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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钥，不仅可以从军事、战略以及获取民心等角度来研究其内涵和意义，也可以把其置于经济的视野下去理解。抗日战争结束前，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农村站稳了脚跟，但还谈不上形成包围之势。1945年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巩固了在农村的地位；通过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孤立城市奠定了经济基础；通过实施货币战，稳定了金融秩序；通过限制贸易，给城市制造了巨大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包围，对于严重依赖乡村的城市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城市的重要原因。从经济角度审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以丰富其内涵。
关键词：经济视角；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6-0122-05
引 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这条道路在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关于它的研究比较全面和深入。但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更多从军事、战略或获取民心的角度来研究这条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内涵和重要意义。本文尝试结合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从经济的视角审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内涵和意义。
笔者认为，“包围”一词，内涵主要有二：第一，在农村站稳脚跟，这是实现包围城市的前提；第二，给城市制造困难或混乱，这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环节。实际上，仅仅在农村站稳脚跟，完成对城市的包围，并不足以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取胜。只有在包围的基础上，同时给城市制造足够的困难，才能实现内外夹击，最终夺取城市政权。而要达到目的，做好经济工作尤为重要。可以说，截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即在部分农村站稳了脚跟，但还谈不上形成包围的态势。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威望空前提高，得到全国不少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人们甚至把蒋介石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把其视为领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领袖之一。至于第二个目标，即给城市制造足够的困难，由于国共合作抗战这段关系的存在，在抗日战争结束前还没有提上日程。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共对国内局势判断的逐步明朗化，给城市制造障碍，便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关键。此时，经济工作便成为重要的环节或手段。1943年，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便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1]77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1]78。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在经济工作上有效地把两个斗争结合起来，在保障自己供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城市经济体系的瓦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实施土改，巩固农村地位
巩固在农村的地位，是中共包围城市基本前提，是给城市制造困难的基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便开始着手这一工作。从经济上来说，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来完成这一任务。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土改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基本形势。1945年11月，毛泽东便指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2]1 172 ，“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2]1 173 。“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的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2]1 173 。“减租”是在国共和谈以及内战形势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中共采取的一种土地政策。面对一些地区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富农与中小地主的现象，中共中央多次进行反左，重申减息的政策。
1946年，党对土地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五四指示》主张在不侵犯中农、不变动富农土地，适当照顾中小地主的条件下，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帮助无地少地的农民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这依然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土地政策。至于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和背景，杨奎松对“大战在即的动员说”提出了挑战，认为《五四指示》反映了党内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有些地方，运动的结果，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所有的人（地主在内）都得了三亩土地[3]377。在此种情况下，中共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另一方面，“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蒋介石、美国和不了……”[3]386也就是说，《五四指示》既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4]16。
