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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夜之间，新浪微博里的各种名人，都在写一篇叫《1980年代的爱情》的影评，连潘石屹也不例外。
有人说，野夫的文字有着青铜的质地、狼的孤独、厉鬼的哀号，楚辞的瑰丽想象。而在作家章诒和看来，“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以前，我从不怀旧，从不。在我看来，那是老年人的事，而我还很年轻，年轻得就像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
能让易中天如此写影评的电影，迄今为止只有一部，就是根据野夫（又名土家野夫）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
9月10日，这部由霍建起导演的电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易中天、柳传志、任志强、冯仑、俞敏洪等各路京城大咖悉数冒雨捧场。有人笑着形容道：连潘石屹、许戈辉这样的人物，都在新闻稿中被“等人”给省略过去了。现场百余位文化、财经、娱乐大腕云集，每个人都有影响上百万人的能力。
这样的电影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主持人杨锦麟说：“有生之年，我都愿意为野夫先生站台。”的确，这些“最强精英”都是为电影的原著作者及编剧土家野夫而来，“并非因为人情交换，而是因为野夫先生的气质所凝聚的人和。”
1980年代的爱情
似乎一夜之间，新浪微博里的各种名人，都在写一篇叫《1980年代的爱情》的影评，连潘石屹也不例外。
而在电影发布会现场，柳传志表示，自己在农场锻炼的时候，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一样充满着热情和朝气，而这种气魄在多年之后尚未泯灭，看到《1980年代的爱情》，就跟自己穿越回那个年代一样。
徐小平则自曝作为一名80年代的大学生，自己和片中的关雨波一样对爱情充满期待，而丽雯那样的女孩也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主持人杨锦麟甚至开玩笑说：“我80年代当老师，那时的我扼杀爱情，禁止学生谈恋爱，虽然也没什么效果;而野夫不同，他没少谈恋爱。”
说起野夫，还真得从《1980年代的爱情》说起，这本半自传体小说是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创作的。他公开坦言，这是他还债式的写作，“这个故事有一半是真实的故事，源自我对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怀念，是对往日岁月的答谢。”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过来人都愿意承认，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在1980年代，牵手，于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因此，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
9月11日，《1980年代的爱情》开始公映了，网上评价两极，喜欢的爱死，不喜欢的烦死。很多80后、90后的观众完全无法相信还有这种类似“清教徒”式的“虐心”爱情。
而60后和部分70后的人们看了电影后却很触动：在那样的年代，人性的压抑、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思想，男女之间过于拘谨导致遗憾。或许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遗憾，这段感情才被铭记，这样的人生才值得回味。”
对于年轻读者和观众的质疑，野夫说：“完全是真实的故事。我们那个时候是很纯洁的，你明明非常爱这个女生，但根本不敢去主动拥抱她一下。当她突然哭着拥抱你的时候，你一下意识到她是爱你的，你想去吻她，这个时候你被鼓励了。但是你发现她坚决不服从，你一下又觉得无可琢磨了，不能把握她究竟是礼仪性地跟你告别，还是想把你留下来。”
遗憾的是，小说中那些微心理触动和复杂而纠结的过程，可能在电影艺术中太难呈现，所以被大段地删除了。
而电影中还有一处让人理解的改动，男主角在1989年之后的入狱原因被改成了安全的经济罪，原本野夫个人被大时代残酷裹挟的命运多舛，在这里简化成了下海的追名逐利和玩世不恭。
身边的江湖
台湾作家杨渡说：“野夫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仿佛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里，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余地。”
野夫的朋友们也觉得他一身的“江湖游侠”兼有落拓贵族的特质，是与生俱有的，皆因有出处。
野夫的本名叫郑世平，1962年出生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的西流水村，是重情重义的土家族人。他的母亲一族，经历颇丰。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皆因其外祖父早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停妻再娶。野夫的母亲得知后于是改名换姓，不复相认。
1948年，其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遭人伏击而亡，次年其母投身革命大学，分往恩施土改剿匪，邂逅野夫的父亲，一名乡绅之子。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亡父连累，成为右派。
野夫的父系一族，更是悲惨。后来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祖父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多日最终尸骨无寒。大伯横死被扔进了长江，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投缳自尽。而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个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当年在利川的一个沿河的土家族吊脚楼里，野夫是在夜晚的油灯下，听着外婆讲述《二十四孝》，度过动荡的童年。 后来，他取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暴力肆虐的年代，野夫懂得了生存之道。友人郝海宁在《醉眼看野夫》一文中这样描述早年的野夫：自幼家境由盛到衰，文革始末《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以及日后《残忍教育》，自是酿成桀骜性格的罪魁。交朋识友江湖义气，两肋插刀身不由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呼百应成就霸气。
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却依旧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进入大学后，野夫开始了诗歌创作。据李绍贵《老野大事年表》记载，1982年8月8日，由野夫等发起，一批在恩施师专（湖北民院前身）就过学的文学青年组建“剥枣诗社”，取诗经“八月剥枣”之意。发展社员50余名，断续出刊50余册。“家乡诗风日盛，当与诗社启蒙不无关系。”
