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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似乎很难把它与战争长久地放在一起。就作品的“味道”或“形状”而言，都不像是这样的篮子可以稳妥装下的。不过，当有意把作品与时代联系起来，内心又不时会冒出一个苗头，总感觉那后面有什么东西在逼近英子，也在尾随着自己。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而英子也无可选择地降生在那样的年代：文化思潮翻涌、政治风暴激变、战争动乱频发……在小说中，类似“革命青年”“日本人”等时代元素悄然地渗入到英子的现实生活中。“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逮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他（小说中的德先叔）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1]但是，在对《城南旧事》的解读上，作者林海音提醒我们，“总是强调作者是为了‘表现普通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啦！‘北洋军阀时代人民的苦况’啦！其实我不是写这些的，我写东西不高喊‘革命’……可别把偏差的想法投在我的作品上。”[2]这种有意淡化乱世的时代背景，牵引读者进入那带有半点忧思的诗化回忆，是出于作者对已逝童年的心灵守护。这样，小说文本意义上的“战争”主题只是帷幕上的浅色背景，在避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它又该如何呈现？
长久以来，《城南旧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小”与“大”的合理取舍：在女孩、童真、语
言等方面是“小”而细的；在地域民俗、女性命运、时代悲剧等方面是“大”而淡的。围绕着“大小”的二元，它们的交织既可被视为一种“以小见大”的暗影，又能被看成“以小现大”的完美融合。但归根结底，英子（童年的林海音）才是作者情感思绪的中心载体。在这方面，“战争”无疑是“大”的背景，当作者无意强化其主题时，它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对“小”的凸显。
不曾亲历动乱的年代，难以想象其中人物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文献里，我们可见古巴比伦王朝辉煌一时的外在轮廓，却难见掩埋在尘土下的几百万曾存活的鲜明个体，这是人类集体的悲哀。《城南旧事》于乱世中的书写，以一种诗性的回忆展现了历史中的儿童面容：即便身处战乱，在家的宁静港湾里，孩子也拥有生存选择的基本权利，可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之间自由进出；在战争迫害后的小家离散中，艰难困境与自由呼吸并存不悖，英子就这样摸爬滚打长大成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选择，以战争年代为时代背景的《城南旧事》，既有乱世中的英子，又有永恒的儿童。
战争缝隙里的诗意童年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北平胡同只要响起叫卖的吆喝，便会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恍惚之感。原来，乱世中也有完整的小家巢穴。虽离政治中心的舞台最近，在北平城民的眼里，生活本能仍是最大的需求。当然，乱世的幸福更需命运的眷顾。相比于小桂子、小栓子的苦命，童年的小英子真是时代的宠儿。她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有舍不得打她的母亲，有可以寻求依偎的父亲，有照料日常起居的宋妈，还有最疼她的小叔以及众多陪伴左右的弟妹。
在《城南旧事》里，英子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她对孩子的管教却相当宽容。当小英子在外面疯狂地玩耍，一会儿在井窝子玩水，一会儿在太阳底下晒得满头大汗，鞋子沾满泥土，转眼又染了指甲，回到家时母亲也只是担心地骂上两句，“就在井窝子玩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弄这么一身水！”对于好玩的孩子来说，这是何等的宽松自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玩到天黑，当灰头土脸地进门时，没少挨一顿臭骂。待到英子生病时，母亲拉起她的手，想骂却又抵不过担忧，只得嗔怒地说：“怎么浑身这样烧，病了，看是不是？中午从太阳底下晒回来……现在又蹚水……总是要玩水！去躺下吧！”随后，给英子换上干净衣服，把她安置在软绵绵的被窝里并哄着睡觉，许诺带回好吃的八珍梅。这便是有妈孩子的福利，只要在外受到一点伤害，总能得到母亲的抚慰。英子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温暖的怀抱，既有温和适度的自由，禁得起她不停地闹腾，又有及时的关心与担忧，裹着那颗幼小不安的心灵。
