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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涪陵白鹤梁
——从古代水文站到水下博物馆的藏品
白鹤梁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中靠近城区（也就是南岸）的一道纵向石梁。长江上游的洪水和枯水水位差异很大，在每年的丰水时期和一般年份的枯水时节，白鹤梁全部被淹没在水下；但在上游来水较少的枯水年份的枯水期，白鹤梁会部分暴露在水面，据说在多年一遇的水位极低的年份，石梁露出水面的高度可至2米、长度在1500米以上。不同枯水年份的最低水位有所不同，古人注意到了这种水位线在石梁上的变化，采用雕刻鱼和其他符号作为枯水标识的办法将其记录下来。大量的水文石刻又吸引了历代文人和游客的注意，他们在白鹤梁的水文石刻旁刻下了大量的吟咏诗文，从而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
白鹤梁枯水标记的最早记载是唐广德二年（764年）见到的石鱼，石鱼的雕刻年代应在更早以前。从那以后，就有文人将自己的诗作刻在唐石鱼附近，唐大顺三年（892年）等题诗，就是见诸记载的例子。这些唐代的题刻经历了一千多年流水的冲刷，现在已经难觅踪迹，只有一条被清代石鱼破坏的石鱼，据说可能是唐石鱼的残迹。现在保留在白鹤梁上的文字题刻最多的是宋代，在白鹤梁现存总共175则石刻题记中，宋代就占了103则。宋代以后，在白鹤梁上雕刻石鱼标识枯水水位，并在石鱼附近刻诗吟咏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些石刻记录了自唐代以来1200余年间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以及农业生产等，均有重要的价值。
三峡水库蓄水后，白鹤梁水文石刻就要永久地沉没水底。为了将这处重要题刻保存下来，专家们想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比如，将白鹤梁石刻切割下来，搬迁到临江岸边，修建一个博物馆将这些石刻收藏和展出的简易办法，因改变了石刻的位置和环境，遗产价值将大打折扣，首先遭到专家们的否决。专家对白鹤梁题刻保护的要求是在水下原址保存的前提下，兼顾后人仍能够参观题刻的需求。最初提出的保护方案是在白鹤梁原址修建一个水下的覆室，用覆室坚固的墙壁和屋顶隔开江水，使人们在水库蓄水后仍然能够在原地参观这些珍贵文物。水下博物馆的方案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需要克服地质、水压、渗水等各方面的障碍，建成后也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因而未能得到专家的赞同。这样，葛修润院士提出的具有折中性质的“无压容器”方案就脱颖而出。葛氏方案是在题刻集中的白鹤梁东端修建非压力覆室，室内注满经过过滤的清水，参观者通过带观览窗的耐压管道，透过清水观看题刻。由于覆室内外都是水，覆室本身并不承受水的压力，避免了渗水、透水的问题，减少了技术实施的难度，节省了建设资金。这个新方案使白鹤梁题刻的原址保护与展示成为可能，因而得到了有关专家的一致认同。现在已经建成的白鹤梁题刻博物馆，其主体也就是题刻集中的东区，就是葛修润方案优化后的产物。至于那些题刻较少、价值较低的白鹤梁题刻西区，则采取了原址加固覆盖保护的方案。