从此，他开始使用“野夫”这个笔名。大学毕业后，他自然从事专长，先进入利川教育局，而后便执教鞭。1985年，23岁的野夫，成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
年轻的野夫心中始终有一团火在燃烧。作家章诒和曾描述道：野夫在16岁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因他自小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
1986年，经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提点，野夫终于插班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野夫曾受业于易中天，并受到赏识，成为亦师亦友的入室弟子。不久，他组建了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出版诗集《狼之夜哭》。
从囚犯到书商
野夫说：“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一个男人。这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面，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然后奔向了它的自由。”
这个翻越始于1989年。有一天，他决定离开公安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个晚上，我在喝醉痛哭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而在四年前的1985年，他是带着湖北省作协的介绍信，才成为武汉大学的插班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之后，每天都是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
当时的野夫开始自我质疑：这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
野夫没有料想到，离开后不久，他又回到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这次他的身份变成了囚徒。
1989年发生的事情，据他的朋友们后来回忆道：“野夫那个疯子辞职之后，骑一辆摩托车，从海南岛一直骑到武汉，说要回来革命。”
野夫自己回忆说：“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海口一路狂奔，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也不敢走国道，只能沿着省与省交界的一些偏路走，四天之后回到了湖北我的故乡。原以为可以躲过一场灾难，后来到1990年还是归案了，然后判了六年刑，然后坐到1995年，提前释放。”
郝海宁在《醉眼看野夫》中描述了野夫在监狱里的生活：服刑期间，能有武大校长刘道玉、学长易中天及外省朋友专程探监，博士李斯抱儿匿酒前往奉食，便知深交厚谊。尝有当年行侠仗义，估计坐监少受皮肉折磨。募得监舍图书室，也省去不少寂寞;得以当上监头做个管理，为日后打理公司积累了些许经验。
1995年野夫出狱时，他的父亲已患癌症去世。而他母亲陪伴了他十天，然后留了一份遗书，跳长江自杀了。“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野夫悲戚地说。
2010年，野夫出版了《江上的母亲》一书，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大陆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作家。他写道：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那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曝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野夫出狱后，穷困潦倒，做过很多小生意，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后来，易中天就把已签约的书稿，即后来的《闲话中国人》交给野夫出版，不料印制粗糙，只售出几千本。
一无所有的野夫漂到了北京，他打的第一份工，是给牟其中当了一个月的秘书。
一个月后，野夫成了海南出版社的编辑。恰逢这一年也是出版界的“海南年”，他们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野夫把易中天书稿的版权交与另一名编辑，重新包装为畅销书。易中天见野夫逐渐上道，又把第二本畅销书授权给他，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一年半后，因为做了很多好书，就不断有投资商拎着钱来找野夫，给他投资单独成立公司。野夫的身份变成了海外媒体所称的“十大民营书商”。他先担任北京五谷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后进入成诚文化图书有限公司，再后来创建北京传世汉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民营书业十大策划人之一。2009年6月，他成为香港《亚洲周刊》封面人物，并被连续报道两次。
民间修史者
从1996年到2006年，野夫做了十年书商后，对这个行业出版社和书商之间不公平和不公正心生厌倦，便去了地处现代文学馆的北京成诚影视公司从事编剧创作。他先是担当了电影《玉观音》的制片策划，纪录片《关注末代匠人—正在消失的职业》总制片人等，接着又亲自担当《父亲的战争》的编剧。
其间自2004年起，野夫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写作。始作源是悼念一位恩施的同学李如波《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天涯》杂志发表之后反响强烈。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野夫的很多散文集中。
“我写完这篇文章后，至少在湖北和北京文学圈是轰动了。也是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动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其实还在于写作。”野夫突然警觉，自己做书商虽然也做了一些好书，但更多的是为人作嫁，“而我花一个月时间写了这么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一方面，是我对同学情谊的一种还债，另一方面，我觉得它影响了很多人。在中国其实有很多这样不幸的生命，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投身到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人关注过他们，他们死了就像风吹过一样，生命一文不值。” 这让野夫动了很久一直怀揣的“心事”。他开始翻看家史，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实在愧对列祖列宗。”当时因与人约稿的时候说不要超过五六千字，他的第二篇文章就只写了五六千字，作为对母亲的回忆。《江上的母亲》现在成了他在网上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
