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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助学体系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全国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大力推进教育公平，让所有的人上得起学、读得起书，建立国家助学体系。2007年9月，财政部正式宣布从2007年秋季开学起，进一步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500亿元左右。全国1800多所高校约400万名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约1600万名学生将从中获益。
新的国家助学体系，按照“加大财政投入、经费合理分担、政策导向明确、多元混合资助、各方责任清晰”的基本原则，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各项助学政策，扩大受助学生比例，提高资助水平，将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国家助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国家奖学金制度。中央继续设立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所需资金由中央负担。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二是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是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与国家助学贷款享有同等优惠政策。四是完善学校的减、免、借、贷、奖、助等办法，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勤工助学、校内无息借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同时，进一步落实、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相关优惠政策措施。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我国的国家助学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和完善。2005年，我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安排了约70亿元用于中西部地区3400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2006年，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2007年，在全国范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惠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约1．5亿人，为此，2006 ~ 2010年全国累计新增财政教育经费达2182亿元。对中等职业教育，2006年，中央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当年安排8亿元，资助80万名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奖、贷、助、补、减有机结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05年全国高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金额达176．6亿元，其中奖、助学金62．42亿元，国家助学贷款76．32亿元，勤工助学等37．86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483万人次。
财政部提出，为落实新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2007年秋季学期投入的经费将达到154亿元左右。预计2008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将在此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08亿元左右。
国家助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对于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许多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普通高中阶段的助学体系还是一个盲点，应适当考虑将国家助学体系向高中阶段延伸。如果普通高中的助学体系不能建立，就会导致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不得不选择职业中学，这样优秀的师范生源和精英人才在高中阶段就不能享受国家助学体系的恩惠。
7 高考30年
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年。高考的话题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话题，上“百度”搜索一下，有关高考30年的网络新闻就高达近80万条。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刊发了与高考30年有关的纪念文章。同时，对于高考改革与思考的文章也屡见报端。
1977年8月6日，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与会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再也坐不住了，举手要求发言。他向在场的邓小平建议，应该尽快恢复高考。这一建议不仅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也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他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这一年的冬天，共有570多万人参加了此前已中断10年的高考。这一年，每29个考生中才有1个考上大学。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只得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我也非常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生。
30年过去了，2007年我国的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录取比例约为2∶1。 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又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30年的高考，变化的不仅仅是数字。事实上，高考从恢复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 80年代末期，大学生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走在计划的老路上，另一条腿开始迈向市场。1996年，高考正式并轨，所有的学生都成了“自费生”。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从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变得相对轻松，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保障，就业难的问题开始凸显。
与此同时，高考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1998年，教育部提出“3 x”改革方案；2000年，一些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以缓解考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2003年，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让考生免受酷暑；次年，教育部将“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新举措扩大到上海、北京之外的九个省市。
