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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现代意识的要求，新世纪的历史叙事更多回归理性，突显深度，特别是越来越注意人性的开掘，形成英雄人物形象平凡化、人物形象性格复杂化和故事情节诗意化等人性化的书写。人性化书写有高低优劣之分，其得失也很分明，但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娱乐需求，为历史题材创作指明一种高效路径，值得加以引导，使其得以良性发展。
关键词：历史叙事 人性化 性格 诗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娱乐需求日益增强，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从偏重“教”逐渐偏向于“乐”，即娱乐历史，消费历史。“戏说”“无厘头”“穿越”甚至“恶搞”，便形成一种铺天盖地之势。而在新世纪，人们又在反省自己的消费行为中转而寻求一种新的心灵抚慰或感动，再加上现代意识的要求，新世纪的历史叙事开始回归理性，突显深度，特别是越来越注意人性的开掘，形成人性化的书写。对人性化历史叙事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其利弊得失和梳理清楚历史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态势，从而能引导它健康地发展下去。
一、人性化历史叙事潮流的形成
由于深受传统的伦理教化思想及“尽善尽美”“温柔敦厚”等文艺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叙事历来都显出“内敛”风格，人物形象个性一般不会太张扬，复杂的人性也无法彰显。从《春秋》《国语》到《史记》《汉书》、唐传奇、明清历史小说再到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等中国历史叙事作品大多数都被套上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其人物形象便难免打上了脸谱化、类型化的烙印，从而给人的感觉是人物印象模糊，主题、情节与结构模式反而令人印象深刻。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才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
真正挣脱传统思维模式，开始人性化书写的要从20世纪90年代二月河的历史叙事算起。他的清帝系列的人性化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在《雍正王朝》中融入现代改革意识，将民间话语中残暴的雍正改写成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的改革者，给人以全新的形象：少了九王夺嫡的阴险，多了一些克制、隐忍；没有传说中的荒淫成性，却多了一些顾全大局之下的爱情纠葛；不再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展开残忍杀戮，而是为了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而大义灭亲、肃清吏治。但值得一提的是，二月河的创作触及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要充分发掘人性，就得冲破历史成见实行创新，即替历史“翻案”。
在二月河之后，人性化书写成了一种文艺创作潮流。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关羽岳飞等帝王将相，还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伟人领袖，他们在银幕或荧屏的形象都焕然一新，显得血肉丰满，性格鲜明。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少了原著和旧版演绎中的狐疑和惶恐，多了些宽容大度和乐观自信；而电影《赤壁》中的曹操则显得骄横、重色。另外，电影《孔子》中的孔子文韬武略，胆识过人，武艺超群，而《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新编历史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有了更多普通人的情感，他们作为平凡人的七情六欲都得到了充分开掘。
人性化历史叙事的形成与勃兴，首先是跟学者们大力倡导现代意识有关。近年来，学者钱中文提倡“重新感知历史，大写历史，反思历史，这是当前时代的需要”{1}。童庆炳教授提出：“当前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存在三个向度，即历史、艺术、时代的向度……所谓时代的向度即作家必须以时代的眼光去观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的精神，并以生动的形象体现时代的精神。”{2}王先霈教授强调“文学中的‘历史事实’包含更多主体建构的成分”{3}。陈娇华博士则认为“欲望化的历史叙事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充分发挥主体艺术重构的自由，从个体人性出发，将历史人性化、情感化、生活化，以此发掘历史的真面目”{4}。其次，人性化历史书写无疑也是深受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或为创作主体提供灵感、打开思路，或为创作提供理论资源，都促成了人性化历史叙事的迅速走红。
二、人性化历史叙事的艺术手法
1.英雄人物形象的平凡化
随着现代文明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不管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还是元勋领袖，他们首先应是一个普通人。正所谓“人禀七情六欲”，因此是人就难免有人的情感欲求，不能因意识形态的指向而将他们塑造成一种“高大全”形象，毕竟他们并非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
基于此，当今历史叙事将英雄拉下神坛，还原民间，越来越注重对人物丰富复杂个性的开掘，以便使人物行动在其性格逻辑发展的轨迹上显得更合情合理。