野夫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母亲的一生，用情深挚，落笔有一种独立凝重的气节，既没有沉溺悲痛的不可自拔，也没有无限放大的悲天悯人。
这篇文章的爆红，让野夫意识到：“当家史反映出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未来重修国史的时候就会逐渐还原真相。”
于是，一个“民间修史者”的念头逐渐清晰了起来，“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随后，野夫开始着手写《父亲的战争》一书。
其实从一开始，野夫的文章都仅仅依靠博客传播，依靠无数朋友的转载。即使这样，他依然在海内外华人中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2008年，野夫获得了第三代诗人回顾展的“特别贡献奖”。2009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把“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野夫，主办方对他的评价是：“野夫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
2012年，野夫出版了散文集《乡关何处》，柴静读后称：“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诽不发。”
默默做事 苦苦寻觅
2006年底，野夫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净身出户”，辞别一干朋友，直奔云南大理开始隐居。
在隐居的大段日子里，野夫又开始向往乡村重建。他研习民国年间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条例，“发现那个时代的地方军阀，也曾经为改造乡梓而呕心费神，甚至成就赫然”。
一开始，野夫是本着完成自己调研文章的心态去了河北的定县，他觉得自己虽然精神承继的是晏阳初、梁漱溟等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却远非像那些伟大的人一样，一生去致力于某一件事。他说，“我缺乏那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散人，愿意做各种社会实验。对这个社会进步或转型有好处的，我就去做一下。”
2008年5月，作家章诒和终于见到了野夫。她不顾其他在座朋友，一把把野夫拉到自己的身边，高声说：“我是你的粉丝！”
此时的野夫是到北京为四川罗江县地震募捐的。地震之前，当地领导邀请野夫去写一个历史剧，他发现，“罗江很小，人口二十多万，经济不穷不富，是一个很适合做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县域”。四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后重建诸多矛盾冲突背景下，野夫决定留下来做一个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他拍摄了大量图片，回到北京为罗江对口募捐，最后募得190万现金和大量物资。
地震发生后第七天，罗江县突然出现骚乱，原因仅是因为出现了“官员私分救灾物资，而百姓无人救助”的流言。野夫发现，在乡村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系统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很多老百姓对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开了，平均倒进一个个碗里，根本不考虑谁家是真正的重灾户，谁是轻灾户。
受到震撼的野夫感觉到：今天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农民募捐了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他向当地官员提出：在这个救灾的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建房子，还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构。
野夫邀请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于建嵘来罗江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于是，野夫突生了邀请于建嵘到罗江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的一个实验。
同时，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间冲突和官民冲突，野夫试图解读引发社会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先后写出三篇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为他的《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一书做准备。
野夫还发起创作“乡村戏剧”，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农民，培训他们写独幕剧，培训他们表演，培训电视台人员导演摄制剪辑。讲本地故事，说本地方言，一个故事一集，在县电视台播放。
“基本不需要花钱，就能弄出系列独幕剧《罗江故事》。播放之后，收视率很高，得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好评。”农民剧组独立摄制完成了十几集这样的独幕剧，其中一集在杭州召开的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了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及最佳导演奖。
然而不久之后，野夫和于建嵘都离开了罗江。“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只能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回归的生活。”
渴望自由，洒脱不羁，是野夫一直渴望的。于是，他开始从太平洋跑到大西洋，2012年在荷兰，2013年在德国，甚至北极……
游历的同时，野夫还是以写作为生。2013年，他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这一年，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发行了野夫用五年时间考察与思考的《大地呻吟》一书。同时，他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也在这一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野夫这样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
但是，野夫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不单为自己渴望的人。作为野夫的粉丝，章诒和在读完野夫自费印制的《尘世·挽歌》一书后，“痛哭流涕，一宿未眠”。她这样描述自己读野夫作品后的感受：“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这样的评价，野夫会认可吗？