如果说母亲更多地给予了英子包容性的柔情，小说中的父亲对她则既有溺爱，又有鞭策。英子玩水弄湿了衣服，便担心遭来父亲的打骂，“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挨打的姿势。‘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我呢！”父亲的威严是可亲的，它既不妨碍英子的亲昵，又能赢得她对父亲的信赖。在家教方面，父亲的权威随着训诫确立起来：喝汤不能发出声音；上菜要等大人先动筷子；不许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些训导，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爸爸只打手心”，而女儿都是父亲的“小情人”，在小英子不舒服的时候，都由父亲宠着抱着睡。这样，“白脸”的背后往往是无声的疼爱。因下雨赖床不想上学的英子，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收拾后，只得委屈地坐在教室。这时，父亲不知不觉出现在窗外，送来夹袄和两个铜板。严厉就这样自然地融化在真爱里。在女儿的内心，父亲始终站在背后。一旦受到委屈，英子便能撒赖地哭喊：“我要找我爸爸！”
很难想象，这是一幅乱世背景下的家庭儿童欢乐图。更为人惊诧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竟有如此幸运的孩子生在如此开明的家庭。其实，类似的天使还有很多，正如不幸的乞儿遍地各处。此前此后，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生灵均走过由生到死的历程，只不过大都随风逝去，而林海音为我们留下了不曾褪色的一页。
完整和谐的家庭可能是英子童年时期乃至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她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吃零食、买玩具。在精神方面，她还拥有自己喜爱的儿童读物。英子的性格就这样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的灵性是那样突出，目光又是那么本真。围绕着日常生活，英子在与宋妈的顶嘴玩闹中，就像一只上蹦下蹿的百灵鸟。正基于牢固的心理支撑，当英子满怀好奇地走出家门时，正如鸟儿回归自然的森林，我们看到一个活泼灵动、喜欢热闹和敢于表达自我的女孩。
怀着质朴纯真的心灵，英子在庭院与胡同之间自由地进出。其在外的探险，很多时候“无知”而大胆。她可以到井窝子找同龄的妞儿玩耍，把玩伴带到家里，在西厢房的快乐窝玩弄小油鸡，玩踢制钱的游戏。这种玩耍的自由是多数孩子渴望的奢求。也是这样一种自由，在英子大胆地走出去时，给她带来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当妞儿被店里的伙计刁难，英子果断地站出来，双手叉腰打抱不平。虽然惠安馆有成人的禁忌，她也尝试着踏入那向往已久的神秘之地，与“疯子”秀贞建立起纯洁的友谊。就算面对闹鬼的废墟，英子也敢进入其内，在草堆里寻找足球，敢跟陌生人搭话，甚至与小偷达成去看海的约定。对于一个上小学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经历算得上惊心动魄，却给读者带来一种理所当然的真实触感。 圆满的家庭滋养着英子的童真灵性，也没掩盖其天生的细腻敏思。英子经常无意偷听到成人世界里的闲话，有时还参与进去。得知妞儿不是其父母亲生之后，她赶紧跑到母亲面前愣愣地发问：“妈，我是不是你生的？”“那你怎么生的我？”这样的问题看似让人捧腹大笑，却是儿童的一种严肃思考。对于敏感的英子，身处顺境的她更容易关注到周围的不幸。这便把她的小小思虑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动乱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虽然似懂非懂，她也能同情秀贞的爱情遭遇，帮助苦命的妞儿与其团圆相认；察觉父亲与兰姨娘的暧昧，感受到母亲的艰难处境，英子便有意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走到一起；理解小偷为照顾弟弟上学而做贼的为难，英子与他成为朋友并相约一起去看海；认识到宋妈因贫穷才抛下了小栓子和小丫子，进城来到她家当奶妈，结果痛失自己的孩子……