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范谊提交《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引发了新一轮“废除高考”的热议。不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领衔的民间版的《中国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出台。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关于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保障教育公平；改变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全面评价学生；促进考试和选拔的多样化、多轨化、弹性化；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重视学生的选择权；促进高考多元化发展。方案提出的目标模式是，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之以高中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和面试后自主录取。其基本模式是：基础资格考试＋高校自主录取。方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付费上学、自主择业，已经成为教育购买服务中的消费主体。因而，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应该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在招生方面，要求赋予学生更多的报考自主权和对高校的选择权。因为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真正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著名学者许纪霖发表文章，分析高考恢复的意义与价值。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质是重新以知识取向来规范和引导社会，选拔社会精英人才，这是20世纪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我国近现代史中，有两个事件至关重要：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一纸诏书废除了维系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科举考试，使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传统士绅逐步分化，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至引发了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第二个事件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关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毫无疑问，高考的恢复，确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知识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启了以知识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他同时指出，今天高考的整个制度，乃至具体的考试内容、方法和形式，都与创新型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应试化。表面看来，今天高考的很多题目和方式比过去要科学得多，但客观题的分量却越来越大，无形中将学生的思维强行纳入一个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式里面，这对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复之初，考试题目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大多为主观题，学生拥有相对自由的发挥空间，对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积极意义。但现在的高考题目，客观的成分越来越强，使考试内容和方法变成了检阅学生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对创新能力的考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考试竞争使高考变成了评价学生知识是否合格的精致化考试。这样，高考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就造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化倾向。他主张，中国的高考制度应该多元化，至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实行原来客观化的考核方式；二是在经济发达、条件成熟的大城市实行自主招生改革。
8 西南联大70年
2007年还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活动：西南联大建校70年。它虽然不像高考30年那样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媒体的聚焦点，但是在教育界，还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感慨与思考。
西南联大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共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同年5月4日开始上课。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不仅把原来各自的优秀传统融合起来，而且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达到300多人，其中有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等日后的大师级人物，校务则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管理。联大的教授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或顶级专家，校长也是著名学者、管理大家。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教学风气，为创建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立下了辉煌的功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虽然只有短短8年的办学历史，但是它形成的文化是值得我们关注和传承的。它拥有自己的校训：刚毅坚卓。拥有自己的校歌，歌词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形成了自己的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8年多的时间，在校学生不过前后8000人，毕业生只有3800人，却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出了共和国7位“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在中国教育史和现代史上，西南联大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谓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
张克等在总结西南联大的精神财富的时候指出，西南联大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所创造出的光辉业绩和精神财富，令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界都倍感震惊，也使我们当代的教育工作者感到自豪和骄傲。虽然如今的高校已与西南联大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相距甚远，但“联大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后人启迪深远。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自觉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学术精神。学校鼓励不同学派观点的教师开设课程，同一门课程常常有两位或多位教师来讲，教师们常常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及观点新知应用于教学之中，各位教师的观点往往不同甚至相反，这样，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新见解，都感到受益无穷。如陈寅恪先生公开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二是对青年学子的理想信念和民族忧患意识教育。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为艰难，教师们的生活也极为清苦，学生们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温饱，但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志向。联大教师大多亲身经历过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深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艰辛和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求知学成后，首先想的就是如何报效祖国。三是严慈相济，用高度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师职业，引导青年学子求真创新成才。