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固然到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考察的十分细致，但并不足以推翻“动员说”。实际上，无论是顺从解放区群众的要求，在解放区内分田地，还是避免脱离全国群众，从而“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的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5]159，这两种做法都有策略的成分，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群众的支持，这与动员的效果是一致的。尤其是后者，中共在《五四指示》的宣传问题上，提出“在目前的斗争策略上，我们在各地报纸上除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1942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对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群众的进攻”[5]159。这本身已经承认了策略的因素。 1947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剧烈变化，中共所担心的因内战责任所产生的人心向背问题已经基本消除，之前的矛盾心理也基本结束，因而支持农民从地主手里获取土地成为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宣告耕者有其田，极大动员了农民群众。但是，本次土改是在没有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土地的。所以，凡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都发生了乱划阶级成分甚至乱打乱杀的严重现象。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才又不得不出面全力反“左”，调整纠偏，一度发生的混乱局面才得以控制[4]7。总之，中共根据形势变化所采取的土地政策，尽管在执行中有些偏差和失误，但总体上的动员作用不可估量，为中共在农村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比较来说，国民党正是囿于各种限制无法进行土改，而失去了诸多农民的支持。当然，仅把中共在农村地位的巩固归因为土地改革，是不够全面地，但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土地改革是中共获取更广泛区域的农村以及巩固已有农村的地位的主要方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地位的取得，为中共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方针。1942年12月，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中共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6]891，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通过发动大生产运动，度过了重重难关。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长期的生产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所有这些又为中共在内战时期自力更生，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共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及时重申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强调：“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适当的方针”[2]1 176。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中共实现在经济上农村包围城市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在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时，实现生产自救。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就曾经通过食盐禁运，对江西苏区进行围剿，中共则通过全民生产运动，发明和推广了诸多土法熬盐技术，渡过了难关。也就是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可以使解放区在经济上达成自给自足，能够保证解放区不会因为经济的封锁而自乱。另一方面，发展生产，使得解放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包围城市。1945～1949年间，中共在根据地或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动和扶助群众生产运动。对于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中共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实践中积累了诸多好的做法。“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6]912，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即摸索出了诸如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组织劳动力的形式。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减租和生产两项事关解放区安危的任务，坚决反对片面地注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认为“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2]1 173。并要求各地准备一切，使1946年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为此，政府一方面继续发放农贷、工贷，帮助生产者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调剂耕畜农具，保证生产品的销路。另一方面，改造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奖励互助合作，组织变工组和合作社，扶助群众生产，发展农村副业。在发展中，除了保证粮食生产外，比较重视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制造。在参加大生产的主体上，积极探索军队参与生产的模式，并且把群众大生产运动和解放区的精兵简政和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实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目标。
第二，提倡和保护私人企业。对于解放区的私人企业，中共采取“奖励私人企业，提倡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5]70～71的方针。私营企业购买机器原料及运销成品时，政府尽可能予以便利，并帮助解决其困难。私人企业如感资金不足，可请求政府贷款；亦可以请求政府投资，改组为公私合营之企业。但政府不强迫加入官股，以谋吞并或统制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如遇不可抗拒之意外损失，可请求政府予以特殊辅助，政府在可能范围内当给以适当的帮助。私人企业之正当利润，政府当予以保护。政府当通过税收、贸易等政策法令，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以帮助私人企业之发展。对于某些地方党组织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中共中央多次申明“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2]1 285。而且，为了解决解放区私人经济的人才问题，中共对国民党地区备受官僚资本压迫的自由工业家，不能立足的技术人员给予了极大关注。要求“各地的党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统一战线，与他们谈判，欢迎他们来解放区投资或工作。关于工业的土地、原料、劳动力、交通、市场、税则，我们应给予特别的便利”[5]106。对于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中共提出“公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公私兼顾，照顾群众利益，照顾社会经济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应使之得到发展的机会，保障其营业和赢利的自由”[5]567。私人企业的发展，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更有助于解决解放区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使得解放区能够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经济圈。
