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读方方的《软埋》，不禁背后发凉。但仔细想想，除了文字制造的恐惧又有什么是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呢？鬼大屋里满院子的坟茔，曾经四处可见，也许早早被推平，此时正被我们踩在脚下。或者是那场一度失控的运动？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只是浮于纸面的材料甚至是故事，它还能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让人紧张或恐慌吗？那些生死离别，那些跨越地狱之门的游走，正在渐渐模糊，甚至人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负担，离得越远越好……大概这就是“软埋”，无法转世的人、无法延续的时间和事件就那么随风散了，很难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记忆。
　　当人们把那个女人从水里救上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你是哪里人？住哪个村？你多大年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怎么掉进了河里？是翻船了，还是坏人把你扔下去的？就你一个落水吗……”后来这个女人成了丁子桃，她人生的起点重新开始于川东的一个小城，无论对丁子桃还是其他人来说，她的人生只需要拿这个当开头就已经足够，那些想起来就浑身刺痛的东西也就渐渐放弃了，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形成了某种重建一个人历史的过程。当然，这种重建十分必要，因为救过她的吴医生对她讲，“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这其实构成了小说要讲述、辨析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很难或者说并不适宜作为一个局外人进行马后炮式的判断，因为事关生死，一切以生命来换取的所谓记忆、道德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疑的。因此，《软埋》并没有走向那种不近人情的反思或谴责。恰恰相反，它带着对当事人满含温情的体谅展现了记忆如何被消化，如何被置换，又如何被唤起的过程。
　　变成丁子桃的胡黛云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当然，它是被当成新的历史或记忆来叙述的。丁子桃已经老了，老到所有的皮肤都趴着，连一条像样的皱纹也撑不起来。作为这样一个老妇人，她似乎有很多东西值得回忆，或者说得残酷一些，在这个不太可能改变什么的时候，大概也只能回忆了。可是，丁子桃最怕的就是回忆，这倒不是说她的记忆里有多少可怕的创伤，而是她恰恰想不起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她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仅仅开始于1952年春天，之前的东西好像在不安分地跳动，却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触，至于具体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于是，这个只有后半生的女人就带着种种疑惑和不知来由的恐慌却又心安理得地度过了几十年。可能对于丁小桃，这大概成了她的幸运，因为她的生活渐渐正常，“每一年的时间，都如一张严实细密的膜，将她记忆背后的东西层层覆盖，一年一张，岁岁年年，由薄而厚，凝结成板，那些深藏在她意识里的魔鬼统统被封压了下去”。总之，成了丁子桃之后的女人虽然常有困惑，但终究有了一个可以被人接受的身份，无论是做保姆，还是后来嫁给吴医生，她都可以在这个新的身份下获得一份日常生活的安稳。后来有了儿子青林，即便是吴医生车祸身亡，她也依然可以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其中最重要的是，丁子桃真的就成了丁子桃，再也没有人追问她被人从水里救上来之前的事情，更没人还会想起她在成为丁子桃之前一定有另外一个名字和另外一种生活。