9 杜郎口旋风
如果要选择一个学校作为2007年中国教育旗帜的话，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据说，每天到学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经常有几百人同时出现在校园中，一年“门票”的收入就达到150万元。在“西祠胡同”的网站上，有一个叫“阳春白雪九月间”的网民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神话”》为题写道：
仿佛在一夜间，“杜郎口”如飓风般席卷全国。
纷至沓来的人，怀着“朝圣”的心，从四面八方，几乎在同一时间，会聚杜郎口。
“破译”“解密”“探访”“考察”……甚至怀疑……不同的人，揣着同样的想法，寻找自己所期望的。
他们叫醒耳朵，打开心灵，调动所有的神经，从杜郎口中学的大门口开始，从校园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壁开始，从开花的脸庞和成长的身影开始……在激情燃烧的课堂里、在轻歌曼舞的草尖上、在被田野染成绿色的乡风里、在孩子们飞扬的眼神里、在校长因劳累而沙哑的声音里……他们耳濡目染，寻找、发现、探究；他们如饥似渴，感受、吮吸、采撷，不同的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奇迹”！
有人戏谑着概括这个“奇迹”：“学生反了，课堂散了，老师也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人们把这样的“奇迹”，称为“杜郎口牌”奇迹。
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既然是这样一个“奇迹”，为什么却能缔造出真正的奇迹？
而在《杜郎口旋风》一书中，更有许多关于这个传奇学校的描述：
“杜郎口中学的每一间教室里都有前、后和侧位三块黑板，而前面的主黑板上，无一例外地写着诸如‘我的霸气谁能敌，快乐课堂我称帝’……”“学生的课桌摆放很另类，不是传统的‘排排坐’，而是每一间教室的课桌都堆成了六个方块，每个方块都放着一个掉了瓷的破搪瓷缸子，里面盛满了五颜六色的粉笔头。不过令我们诧异的是，所有的教室里都看不见讲桌，自然也没有讲台！”“课堂上发言的都是学生，他们的嗓门奇大，像是喊出来的，孩子们的普通话很‘普通’，带有明显的鲁西方言痕迹，却又无一例外饱蘸了热情和自信。有时候会同时站起来好几个人，同时响起几个声音，老师也不制止，谁的声音响亮谁就获得了发言权，所以发言声此起彼伏，每个发言结束之后孩子们都相互给予掌声，还有的对前一个发言者进行点评……”“终于轮到老师说话了，老师的话还没停，孩子们捡起就近书桌上的粉笔头，冲上去呼啦啦抢着爬黑板，先在黑板的最上方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板书课上学过的知识点。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独特的环节叫‘反馈’。虽然教室三面都是黑板，但还是有些没抢到黑板的同学，不过他们也不闲着，有的拿着粉笔在墙壁上写，还有的蹲在地上写，教室的地上写满了又干脆跑到教室外面，在走廊的地面写，老师不制止，更不呵斥批评。”
杜郎口中学曾经连续10年成绩全茌平县倒数，镇里每次人大代表评议都给学校亮黄牌，学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1998年春，初三年级有个60人的班，中考前只剩下了11人；全校一年升入高中的不过10个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帮“农民”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起义”。
起义的领袖是崔校长。他觉得要提高升学率只有两种途径，要么老师教得好，要么学生学得好。但是教得好不能代替学生学得好。他一头扎进课堂里去听课，越听越生气，一个月后，在全体教师会上宣布了一条纪律：从今天开始，实行0 45，教师一句话不准讲，谁讲了就是教学事故！他拍着桌子说：充满废话的课堂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而且还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导致了厌学和辍学，这样的课堂难道还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吗？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学校总结出一套比较体系化的教学基本模式，即“三三六”或“10 35”模式：它的指导思想是：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解放学生，发展学生。它的课堂模式是：“三三六”或“10 35”，所谓的“三三六”即三个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三个模块，预习、展现、反馈；六个环节，预习交流、认定目标、交流合作、展现启示、交叉巩固、达标测评。所谓的“10 35”，是指教师讲解≤10（分钟），学生自主≥35（分钟）。
这个模式主要的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预习（或自学）是最重要的环节。学生没有预习的课不准上，学生预习不好的课不能上。预习就是正课，自学就是正课。②“先学后交，当堂达标”。“先学后交”与“先学后教”音同字不同，“交”是更宽泛的“教”，体现了合作学习、交流学习、交叉学习。教室都是方阵式排位，四桌8人一组，没有散兵游勇，没有孤军奋战，没有“独立思考”（开小差），且平行分组，均衡搭配。③目标性、目的性强。有预设目标，有预习提纲。体现了目标教学的精髓。④课堂评价直接实际,导向明确。用学生每节课参与的人次数(参与度)来评价本节课。⑤学生建立“一帮一”学习制度，共同捆绑记分。形成“共同体”，从帮与被帮两学生的成绩、品质、行为、习惯等各方面的进步衡量教育的成果。
其实，杜郎口也好，洋思也罢，他们教学改革的关键都是把课堂真正地还给学生，把思考真正地还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性真正地还给学生。这是有效教学的灵魂。杜郎口旋风的背后，说明了我国以高考为导向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把教育引向了歧途，民间变革的需求非常强烈。
10 心灵的教育
2007年11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专题片《心灵的教育》，当天的收视率就创新高，突破了1000万人。在此之前，新华社记者包永辉9月25日的报道《聚焦新教育实验：把分数的教育变为心灵的教育》，也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国务委员陈至立早在5月28日就在一份内部文件上批示，要求教育部关注、调研、总结新教育实验，为中国的素质教育开拓更加广阔的路子。这一项从2002年开始的实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它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新教育”并不排斥分数，而是反对为分数而分数，它是在心灵的教育中顺理成章地收获分数。近5年的时间里，这项民间性质的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愿景的教育实验，如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燎原。截至2006年12月，新教育实验共拥有14个实验区和430所实验学校，有63423名教师和1061886名学生参与了实验。
