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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煤少油，因此煤变油似乎成了一个特别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技术、成本和不确定的油价，都令这一想当然的“捷径”充满未知的坎坷
中国富煤少油，在近两年国际高油价的刺激之下，许多企业将“煤的流油”等同于“富的流油”。
由此，众多的企业打着为国家能源战略考虑的旗号，让“煤变油”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他们欢呼：只要有煤就能变油。但在这背后，巨大潜在风险和环境成本被忽视了。
本刊接触到的许多专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苟同这种跃进之势。难以琢磨的油价，日趋高涨的煤价，以及与国家政策相背离的高能耗、高污染，无一不在为高调进军“煤变油”蒙上一层阴影。而整体能源战略的模糊，也让“煤变油”陷入混乱的境地。
大干快上起事端
“煤变油”的产业化步伐正在加快。
今年5月，民企内蒙古伊泰集团一期16万吨间接煤制油项目在准噶尔旗奠基；今年2月，神华集团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煤直接液化油一期100万吨工程已完成30%。
而早前，山西潞安16万吨煤基合成油示范厂奠基；宁夏宁煤集团宣称投资288亿元用于煤转油；陕西则预计投资193亿元的煤转油项目也在榆林运作当中；山东兖矿集团已投资100亿元，在贵州建设百万吨级煤炭液化基地；还将投入95.26亿元在陕西煤制油。
然而，上述众多煤转油项目除神华、兖矿、潞安三家得到发改委的批准外，其余都是自行其是，业内估计拟建和在建煤转油项目的资金规模高达千亿之巨。有统计显示：到2020年中国在煤变油项目上将完成4000亿元到5000亿元的投资，形成年产5000万吨煤转油生产能力，并希望藉此彻底解决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煤变油是风险极大的能源项目，从中试到产业化，必须经过万吨级示范项目试验。据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一位人士对本刊介绍，建万吨级“煤变油”示范厂，需6亿～7亿元投资，这个规模并无效益。若产生效益需百万吨级，其装置需要投资上百亿元。
这些庞大的数字并没未让众多希望快步上马的企业警醒。先下手未必就强，很多企业的现实境遇远非其想象得那般美好。
蜂拥而上的背后是另一幅光景：自1999年就开始运作的河南平煤的平顶山50万吨煤变油项目，曾经和壳牌合作间接煤转油，最终却因煤种不适合采油，被迫搁浅；“十五”规划中的黑龙江依兰的直接液化项目，由于没有得到国家进一步批准，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第二大煤变油项目，云南先锋100万吨煤变油，尽管云南省政府对项目寄予厚望，但终因资金匮乏四处奔波，削减多个配套项目后依旧无人问津。
这些项目大多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资金，没有充分预期到滞后期资金难以为继；其二就是技术，由于煤变油的很多核心关键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大部分匆匆上马的企业需要大量进口设备，引入技术，这使得“煤变油”在硬件上“受制于人”；其三就是管理层的态度，发改委在“煤变油”上态度不明朗，很多企业试图以工程倒逼审批。
事实上，“煤变油”的“大干快上”背后是中国整体能源战略的争论：究竟中国向怎样的能源结构迈进。“中国的能源规划并不清晰，导致世界能源市场也不清楚中国需要什么。国际投机者借机炒作，现在我们大规模‘煤变油’，通过消耗自身资源影响了世界能源格局，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油价下降了，煤价又被炒起来了。”中国能源网执行副总裁韩晓平对本刊说。
乱相纷呈争论多
目前主张“煤变油”的机构都在强调，“煤变油”会有效改变我国能源战略结构。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北京煤炭化工分院认为，投资煤制油项目风险不大，关键要有实力。该院认为，中国要制定符合国情的能源战略，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油气”发展模式。
而许多准备在“煤变油”项目上一展拳脚的企业也认为，中国的煤炭资源储备约在1万亿吨左右(包括未探明的煤炭资源)，如果按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中国煤炭资源可供使用100年以上。“煤变油”项目对中国来说是极为现实的一条路。