有人说，野夫的文字有着青铜的质地、狼的孤独、厉鬼的哀号，楚辞的瑰丽想象。而在作家章诒和看来，“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以前，我从不怀旧，从不。在我看来，那是老年人的事，而我还很年轻，年轻得就像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
能让易中天如此写影评的电影，迄今为止只有一部，就是根据野夫（又名土家野夫）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
9月10日，这部由霍建起导演的电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易中天、柳传志、任志强、冯仑、俞敏洪等各路京城大咖悉数冒雨捧场。有人笑着形容道：连潘石屹、许戈辉这样的人物，都在新闻稿中被“等人”给省略过去了。现场百余位文化、财经、娱乐大腕云集，每个人都有影响上百万人的能力。
这样的电影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主持人杨锦麟说：“有生之年，我都愿意为野夫先生站台。”的确，这些“最强精英”都是为电影的原著作者及编剧土家野夫而来，“并非因为人情交换，而是因为野夫先生的气质所凝聚的人和。”
1980年代的爱情
似乎一夜之间，新浪微博里的各种名人，都在写一篇叫《1980年代的爱情》的影评，连潘石屹也不例外。
而在电影发布会现场，柳传志表示，自己在农场锻炼的时候，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一样充满着热情和朝气，而这种气魄在多年之后尚未泯灭，看到《1980年代的爱情》，就跟自己穿越回那个年代一样。
徐小平则自曝作为一名80年代的大学生，自己和片中的关雨波一样对爱情充满期待，而丽雯那样的女孩也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主持人杨锦麟甚至开玩笑说：“我80年代当老师，那时的我扼杀爱情，禁止学生谈恋爱，虽然也没什么效果;而野夫不同，他没少谈恋爱。”
说起野夫，还真得从《1980年代的爱情》说起，这本半自传体小说是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创作的。他公开坦言，这是他还债式的写作，“这个故事有一半是真实的故事，源自我对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怀念，是对往日岁月的答谢。”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过来人都愿意承认，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在1980年代，牵手，于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因此，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
9月11日，《1980年代的爱情》开始公映了，网上评价两极，喜欢的爱死，不喜欢的烦死。很多80后、90后的观众完全无法相信还有这种类似“清教徒”式的“虐心”爱情。
而60后和部分70后的人们看了电影后却很触动：在那样的年代，人性的压抑、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思想，男女之间过于拘谨导致遗憾。或许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遗憾，这段感情才被铭记，这样的人生才值得回味。”
对于年轻读者和观众的质疑，野夫说：“完全是真实的故事。我们那个时候是很纯洁的，你明明非常爱这个女生，但根本不敢去主动拥抱她一下。当她突然哭着拥抱你的时候，你一下意识到她是爱你的，你想去吻她，这个时候你被鼓励了。但是你发现她坚决不服从，你一下又觉得无可琢磨了，不能把握她究竟是礼仪性地跟你告别，还是想把你留下来。”
遗憾的是，小说中那些微心理触动和复杂而纠结的过程，可能在电影艺术中太难呈现，所以被大段地删除了。
而电影中还有一处让人理解的改动，男主角在1989年之后的入狱原因被改成了安全的经济罪，原本野夫个人被大时代残酷裹挟的命运多舛，在这里简化成了下海的追名逐利和玩世不恭。
身边的江湖
台湾作家杨渡说：“野夫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仿佛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里，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余地。”
野夫的朋友们也觉得他一身的“江湖游侠”兼有落拓贵族的特质，是与生俱有的，皆因有出处。
野夫的本名叫郑世平，1962年出生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的西流水村，是重情重义的土家族人。他的母亲一族，经历颇丰。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皆因其外祖父早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停妻再娶。野夫的母亲得知后于是改名换姓，不复相认。
1948年，其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遭人伏击而亡，次年其母投身革命大学，分往恩施土改剿匪，邂逅野夫的父亲，一名乡绅之子。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亡父连累，成为右派。
野夫的父系一族，更是悲惨。后来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祖父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多日最终尸骨无寒。大伯横死被扔进了长江，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投缳自尽。而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个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当年在利川的一个沿河的土家族吊脚楼里，野夫是在夜晚的油灯下，听着外婆讲述《二十四孝》，度过动荡的童年。 后来，他取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暴力肆虐的年代，野夫懂得了生存之道。友人郝海宁在《醉眼看野夫》一文中这样描述早年的野夫：自幼家境由盛到衰，文革始末《童年的恐惧与仇恨》，以及日后《残忍教育》，自是酿成桀骜性格的罪魁。交朋识友江湖义气，两肋插刀身不由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呼百应成就霸气。
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却依旧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进入大学后，野夫开始了诗歌创作。据李绍贵《老野大事年表》记载，1982年8月8日，由野夫等发起，一批在恩施师专（湖北民院前身）就过学的文学青年组建“剥枣诗社”，取诗经“八月剥枣”之意。发展社员50余名，断续出刊50余册。“家乡诗风日盛，当与诗社启蒙不无关系。”