“新教育”认为，儿童的学习不应该只是“为将来的工作与生活作准备”，教育本该是生活的基本方式，儿童今天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教育，在为长远的人生与社会理想服务的同时，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生活。“新教育”强调“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既是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也是对当下畸形教育提出治疗的愿望与计划。在当前素质教育成为越来越多人共识的同时，在许多地方与某些形式的教育中，学生的童年和青春却是充满失败、没有美好梦想的，许多学生已经失去了凝望世界的明眸，失去了追求理想的冲动，失去了淳朴的情怀和感恩之心……新教育实验提出“教育幸福”，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些脱离人性、摧残童心的畸形教育而言的。“新教育”在“幸福”后面加上“完整”二字，首先是指幸福的完整：教育既要满足学生相对低级的内在需要，如安全的需要与被爱的需要；更要促进学生萌发高级的需要，如爱他人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认可的需要。同时，这个完整还是受教育者“身、心、脑”的完整，当前忽略了心灵与身体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而在智育中，割裂的学科本身也已经不再完整。“新教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全面和谐的成长”，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获得成功的智力、高尚的德性、丰富的情感。
在现阶段，这一追求主要体现在“新教育”力图实现的“四个改变”上：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科研的范式。而实现这四个改变的方法与途径，是新教育实验倡导的“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筑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
在此基础上，新教育实验设计了三大项目，即以“晨诵、午读、暮省”为核心的儿童课程，以“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为核心的教师发展模式以及以有效课堂为核心的理想课堂研究。
2007年是新教育实验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一方面“新教育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实验区培训正式启动。另外，完全由新教育专职团队——“新教育研究中心”负责指导的“新教育小学”——在江苏省宝应县宝应小学成立，该小学既承担实验任务，又是新教育实验的培训基地。
新教育实验已经超越了传统课题的范畴。一方面，它拓展了原先并未计划的更多的适合基础教育实践的课程；另一方面，它向外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活动。新教育实验配合其他基金会譬如灵山慈善基金会，开展人道的、义务的各种教育公益活动。目前范围已经扩展到四川、云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湖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市，为许多偏远地区的教师培训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持。
新教育实验的运作方式也有所创新，即民间运作、网站管理。所谓民间运作，是指新教育实验是自下而上地推动教育改革的一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批有理想、有激情的一线骨干教师、教研员以及部分理论工作者以兼职的方式推动。这种运作方式，不是一般机构中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借鉴了企业管理的经验，以项目管理为核心，更强调效率与创造力。
限于核心成员多是兼职的现实，新教育实验对实验区的管理采用了网络管理与课题管理两套系统相结合的方式。除了普通的课题管理之外，课题组在网络上构建了网络管理系统和实验学校地图，实验学校的实验资料以及过程记录在网络上同步呈现，既供课题组考查，也供教师们监督。
新教育实验属于公益实验，不向实验学校收取一分钱的课题管理费用。在2006年以前，新教育实验的经费全部来源于朱永新教授的稿费以及讲课费。从2006年起，新教育实验开始与一些基金会进行合作，也开始接受一些援助以解决自身的经费问题。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企业或个人捐助，通过与基金会的项目合作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随着实验的进一步发展，“新教育”正在探索在不影响公益原则的前提下的造血形式。
（责编 子 君）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全国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大力推进教育公平，让所有的人上得起学、读得起书，建立国家助学体系。2007年9月，财政部正式宣布从2007年秋季开学起，进一步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500亿元左右。全国1800多所高校约400万名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约1600万名学生将从中获益。
新的国家助学体系，按照“加大财政投入、经费合理分担、政策导向明确、多元混合资助、各方责任清晰”的基本原则，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各项助学政策，扩大受助学生比例，提高资助水平，将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国家助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国家奖学金制度。中央继续设立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所需资金由中央负担。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二是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是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与国家助学贷款享有同等优惠政策。四是完善学校的减、免、借、贷、奖、助等办法，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勤工助学、校内无息借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同时，进一步落实、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相关优惠政策措施。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我国的国家助学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和完善。2005年，我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安排了约70亿元用于中西部地区3400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2006年，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2007年，在全国范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惠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约1．5亿人，为此，2006 ~ 2010年全国累计新增财政教育经费达2182亿元。对中等职业教育，2006年，中央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当年安排8亿元，资助80万名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奖、贷、助、补、减有机结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05年全国高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金额达176．6亿元，其中奖、助学金62．42亿元，国家助学贷款76．32亿元，勤工助学等37．86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483万人次。
财政部提出，为落实新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2007年秋季学期投入的经费将达到154亿元左右。预计2008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将在此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08亿元左右。