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建成开放后，笔者曾多次专程前往参观。透过耐压参观廊道一个个直径近0.8米密封耐压窗口，浸泡在清水中的石梁上历代石刻，在水下灯光的照射下，基本上都能够看到。略感遗憾是，参观用的耐压窗双层玻璃之间，总觉得不够明亮，覆室内石刻的清晰度还是差强人意。据介绍，白鹤梁水下覆室内注入的水都是清水，其透明度应当较好才是。那么，造成目前这种观看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何在呢？通过向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同志了解，我想，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舷窗周边固定耐压玻璃的钢圈非不锈钢制品，外侧与水接触的钢圈锈蚀产生锈斑会污染玻璃；二是观察石刻的舷窗是双层耐压厚玻璃，两层玻璃之间有一些可能是施工时就没有完全擦洗干净的污垢；三是由于覆室内的清水是从自来水公司购买的，每更换一次水的成本较高，因而覆室内清水更换的时间间隔较长（大约一个月左右更换一次），造成微生物在水中繁殖，使得清水逐渐变得没有那么清澈了；四是覆室所覆罩的岩石仍然有细小的裂隙没能完全堵死，少许浑浊的江水会从岩石的裂隙中渗透入覆室，这也正是覆室内清水保持较高透明度的时间，在洪水季节较短而在枯水季节较长的原因；五是覆室内照明灯光没有做专门的针对性设计，灯光在覆室顶部均匀分布，垂直照射，没有仔细考虑题刻与圆窗外参观者视角最佳光照所需角度。真是智者千虑，仍有一失。现在看来，当初设计覆室时如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这些细节，有些遗憾就可以在筑围堰建覆室的施工阶段解决，不会留下这样一些问题和遗憾。
白鹤梁所在地的堤岸南侧，现在还建有一座博物馆的地面建筑。这座地面建筑的功能一是作为水下白鹤梁古水文石刻参观廊道的出入口，以及水下覆室和参观廊道所需的保障设备用房；二是作为博物馆的展室，向公众展示水下看不大清楚的水文石刻照片和拓片，以及白鹤梁历史、价值和保护工程等信息。由于地面展示馆的建筑规模太小，既没有足够的空间将白鹤梁石刻的全部面貌及其价值展示出来，更没有空间向公众全面介绍这项具有创意的保护工程情况。本来，白鹤梁的水下观览设施就只能展示白鹤梁石刻的部分面目，观众隔着舷窗水体观看题刻，得到的只是朦胧的印象，需要在地面展示馆得到更全面和清晰的知识。理想中的白鹤梁博物馆除了通过参观廊道进入水下覆室观看石刻文物原件外，水上展示馆内还应能够展出全部石刻的拓片和照片，最好还要能够容纳一个白鹤梁在涪陵零水位线时水上部分的原大复制品。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地表展厅面积至少要比现在大一倍以上，才能满足展示的要求。现在的白鹤梁博物馆紧贴河堤边，门口就是主要交通要道，观众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博物馆只有二楼有一个不大的展厅，连白鹤梁石刻的全部拓片都无法展出，更不要说原大复制品了。
在白鹤梁对岸的崖壁是涪陵另外一处名胜北岩，据说北宋大理学家程颐曾在这里点注《周易》，留有一些著名文人墨客的题记。从宋代至近代的人们探访白鹤梁题刻，往往都发生在探访北岩的往返路程中。现在这里已经建成了点周易园，新园的规划和建设虽然很俗气，颇有点“农家乐”的味道，但有改造的余地。如果在长江北岸江边醒目处点缀一二引景建筑，并开辟一条沟通白鹤梁与点易台的水上通道，使白鹤梁与点易台互为对景。可能对于延续白鹤梁与北岩的传统关系，增强白鹤梁这一遗产的展示利用，促进涪陵今后文化旅游的发展会有所帮助。 二、忠县石宝寨——从江边奇景到江上盆景
在川江上乘船旅行，忠县与万县之间的石宝寨是一处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一座孤峰在江边拔地而起，好似一座石构的城堡，因而这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曾被称作“石堡山”。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一记夔州路咸淳府山川有“石堡山，在临江县东五十里”，正在今天石宝寨的位置。