三、限制贸易，给城市制造困难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多大损失》的文章，指出：“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 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 000亿美元”[7]。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整个中国境内曾经沦陷或遭战祸的市（县）数达1 246个。26个省及7个院辖市曾全境或部分沦陷[8]。城市是物质条件和物质财富集聚的场所，其密度是农村难以企及的。因此，战乱给城市造成的破坏是异常明显的。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6年内战开始，中间留给城市的恢复时间比较短暂。且在当时中国工业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城市乡村化的城乡关系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比较强，其恢复的程度自然不会太高。而农村则可以通过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较快完成自身的恢复。在这样一种城乡模式下，中共采取限制贸易的做法，无疑会大大增加城市的困难。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地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等向城市出售的指示》指出，“像城市缺粮、缺煤及其他必需品，是战区所有大中城市普遍现象[5]81”。我各解放区贸易局应有计划的适当的提高粮价，收买储存大批粮食，利用机会，贸易局公开与国民党各市政府进行谈判”[5]81。中共在指示控制粮食陆续向城市出售的同时，还要求党员以商人面目到各城市，领取行照，加入行会，开设粮行和行栈屠场，认为中共如能在这些方面做出重大成绩，“不仅能影响城市经济生活，而且对解放区经济发展亦有重大帮助”[5]82。1946年3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对城乡贸易的中根据地的输入作了规定，提出“各解放区输出贸易，除了特别约定的交换之外，必须努力以换取输入工业及农业的大小生产工具为条件，以便发展生产”[5]106。生产工具的输入，为农村逐步摆脱对城市的依赖，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且农村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可以更为严格地限制农村对城市的输出。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关于解放区实行粮食管制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照顾解放区民食，增加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某些重大困难……各解放区实行严格粮食管制，停止向顽伪军所占城镇的粮食自由出口，以便取得有利的物资交换”[5]170。总之，解放区关于粮食贸易“以保存解放区粮食，增加敌人粮食困难为基本方针”[5]170。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烧毁粮草，断对方后路，大多能引起军心的混乱，从而起到不战自胜，或最大程度降低战争损失的效果。共产党人应该也熟知这一道理。邓小平就曾说过，“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1]79。战时粮食普遍缺乏。中共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国民党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中共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国民党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所以，对粮食实行管制，毫无疑问具有战略意义。
进入1947年，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中共加紧了经济战线的斗争。1947年6月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奖励土货，抵制美蒋货，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实行保护政策”[5]567。明确了解放区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对内调剂供求，扶助生产发展。提出必须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奢侈品消耗品，及妨碍我生产发展者应禁止输入），争取出入口平衡或出超[5]569。在农村占绝大多数和对外贸易不发达的条件下，农村不仅是城市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也是城市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在限制输出的同时，在输入中坚决抵制蒋货，对城市经济体系是一种双重打击。此外，1948年5月《中央财经部关于对敌经济斗争若干问题的决定》，还通过机构调整，对采购问题作出了严格限制。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共在1946～1948年采取的限制基本生活资料贸易的做法，不仅给城市经济恢复和发展造成了极大困难，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城市物价飞涨的局面，导致城市经济体系的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同时，也造成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军粮短缺的状态，战斗力缺乏持续性。尤其是淮海一战，粮食供应上的对比，是国共双方最终胜负关系的重要推手。
四、实施货币战，稳定金融秩序
邓小平在太行山地区开展工作时，就已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1]84。因此，在国共内战还没有全面爆发时，中共就已经有意识地控制国统区货币的输入。1946年3月，《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指出，“最缺乏的必需日用品也可以考虑输入一部分。货币的输入则必须避免”[5]106。这在国统区还没有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共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比较有预见性的。如果不能及早抑制国统区货币的输入，在其大面积流通或者形成依赖后，国统区金融秩序的混乱自然会给解放区造成极大困扰。从这一层面来看，上述做法有效防止或降低了日后国统区物价飞涨对解放区的冲击。