国家助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对于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许多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普通高中阶段的助学体系还是一个盲点，应适当考虑将国家助学体系向高中阶段延伸。如果普通高中的助学体系不能建立，就会导致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不得不选择职业中学，这样优秀的师范生源和精英人才在高中阶段就不能享受国家助学体系的恩惠。
7 高考30年
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年。高考的话题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话题，上“百度”搜索一下，有关高考30年的网络新闻就高达近80万条。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刊发了与高考30年有关的纪念文章。同时，对于高考改革与思考的文章也屡见报端。
1977年8月6日，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与会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再也坐不住了，举手要求发言。他向在场的邓小平建议，应该尽快恢复高考。这一建议不仅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也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他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这一年的冬天，共有570多万人参加了此前已中断10年的高考。这一年，每29个考生中才有1个考上大学。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只得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我也非常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生。
30年过去了，2007年我国的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录取比例约为2∶1。 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又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 30年的高考，变化的不仅仅是数字。事实上，高考从恢复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 80年代末期，大学生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走在计划的老路上，另一条腿开始迈向市场。1996年，高考正式并轨，所有的学生都成了“自费生”。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从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变得相对轻松，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保障，就业难的问题开始凸显。
与此同时，高考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1998年，教育部提出“3 x”改革方案；2000年，一些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以缓解考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2003年，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让考生免受酷暑；次年，教育部将“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新举措扩大到上海、北京之外的九个省市。
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范谊提交《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引发了新一轮“废除高考”的热议。不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领衔的民间版的《中国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出台。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关于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保障教育公平；改变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全面评价学生；促进考试和选拔的多样化、多轨化、弹性化；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重视学生的选择权；促进高考多元化发展。方案提出的目标模式是，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之以高中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和面试后自主录取。其基本模式是：基础资格考试＋高校自主录取。方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付费上学、自主择业，已经成为教育购买服务中的消费主体。因而，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应该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在招生方面，要求赋予学生更多的报考自主权和对高校的选择权。因为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真正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著名学者许纪霖发表文章，分析高考恢复的意义与价值。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质是重新以知识取向来规范和引导社会，选拔社会精英人才，这是20世纪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我国近现代史中，有两个事件至关重要：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一纸诏书废除了维系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科举考试，使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传统士绅逐步分化，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至引发了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第二个事件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关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毫无疑问，高考的恢复，确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知识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启了以知识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他同时指出，今天高考的整个制度，乃至具体的考试内容、方法和形式，都与创新型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应试化。表面看来，今天高考的很多题目和方式比过去要科学得多，但客观题的分量却越来越大，无形中将学生的思维强行纳入一个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式里面，这对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复之初，考试题目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大多为主观题，学生拥有相对自由的发挥空间，对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积极意义。但现在的高考题目，客观的成分越来越强，使考试内容和方法变成了检阅学生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对创新能力的考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考试竞争使高考变成了评价学生知识是否合格的精致化考试。这样，高考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就造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化倾向。他主张，中国的高考制度应该多元化，至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实行原来客观化的考核方式；二是在经济发达、条件成熟的大城市实行自主招生改革。