从此，他开始使用“野夫”这个笔名。大学毕业后，他自然从事专长，先进入利川教育局，而后便执教鞭。1985年，23岁的野夫，成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
年轻的野夫心中始终有一团火在燃烧。作家章诒和曾描述道：野夫在16岁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因他自小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
1986年，经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提点，野夫终于插班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野夫曾受业于易中天，并受到赏识，成为亦师亦友的入室弟子。不久，他组建了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出版诗集《狼之夜哭》。
从囚犯到书商
野夫说：“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一个男人。这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面，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然后奔向了它的自由。”
这个翻越始于1989年。有一天，他决定离开公安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个晚上，我在喝醉痛哭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而在四年前的1985年，他是带着湖北省作协的介绍信，才成为武汉大学的插班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之后，每天都是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
当时的野夫开始自我质疑：这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
野夫没有料想到，离开后不久，他又回到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这次他的身份变成了囚徒。
1989年发生的事情，据他的朋友们后来回忆道：“野夫那个疯子辞职之后，骑一辆摩托车，从海南岛一直骑到武汉，说要回来革命。”
野夫自己回忆说：“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海口一路狂奔，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也不敢走国道，只能沿着省与省交界的一些偏路走，四天之后回到了湖北我的故乡。原以为可以躲过一场灾难，后来到1990年还是归案了，然后判了六年刑，然后坐到1995年，提前释放。”
郝海宁在《醉眼看野夫》中描述了野夫在监狱里的生活：服刑期间，能有武大校长刘道玉、学长易中天及外省朋友专程探监，博士李斯抱儿匿酒前往奉食，便知深交厚谊。尝有当年行侠仗义，估计坐监少受皮肉折磨。募得监舍图书室，也省去不少寂寞;得以当上监头做个管理，为日后打理公司积累了些许经验。
1995年野夫出狱时，他的父亲已患癌症去世。而他母亲陪伴了他十天，然后留了一份遗书，跳长江自杀了。“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野夫悲戚地说。
2010年，野夫出版了《江上的母亲》一书，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大陆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作家。他写道：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那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曝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野夫出狱后，穷困潦倒，做过很多小生意，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后来，易中天就把已签约的书稿，即后来的《闲话中国人》交给野夫出版，不料印制粗糙，只售出几千本。
一无所有的野夫漂到了北京，他打的第一份工，是给牟其中当了一个月的秘书。
一个月后，野夫成了海南出版社的编辑。恰逢这一年也是出版界的“海南年”，他们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野夫把易中天书稿的版权交与另一名编辑，重新包装为畅销书。易中天见野夫逐渐上道，又把第二本畅销书授权给他，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一年半后，因为做了很多好书，就不断有投资商拎着钱来找野夫，给他投资单独成立公司。野夫的身份变成了海外媒体所称的“十大民营书商”。他先担任北京五谷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后进入成诚文化图书有限公司，再后来创建北京传世汉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民营书业十大策划人之一。2009年6月，他成为香港《亚洲周刊》封面人物，并被连续报道两次。
民间修史者
从1996年到2006年，野夫做了十年书商后，对这个行业出版社和书商之间不公平和不公正心生厌倦，便去了地处现代文学馆的北京成诚影视公司从事编剧创作。他先是担当了电影《玉观音》的制片策划，纪录片《关注末代匠人—正在消失的职业》总制片人等，接着又亲自担当《父亲的战争》的编剧。
其间自2004年起，野夫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写作。始作源是悼念一位恩施的同学李如波《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天涯》杂志发表之后反响强烈。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野夫的很多散文集中。
“我写完这篇文章后，至少在湖北和北京文学圈是轰动了。也是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动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其实还在于写作。”野夫突然警觉，自己做书商虽然也做了一些好书，但更多的是为人作嫁，“而我花一个月时间写了这么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一方面，是我对同学情谊的一种还债，另一方面，我觉得它影响了很多人。在中国其实有很多这样不幸的生命，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投身到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人关注过他们，他们死了就像风吹过一样，生命一文不值。” 这让野夫动了很久一直怀揣的“心事”。他开始翻看家史，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实在愧对列祖列宗。”当时因与人约稿的时候说不要超过五六千字，他的第二篇文章就只写了五六千字，作为对母亲的回忆。《江上的母亲》现在成了他在网上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
野夫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母亲的一生，用情深挚，落笔有一种独立凝重的气节，既没有沉溺悲痛的不可自拔，也没有无限放大的悲天悯人。