当然，仅仅抑制国统区货币的输入，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根本的还是要树立解放区本币的信用。因此，1947年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进一步提出，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衡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为此，“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我的影响，必须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1]569。建立起自己的本币市场，提高本币对蒋币的信用度，自然会对蒋币起到较大的排挤作用。进入内战后期，中共面临的货币战局势更为严峻。这时，国统区已出现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态势。为了遏制这一态势的继续恶化，国民党在平抑物价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供给和民生秩序，比如发行购粮贷款，令粮商携带大量法币到解放区高价收买粮食；通过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出口的粮食、土产只能换回形同废纸的法币；此外，还通过制造假币、谣言扰乱解放区的本币等。为了防止解放区物价大起大落，减弱国统区物价猛涨和货币急速贬值对解放区的影响，并与国民党政府所发行货币争夺市场，防止战争资源和民生物资的流失，1948年5月中共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提出了货币斗争的主要任务是：“跟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努力扩大本币的阵地，并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而调剂蒋币外汇，掌握蒋币比价”？[9]287。但单纯的驱逐蒋币只是一种消极的做法，中共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做法。即在驱逐蒋币的同时，阵地斗争不但是为驱逐蒋币，而且是为争夺物资，即以无用的蒋币去换回有用的物资。不论采取收兑办法，或者采取排挤办法，都要通过贸易换回物资，便利群众推出蒋币换回物资，而不是使蒋币自解放区暗地里逃亡到敌区[9]287。中共在1946～1948年间，通过抑制蒋币输入、建立解放区本币市场、提高本币信用度、驱逐蒋币等做法，不仅打赢了货币战，而且加速了国统区金融体系的瓦解。为军事战场上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经济工作，中共在站稳农村的同时，也给国民党所在城市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论及国民党经济体系崩溃的原因时，学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官僚资本的压制以及国民党的腐败等方面。笔者认为，中共在经济上对城市的包围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乡村化的现象比较典型，城市发展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强。反过来，由于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乡村对城市的依赖性则不是很强，完全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的方式，形成一个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态圈。且在对日占区的接收过程中，中共到1945年底“已经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2]1 173，这些城市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可以为农村的生产运动提供一定的保障，帮助其更好地实现自给自足，并有能力对国统区城市进行经济包围。而对于国民党来说，一方面其在基层的政权自1927年清党运动以来，便被一批士绅地主和投机分子所把持，加之不能进行土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农村；另一方面，中共又从农村发起了对城市的经济包围，进行有限度的、有选择性的限制贸易。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民党在占据城市之初，其优势略微明显，但随着中共经济工作的展开和时间的推移，城市在缺少了农村的有效支撑后，其后劲不足的弱点逐步暴露，并最终酿成了大的危机，导致国统区经济体系的崩溃。从经济的角度去审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会丰富这条新道路的内涵及意义。即是说，农村包围城市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包围，也是经济上的包围。这种没有硝烟的包围，能够起到扰乱对方军心和民心的作用，使其自乱阵脚，并最终为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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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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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李宜良，梅世雄.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多大损失[N].中国青年报，20050706.
[8] 卞修跃.日本侵华战争破坏了多少中国城市[J].报刊文萃，2005（8）：67.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关键词：经济视角；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6-0122-05
引 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这条道路在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关于它的研究比较全面和深入。但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更多从军事、战略或获取民心的角度来研究这条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内涵和重要意义。本文尝试结合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从经济的视角审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内涵和意义。
笔者认为，“包围”一词，内涵主要有二：第一，在农村站稳脚跟，这是实现包围城市的前提；第二，给城市制造困难或混乱，这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环节。实际上，仅仅在农村站稳脚跟，完成对城市的包围，并不足以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取胜。只有在包围的基础上，同时给城市制造足够的困难，才能实现内外夹击，最终夺取城市政权。而要达到目的，做好经济工作尤为重要。可以说，截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即在部分农村站稳了脚跟，但还谈不上形成包围的态势。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威望空前提高，得到全国不少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人们甚至把蒋介石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把其视为领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领袖之一。至于第二个目标，即给城市制造足够的困难，由于国共合作抗战这段关系的存在，在抗日战争结束前还没有提上日程。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共对国内局势判断的逐步明朗化，给城市制造障碍，便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关键。此时，经济工作便成为重要的环节或手段。1943年，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便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1]77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1]78。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在经济工作上有效地把两个斗争结合起来，在保障自己供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城市经济体系的瓦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实施土改，巩固农村地位
