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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注重诗意和呈现诗意是每个作者在创作中都要追求的，但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达到呈现诗意的境界。因为要呈现诗意必须要有足够的俗世人文情怀、醇真醴深的文化意味和生活趣味、氛围渲染以及驾驭写作的文化才情。就此，不论是从俗世的生活感受到生活的亲切和乐观，还是从文化的承传中感受到久远的伦理文化与人情的力量，没有比汪曾祺更令人称奇的。“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此乃夫子自道。本文在古朴的民俗、欢快的氛围、恬淡的乡韵、和谐的色调等方面阐述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汪曾祺散文化小说或曰风俗画小说在一种从容淡然的描写中，呈现的诗意的想象、意韵的渲染而带来的审美价值新取向。
关键词：当代文学 诗化小说 汪曾祺 韵味渲染 抒情笔调
高邮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写了很多优美词句的著名词人秦观也是高邮人。大运河从城边流过，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给出生在这里的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汪曾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老师沈从文的文学观、人文主义思想也一样渗透到他的作品中。他还任过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多为短篇小说的形式，数量不多但质量上乘。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凭借清新淡远、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开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汪曾祺的小说渗染出幽淡可餐似又难于言说的某种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地品鉴探析。
一、古朴的民俗
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的经历给汪曾祺创作以很大的影响。他着迷于民间的戏曲、歌谣，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创作者的巨大影响，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汪曾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养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多年以后，在汪曾祺复出文坛的时候，他已经辍笔了40年，当他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回顾40多年前的那些旧梦时，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其作品深深打上了民俗的印记。如《岁寒三友》中写道：“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自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上是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也感受到了他善良的品格。
二、欢快的氛围
小说的诗意要靠情绪、氛围、境界、语言等主观化处理传达出来。尤其在诗化小说中，气氛的渲染就是作家创作中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汪曾祺通过一生的努力，实践了自己“气氛即人物”的美学思想。他的小说兼具散文、诗歌的特征。散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他认为在短篇小说里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情节，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表现人物。这种气氛化、散文化的小说展开在读者眼前，是一幅幅清新淡远、意蕴深厚、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民情风俗画。这幅画是欢快的，有人情味的。
《大淖记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这个细节作者以欢快的情调，用欣赏的笔调，写出了水乡的人们特有的劳作方式，并把他们劳作时的愉悦乃至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的大淖水乡女性生活情状以及喜悦融和的气氛渲染得浓浓烈烈。“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于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
三、恬淡的乡韵
汪曾祺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比较敦厚质朴。而这类人物形象塑造，都是借助于浓烈的氛围、凝练的语言来表现的。比如《受戒》中小英子姐妹，作者介绍她们的外貌：“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这些本色的语言，使人感觉得到小英子形象的质朴美丽，是非常逼真而优美的。
汪曾祺小说中的场景，不单是写水乡的风景如何优美，更多的是把自然景物和人情风俗结合起来，写出了高邮运河水乡恬淡和谐的生活场景，写出了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生活习性，如《受戒》中借明海的眼观看县城：“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的、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吹糖人的……”作者是以孩子的视野很平实地表现，却让读者很深刻地体会出小县城的热闹。 四、和谐的色调
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写作时所选择的不是人生的苦难，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也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而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时，“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帮朋友脱离困境。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这种和谐的生活氛围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
汪曾祺笔下的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写人物，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乐观冲淡，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作者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因此在其小说中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没有了浮躁，看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位仁爱的、抒情的小说家汪曾祺。他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构建人生，表现一种淳朴自然却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呈现出一片清新淡雅却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气质。亦如评论家所言：“他笔下的世界因此而充满了生命活力，率性而没有束缚，沉静和乐而没有喧嚣纷争，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和谐，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趣，耐人咀嚼，让人回味。”
参考文献：
[1] 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21.
[2] 吴延生.清清的湖水静静地流——汪曾祺小说《受戒》细节描写的艺术性浅探[J].名作欣赏，2008（11）.
[3] 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风格[J].文学评论，1992（3）.
[4] 李生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435.
关键词：当代文学 诗化小说 汪曾祺 韵味渲染 抒情笔调
高邮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写了很多优美词句的著名词人秦观也是高邮人。大运河从城边流过，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给出生在这里的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汪曾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老师沈从文的文学观、人文主义思想也一样渗透到他的作品中。他还任过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多为短篇小说的形式，数量不多但质量上乘。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凭借清新淡远、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开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汪曾祺的小说渗染出幽淡可餐似又难于言说的某种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地品鉴探析。
一、古朴的民俗
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的经历给汪曾祺创作以很大的影响。他着迷于民间的戏曲、歌谣，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创作者的巨大影响，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汪曾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养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多年以后，在汪曾祺复出文坛的时候，他已经辍笔了40年，当他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回顾40多年前的那些旧梦时，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其作品深深打上了民俗的印记。如《岁寒三友》中写道：“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自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上是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也感受到了他善良的品格。
二、欢快的氛围
小说的诗意要靠情绪、氛围、境界、语言等主观化处理传达出来。尤其在诗化小说中，气氛的渲染就是作家创作中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汪曾祺通过一生的努力，实践了自己“气氛即人物”的美学思想。他的小说兼具散文、诗歌的特征。散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他认为在短篇小说里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情节，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表现人物。这种气氛化、散文化的小说展开在读者眼前，是一幅幅清新淡远、意蕴深厚、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民情风俗画。这幅画是欢快的，有人情味的。
《大淖记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这个细节作者以欢快的情调，用欣赏的笔调，写出了水乡的人们特有的劳作方式，并把他们劳作时的愉悦乃至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的大淖水乡女性生活情状以及喜悦融和的气氛渲染得浓浓烈烈。“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于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
三、恬淡的乡韵
汪曾祺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比较敦厚质朴。而这类人物形象塑造，都是借助于浓烈的氛围、凝练的语言来表现的。比如《受戒》中小英子姐妹，作者介绍她们的外貌：“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这些本色的语言，使人感觉得到小英子形象的质朴美丽，是非常逼真而优美的。
汪曾祺小说中的场景，不单是写水乡的风景如何优美，更多的是把自然景物和人情风俗结合起来，写出了高邮运河水乡恬淡和谐的生活场景，写出了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生活习性，如《受戒》中借明海的眼观看县城：“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的、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吹糖人的……”作者是以孩子的视野很平实地表现，却让读者很深刻地体会出小县城的热闹。 四、和谐的色调
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写作时所选择的不是人生的苦难，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也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而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氛围。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时，“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帮朋友脱离困境。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这种和谐的生活氛围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
汪曾祺笔下的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写人物，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乐观冲淡，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作者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因此在其小说中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没有了浮躁，看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位仁爱的、抒情的小说家汪曾祺。他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构建人生，表现一种淳朴自然却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呈现出一片清新淡雅却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气质。亦如评论家所言：“他笔下的世界因此而充满了生命活力，率性而没有束缚，沉静和乐而没有喧嚣纷争，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和谐，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趣，耐人咀嚼，让人回味。”
参考文献：
[1] 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21.
[2] 吴延生.清清的湖水静静地流——汪曾祺小说《受戒》细节描写的艺术性浅探[J].名作欣赏，2008（11）.
[3] 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风格[J].文学评论，1992（3）.
[4] 李生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