让为条件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许多外国企业仍然感到潜在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交出自己的技术。中国也通过强制执行本国的技术标准来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比如推出中国的3G手机。
一位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称，美国通常对此不会要求世贸组织裁决，而是通过双方协调。部分原因是美国企业担心自己在对华贸易案中提供对中国不利的证据，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做法大部分都处于世贸组织无法管制的灰色地带。
另一方面，中国在与世贸组织机制的处理中也显得游刃有余。“现在中国学会了保护自己，”美国智囊团之一彼得森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说，“他们会先提出控诉，如果败诉就服从裁决。”
有些时候，贸易歧视较之以往并无加剧，只是更加明显。遵循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国会将法案和草规公开30天以征求意见。这就使其他成员国更容易发现各种违规行为。由于中国推行政务透明，将很多信息公布在互联网上，促使美国对此有所了解。美国前谈判代表称：“在过去，这类的政策发布都只限于内部。”
对世贸组织成员来说，中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比当初他们料想的要糟糕一些。不过目前，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明朗化了。
一切没有改变
2000年，美国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劝说国会应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他清楚该如何说服那些怀疑论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能“会对人权和政治自由有深刻影响”。
在克林顿的言论之后是美国国会的激烈投票，这一投票终止了每年的更新程序，并保证美国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承诺的开放市场中分享利益。
即便是西方认为的中国支柱（经济）改革者——前总理朱镕基，也并不赞同这些观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四个月后的一份解密文件中，朱镕基对省级官员说：“西方敌对势力正在持续推进西方化战略，分裂我们国家。”在针对2002年早些时候国有企业工人的大规模抗议时，他谴责这些人煽动稳定因素和进行阴谋破坏。
朱镕基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热忱加强了中国为了创造一个更市场化的经济体而愿意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形象。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同样推进一项对党的章程富有争议性的修改，允许私有企业主入党。
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说，过去他和持有类似意见的知识分子对于世贸组织能促进更深远改革的能力“过于乐观”，例如发展一个健全而独立的司法体制。过去的十年间，社会确实有着巨大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前的改革成果，如住房私有化和国内迁居管制的放松。
由于又即将面临着重要领导人的换届，没有人认为长期被忽略的政治改革会马上复苏。曹思源日前发文呼吁党内“分权”以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他说，党内很多人士都支持这一想法，但不敢公开说。
克林顿在他2000年的发言时说，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将加速国有行业的缩水，国有行业曾是“党派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这将导致“深远的变革”。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抱怨，剩余的国有企业不但仍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且还在加强对私有企业进入的抵抗。近些年，官员们加大努力以确保在私营企业中建立起了党基层组织。
北京学者韩德强在他的著作《碰撞：全球化陷阱和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提出了美国利用世贸组织将中国“西方化”。他现在仍然强烈批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认为卡尔?马克思会同意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变革这个观点，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Selena 译）
和前期漫长的等待一样，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中国放宽了至少7000种商品的关税、降低贸易配额及其他贸易壁垒。总体看来，中国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是入世前的四倍，而出口产值几乎为入世前的五倍。
同时，许多外资企业也因此而获利。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K.C. Fung分析，美国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益率竟高达13.5%，而在全球的平均直投收益仅为9.7%。而且中国的平均关税要低于巴西和印度。和其他同等水平的成员国不同，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税提升空间。
一切正在改变
尽管如此，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抵触情绪反而愈发明显。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1%的美国人表示，中国近来的经济发展对美国非常不利，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这对美国有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货币制度饱受争议。中国评论家声称，中国通过维持低汇率，来代替为入世而放弃的贸易保护措施。
来自外国的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的成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成熟，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外国企业开始在贸易战中败下阵来，他们大可不必为了微薄利润兴师动众。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势头强劲的中国新兴企业的强大竞争。
许多外国企业感到与之竞争的并非中国企业而是中国政府。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超过10万家企业，而享受国家“特殊支持”的企业更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在中国入世后，外国企业不用再以技术转让为条件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许多外国企业仍然感到潜在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交出自己的技术。中国也通过强制执行本国的技术标准来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比如推出中国的3G手机。
一位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称，美国通常对此不会要求世贸组织裁决，而是通过双方协调。部分原因是美国企业担心自己在对华贸易案中提供对中国不利的证据，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做法大部分都处于世贸组织无法管制的灰色地带。
另一方面，中国在与世贸组织机制的处理中也显得游刃有余。“现在中国学会了保护自己，”美国智囊团之一彼得森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说，“他们会先提出控诉，如果败诉就服从裁决。”
有些时候，贸易歧视较之以往并无加剧，只是更加明显。遵循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国会将法案和草规公开30天以征求意见。这就使其他成员国更容易发现各种违规行为。由于中国推行政务透明，将很多信息公布在互联网上，促使美国对此有所了解。美国前谈判代表称：“在过去，这类的政策发布都只限于内部。”
对世贸组织成员来说，中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比当初他们料想的要糟糕一些。不过目前，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明朗化了。
一切没有改变
2000年，美国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劝说国会应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他清楚该如何说服那些怀疑论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能“会对人权和政治自由有深刻影响”。
在克林顿的言论之后是美国国会的激烈投票，这一投票终止了每年的更新程序，并保证美国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承诺的开放市场中分享利益。
即便是西方认为的中国支柱（经济）改革者——前总理朱镕基，也并不赞同这些观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四个月后的一份解密文件中，朱镕基对省级官员说：“西方敌对势力正在持续推进西方化战略，分裂我们国家。”在针对2002年早些时候国有企业工人的大规模抗议时，他谴责这些人煽动稳定因素和进行阴谋破坏。
朱镕基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热忱加强了中国为了创造一个更市场化的经济体而愿意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形象。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同样推进一项对党的章程富有争议性的修改，允许私有企业主入党。
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的创办者曹思源说，过去他和持有类似意见的知识分子对于世贸组织能促进更深远改革的能力“过于乐观”，例如发展一个健全而独立的司法体制。过去的十年间，社会确实有着巨大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前的改革成果，如住房私有化和国内迁居管制的放松。
由于又即将面临着重要领导人的换届，没有人认为长期被忽略的政治改革会马上复苏。曹思源日前发文呼吁党内“分权”以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他说，党内很多人士都支持这一想法，但不敢公开说。
克林顿在他2000年的发言时说，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将加速国有行业的缩水，国有行业曾是“党派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这将导致“深远的变革”。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抱怨，剩余的国有企业不但仍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且还在加强对私有企业进入的抵抗。近些年，官员们加大努力以确保在私营企业中建立起了党基层组织。
北京学者韩德强在他的著作《碰撞：全球化陷阱和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提出了美国利用世贸组织将中国“西方化”。他现在仍然强烈批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认为卡尔?马克思会同意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变革这个观点，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Selena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