巩固在农村的地位，是中共包围城市基本前提，是给城市制造困难的基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便开始着手这一工作。从经济上来说，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来完成这一任务。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土改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基本形势。1945年11月，毛泽东便指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2]1 172 ，“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2]1 173 。“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的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2]1 173 。“减租”是在国共和谈以及内战形势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中共采取的一种土地政策。面对一些地区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富农与中小地主的现象，中共中央多次进行反左，重申减息的政策。
1946年，党对土地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五四指示》主张在不侵犯中农、不变动富农土地，适当照顾中小地主的条件下，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帮助无地少地的农民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这依然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土地政策。至于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和背景，杨奎松对“大战在即的动员说”提出了挑战，认为《五四指示》反映了党内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有些地方，运动的结果，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所有的人（地主在内）都得了三亩土地[3]377。在此种情况下，中共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另一方面，“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蒋介石、美国和不了……”[3]386也就是说，《五四指示》既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4]16。
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固然到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考察的十分细致，但并不足以推翻“动员说”。实际上，无论是顺从解放区群众的要求，在解放区内分田地，还是避免脱离全国群众，从而“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的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5]159，这两种做法都有策略的成分，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群众的支持，这与动员的效果是一致的。尤其是后者，中共在《五四指示》的宣传问题上，提出“在目前的斗争策略上，我们在各地报纸上除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1942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对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群众的进攻”[5]159。这本身已经承认了策略的因素。 1947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剧烈变化，中共所担心的因内战责任所产生的人心向背问题已经基本消除，之前的矛盾心理也基本结束，因而支持农民从地主手里获取土地成为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宣告耕者有其田，极大动员了农民群众。但是，本次土改是在没有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土地的。所以，凡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都发生了乱划阶级成分甚至乱打乱杀的严重现象。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才又不得不出面全力反“左”，调整纠偏，一度发生的混乱局面才得以控制[4]7。总之，中共根据形势变化所采取的土地政策，尽管在执行中有些偏差和失误，但总体上的动员作用不可估量，为中共在农村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比较来说，国民党正是囿于各种限制无法进行土改，而失去了诸多农民的支持。当然，仅把中共在农村地位的巩固归因为土地改革，是不够全面地，但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土地改革是中共获取更广泛区域的农村以及巩固已有农村的地位的主要方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地位的取得，为中共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方针。1942年12月，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中共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6]891，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通过发动大生产运动，度过了重重难关。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长期的生产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经济条件，所有这些又为中共在内战时期自力更生，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共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及时重申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强调：“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适当的方针”[2]1 176。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中共实现在经济上农村包围城市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在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时，实现生产自救。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就曾经通过食盐禁运，对江西苏区进行围剿，中共则通过全民生产运动，发明和推广了诸多土法熬盐技术，渡过了难关。也就是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可以使解放区在经济上达成自给自足，能够保证解放区不会因为经济的封锁而自乱。另一方面，发展生产，使得解放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包围城市。1945～1949年间，中共在根据地或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动和扶助群众生产运动。