为此，新世纪的历史叙事注入了作家、编导更多的个人内在尺度，使其情感化倾向更突出。常见的做法有：抛弃碎片化的陈述，追求恢宏构架；克服脸谱化的人物描写，强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展露，突出人性的生动与深刻。如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刻画领袖人物时，常常对于他们的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予以关注，如《西柏坡》中描写毛泽东对女儿李讷的舐犊情深和毛岸英的父子之情，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山村缔结情缘等，都呈现了领袖性格的丰富与丰满。{5}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长征》和电影《建党伟业》《建国大业》中的毛泽东形象也都呈现出新的特质，深入刻画了伟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个体精神相貌。至于刻画一般革命英雄人物，也时有全新演绎：《铁血将军杨宇靖》中的杨靖宇将军可谓铁血柔情，他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但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一面；《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粗野和痞性；《亮剑》中的李元龙则任性和自私，等等。这样的书写，能够从人性深处审视人物的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与传统英雄人物迥异的色彩。
近几年风行的抗日剧更是将“祛魅化”这种手段发挥到极致，不少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都被赋予了“庸常”性格与个性，常有私心杂念，甚至也会有信念动摇的时候。当然，英雄人物未必自始至终都是平凡化刻画，有时候也会“保留英雄的崇高性，但在此基础上尽力发掘人物生活化的一面，以此增强亲切感”{6}。 2.历史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化
相对于传统历史叙事中所塑造的扁平人物，新世纪历史人物形象有了更多丰富复杂的性格展现。其中大致有以下两种手法。
首先是既充分展示人物形象的优点，也不掩饰他们的缺点。项小米《英雄无语》中的英雄“爷爷”是一个忠于革命无所畏惧的英雄，但是他对待先后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女性，却呈现出粗暴愚昧的封建暴君色彩，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丰富。{7}《亮剑》中的李云龙虽身经百战、正直刚烈、铁骨铮铮，但他有时也显得狡黠与“霸道”，无组织无纪律，满口粗言滥语，常常犯错，甚至险误大事。而民间话语中表现得正气凛然、勇武威猛的杨子荣、杨靖宇、叶挺、贺龙、许世友等革命英雄在当前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往往都被人为地附加上一些诸如动肝火、发脾气、“小心眼”和开小差之类的毛病。
其次是不因立场观点而掩盖反面人物作为普通人的正常情感诉求。长期以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历史题材创作常常将人民政敌进行极端丑化，座山雕的狡猾、残酷与阴险，鸿山（《红灯记》）的愚蠢可笑，南霸天的狠毒贪婪，黄世仁的淫邪蛮横，等等，这些形象刻画都明显带上了模式化、脸谱化的特征，从而“使历史和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抽离，走向了绝对化，人物也就具有政治上的妖魔化与审美上的漫画化特征”{8}。今天，“电视剧从造神到造人的人性化叙事，不仅要从正面反映人物的求生与信仰，还要从反面反映人物放荡不羁”{9}，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意识的评价尺度。革命历史小说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正面描写了国民党的积极抗日斗争，完全颠覆了以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念，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将其复杂性偶然性写出。{10}电视剧《英雄孟良崮》冲淡了张灵甫骄横轻狂、刚愎自用的色彩，增加了他的忠心、城府和担忧“党国”等性格。而谍战剧《密使》也把在传统成见中凶狠残忍的特务头子罗美慧表现得充满柔情，常有于心不忍的时候。
另外，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充分展露了侵华日本士兵的思乡情愁、真挚爱情和面对残酷战争的无奈和绝望，从而借此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在《金陵十三钗》《悬崖》《锋刃》和《叶问》系列等抗日影视剧中，一些反面人物如维持会会长、翻译等汉奸及大部分伪军，大多成了苟且偷生的小人物，创作者对他们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而对于忍辱负重的地下工作者，如《悬崖》中的周乙、《锋刃》中的沈西林和《密使》中的于明辉等，作品一方面表现他们胆识过人、智勇双全，另一方面又刻意呈现他们风度翩翩、八面玲珑、摇尾乞怜的“汉奸”形象。更有甚者，一些历史影视剧竟然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早有历史定论的反面人物也进行了肯定和褒扬。
3.细致展示人物的心路历程，显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