石堡山孤峰四面壁立，好似一颗硕大的印章，故此峰又被称为“石宝”，后来的“玉印山”就是“石宝”通俗化的名称。至迟在南宋时期，石宝山上就有寺庙名“石宝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七说：“石宝寺，在武宁县西三十里。平地突出一峰如屏，有石岿然其问，故号石笋，后因寺焉”。这座石宝寺在明末尚存，王士性路过这里时还看到过这座寺庙（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五）。明末万历年间，忠州知州尹愉在玉印山上开凿梯道，迄今在玉印山链子口的崖壁上还保存有当时的《官府修路记》摩崖碑刻。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在山顶上修建了名为绀宇宫天子殿的庙宇。孤峰上建寺观，朝拜者能沿着崖壁上一条陡峭狭窄的梯道而上，容易发生危险。故清乾隆初年，就在玉印山临江一面紧贴石壁修建了可以通到链子口的木构层楼，给登临者提供了方便。清嘉庆年问，由于原先的寨楼已经损坏，当地士绅集资在玉印山面江一侧的崖壁上，改变了原先的旧制，用木头搭建了九层的可以直接登顶的寨楼，并在寨楼顶层内的山顶处营建了两层方亭，使石宝寨楼成为十一层的宏伟依崖高楼。从此，石宝寨楼既成为了上下这座孤峰及其上庙宇的楼梯，同时也成为吸引江上往来过客的建筑标志。
石宝寨是一座巧妙利用天然地形的中国传统山水建筑的典范。其价值在于它是一座巧妙利用自然山形构筑的高层建筑，在于它与长江和周围古镇构建的和谐的自然与文化背景。以笔者个人的粗浅理解，石宝寨设计的独特创意有三个：一是用依崖建筑来解决登临山顶的交通问题，使得该建筑（即寨楼）不仅成为登山的梯道，成为一处点景和引景建筑，山因楼更加引人瞩目，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建设高楼的技术难度和材料消耗。二是石宝寨在寨楼的选址上巧妙地利用了所依托玉印山的形态，无论是从江上乘船经过还是从陆路登临，山和楼的形态都在随人的移动不断发生横向的变化。过客乘船（尤其是古代的速度很慢的木船）经过时，他们观看石宝寨，因景观的变化不会产生视觉疲劳的感觉。三是石宝寨的自然地形本来就是自下而上逐级收缩，这种自然的纵向节理与寨楼等人工景观的纵向节理相呼应，使得石宝寨的景观不仅富于横向的变化，也富于纵向变化。
当三峡水库全部蓄水后，石宝寨虽然不会被淹没，但库区最高的蓄水水位将到达寨楼的第一层。为了保护这处宝贵的文化遗产，专家们也曾经提出了种种设想。最先被否定的是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重建的方案，因为石宝寨的文物价值绝不仅在这座木构寨楼的本身，忠县附近的长江沿岸也找不到类似石宝寨这样的山形地貌（据说曾经找到忠县县城旁边的一座孤山，作为异地搬迁的备选方案，但那座山的山形地貌与玉印山相去甚远）。继而提出的原地保护方案有“亲水寨楼”“长堤围护”“护坡仰墙”等多种。“水中寨楼”方案是加固山体地基，将位于库区最高水位线上下的寨楼底层的木结构更换为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使寨楼直接立在水面上；这是最简单也最省钱的办法，但对原先寨楼有破坏，也不利于今后游人参观，因而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长堤围护”的方案是围绕着玉印山修筑一道环形的堤坝，将山体加固并将水挡在堤外，在寨楼的位置修建一个防渗的下沉式院落，保存寨楼下层的真实性和寨楼的完整性。这个方案的造价较高，并且一道石箍套在玉印山的下部也影响景观，因此也不是理想的方案。现在采纳的是所谓“护坡仰墙”的方案。