对于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中共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实践中积累了诸多好的做法。“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6]912，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即摸索出了诸如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组织劳动力的形式。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减租和生产两项事关解放区安危的任务，坚决反对片面地注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认为“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2]1 173。并要求各地准备一切，使1946年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为此，政府一方面继续发放农贷、工贷，帮助生产者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调剂耕畜农具，保证生产品的销路。另一方面，改造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奖励互助合作，组织变工组和合作社，扶助群众生产，发展农村副业。在发展中，除了保证粮食生产外，比较重视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制造。在参加大生产的主体上，积极探索军队参与生产的模式，并且把群众大生产运动和解放区的精兵简政和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实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目标。
第二，提倡和保护私人企业。对于解放区的私人企业，中共采取“奖励私人企业，提倡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5]70～71的方针。私营企业购买机器原料及运销成品时，政府尽可能予以便利，并帮助解决其困难。私人企业如感资金不足，可请求政府贷款；亦可以请求政府投资，改组为公私合营之企业。但政府不强迫加入官股，以谋吞并或统制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如遇不可抗拒之意外损失，可请求政府予以特殊辅助，政府在可能范围内当给以适当的帮助。私人企业之正当利润，政府当予以保护。政府当通过税收、贸易等政策法令，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以帮助私人企业之发展。对于某些地方党组织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中共中央多次申明“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2]1 285。而且，为了解决解放区私人经济的人才问题，中共对国民党地区备受官僚资本压迫的自由工业家，不能立足的技术人员给予了极大关注。要求“各地的党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统一战线，与他们谈判，欢迎他们来解放区投资或工作。关于工业的土地、原料、劳动力、交通、市场、税则，我们应给予特别的便利”[5]106。对于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中共提出“公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公私兼顾，照顾群众利益，照顾社会经济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应使之得到发展的机会，保障其营业和赢利的自由”[5]567。私人企业的发展，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更有助于解决解放区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使得解放区能够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经济圈。
三、限制贸易，给城市制造困难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多大损失》的文章，指出：“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 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 000亿美元”[7]。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整个中国境内曾经沦陷或遭战祸的市（县）数达1 246个。26个省及7个院辖市曾全境或部分沦陷[8]。城市是物质条件和物质财富集聚的场所，其密度是农村难以企及的。因此，战乱给城市造成的破坏是异常明显的。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6年内战开始，中间留给城市的恢复时间比较短暂。且在当时中国工业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城市乡村化的城乡关系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比较强，其恢复的程度自然不会太高。而农村则可以通过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较快完成自身的恢复。在这样一种城乡模式下，中共采取限制贸易的做法，无疑会大大增加城市的困难。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地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等向城市出售的指示》指出，“像城市缺粮、缺煤及其他必需品，是战区所有大中城市普遍现象[5]81”。我各解放区贸易局应有计划的适当的提高粮价，收买储存大批粮食，利用机会，贸易局公开与国民党各市政府进行谈判”[5]81。中共在指示控制粮食陆续向城市出售的同时，还要求党员以商人面目到各城市，领取行照，加入行会，开设粮行和行栈屠场，认为中共如能在这些方面做出重大成绩，“不仅能影响城市经济生活，而且对解放区经济发展亦有重大帮助”[5]82。1946年3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对城乡贸易的中根据地的输入作了规定，提出“各解放区输出贸易，除了特别约定的交换之外，必须努力以换取输入工业及农业的大小生产工具为条件，以便发展生产”[5]106。生产工具的输入，为农村逐步摆脱对城市的依赖，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且农村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可以更为严格地限制农村对城市的输出。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关于解放区实行粮食管制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照顾解放区民食，增加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某些重大困难……各解放区实行严格粮食管制，停止向顽伪军所占城镇的粮食自由出口，以便取得有利的物资交换”[5]170。总之，解放区关于粮食贸易“以保存解放区粮食，增加敌人粮食困难为基本方针”[5]170。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烧毁粮草，断对方后路，大多能引起军心的混乱，从而起到不战自胜，或最大程度降低战争损失的效果。共产党人应该也熟知这一道理。邓小平就曾说过，“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1]79。战时粮食普遍缺乏。中共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国民党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中共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国民党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所以，对粮食实行管制，毫无疑问具有战略意义。