　　小说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切实的生活经验：为人妻，为人母，把儿子养大，看儿子远走他乡然后出人头地……它在完成一个故事的同时也在追问着历史或是记忆之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即便我们不知晓女人作为胡黛云的任何经历，大概也能判断她作为丁子桃的生活更能使其心安，或者更加安全，毕竟在丁子桃的生活中，所有的威胁都来自那说不清的地方。当然，小说逐渐揭开的秘密更是证实了她已经遭受的和可能遭受的伤害都仅仅来自她此前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有此问题便无法回避了。所谓记忆，到底在人的生活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当事人的历史和旁观者的历史存在着什么的区别？一个人作用于具体生活的记忆和某种抽象的历史到底有着怎样的错位甚至是冲突？《软埋》中，丁子桃的存在和后来青林等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小说让这些看似平常、平静的生活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就逼迫人们对此做出选择：是追求一个他者的历史叙述，还是要在本就艰难的生活中以遗忘换取一份安稳？一切抽象的道理都很难真正进入当事人的生活，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记忆意味着痛苦和威胁，小说对丁子桃的描写无疑是有力的：“她记起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惧，闭着眼对自己说，我不回头。我不上当。我不抓你们。我不要回忆。我不需要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更不需要想起我家里有什么人。我都不需要。”
　　的确，丁子桃的生活并不需要1952年之前的那些记忆，那么，谁需要？
　　在小说的叙述里，青林一度显示出需要这段历史的样子。因为母亲丁子桃的种种迹象表明她是一个藏有秘密的人，这些说不清来由的只言片语让青林感到奇怪：“她并非是他心目中原有的那个母亲。她似乎是另外一个人，一个藏有秘密的人。这秘密使她有如一本大书。他此前所知，只是书的封面，而这本书的内容，却从来未曾翻阅。”然而，当青林真的面对父亲吴家名的陈年日记时，一阵莫名的恐慌袭来，他将日记重新放回箱子，“我恐怕还没有准备好”。当青林在母亲的昏迷之中重新翻开父亲的日记，已经是两年之后。他能够从日记里获得的信息当然十分有限，毕竟吴家名对自己妻子之前的事件也全然不知。青林虽然从日记里发现了一些有关母亲的关联性时段和事件，知道了自己父亲的身世，但很快，阅读时的震动消失殆尽，他渐渐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仿佛每一天的日子都如一盆水，日复一日地从他脑子里泼过，生生把这些强烈的情绪冲洗掉了”，“真要费时费力去寻找，青林想，对自己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大学同学龙勇忠的介入让青林改变了主意，一同踏上去川东寻求母亲身世秘密的道路。龙忠勇在小说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促成了青林的出行，直接影响着丁子桃秘密的开启，甚至在青林几乎要完成母亲1952年前全部历史的窥探却在最后的节点放弃以后，又一次返回川东，走进鬼大屋。面对青林矛盾的心情，他给出的答复是：“历史需要真相”“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选择记录”———小说最想表达的意思在这里揭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更愿意保持生活的安宁，宁可在最后放弃探求母亲秘密的青林来说，龙忠勇更需要丁子桃1952年之前的记忆，更需要历史的“真相”。 　　至此，龙忠勇到底是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丁子桃的身世与龙忠勇无关，青林与他的同学关系也不能构成他去探求“真相”的根本动力。他作为一个建筑史学者，对于古旧建筑的研究当然是分内之事，更重要的是，他对建筑的研究关联延伸至家族的兴衰，“反过来，这样的建筑，它的兴盛和废弃过程，一旦了解清楚了，又可以帮助我们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拐点和它真实的发展轨迹”，“我们要真正了解庄园建筑，自己心里必须要有真实的历史。就算跟书上描述的完全不同，但我们也只能依据建筑本身提供的数据来确认当时的历史”。相较知识分子这一更富有现代意义的称谓，也许一个严苛、忠于职守的“史官”更适合龙忠勇的身份。他的精神理想要求他去挖掘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身世之谜，从而去探究那个时段整个社会的动向。他更需要一种无关个人日常生活境遇的历史真相，更需要一个自在的不受后来外力干扰的“客观存在”。所以，龙忠勇在小说中扮演着一个“矫正者”的角色———无论是吴家名对自己身世的主动放弃，还是他出于对丁子桃的保护，或者青林在情感上面对父母惨痛经历背后的迟疑、回避与无力承受，乃至青林即将出发时刘小安对他的劝慰：“没必要非得去追寻什么真相。你要明白，这世上很多的事，都不可能有真相的。所以，活着图个简单省事，经常就是人生的真谛”———龙忠勇对这些主动的或被动的遗忘，这些天长日久时间的“软埋”，都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回应和牵制。他的存在让那些基于现世安逸而消解、淡化历史的行动成为徒劳，这正如青林得知龙忠勇依然在调查事情真相之后的感叹：“是呀，我选择了忘记，你选择了记录。但你既已记录在案，我又怎能忘得掉？”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着作者对于历史的基本态度，也反映着作者设定龙忠勇这个人物乃至创作《软埋》的主要意图。