护坡仰墙方案与长堤围护方案大同小异，都完整地保护了石宝寨寨楼及其周围附属建筑，但与长堤围护方案不同之处是：不再沿玉印山周围修筑围堤，代之而起的是一圈加固山体防止江水渗透的护坡，在临江的玉印山前，即寨楼前的护坡上修筑挡水的围堤“仰墙”，将低于三峡库区最高水位的寨楼下层、牌坊及古道围护起来；而在背江的山脚下只修筑加固山体的保坎，保坎紧贴山体修建，高度与山前围堤相当，但宽度仅容游人行走。这些围堤和保坎顺山体等高线走向自然弯曲，造型为与山体风格近似的仿石形态。库区满库容的时节，山体和寨楼可能会显得低矮一些，但乘船的游客可从寨楼旁的码头直接弃舟登寨，游览相当便捷；腾库容防洪水的低水位季节，露出水面的护坡与仰墙尽管显得比较刺目，但如果将现在的石宝寨视为一个“盆景”，这道保护石宝寨的“护坡仰墙”就好比下面的水泥花盆一样，故有人将三峡水库修建以后的石宝寨比喻为“江上盆景”，这个比喻还是比较贴切的。
石宝寨文物保护工程完工后，笔者曾经两次前往观摩学习。总的感觉，这项保护工程的设计还是不错的，应该是遗产原址保护的比较成功案例。不过，感觉还是有两个遗憾：遗憾之一是石宝寨前的挡水墙设计得太直（纵向和横向都太直），虽然便于施工，却有碍观瞻。寨楼前的挡水墙位置距离寨楼也太近，游客在寨楼正面留影不大容易获得完整的寨楼形象。遗憾之二是挡水墙内侧的仿古建筑设计水平太低，大小、高低、形态、结构相同的房子一字排开，全然没有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那种高低错落的美感。作为一处巧妙利用自然环境的山水建筑遗产，保护工程主体自然重要，附属的景观建筑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否则不仅愧对古人，也愧对今人。
三峡水库满库容蓄水后，石宝寨将成为一座孤岛，石宝镇被迁移到下游，有一座新建的悬索长桥将石宝寨与石宝新镇连为一体。即使不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看，新修的长桥也部分起到了保持原来寨镇相连传统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只是这座桥在设计上似乎考虑不够周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桥的类型采用了多跨悬索桥的形式，高耸的桥柱遮挡了从石宝镇方向来游客的视线，在过桥途中欣赏石宝寨景色受到影响；二是多跨的悬索桥承载能力有限，当游船上游客集中到来或节假日休假旅游人群涌上桥时，桥梁晃动很大，容易产生安全的隐患。此外，石宝镇方向桥头处的那组新建的仿古建筑设计水平低劣，过大的建筑体量加上过大的门亭、石柱、石缸、木桥，每一个新添之物好像都是为了遮挡本来就因江水水位提升而成为江中盆景的石宝寨。现在从新石宝镇方向的桥头和桥上，已经无法领略石宝寨原有的意趣了。 三、云阳张飞庙——从翠屏画图到突兀庙宇
张飞是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人物，祭祀他的庙宇也有多处，其中最著名的两处张飞庙在四川阆中县和重庆云阳县。云阳张飞庙的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云阳县志》说是“汉末建”，大概是因为张飞死于汉末，并没有什么根据。民国《云阳县志》只是说“其来已久，未审创造年时。宋宣和间刑曹陈似尝更修之。”虽没交代创始年代，但北宋晚期的宣和年间既然已经重修张飞庙，庙的始建自然应该更早。民国《云阳县志》收录的陈似《云安桓侯祠碑记》记载这次重修经过说：“（宣和）五年，沙沲口坊口众化披口决疏口，石门翼持，起堂宇，靓口观，口口华饰，严且丽也。七年春正月，似渡江，履登新祠。”由此可知，宣和年间陈似拜谒张飞庙时，祠庙的状况已经破败，所以陈似才要花大工夫重修。到了南宋初年，因邻近的涪州（今重庆涪陵区）有张飞庙之神帮助宋朝四川军政长官抵御金兵侵犯的传说，张飞被追封为“忠显王”（宋《夷坚志》），云阳张飞庙因此也增添了荣耀。南宋建炎年间，云阳县尉冯当可还陪同其上司拜谒过张飞庙（见冯《龙脊滩留题》）。庙宇在元顺帝年间曾经受敕重修，以后的明嘉靖年间和清嘉庆年间都曾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原庙宇已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特大洪水中冲毁，保存至今的庙宇就是这次特大洪水后于次年重建后的遗存。