虽然有疼爱她的父母，天真的英子仍保有自己的心思和忧虑。成人不懂得英子心中装下的秀贞、妞儿、小偷等元素所组成的另一个世界。在两代人的对话之间，英子插嘴“小桂子他妈”时反而引起宋妈的嘲笑；他们不理解英子为什么不吃被炖成汤的小油鸡；母亲用贼进行反面说教却激起英子的反抗……孩子就在家长的眼皮底下长大，却非父母占有的“私人财产”。小英子的内心渐渐变得不透明起来，它既来自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距离，又慢慢倾向成人与成人的距离。在英子幸福的童年时代，慢慢萌发的自我意识也拥有独立的心灵世界。在《城南旧事》中，她作为个体，作为女孩，作为儿童，更作为她自己留下了“真实心情”：依稀听闻秀贞母女的死讯后，看见兰姨娘跟德先叔奔走时父亲落寞的身影，小偷被抓从她眼前经过时……其中所包含的一丝愧疚、一丝害怕、一丝无奈和一丝伤心。
战争裹挟下的童年伤怀
童年的结束可以是自然的成长，到了时候就该长大了。有时，生理的成熟还往往不够，需要借助象征性的仪式，完成心理上的转变过渡。除此之外，也有意外变故所造成的精神断乳。英子出生在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胡同里留下了玩闹的身影，在小学期间度过了一段纯真时光，这原本是可以延续下去的童音童色。不过，那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很快便显露出来——战争乱世——它就像是嫉妒英子的幸运，当别的孩子不得不为生存努力挣扎时，也要把英子卷入进去。
战争对儿童的巨大影响莫过于失去至亲至爱，在孩子未长硬翅膀腾飞之前便失去荫庇的巢穴，在玩心未泯时就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城南旧事》里，对于爸爸的花落与童年的提前凋零，林海音虽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战争（因为无意且没有必要那么做），但是作为一个女孩，战争带来的无形伤害残留在不经意的细节之间：英子失去了叔叔，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完整的家。
叔叔是《城南旧事》中的一个隐形人物。在前面的四个故事里，虽然他与
情节无直接关联，作者却借父母的口多次“无意”地提到。“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我们由此知道，英子的叔叔在上大学。当母亲提出把顽皮的英子送进学堂的建议，父亲却说“英子上学的事，等她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这里可以看出叔叔和英子一家的亲密关系。“你叔叔说，还有一个月就要考小学了，你到底会数到什么数了？”“喏，这只自动铅笔是叔叔给你的。”通过这些细微之处，我们可以隐约察觉到“叔叔”在英子心中所占有的一席之地。事实上，文中的叔叔便是现实中最疼爱英子的屘叔林炳文。英子考小学时，是小叔牵着她的小手去的；第一次临柳公权玄秘塔的字帖，也是小叔给英子买来并一笔一画教她描写。[3]但是，叔叔却给日本人害死了。
1930年（民国十九年）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北京易名北平，整个社会风起云动。就在这时，英子的叔叔出事了。他瞒着英子的父亲和朝鲜人做抗日工作，结果被日本人抓住毒死在牢里。[4]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叔叔的死的确给英子纯真的童年留下了阴影。英子在父亲病逝不久后给祖父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我不愿意回去（被日本占领的台湾）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5]更何况，“爸爸的病，也是那个时候才厉害起来的”。[6]林海音只在《爸爸的花儿落了》的章节里提到，“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本应强烈的“国仇家恨”就这样被简单地一笔带过，更像是对命运无声的泣诉。
投奔大哥的叔叔因战争牵连英年早逝，而父亲因此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很快便离开人世。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家缺”。父亲的离去，不只是瓷碗上的缺口或裂痕，更是支柱的坍塌与避风港湾的无存。父亲在的时候，哪怕是躺在医院不能动弹，也能给英子以精神支撑。她还完全可以作为小孩子，自豪地告诉父亲，“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病重的父亲对此无能为力。英子接着撒娇，请求父亲能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甚至在毕业典礼开始的一刻，还幻想父亲会突然出现。直到从厨子的口中得知父亲去世的瞬间，英子转眼就成了不再依赖父亲的“小小大人”。“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父亲的离去，家的破损，直接促使英子提前告别了童年。