　　不过，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如果仅从如何看待记忆、如何面对历史来说，1952年之后的故事足以形成一个完整又值得深入体味的小说，但方方又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1952年之前两个家族的遭遇，让丁子桃在十八层地狱里逐层游走，颇为残忍地使其最终变回胡黛云。
　　相对小说有关时间或记忆的“软埋”，胡、陆两家在土改中的遭遇实现了现实的、肉体上的软埋。丁子桃在地狱中一层层的穿越让我们看到，作为富家小姐的胡黛云嫁到陆家，运动中的陆家遣散了长工和用人以期自保。不想因为胡黛云与小姑子慧媛的矛盾，加之对与慧媛产生感情的“下人”王金点的不屑，一时口无遮拦道出了王、陆两家的陈年仇怨，致使被陆家收养多年的王金点离家出走。之后，满怀仇恨的王金点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归来，主持了对陆家的斗争，这也就构成了陆家老小集体自杀的直接原因。小说以丁小桃旁观式的回顾呈现出那场运动的残酷与失控。“西村的范家，全家被赶出大宅，住进了牛棚。宅院被充作了仓库。北坡的刘家宅子，呼呼地住进了七八户人家。正房偏房住的都是外人，自己一大家子挤在下人的屋里，进进出出还要受气。当年见着他们点头哈腰的人，全都踩着他们过日子。山南坡顶村的陈家，四代同堂，死得只剩几个老弱，被撵到村头的土地庙里，靠讨饭度日。村里的几个痞子瓜分了他们的屋子和丫头。”胡黛云家里只剩她自己，哥哥凌云在路上被打死，父母都被枪毙，二娘和嫂子本不在斗争名单之列，却也在沸腾的斗争中被点了“天灯”，惨叫三天三夜之后不知去向，“店铺和屋子自然改作他姓，家中字画和书烧了好几天，烧完的黑灰也被一担担挑到地里肥田了”。陆家在得知即将被批斗的消息后，毅然决定自己选个死法：“好歹自己选择死，比被人打死斗死强。”于是，陆家花园里每个角落都有一座新坟，这是整个家族的人，躺的是一个个被软埋的、不能转世的尸身。在那场暴力狂欢式的运动中，陆家和胡家的结局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偶然逃脱的可能，即便除去那些零散的意外，在那样一种天翻地覆的群众运动和权力变革中，当某个特定的身份标签被牢牢地钉在身上，没有人能够拯救别人，也没有人能够拯救自己。而小说中刘晋源等革命者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则显然没有那么残酷，他们更多地在强调着形势的艰难和革命的必然代价，依然认定“矫枉必须过正”，“当年并没有人出来分析，穷人为什么会穷，穷人中有没有地痞流氓，更没人说，哪些富人是好富人，哪些是坏富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学，而且打完仗剿完匪，杀心还没有褪尽，就觉得镇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小说在此显示出历史叙述的多面性，或者用小说最后的话说，“这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有它真正的真相”。然后，整个事件的呈现却无时无刻不包含着小说中一个隐藏的声音对历史细节的追问，这个追问来源于作者，来源于小说创作中所秉持的历史观处理历史信息的一种必然方式和结果。而对于小说来讲，则是一定要把胡黛云身世的来龙去脉像楔子一样砸入一个已然完整的叙事文本之中，让它成为“软埋”的眼中钉、肉中刺。
　　小说面对被“软埋”的记忆保持着十足的弹性，它没有简单地演化为事过境迁之后不同政治框架中的“变天账”，反而对于当事人，对于那些主动或被动的遗忘，保有一份基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体谅和同情。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没有因为这种弹性使自己面对历史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清，相反，龙忠勇的出现，丁子桃在十八层地狱中的艰难穿行，已然明确着方方对历史与记忆的态度，她在小心翼翼地区分着当事者与局外人不同的处境和责任，让伤痛不致被时间“软埋”，让罪责不为时间以及生活的安逸所吞噬，更使后来者保有了一分反思乃至追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