人性是具体的、复杂的，持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是不可取的。基于此，新世纪历史叙事常常注意充分展现出一个人的丰富细腻的心路历程，写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曲线。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性化叙事还表现在对人的复杂性与变化性的把握与展示上。”{11}因此，本着人性化叙事的创作宗旨，新世纪历史叙事尤其是一些长篇历史题材作品大多写出了人性的发展变化。在《大秦帝国》《三国演义》《新版红楼梦》《甄传》《芈月传》中，主人公往往在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中发生性格上的巨变。在很多宫廷戏中，一个单纯善良的少女，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大都会变得心思细密、灵活机变甚至心狠手辣，年妃、甄如此，芈月也一样。
而为了达到对人物形象细腻心理的呈现，历史题材创作往往要对情节展开诗性描写，细致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这样创作的目的是通过增强诗性，以美写真。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如《长征》《新四军》《八路军》《雄关漫道》《延安颂》《井冈山》《解放》等便具有史诗品质。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息和开阔的创作视野，它们以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革命历史进程以及重要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采用全景式揭示的艺术视点，居高临下鸟瞰历史风云，以磅礴的气势努力营造一种历史的恢宏感，制作规模庞大、艺术视野开阔、场面宏伟壮观，很细腻地再现了历史场景，同时又具体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三、人性化历史叙事的利弊得失
人性化历史叙事从传统叙事模式中破土而出，蓬勃生长，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一方面适应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娱乐需求，为历史题材创作指明有效路径。当前历史叙事的人性化书写使历史题材创作的情节更感人，人物形象更丰满，作品更富于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可实现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的双丰收。人性化书写也内在地显示现代文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这使受众在享受更多丰盛精神大餐的同时，获得潜移默化的教益。但人性化历史叙事也呈现出诸多弊病。
首先是不少历史叙事打着人性化叙事追求艺术真实的旗帜远离历史真实，一味地胡编乱造，刻意地歪曲历史，无疑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历史人物的“人性化”表面上看是追求“历史真实”，实质上取消历史批判的价值尺度，从所谓的“历史真实”滑入了“历史虚无”。我们今天的历史主义危机不仅在于我们放弃了对真正“历史真实”的追问，而且还在于我们正在放弃起码的历史判断标准和价值尺度，我们在怀疑一切、相对化一切的过程中陷入了历史虚无论，历史丧失了观照现实和未来的意义。{12}
其次，综观一些历史影视的人性化的改写，个性化的新形象虽让人耳目一新，但过多的现代元素，过于熟悉的演员往往会令人难以入戏，从而缺乏历史感。在这些强烈主观化诠释历史过程中，历史往往被戏说、割裂甚至是颠覆了。而在娱乐消遣的“狂欢”氛围中，历史感丧失了，民族认同的危机也同时产生。
最后，在市场经济及后现代语境制约下，很多历史题材创作往往会迎合读者，将诸多言情、谍战、传奇等通俗因素融入作品，从而呈现出大众文化产品复制性、粗鄙化、庸俗化的特征，缺少了精英文学的追求，少了经典化的叙述。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红色经典的人性化改写往往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原则。有人认为，“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因此，在‘红色经典’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13}。总之，历史题材作品在娱乐历史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便会缺失了一些崇高精神与经典气味，这不利于大众审美情趣的提升，因此有待学界加以引导，使其得以良性发展下去。
{1} 钱中文：《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5页。
{2} 童庆炳：《历史题材创作三向度》，《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10-13页。
{3} 王先霈：《向历史题材要求什么》，《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16页。
{4} 陈娇华：《欲望化的历史叙事——对历史小说中欲望化叙事嬗变轨迹的一个描述》，《文艺评论》2004年第1期，第36页。
{5}{7}{10} 杨剑龙、王童：《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第193页，第194页。
{6} 王凌：《〈赵氏孤儿〉在现代影视中的人性化改编》，《电影文学》2013年第23期，第60页。
{8} 何莲芳：《关于当代红色历史创作的叙事分析——从当代小说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说开去》，《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45页。
{9} 蒋东升：《“剧以载道”与人性化叙事——北平无战事的价值诉求与叙事策略分析》，《鸡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48页。
{11} 张智华：《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人性化叙事与产业发展》，《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59页。