但相左的观点认为，“煤变油”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并未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中国“煤变油”技术的来源国德、日、美以及南非，除南非曾因禁运而大规模商业行煤转油之外，其他三国无一例外的只限于示范试验阶段。
回顾“煤变油”历史，无论二战中德国，还是被禁运的南非，都只是在非常时期大量使用煤变油技术，和平时期都将其搁置。
“各国大都将煤转油当作一种技术储备，我并不反对拥有‘煤变油’技术，并拥有一定规模，在油价比较高、煤炭生产成本不完整的条件下，可能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但要以煤炭资源替代石油，进而大规模的商用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对本刊说。
但支持“煤变油”者认为，发达国家没有那么多煤炭资源，即使生产成本较高，国内丰富的煤炭资源及低廉劳动力恰恰弥补了这些问题。但国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根据《2004中国煤炭发展报告》显示，到2002年底，中国探明可以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仅1886亿吨，另有3317亿吨基础储量和6872亿吨资源量。“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煤炭资源，但是人均占有量却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周大地说。
更荒谬的是“中国煤炭资源可以使用100年”这种的说法。“尽管理论上我们有着1万多亿吨煤炭储量，但是目前全国平均煤炭资源回收率仅为30%，而小型矿井不足15%。也就是说去年煤炭产量超过20亿吨，那么实际消耗资源就超过了60亿吨。”韩晓平对本刊说。那么，依照目前的产能和利用方式，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30年。
事实上，“煤变油”在国外发展停滞不仅是成本问题。据本刊了解，煤转油从能源产业上来讲是一个高耗能的项目，能源效率非常低，目前国内普遍上马的间接转换技术，生成一吨成品油往往需要消耗掉4～5吨的煤，即便是转化效率最高的神华项目也要消耗3吨优质的神华煤才能转变一吨成品油。“煤转油能源转换效率不足一半，称得上是一种负能量转化过程，是对优质资源的极大浪费。”韩晓平说。
成本多寡定论少
理论上，成本一直是“煤变油”的优势，几乎所有参与企业都强调一点：以现在国际的高油价，煤变油的成本与之相比甚是低廉，会极大减轻我国对外的能源依赖。
神华集团一位人士对本刊介绍，建设同等规模的工厂，在中国投资只有美国的65%；中国煤炭开采成本低比美国低的多；从人力资本来讲，同等规模工厂，按1000个工人计算，内蒙古项目是每个工人一年8万人民币，而美国则是8万美元。同时伴随近几年不断高企的油价，“煤变油”项目在中国的成本来看完全有利润空间。
根据本刊了解，中国“煤变油”项目每桶汽油成本约合30美元左右，折合1800～1900元/吨，与南非差不多。而汽油的市场价格超过5000元/吨，利润空间巨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神华煤变油项目依托于自身煤田坑口，神华的核算价格仅仅100～150元/吨，而目前国际国内煤价都在不断飙升，最近5500大卡/千克的山西优质动力煤价格就保持在440～445元/吨之间，而很多国内煤转油项目的煤质是7000大卡/千克以上的优质煤。
更何况，“目前油价高并不意味着中国拿到的价格就是期货价，很多企业被迷惑了，石油更多是长线交易，中国拿到的大多数供给都是长线价格在30、40美元/桶左右，与现在煤变油的成本价相差无几。”韩晓平说。
另外一些企业强调“煤变油”所生产的油品各类杂质和有害物很少，油品质量远远高于石油产品，可以直接达到欧四、欧五标准，对改善环境大为有利。事实上，“煤变油”最大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这也是其最大的外部成本。“将煤炭转化成运输燃料时产生的CO2排放量，是原油精炼工艺的7～10倍，同时煤转油对水资源需求量极大，必须建立在水源附近。中国本身淡水资源贫乏，目前进行‘煤变油’的山西、陕西、内蒙古更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当地生态环境已相当脆弱，再上马‘煤变油’，无疑是在饮鸩止渴。”周大地对本刊说。
显然，国内企业并未将这些边际成本计算在内，只是单纯计算煤炭的开采成本。
另外，煤转油面临问题远不止这些，即便能量产，也面临销售渠道问题。目前油制品市场几乎由中石化、中石油垄断，油制品最终必须通过两大集团渠道进入市场。这也是“煤变油”项目须考虑的销售成本之一。