家的圆满与残缺对孩子的影响是那样的天壤之别。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在英子上一年级开毕业同学会的时候，她戴上母亲的淡青色头纱，四角缀着铃铛，在舞台上扮演小麻雀。父母都赶来了，坐在来宾席上观看，还给英子买来沙果、汽水和面包。那时，英子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只要有完整的小家，就算身处动乱年代，英子还可以站在门墩儿上，等着“出红差”，看那些被枪毙的学生和土匪：他们被绑在敞车上游行，表情各异……这些革命风暴都被家挡在外面，更多的是孩子眼中的热闹。直至战争间接促成了父亲的早逝，意外的变故让小家不再完整，帮助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迫使英子不得不长大成人。
结语
在小说的最后，英子脱离了童真状态而走向成熟。在此之前，“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来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7]而在此之后，“我常常想，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失去了许多亲人。我在小小年纪便负起没有想到过的责任；生活在没有亲族和无所依赖的异乡，但摆在面前的这一切，却都是真的呢！我每一想到不知要付出多少的勇气，才能应付这无根的浮萍似的漂泊异乡的日子时，就会不寒而栗。”[8]但是，英子走了过来。我们就更能理解一个女孩，在面对战争带来的家庭横祸时，由无虑到深思所完成的转变：英子的沉着和镇定，是她怀着父亲的期待，把幸福的童年永久珍藏在心中，然后果断地面对风雨。这是自然的成长，时代的牵连。
《城南旧事》中乱世的小家圆缺见证了胡同女孩从诗性童真到花落成人的历程。不论是战争缝隙间家圆时忧而不伤的欢乐童年，还是战争裹挟下家缺时责任在身的成熟冷静，它都是历史中的“真实”：既有乱世中的“实”（英子），又有超越历史的“真”（儿童）。
注释
[1]林海音：《城南旧影——林海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2]林海音：《童心愚呆——回忆写〈城南旧事〉》，台北游牧族文化公司2005年版，第197—198页。
[3]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
[4]同[3]，第35页。
[5]同[3]，第41页。
[6]同[3]。
[7]同[1]，第137页。
[8]同[7]，第140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而英子也无可选择地降生在那样的年代：文化思潮翻涌、政治风暴激变、战争动乱频发……在小说中，类似“革命青年”“日本人”等时代元素悄然地渗入到英子的现实生活中。“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逮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他（小说中的德先叔）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1]但是，在对《城南旧事》的解读上，作者林海音提醒我们，“总是强调作者是为了‘表现普通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啦！‘北洋军阀时代人民的苦况’啦！其实我不是写这些的，我写东西不高喊‘革命’……可别把偏差的想法投在我的作品上。”[2]这种有意淡化乱世的时代背景，牵引读者进入那带有半点忧思的诗化回忆，是出于作者对已逝童年的心灵守护。这样，小说文本意义上的“战争”主题只是帷幕上的浅色背景，在避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它又该如何呈现？
长久以来，《城南旧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小”与“大”的合理取舍：在女孩、童真、语
言等方面是“小”而细的；在地域民俗、女性命运、时代悲剧等方面是“大”而淡的。围绕着“大小”的二元，它们的交织既可被视为一种“以小见大”的暗影，又能被看成“以小现大”的完美融合。但归根结底，英子（童年的林海音）才是作者情感思绪的中心载体。在这方面，“战争”无疑是“大”的背景，当作者无意强化其主题时，它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对“小”的凸显。