{12} 恒沙：《当代文艺创作：人性化还是粗鄙化——对当代文艺创作中价值倾向的思考》，《人民日报》2005年7月7日。
{13} 张法：《“红色经典” 改编现象读解》，《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页。
关键词：历史叙事 人性化 性格 诗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娱乐需求日益增强，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从偏重“教”逐渐偏向于“乐”，即娱乐历史，消费历史。“戏说”“无厘头”“穿越”甚至“恶搞”，便形成一种铺天盖地之势。而在新世纪，人们又在反省自己的消费行为中转而寻求一种新的心灵抚慰或感动，再加上现代意识的要求，新世纪的历史叙事开始回归理性，突显深度，特别是越来越注意人性的开掘，形成人性化的书写。对人性化历史叙事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其利弊得失和梳理清楚历史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态势，从而能引导它健康地发展下去。
一、人性化历史叙事潮流的形成
由于深受传统的伦理教化思想及“尽善尽美”“温柔敦厚”等文艺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叙事历来都显出“内敛”风格，人物形象个性一般不会太张扬，复杂的人性也无法彰显。从《春秋》《国语》到《史记》《汉书》、唐传奇、明清历史小说再到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等中国历史叙事作品大多数都被套上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其人物形象便难免打上了脸谱化、类型化的烙印，从而给人的感觉是人物印象模糊，主题、情节与结构模式反而令人印象深刻。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才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
真正挣脱传统思维模式，开始人性化书写的要从20世纪90年代二月河的历史叙事算起。他的清帝系列的人性化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在《雍正王朝》中融入现代改革意识，将民间话语中残暴的雍正改写成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的改革者，给人以全新的形象：少了九王夺嫡的阴险，多了一些克制、隐忍；没有传说中的荒淫成性，却多了一些顾全大局之下的爱情纠葛；不再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展开残忍杀戮，而是为了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而大义灭亲、肃清吏治。但值得一提的是，二月河的创作触及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要充分发掘人性，就得冲破历史成见实行创新，即替历史“翻案”。
在二月河之后，人性化书写成了一种文艺创作潮流。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关羽岳飞等帝王将相，还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伟人领袖，他们在银幕或荧屏的形象都焕然一新，显得血肉丰满，性格鲜明。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少了原著和旧版演绎中的狐疑和惶恐，多了些宽容大度和乐观自信；而电影《赤壁》中的曹操则显得骄横、重色。另外，电影《孔子》中的孔子文韬武略，胆识过人，武艺超群，而《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新编历史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有了更多普通人的情感，他们作为平凡人的七情六欲都得到了充分开掘。
人性化历史叙事的形成与勃兴，首先是跟学者们大力倡导现代意识有关。近年来，学者钱中文提倡“重新感知历史，大写历史，反思历史，这是当前时代的需要”{1}。童庆炳教授提出：“当前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存在三个向度，即历史、艺术、时代的向度……所谓时代的向度即作家必须以时代的眼光去观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的精神，并以生动的形象体现时代的精神。”{2}王先霈教授强调“文学中的‘历史事实’包含更多主体建构的成分”{3}。陈娇华博士则认为“欲望化的历史叙事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充分发挥主体艺术重构的自由，从个体人性出发，将历史人性化、情感化、生活化，以此发掘历史的真面目”{4}。其次，人性化历史书写无疑也是深受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或为创作主体提供灵感、打开思路，或为创作提供理论资源，都促成了人性化历史叙事的迅速走红。
二、人性化历史叙事的艺术手法
1.英雄人物形象的平凡化
随着现代文明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不管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还是元勋领袖，他们首先应是一个普通人。正所谓“人禀七情六欲”，因此是人就难免有人的情感欲求，不能因意识形态的指向而将他们塑造成一种“高大全”形象，毕竟他们并非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
基于此，当今历史叙事将英雄拉下神坛，还原民间，越来越注重对人物丰富复杂个性的开掘，以便使人物行动在其性格逻辑发展的轨迹上显得更合情合理。
