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译界对翻译思想的本体研究不够，翻译思想史与翻译理论史几乎成了同义词，大有“历史名人陈列馆”之味，从而使得翻译思想史作为学术的自然生长脉络不能得到完整的阐发。有鉴于此，邵有学教授的《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致力于从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翻译思想史。笔者在从事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国医学翻译史（译入）研究（18YJA740053）、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SLRC2019009）等项目研究时阅读了此书，受益匪浅。
　　该书分为引论、专论、余论三部分，共十章。前三章为引论部分，介绍了翻译思想的起源、已有的相关研究、研究对象和撰写方法等一般问题。专论部分是第四章到第九章，探讨了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国翻译活动的起源、佛经翻译中的一些神异现象、古代“翻译”概念的形成过程、晚晴译者的翻譯思想、林纾翻译是否“不忠”等。余论部分为第十章，提出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尽管中国翻译活动历时悠久、成果丰富，却没有产生类似于文学上《文心雕龙》之类的扛鼎之作，并从积极翻译、消极翻译两个方面尝试给出答案。
　　本书作者在借鉴文学界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想的概念界定基础上，对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作了区分，提出翻译思想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不同于翻译理论，即“一方面，翻译思想应该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和决定翻译策略选择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的观念和原则;另一方面，翻译思想如果不走出个人的框框，不上升到群体和社会的层面，就始终不能和理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翻译思想应该高于翻译理论，其关注的不仅是单个译者、独立事件，更是高屋建瓴地对整个时代、整体学术思潮的概括。这一观点值得学界关注。为探索翻译史上的“李约瑟之谜”，作者将中国翻译实践划分为“积极翻译”与“消极翻译”二种，前者指“译者意识到文化交流的需要，主动投身于翻译事业……其翻译的目的是个人而非官方的，源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作的去向等通常是由译者自主决定”;后者指“译者不是由文化需要的推动而是由雇主支配……在源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作方向等方面受制于雇主的需求”。此二分应为作者之独创。接着作者以此为工具探索“李约瑟之谜”，得出了无论是在积极翻译还是在消极翻译中，受儒家实用主义影响，翻译都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无法与“载道”的主流学术相提并论，无法成为单独的学术思考对象，这就是中国翻译上“李约瑟之谜”的答案。
　　当然，本书也有着一些不足，比如作为一本专著，结构上稍显松散，各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紧密，如第四章“中国翻译起源于巫觋”与第五章“早期佛经翻译中的神异现象”之间似乎缺少逻辑联系，第九章“诗歌翻译思想与中国诗学的嬗变”在本书总体构架中显得比较突兀。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本书作为一家之言，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可为翻译思想史研究者参考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