不曾亲历动乱的年代，难以想象其中人物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文献里，我们可见古巴比伦王朝辉煌一时的外在轮廓，却难见掩埋在尘土下的几百万曾存活的鲜明个体，这是人类集体的悲哀。《城南旧事》于乱世中的书写，以一种诗性的回忆展现了历史中的儿童面容：即便身处战乱，在家的宁静港湾里，孩子也拥有生存选择的基本权利，可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之间自由进出；在战争迫害后的小家离散中，艰难困境与自由呼吸并存不悖，英子就这样摸爬滚打长大成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选择，以战争年代为时代背景的《城南旧事》，既有乱世中的英子，又有永恒的儿童。
战争缝隙里的诗意童年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北平胡同只要响起叫卖的吆喝，便会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恍惚之感。原来，乱世中也有完整的小家巢穴。虽离政治中心的舞台最近，在北平城民的眼里，生活本能仍是最大的需求。当然，乱世的幸福更需命运的眷顾。相比于小桂子、小栓子的苦命，童年的小英子真是时代的宠儿。她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有舍不得打她的母亲，有可以寻求依偎的父亲，有照料日常起居的宋妈，还有最疼她的小叔以及众多陪伴左右的弟妹。
在《城南旧事》里，英子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她对孩子的管教却相当宽容。当小英子在外面疯狂地玩耍，一会儿在井窝子玩水，一会儿在太阳底下晒得满头大汗，鞋子沾满泥土，转眼又染了指甲，回到家时母亲也只是担心地骂上两句，“就在井窝子玩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弄这么一身水！”对于好玩的孩子来说，这是何等的宽松自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玩到天黑，当灰头土脸地进门时，没少挨一顿臭骂。待到英子生病时，母亲拉起她的手，想骂却又抵不过担忧，只得嗔怒地说：“怎么浑身这样烧，病了，看是不是？中午从太阳底下晒回来……现在又蹚水……总是要玩水！去躺下吧！”随后，给英子换上干净衣服，把她安置在软绵绵的被窝里并哄着睡觉，许诺带回好吃的八珍梅。这便是有妈孩子的福利，只要在外受到一点伤害，总能得到母亲的抚慰。英子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温暖的怀抱，既有温和适度的自由，禁得起她不停地闹腾，又有及时的关心与担忧，裹着那颗幼小不安的心灵。
如果说母亲更多地给予了英子包容性的柔情，小说中的父亲对她则既有溺爱，又有鞭策。英子玩水弄湿了衣服，便担心遭来父亲的打骂，“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挨打的姿势。‘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我呢！”父亲的威严是可亲的，它既不妨碍英子的亲昵，又能赢得她对父亲的信赖。在家教方面，父亲的权威随着训诫确立起来：喝汤不能发出声音；上菜要等大人先动筷子；不许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些训导，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爸爸只打手心”，而女儿都是父亲的“小情人”，在小英子不舒服的时候，都由父亲宠着抱着睡。这样，“白脸”的背后往往是无声的疼爱。因下雨赖床不想上学的英子，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收拾后，只得委屈地坐在教室。这时，父亲不知不觉出现在窗外，送来夹袄和两个铜板。严厉就这样自然地融化在真爱里。在女儿的内心，父亲始终站在背后。一旦受到委屈，英子便能撒赖地哭喊：“我要找我爸爸！”
很难想象，这是一幅乱世背景下的家庭儿童欢乐图。更为人惊诧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竟有如此幸运的孩子生在如此开明的家庭。其实，类似的天使还有很多，正如不幸的乞儿遍地各处。此前此后，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生灵均走过由生到死的历程，只不过大都随风逝去，而林海音为我们留下了不曾褪色的一页。
完整和谐的家庭可能是英子童年时期乃至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她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吃零食、买玩具。在精神方面，她还拥有自己喜爱的儿童读物。英子的性格就这样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的灵性是那样突出，目光又是那么本真。围绕着日常生活，英子在与宋妈的顶嘴玩闹中，就像一只上蹦下蹿的百灵鸟。正基于牢固的心理支撑，当英子满怀好奇地走出家门时，正如鸟儿回归自然的森林，我们看到一个活泼灵动、喜欢热闹和敢于表达自我的女孩。