为此，新世纪的历史叙事注入了作家、编导更多的个人内在尺度，使其情感化倾向更突出。常见的做法有：抛弃碎片化的陈述，追求恢宏构架；克服脸谱化的人物描写，强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展露，突出人性的生动与深刻。如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刻画领袖人物时，常常对于他们的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予以关注，如《西柏坡》中描写毛泽东对女儿李讷的舐犊情深和毛岸英的父子之情，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山村缔结情缘等，都呈现了领袖性格的丰富与丰满。{5}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长征》和电影《建党伟业》《建国大业》中的毛泽东形象也都呈现出新的特质，深入刻画了伟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个体精神相貌。至于刻画一般革命英雄人物，也时有全新演绎：《铁血将军杨宇靖》中的杨靖宇将军可谓铁血柔情，他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但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一面；《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粗野和痞性；《亮剑》中的李元龙则任性和自私，等等。这样的书写，能够从人性深处审视人物的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与传统英雄人物迥异的色彩。
近几年风行的抗日剧更是将“祛魅化”这种手段发挥到极致，不少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都被赋予了“庸常”性格与个性，常有私心杂念，甚至也会有信念动摇的时候。当然，英雄人物未必自始至终都是平凡化刻画，有时候也会“保留英雄的崇高性，但在此基础上尽力发掘人物生活化的一面，以此增强亲切感”{6}。 2.历史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化
相对于传统历史叙事中所塑造的扁平人物，新世纪历史人物形象有了更多丰富复杂的性格展现。其中大致有以下两种手法。
首先是既充分展示人物形象的优点，也不掩饰他们的缺点。项小米《英雄无语》中的英雄“爷爷”是一个忠于革命无所畏惧的英雄，但是他对待先后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女性，却呈现出粗暴愚昧的封建暴君色彩，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丰富。{7}《亮剑》中的李云龙虽身经百战、正直刚烈、铁骨铮铮，但他有时也显得狡黠与“霸道”，无组织无纪律，满口粗言滥语，常常犯错，甚至险误大事。而民间话语中表现得正气凛然、勇武威猛的杨子荣、杨靖宇、叶挺、贺龙、许世友等革命英雄在当前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往往都被人为地附加上一些诸如动肝火、发脾气、“小心眼”和开小差之类的毛病。
其次是不因立场观点而掩盖反面人物作为普通人的正常情感诉求。长期以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历史题材创作常常将人民政敌进行极端丑化，座山雕的狡猾、残酷与阴险，鸿山（《红灯记》）的愚蠢可笑，南霸天的狠毒贪婪，黄世仁的淫邪蛮横，等等，这些形象刻画都明显带上了模式化、脸谱化的特征，从而“使历史和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抽离，走向了绝对化，人物也就具有政治上的妖魔化与审美上的漫画化特征”{8}。今天，“电视剧从造神到造人的人性化叙事，不仅要从正面反映人物的求生与信仰，还要从反面反映人物放荡不羁”{9}，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意识的评价尺度。革命历史小说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正面描写了国民党的积极抗日斗争，完全颠覆了以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念，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将其复杂性偶然性写出。{10}电视剧《英雄孟良崮》冲淡了张灵甫骄横轻狂、刚愎自用的色彩，增加了他的忠心、城府和担忧“党国”等性格。而谍战剧《密使》也把在传统成见中凶狠残忍的特务头子罗美慧表现得充满柔情，常有于心不忍的时候。
另外，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充分展露了侵华日本士兵的思乡情愁、真挚爱情和面对残酷战争的无奈和绝望，从而借此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在《金陵十三钗》《悬崖》《锋刃》和《叶问》系列等抗日影视剧中，一些反面人物如维持会会长、翻译等汉奸及大部分伪军，大多成了苟且偷生的小人物，创作者对他们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而对于忍辱负重的地下工作者，如《悬崖》中的周乙、《锋刃》中的沈西林和《密使》中的于明辉等，作品一方面表现他们胆识过人、智勇双全，另一方面又刻意呈现他们风度翩翩、八面玲珑、摇尾乞怜的“汉奸”形象。更有甚者，一些历史影视剧竟然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早有历史定论的反面人物也进行了肯定和褒扬。
3.细致展示人物的心路历程，显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
人性是具体的、复杂的，持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是不可取的。基于此，新世纪历史叙事常常注意充分展现出一个人的丰富细腻的心路历程，写出人物性格发展变化曲线。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性化叙事还表现在对人的复杂性与变化性的把握与展示上。”{11}因此，本着人性化叙事的创作宗旨，新世纪历史叙事尤其是一些长篇历史题材作品大多写出了人性的发展变化。在《大秦帝国》《三国演义》《新版红楼梦》《甄传》《芈月传》中，主人公往往在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中发生性格上的巨变。在很多宫廷戏中，一个单纯善良的少女，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大都会变得心思细密、灵活机变甚至心狠手辣，年妃、甄如此，芈月也一样。