8 西南联大70年
2007年还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活动：西南联大建校70年。它虽然不像高考30年那样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媒体的聚焦点，但是在教育界，还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感慨与思考。
西南联大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共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同年5月4日开始上课。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不仅把原来各自的优秀传统融合起来，而且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达到300多人，其中有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等日后的大师级人物，校务则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管理。联大的教授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或顶级专家，校长也是著名学者、管理大家。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教学风气，为创建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立下了辉煌的功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虽然只有短短8年的办学历史，但是它形成的文化是值得我们关注和传承的。它拥有自己的校训：刚毅坚卓。拥有自己的校歌，歌词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形成了自己的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8年多的时间，在校学生不过前后8000人，毕业生只有3800人，却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出了共和国7位“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在中国教育史和现代史上，西南联大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谓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
张克等在总结西南联大的精神财富的时候指出，西南联大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所创造出的光辉业绩和精神财富，令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界都倍感震惊，也使我们当代的教育工作者感到自豪和骄傲。虽然如今的高校已与西南联大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相距甚远，但“联大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后人启迪深远。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自觉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学术精神。学校鼓励不同学派观点的教师开设课程，同一门课程常常有两位或多位教师来讲，教师们常常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及观点新知应用于教学之中，各位教师的观点往往不同甚至相反，这样，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新见解，都感到受益无穷。如陈寅恪先生公开宣布“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二是对青年学子的理想信念和民族忧患意识教育。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为艰难，教师们的生活也极为清苦，学生们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温饱，但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救国的志向。联大教师大多亲身经历过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深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艰辛和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求知学成后，首先想的就是如何报效祖国。三是严慈相济，用高度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师职业，引导青年学子求真创新成才。
9 杜郎口旋风
如果要选择一个学校作为2007年中国教育旗帜的话，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据说，每天到学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经常有几百人同时出现在校园中，一年“门票”的收入就达到150万元。在“西祠胡同”的网站上，有一个叫“阳春白雪九月间”的网民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神话”》为题写道：
仿佛在一夜间，“杜郎口”如飓风般席卷全国。
纷至沓来的人，怀着“朝圣”的心，从四面八方，几乎在同一时间，会聚杜郎口。
“破译”“解密”“探访”“考察”……甚至怀疑……不同的人，揣着同样的想法，寻找自己所期望的。
他们叫醒耳朵，打开心灵，调动所有的神经，从杜郎口中学的大门口开始，从校园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壁开始，从开花的脸庞和成长的身影开始……在激情燃烧的课堂里、在轻歌曼舞的草尖上、在被田野染成绿色的乡风里、在孩子们飞扬的眼神里、在校长因劳累而沙哑的声音里……他们耳濡目染，寻找、发现、探究；他们如饥似渴，感受、吮吸、采撷，不同的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奇迹”！
有人戏谑着概括这个“奇迹”：“学生反了，课堂散了，老师也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人们把这样的“奇迹”，称为“杜郎口牌”奇迹。
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既然是这样一个“奇迹”，为什么却能缔造出真正的奇迹？
而在《杜郎口旋风》一书中，更有许多关于这个传奇学校的描述：
“杜郎口中学的每一间教室里都有前、后和侧位三块黑板，而前面的主黑板上，无一例外地写着诸如‘我的霸气谁能敌，快乐课堂我称帝’……”“学生的课桌摆放很另类，不是传统的‘排排坐’，而是每一间教室的课桌都堆成了六个方块，每个方块都放着一个掉了瓷的破搪瓷缸子，里面盛满了五颜六色的粉笔头。不过令我们诧异的是，所有的教室里都看不见讲桌，自然也没有讲台！”“课堂上发言的都是学生，他们的嗓门奇大，像是喊出来的，孩子们的普通话很‘普通’，带有明显的鲁西方言痕迹，却又无一例外饱蘸了热情和自信。有时候会同时站起来好几个人，同时响起几个声音，老师也不制止，谁的声音响亮谁就获得了发言权，所以发言声此起彼伏，每个发言结束之后孩子们都相互给予掌声，还有的对前一个发言者进行点评……”“终于轮到老师说话了，老师的话还没停，孩子们捡起就近书桌上的粉笔头，冲上去呼啦啦抢着爬黑板，先在黑板的最上方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板书课上学过的知识点。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独特的环节叫‘反馈’。虽然教室三面都是黑板，但还是有些没抢到黑板的同学，不过他们也不闲着，有的拿着粉笔在墙壁上写，还有的蹲在地上写，教室的地上写满了又干脆跑到教室外面，在走廊的地面写，老师不制止，更不呵斥批评。”
杜郎口中学曾经连续10年成绩全茌平县倒数，镇里每次人大代表评议都给学校亮黄牌，学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1998年春，初三年级有个60人的班，中考前只剩下了11人；全校一年升入高中的不过10个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帮“农民”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起义”。