怀着质朴纯真的心灵，英子在庭院与胡同之间自由地进出。其在外的探险，很多时候“无知”而大胆。她可以到井窝子找同龄的妞儿玩耍，把玩伴带到家里，在西厢房的快乐窝玩弄小油鸡，玩踢制钱的游戏。这种玩耍的自由是多数孩子渴望的奢求。也是这样一种自由，在英子大胆地走出去时，给她带来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当妞儿被店里的伙计刁难，英子果断地站出来，双手叉腰打抱不平。虽然惠安馆有成人的禁忌，她也尝试着踏入那向往已久的神秘之地，与“疯子”秀贞建立起纯洁的友谊。就算面对闹鬼的废墟，英子也敢进入其内，在草堆里寻找足球，敢跟陌生人搭话，甚至与小偷达成去看海的约定。对于一个上小学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经历算得上惊心动魄，却给读者带来一种理所当然的真实触感。 圆满的家庭滋养着英子的童真灵性，也没掩盖其天生的细腻敏思。英子经常无意偷听到成人世界里的闲话，有时还参与进去。得知妞儿不是其父母亲生之后，她赶紧跑到母亲面前愣愣地发问：“妈，我是不是你生的？”“那你怎么生的我？”这样的问题看似让人捧腹大笑，却是儿童的一种严肃思考。对于敏感的英子，身处顺境的她更容易关注到周围的不幸。这便把她的小小思虑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动乱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虽然似懂非懂，她也能同情秀贞的爱情遭遇，帮助苦命的妞儿与其团圆相认；察觉父亲与兰姨娘的暧昧，感受到母亲的艰难处境，英子便有意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走到一起；理解小偷为照顾弟弟上学而做贼的为难，英子与他成为朋友并相约一起去看海；认识到宋妈因贫穷才抛下了小栓子和小丫子，进城来到她家当奶妈，结果痛失自己的孩子……
虽然有疼爱她的父母，天真的英子仍保有自己的心思和忧虑。成人不懂得英子心中装下的秀贞、妞儿、小偷等元素所组成的另一个世界。在两代人的对话之间，英子插嘴“小桂子他妈”时反而引起宋妈的嘲笑；他们不理解英子为什么不吃被炖成汤的小油鸡；母亲用贼进行反面说教却激起英子的反抗……孩子就在家长的眼皮底下长大，却非父母占有的“私人财产”。小英子的内心渐渐变得不透明起来，它既来自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距离，又慢慢倾向成人与成人的距离。在英子幸福的童年时代，慢慢萌发的自我意识也拥有独立的心灵世界。在《城南旧事》中，她作为个体，作为女孩，作为儿童，更作为她自己留下了“真实心情”：依稀听闻秀贞母女的死讯后，看见兰姨娘跟德先叔奔走时父亲落寞的身影，小偷被抓从她眼前经过时……其中所包含的一丝愧疚、一丝害怕、一丝无奈和一丝伤心。
战争裹挟下的童年伤怀
童年的结束可以是自然的成长，到了时候就该长大了。有时，生理的成熟还往往不够，需要借助象征性的仪式，完成心理上的转变过渡。除此之外，也有意外变故所造成的精神断乳。英子出生在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胡同里留下了玩闹的身影，在小学期间度过了一段纯真时光，这原本是可以延续下去的童音童色。不过，那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很快便显露出来——战争乱世——它就像是嫉妒英子的幸运，当别的孩子不得不为生存努力挣扎时，也要把英子卷入进去。
战争对儿童的巨大影响莫过于失去至亲至爱，在孩子未长硬翅膀腾飞之前便失去荫庇的巢穴，在玩心未泯时就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城南旧事》里，对于爸爸的花落与童年的提前凋零，林海音虽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战争（因为无意且没有必要那么做），但是作为一个女孩，战争带来的无形伤害残留在不经意的细节之间：英子失去了叔叔，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完整的家。
叔叔是《城南旧事》中的一个隐形人物。在前面的四个故事里，虽然他与
情节无直接关联，作者却借父母的口多次“无意”地提到。“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我们由此知道，英子的叔叔在上大学。当母亲提出把顽皮的英子送进学堂的建议，父亲却说“英子上学的事，等她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这里可以看出叔叔和英子一家的亲密关系。“你叔叔说，还有一个月就要考小学了，你到底会数到什么数了？”“喏，这只自动铅笔是叔叔给你的。”通过这些细微之处，我们可以隐约察觉到“叔叔”在英子心中所占有的一席之地。事实上，文中的叔叔便是现实中最疼爱英子的屘叔林炳文。英子考小学时，是小叔牵着她的小手去的；第一次临柳公权玄秘塔的字帖，也是小叔给英子买来并一笔一画教她描写。[3]但是，叔叔却给日本人害死了。