而为了达到对人物形象细腻心理的呈现，历史题材创作往往要对情节展开诗性描写，细致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这样创作的目的是通过增强诗性，以美写真。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如《长征》《新四军》《八路军》《雄关漫道》《延安颂》《井冈山》《解放》等便具有史诗品质。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息和开阔的创作视野，它们以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革命历史进程以及重要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采用全景式揭示的艺术视点，居高临下鸟瞰历史风云，以磅礴的气势努力营造一种历史的恢宏感，制作规模庞大、艺术视野开阔、场面宏伟壮观，很细腻地再现了历史场景，同时又具体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三、人性化历史叙事的利弊得失
人性化历史叙事从传统叙事模式中破土而出，蓬勃生长，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一方面适应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大众的精神娱乐需求，为历史题材创作指明有效路径。当前历史叙事的人性化书写使历史题材创作的情节更感人，人物形象更丰满，作品更富于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可实现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的双丰收。人性化书写也内在地显示现代文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这使受众在享受更多丰盛精神大餐的同时，获得潜移默化的教益。但人性化历史叙事也呈现出诸多弊病。
首先是不少历史叙事打着人性化叙事追求艺术真实的旗帜远离历史真实，一味地胡编乱造，刻意地歪曲历史，无疑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历史人物的“人性化”表面上看是追求“历史真实”，实质上取消历史批判的价值尺度，从所谓的“历史真实”滑入了“历史虚无”。我们今天的历史主义危机不仅在于我们放弃了对真正“历史真实”的追问，而且还在于我们正在放弃起码的历史判断标准和价值尺度，我们在怀疑一切、相对化一切的过程中陷入了历史虚无论，历史丧失了观照现实和未来的意义。{12}
其次，综观一些历史影视的人性化的改写，个性化的新形象虽让人耳目一新，但过多的现代元素，过于熟悉的演员往往会令人难以入戏，从而缺乏历史感。在这些强烈主观化诠释历史过程中，历史往往被戏说、割裂甚至是颠覆了。而在娱乐消遣的“狂欢”氛围中，历史感丧失了，民族认同的危机也同时产生。
最后，在市场经济及后现代语境制约下，很多历史题材创作往往会迎合读者，将诸多言情、谍战、传奇等通俗因素融入作品，从而呈现出大众文化产品复制性、粗鄙化、庸俗化的特征，缺少了精英文学的追求，少了经典化的叙述。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红色经典的人性化改写往往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原则。有人认为，“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因此，在‘红色经典’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13}。总之，历史题材作品在娱乐历史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便会缺失了一些崇高精神与经典气味，这不利于大众审美情趣的提升，因此有待学界加以引导，使其得以良性发展下去。
{1} 钱中文：《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5页。
{2} 童庆炳：《历史题材创作三向度》，《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10-13页。
{3} 王先霈：《向历史题材要求什么》，《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16页。
{4} 陈娇华：《欲望化的历史叙事——对历史小说中欲望化叙事嬗变轨迹的一个描述》，《文艺评论》2004年第1期，第36页。
{5}{7}{10} 杨剑龙、王童：《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第193页，第194页。
{6} 王凌：《〈赵氏孤儿〉在现代影视中的人性化改编》，《电影文学》2013年第23期，第60页。
{8} 何莲芳：《关于当代红色历史创作的叙事分析——从当代小说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说开去》，《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45页。
{9} 蒋东升：《“剧以载道”与人性化叙事——北平无战事的价值诉求与叙事策略分析》，《鸡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48页。
{11} 张智华：《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人性化叙事与产业发展》，《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59页。
{12} 恒沙：《当代文艺创作：人性化还是粗鄙化——对当代文艺创作中价值倾向的思考》，《人民日报》2005年7月7日。
{13} 张法：《“红色经典” 改编现象读解》，《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