“表面上来讲，很多人谈到石油紧张、国家能源战略、安全问题、替代能源问题，但替代能源肯定不是用煤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来替代另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周大地说。 ★
中国富煤少油，在近两年国际高油价的刺激之下，许多企业将“煤的流油”等同于“富的流油”。
由此，众多的企业打着为国家能源战略考虑的旗号，让“煤变油”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他们欢呼：只要有煤就能变油。但在这背后，巨大潜在风险和环境成本被忽视了。
本刊接触到的许多专家和研究机构并不苟同这种跃进之势。难以琢磨的油价，日趋高涨的煤价，以及与国家政策相背离的高能耗、高污染，无一不在为高调进军“煤变油”蒙上一层阴影。而整体能源战略的模糊，也让“煤变油”陷入混乱的境地。
大干快上起事端
“煤变油”的产业化步伐正在加快。
今年5月，民企内蒙古伊泰集团一期16万吨间接煤制油项目在准噶尔旗奠基；今年2月，神华集团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煤直接液化油一期100万吨工程已完成30%。
而早前，山西潞安16万吨煤基合成油示范厂奠基；宁夏宁煤集团宣称投资288亿元用于煤转油；陕西则预计投资193亿元的煤转油项目也在榆林运作当中；山东兖矿集团已投资100亿元，在贵州建设百万吨级煤炭液化基地；还将投入95.26亿元在陕西煤制油。
然而，上述众多煤转油项目除神华、兖矿、潞安三家得到发改委的批准外，其余都是自行其是，业内估计拟建和在建煤转油项目的资金规模高达千亿之巨。有统计显示：到2020年中国在煤变油项目上将完成4000亿元到5000亿元的投资，形成年产5000万吨煤转油生产能力，并希望藉此彻底解决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煤变油是风险极大的能源项目，从中试到产业化，必须经过万吨级示范项目试验。据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一位人士对本刊介绍，建万吨级“煤变油”示范厂，需6亿～7亿元投资，这个规模并无效益。若产生效益需百万吨级，其装置需要投资上百亿元。
这些庞大的数字并没未让众多希望快步上马的企业警醒。先下手未必就强，很多企业的现实境遇远非其想象得那般美好。
蜂拥而上的背后是另一幅光景：自1999年就开始运作的河南平煤的平顶山50万吨煤变油项目，曾经和壳牌合作间接煤转油，最终却因煤种不适合采油，被迫搁浅；“十五”规划中的黑龙江依兰的直接液化项目，由于没有得到国家进一步批准，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第二大煤变油项目，云南先锋100万吨煤变油，尽管云南省政府对项目寄予厚望，但终因资金匮乏四处奔波，削减多个配套项目后依旧无人问津。
这些项目大多受制于三个因素：一是资金，没有充分预期到滞后期资金难以为继；其二就是技术，由于煤变油的很多核心关键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大部分匆匆上马的企业需要大量进口设备，引入技术，这使得“煤变油”在硬件上“受制于人”；其三就是管理层的态度，发改委在“煤变油”上态度不明朗，很多企业试图以工程倒逼审批。
事实上，“煤变油”的“大干快上”背后是中国整体能源战略的争论：究竟中国向怎样的能源结构迈进。“中国的能源规划并不清晰，导致世界能源市场也不清楚中国需要什么。国际投机者借机炒作，现在我们大规模‘煤变油’，通过消耗自身资源影响了世界能源格局，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油价下降了，煤价又被炒起来了。”中国能源网执行副总裁韩晓平对本刊说。
乱相纷呈争论多
目前主张“煤变油”的机构都在强调，“煤变油”会有效改变我国能源战略结构。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北京煤炭化工分院认为，投资煤制油项目风险不大，关键要有实力。该院认为，中国要制定符合国情的能源战略，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油气”发展模式。
而许多准备在“煤变油”项目上一展拳脚的企业也认为，中国的煤炭资源储备约在1万亿吨左右(包括未探明的煤炭资源)，如果按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中国煤炭资源可供使用100年以上。“煤变油”项目对中国来说是极为现实的一条路。
但相左的观点认为，“煤变油”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并未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中国“煤变油”技术的来源国德、日、美以及南非，除南非曾因禁运而大规模商业行煤转油之外，其他三国无一例外的只限于示范试验阶段。