起义的领袖是崔校长。他觉得要提高升学率只有两种途径，要么老师教得好，要么学生学得好。但是教得好不能代替学生学得好。他一头扎进课堂里去听课，越听越生气，一个月后，在全体教师会上宣布了一条纪律：从今天开始，实行0 45，教师一句话不准讲，谁讲了就是教学事故！他拍着桌子说：充满废话的课堂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而且还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导致了厌学和辍学，这样的课堂难道还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吗？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学校总结出一套比较体系化的教学基本模式，即“三三六”或“10 35”模式：它的指导思想是：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解放学生，发展学生。它的课堂模式是：“三三六”或“10 35”，所谓的“三三六”即三个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三个模块，预习、展现、反馈；六个环节，预习交流、认定目标、交流合作、展现启示、交叉巩固、达标测评。所谓的“10 35”，是指教师讲解≤10（分钟），学生自主≥35（分钟）。
这个模式主要的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预习（或自学）是最重要的环节。学生没有预习的课不准上，学生预习不好的课不能上。预习就是正课，自学就是正课。②“先学后交，当堂达标”。“先学后交”与“先学后教”音同字不同，“交”是更宽泛的“教”，体现了合作学习、交流学习、交叉学习。教室都是方阵式排位，四桌8人一组，没有散兵游勇，没有孤军奋战，没有“独立思考”（开小差），且平行分组，均衡搭配。③目标性、目的性强。有预设目标，有预习提纲。体现了目标教学的精髓。④课堂评价直接实际,导向明确。用学生每节课参与的人次数(参与度)来评价本节课。⑤学生建立“一帮一”学习制度，共同捆绑记分。形成“共同体”，从帮与被帮两学生的成绩、品质、行为、习惯等各方面的进步衡量教育的成果。
其实，杜郎口也好，洋思也罢，他们教学改革的关键都是把课堂真正地还给学生，把思考真正地还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性真正地还给学生。这是有效教学的灵魂。杜郎口旋风的背后，说明了我国以高考为导向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把教育引向了歧途，民间变革的需求非常强烈。
10 心灵的教育
2007年11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专题片《心灵的教育》，当天的收视率就创新高，突破了1000万人。在此之前，新华社记者包永辉9月25日的报道《聚焦新教育实验：把分数的教育变为心灵的教育》，也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国务委员陈至立早在5月28日就在一份内部文件上批示，要求教育部关注、调研、总结新教育实验，为中国的素质教育开拓更加广阔的路子。这一项从2002年开始的实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它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新教育”并不排斥分数，而是反对为分数而分数，它是在心灵的教育中顺理成章地收获分数。近5年的时间里，这项民间性质的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愿景的教育实验，如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燎原。截至2006年12月，新教育实验共拥有14个实验区和430所实验学校，有63423名教师和1061886名学生参与了实验。
“新教育”认为，儿童的学习不应该只是“为将来的工作与生活作准备”，教育本该是生活的基本方式，儿童今天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教育，在为长远的人生与社会理想服务的同时，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生活。“新教育”强调“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既是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也是对当下畸形教育提出治疗的愿望与计划。在当前素质教育成为越来越多人共识的同时，在许多地方与某些形式的教育中，学生的童年和青春却是充满失败、没有美好梦想的，许多学生已经失去了凝望世界的明眸，失去了追求理想的冲动，失去了淳朴的情怀和感恩之心……新教育实验提出“教育幸福”，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些脱离人性、摧残童心的畸形教育而言的。“新教育”在“幸福”后面加上“完整”二字，首先是指幸福的完整：教育既要满足学生相对低级的内在需要，如安全的需要与被爱的需要；更要促进学生萌发高级的需要，如爱他人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认可的需要。同时，这个完整还是受教育者“身、心、脑”的完整，当前忽略了心灵与身体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而在智育中，割裂的学科本身也已经不再完整。“新教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全面和谐的成长”，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获得成功的智力、高尚的德性、丰富的情感。
在现阶段，这一追求主要体现在“新教育”力图实现的“四个改变”上：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科研的范式。而实现这四个改变的方法与途径，是新教育实验倡导的“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筑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
在此基础上，新教育实验设计了三大项目，即以“晨诵、午读、暮省”为核心的儿童课程，以“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为核心的教师发展模式以及以有效课堂为核心的理想课堂研究。
2007年是新教育实验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一方面“新教育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实验区培训正式启动。另外，完全由新教育专职团队——“新教育研究中心”负责指导的“新教育小学”——在江苏省宝应县宝应小学成立，该小学既承担实验任务，又是新教育实验的培训基地。
新教育实验已经超越了传统课题的范畴。一方面，它拓展了原先并未计划的更多的适合基础教育实践的课程；另一方面，它向外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活动。新教育实验配合其他基金会譬如灵山慈善基金会，开展人道的、义务的各种教育公益活动。目前范围已经扩展到四川、云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湖南、内蒙古、新疆等省市，为许多偏远地区的教师培训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持。
新教育实验的运作方式也有所创新，即民间运作、网站管理。所谓民间运作，是指新教育实验是自下而上地推动教育改革的一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批有理想、有激情的一线骨干教师、教研员以及部分理论工作者以兼职的方式推动。这种运作方式，不是一般机构中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借鉴了企业管理的经验，以项目管理为核心，更强调效率与创造力。
限于核心成员多是兼职的现实，新教育实验对实验区的管理采用了网络管理与课题管理两套系统相结合的方式。除了普通的课题管理之外，课题组在网络上构建了网络管理系统和实验学校地图，实验学校的实验资料以及过程记录在网络上同步呈现，既供课题组考查，也供教师们监督。
新教育实验属于公益实验，不向实验学校收取一分钱的课题管理费用。在2006年以前，新教育实验的经费全部来源于朱永新教授的稿费以及讲课费。从2006年起，新教育实验开始与一些基金会进行合作，也开始接受一些援助以解决自身的经费问题。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企业或个人捐助，通过与基金会的项目合作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随着实验的进一步发展，“新教育”正在探索在不影响公益原则的前提下的造血形式。
（责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