进入1947年，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中共加紧了经济战线的斗争。1947年6月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奖励土货，抵制美蒋货，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实行保护政策”[5]567。明确了解放区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对内调剂供求，扶助生产发展。提出必须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奢侈品消耗品，及妨碍我生产发展者应禁止输入），争取出入口平衡或出超[5]569。在农村占绝大多数和对外贸易不发达的条件下，农村不仅是城市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也是城市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在限制输出的同时，在输入中坚决抵制蒋货，对城市经济体系是一种双重打击。此外，1948年5月《中央财经部关于对敌经济斗争若干问题的决定》，还通过机构调整，对采购问题作出了严格限制。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共在1946～1948年采取的限制基本生活资料贸易的做法，不仅给城市经济恢复和发展造成了极大困难，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城市物价飞涨的局面，导致城市经济体系的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同时，也造成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军粮短缺的状态，战斗力缺乏持续性。尤其是淮海一战，粮食供应上的对比，是国共双方最终胜负关系的重要推手。
四、实施货币战，稳定金融秩序
邓小平在太行山地区开展工作时，就已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1]84。因此，在国共内战还没有全面爆发时，中共就已经有意识地控制国统区货币的输入。1946年3月，《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指出，“最缺乏的必需日用品也可以考虑输入一部分。货币的输入则必须避免”[5]106。这在国统区还没有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共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比较有预见性的。如果不能及早抑制国统区货币的输入，在其大面积流通或者形成依赖后，国统区金融秩序的混乱自然会给解放区造成极大困扰。从这一层面来看，上述做法有效防止或降低了日后国统区物价飞涨对解放区的冲击。
当然，仅仅抑制国统区货币的输入，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根本的还是要树立解放区本币的信用。因此，1947年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进一步提出，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衡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为此，“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我的影响，必须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1]569。建立起自己的本币市场，提高本币对蒋币的信用度，自然会对蒋币起到较大的排挤作用。进入内战后期，中共面临的货币战局势更为严峻。这时，国统区已出现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态势。为了遏制这一态势的继续恶化，国民党在平抑物价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方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供给和民生秩序，比如发行购粮贷款，令粮商携带大量法币到解放区高价收买粮食；通过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出口的粮食、土产只能换回形同废纸的法币；此外，还通过制造假币、谣言扰乱解放区的本币等。为了防止解放区物价大起大落，减弱国统区物价猛涨和货币急速贬值对解放区的影响，并与国民党政府所发行货币争夺市场，防止战争资源和民生物资的流失，1948年5月中共华北金融贸易会议提出了货币斗争的主要任务是：“跟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努力扩大本币的阵地，并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而调剂蒋币外汇，掌握蒋币比价”？[9]287。但单纯的驱逐蒋币只是一种消极的做法，中共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做法。即在驱逐蒋币的同时，阵地斗争不但是为驱逐蒋币，而且是为争夺物资，即以无用的蒋币去换回有用的物资。不论采取收兑办法，或者采取排挤办法，都要通过贸易换回物资，便利群众推出蒋币换回物资，而不是使蒋币自解放区暗地里逃亡到敌区[9]287。中共在1946～1948年间，通过抑制蒋币输入、建立解放区本币市场、提高本币信用度、驱逐蒋币等做法，不仅打赢了货币战，而且加速了国统区金融体系的瓦解。为军事战场上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经济工作，中共在站稳农村的同时，也给国民党所在城市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在论及国民党经济体系崩溃的原因时，学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官僚资本的压制以及国民党的腐败等方面。笔者认为，中共在经济上对城市的包围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乡村化的现象比较典型，城市发展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强。反过来，由于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乡村对城市的依赖性则不是很强，完全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的方式，形成一个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态圈。且在对日占区的接收过程中，中共到1945年底“已经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2]1 173，这些城市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可以为农村的生产运动提供一定的保障，帮助其更好地实现自给自足，并有能力对国统区城市进行经济包围。而对于国民党来说，一方面其在基层的政权自1927年清党运动以来，便被一批士绅地主和投机分子所把持，加之不能进行土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农村；另一方面，中共又从农村发起了对城市的经济包围，进行有限度的、有选择性的限制贸易。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民党在占据城市之初，其优势略微明显，但随着中共经济工作的展开和时间的推移，城市在缺少了农村的有效支撑后，其后劲不足的弱点逐步暴露，并最终酿成了大的危机，导致国统区经济体系的崩溃。从经济的角度去审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会丰富这条新道路的内涵及意义。即是说，农村包围城市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包围，也是经济上的包围。这种没有硝烟的包围，能够起到扰乱对方军心和民心的作用，使其自乱阵脚，并最终为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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