回顾“煤变油”历史，无论二战中德国，还是被禁运的南非，都只是在非常时期大量使用煤变油技术，和平时期都将其搁置。
“各国大都将煤转油当作一种技术储备，我并不反对拥有‘煤变油’技术，并拥有一定规模，在油价比较高、煤炭生产成本不完整的条件下，可能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但要以煤炭资源替代石油，进而大规模的商用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对本刊说。
但支持“煤变油”者认为，发达国家没有那么多煤炭资源，即使生产成本较高，国内丰富的煤炭资源及低廉劳动力恰恰弥补了这些问题。但国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根据《2004中国煤炭发展报告》显示，到2002年底，中国探明可以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仅1886亿吨，另有3317亿吨基础储量和6872亿吨资源量。“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煤炭资源，但是人均占有量却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周大地说。
更荒谬的是“中国煤炭资源可以使用100年”这种的说法。“尽管理论上我们有着1万多亿吨煤炭储量，但是目前全国平均煤炭资源回收率仅为30%，而小型矿井不足15%。也就是说去年煤炭产量超过20亿吨，那么实际消耗资源就超过了60亿吨。”韩晓平对本刊说。那么，依照目前的产能和利用方式，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30年。
事实上，“煤变油”在国外发展停滞不仅是成本问题。据本刊了解，煤转油从能源产业上来讲是一个高耗能的项目，能源效率非常低，目前国内普遍上马的间接转换技术，生成一吨成品油往往需要消耗掉4～5吨的煤，即便是转化效率最高的神华项目也要消耗3吨优质的神华煤才能转变一吨成品油。“煤转油能源转换效率不足一半，称得上是一种负能量转化过程，是对优质资源的极大浪费。”韩晓平说。
成本多寡定论少
理论上，成本一直是“煤变油”的优势，几乎所有参与企业都强调一点：以现在国际的高油价，煤变油的成本与之相比甚是低廉，会极大减轻我国对外的能源依赖。
神华集团一位人士对本刊介绍，建设同等规模的工厂，在中国投资只有美国的65%；中国煤炭开采成本低比美国低的多；从人力资本来讲，同等规模工厂，按1000个工人计算，内蒙古项目是每个工人一年8万人民币，而美国则是8万美元。同时伴随近几年不断高企的油价，“煤变油”项目在中国的成本来看完全有利润空间。
根据本刊了解，中国“煤变油”项目每桶汽油成本约合30美元左右，折合1800～1900元/吨，与南非差不多。而汽油的市场价格超过5000元/吨，利润空间巨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神华煤变油项目依托于自身煤田坑口，神华的核算价格仅仅100～150元/吨，而目前国际国内煤价都在不断飙升，最近5500大卡/千克的山西优质动力煤价格就保持在440～445元/吨之间，而很多国内煤转油项目的煤质是7000大卡/千克以上的优质煤。
更何况，“目前油价高并不意味着中国拿到的价格就是期货价，很多企业被迷惑了，石油更多是长线交易，中国拿到的大多数供给都是长线价格在30、40美元/桶左右，与现在煤变油的成本价相差无几。”韩晓平说。
另外一些企业强调“煤变油”所生产的油品各类杂质和有害物很少，油品质量远远高于石油产品，可以直接达到欧四、欧五标准，对改善环境大为有利。事实上，“煤变油”最大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这也是其最大的外部成本。“将煤炭转化成运输燃料时产生的CO2排放量，是原油精炼工艺的7～10倍，同时煤转油对水资源需求量极大，必须建立在水源附近。中国本身淡水资源贫乏，目前进行‘煤变油’的山西、陕西、内蒙古更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当地生态环境已相当脆弱，再上马‘煤变油’，无疑是在饮鸩止渴。”周大地对本刊说。
显然，国内企业并未将这些边际成本计算在内，只是单纯计算煤炭的开采成本。
另外，煤转油面临问题远不止这些，即便能量产，也面临销售渠道问题。目前油制品市场几乎由中石化、中石油垄断，油制品最终必须通过两大集团渠道进入市场。这也是“煤变油”项目须考虑的销售成本之一。
“表面上来讲，很多人谈到石油紧张、国家能源战略、安全问题、替代能源问题，但替代能源肯定不是用煤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来替代另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周大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