1930年（民国十九年）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北京易名北平，整个社会风起云动。就在这时，英子的叔叔出事了。他瞒着英子的父亲和朝鲜人做抗日工作，结果被日本人抓住毒死在牢里。[4]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叔叔的死的确给英子纯真的童年留下了阴影。英子在父亲病逝不久后给祖父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我不愿意回去（被日本占领的台湾）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5]更何况，“爸爸的病，也是那个时候才厉害起来的”。[6]林海音只在《爸爸的花儿落了》的章节里提到，“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本应强烈的“国仇家恨”就这样被简单地一笔带过，更像是对命运无声的泣诉。
投奔大哥的叔叔因战争牵连英年早逝，而父亲因此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很快便离开人世。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家缺”。父亲的离去，不只是瓷碗上的缺口或裂痕，更是支柱的坍塌与避风港湾的无存。父亲在的时候，哪怕是躺在医院不能动弹，也能给英子以精神支撑。她还完全可以作为小孩子，自豪地告诉父亲，“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病重的父亲对此无能为力。英子接着撒娇，请求父亲能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甚至在毕业典礼开始的一刻，还幻想父亲会突然出现。直到从厨子的口中得知父亲去世的瞬间，英子转眼就成了不再依赖父亲的“小小大人”。“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父亲的离去，家的破损，直接促使英子提前告别了童年。家的圆满与残缺对孩子的影响是那样的天壤之别。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在英子上一年级开毕业同学会的时候，她戴上母亲的淡青色头纱，四角缀着铃铛，在舞台上扮演小麻雀。父母都赶来了，坐在来宾席上观看，还给英子买来沙果、汽水和面包。那时，英子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只要有完整的小家，就算身处动乱年代，英子还可以站在门墩儿上，等着“出红差”，看那些被枪毙的学生和土匪：他们被绑在敞车上游行，表情各异……这些革命风暴都被家挡在外面，更多的是孩子眼中的热闹。直至战争间接促成了父亲的早逝，意外的变故让小家不再完整，帮助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迫使英子不得不长大成人。
结语
在小说的最后，英子脱离了童真状态而走向成熟。在此之前，“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来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7]而在此之后，“我常常想，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失去了许多亲人。我在小小年纪便负起没有想到过的责任；生活在没有亲族和无所依赖的异乡，但摆在面前的这一切，却都是真的呢！我每一想到不知要付出多少的勇气，才能应付这无根的浮萍似的漂泊异乡的日子时，就会不寒而栗。”[8]但是，英子走了过来。我们就更能理解一个女孩，在面对战争带来的家庭横祸时，由无虑到深思所完成的转变：英子的沉着和镇定，是她怀着父亲的期待，把幸福的童年永久珍藏在心中，然后果断地面对风雨。这是自然的成长，时代的牵连。
《城南旧事》中乱世的小家圆缺见证了胡同女孩从诗性童真到花落成人的历程。不论是战争缝隙间家圆时忧而不伤的欢乐童年，还是战争裹挟下家缺时责任在身的成熟冷静，它都是历史中的“真实”：既有乱世中的“实”（英子），又有超越历史的“真”（儿童）。
注释
[1]林海音：《城南旧影——林海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2]林海音：《童心愚呆——回忆写〈城南旧事〉》，台北游牧族文化公司2005年版，第197—198页。
[3]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
[4]同[3]，第35页。
[5]同[3]，第41页。
[6]同[3]。
[7]同[1]，第137页。
[8]同[7]，第140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