这篇文章的爆红，让野夫意识到：“当家史反映出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未来重修国史的时候就会逐渐还原真相。”
于是，一个“民间修史者”的念头逐渐清晰了起来，“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随后，野夫开始着手写《父亲的战争》一书。
其实从一开始，野夫的文章都仅仅依靠博客传播，依靠无数朋友的转载。即使这样，他依然在海内外华人中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2008年，野夫获得了第三代诗人回顾展的“特别贡献奖”。2009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把“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野夫，主办方对他的评价是：“野夫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
2012年，野夫出版了散文集《乡关何处》，柴静读后称：“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诽不发。”
默默做事 苦苦寻觅
2006年底，野夫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净身出户”，辞别一干朋友，直奔云南大理开始隐居。
在隐居的大段日子里，野夫又开始向往乡村重建。他研习民国年间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条例，“发现那个时代的地方军阀，也曾经为改造乡梓而呕心费神，甚至成就赫然”。
一开始，野夫是本着完成自己调研文章的心态去了河北的定县，他觉得自己虽然精神承继的是晏阳初、梁漱溟等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却远非像那些伟大的人一样，一生去致力于某一件事。他说，“我缺乏那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散人，愿意做各种社会实验。对这个社会进步或转型有好处的，我就去做一下。”
2008年5月，作家章诒和终于见到了野夫。她不顾其他在座朋友，一把把野夫拉到自己的身边，高声说：“我是你的粉丝！”
此时的野夫是到北京为四川罗江县地震募捐的。地震之前，当地领导邀请野夫去写一个历史剧，他发现，“罗江很小，人口二十多万，经济不穷不富，是一个很适合做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县域”。四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后重建诸多矛盾冲突背景下，野夫决定留下来做一个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他拍摄了大量图片，回到北京为罗江对口募捐，最后募得190万现金和大量物资。
地震发生后第七天，罗江县突然出现骚乱，原因仅是因为出现了“官员私分救灾物资，而百姓无人救助”的流言。野夫发现，在乡村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系统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很多老百姓对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开了，平均倒进一个个碗里，根本不考虑谁家是真正的重灾户，谁是轻灾户。
受到震撼的野夫感觉到：今天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农民募捐了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他向当地官员提出：在这个救灾的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建房子，还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构。
野夫邀请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于建嵘来罗江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于是，野夫突生了邀请于建嵘到罗江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的一个实验。
同时，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间冲突和官民冲突，野夫试图解读引发社会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先后写出三篇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为他的《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一书做准备。
野夫还发起创作“乡村戏剧”，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农民，培训他们写独幕剧，培训他们表演，培训电视台人员导演摄制剪辑。讲本地故事，说本地方言，一个故事一集，在县电视台播放。
“基本不需要花钱，就能弄出系列独幕剧《罗江故事》。播放之后，收视率很高，得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好评。”农民剧组独立摄制完成了十几集这样的独幕剧，其中一集在杭州召开的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了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及最佳导演奖。
然而不久之后，野夫和于建嵘都离开了罗江。“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只能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回归的生活。”
渴望自由，洒脱不羁，是野夫一直渴望的。于是，他开始从太平洋跑到大西洋，2012年在荷兰，2013年在德国，甚至北极……
游历的同时，野夫还是以写作为生。2013年，他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这一年，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发行了野夫用五年时间考察与思考的《大地呻吟》一书。同时，他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也在这一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野夫这样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
但是，野夫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不单为自己渴望的人。作为野夫的粉丝，章诒和在读完野夫自费印制的《尘世·挽歌》一书后，“痛哭流涕，一宿未眠”。她这样描述自己读野夫作品后的感受：“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这样的评价，野夫会认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