由于张飞庙的位置较低，蓄水后的三峡水库会淹没这座重要古迹，需要整体搬迁到其他较高的地方重建。据说搬迁方案原先也有几个，或就地向山上移动到水位线上，或搬移到新的云阳县城中，或在云阳新县城对岸重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新张飞庙就是最后一个方案的产物。
搬迁前的张飞庙坐落在云阳县老城对岸的凤凰山麓。这一带长江南岸的山都属于方斗山系的连续金字塔形方山，每座山的形态大致相同，面临长江的山坡又相当陡峭，好像旧县城对面的屏风一样。由于山陡无法开垦，这些山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公产保留，植被保护得很好，修建在绿树苍苍山间的张飞庙就如同翠屏上的画图，成为云阳老县城的重要对景。也正由于山坡陡峭，庙宇不能像普通坡地建筑那样自下而上顺坡布局，只能顺着长江也就是沿等高线排列。即使如此，陡峭的山坡还是没有足够的宽度来修筑殿堂，因而当时的建造者在江边陡峭山坡的岩石上用石条垒砌了很高的台基，以加宽和抬升庙基。张飞庙前的长江，其江面狭窄且主航道偏向靠近庙宇的一侧，过路船上的人们，需要仰视才能看到庙宇临江一面的全貌，因此庙宇给行人以一种极其庄严的感觉。庙宇距离江面的距离和高度恰到好处，使这座不大的庙宇显得分外雄伟。庙后面陡峭山坡上的茂密树林，是庙宇的天然画屏，与白墙红柱相映成趣。
三峡库区蓄水后，张飞庙被搬迁到老张飞庙上游约32千米的长江南岸，位于新云阳县城斜对面的盘石镇龙安村山坡上。搬迁后的张飞庙仍然与县城隔江遥望。从这一点上讲，搬迁方案的设计者肯定是考虑到了新庙址与新县城之间的对景问题，希望新的张飞庙仍然能够像过去一样给居住在新云阳县城内的人们提供一个对景，使搬迁到新城的人们仍然能够像居住在老城的时候一样，可以隔着长江遥望他们城市的名胜古迹，从而保持心理传统的延续。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新庙的庙址与新县城间的空间距离比以前远了许多，宽阔的江面，加上航道又偏向新县城一侧，无论从县城还是从船上看新张飞庙，庙宇都显得既远且小，以至于我乘船从它前面经过差点都没有发现。新张飞庙依托的山体不是这一带最常见的陡峭的方山，而是一处非常平缓的山坡，使得新庙失去了山势的衬托，再加上庙址没有紧靠江边，原先张飞庙的雄壮气势已经消失。
张飞庙是一处中国传统的山水建筑。山水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建筑的选址，以及建筑与地形地貌和环境的巧妙结合。新张飞庙的搬迁选址，不选择近似原张飞庙地貌的陡峭坡地，而选择与旧庙地貌不同的平缓坡地，这有违异地搬迁文物选址的原则，使得张飞庙的搬迁重建工程不能够重现张飞庙原营建者的设计创意。搬迁后的张飞庙缺少了紧邻长江、背负陡山和古木森森的环境，自然就失去了傲然江上的气势，失去了作为云阳城市对面画屏的效果，因此缺少了原先拥有的灵气。这种已经失去了原建筑设计创意环境的新张飞庙，我想它对游客观光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大概正由于新张飞庙远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旅游收入回报，因而云阳县近年又打算投入巨资扩展新张飞庙的景区，希望能够通过做大景区来吸引游客。笔者非常不看好这种项目策划和规划设计，与其投入这么多资金扩建园区，还不如用其中一部分资金购买并栽培参天大树，使新张飞庙能够如同老张飞庙那般掩映在森森古木之中。或许能够部分弥补新张飞庙选址的不足。
看来大型古代建筑群的整体搬迁重建面临的环境和景观问题比搬迁技术问题更加复杂，即使专家们都认同的方案，也还存在着种种不理想，因此，文物的异地搬迁不可不慎重。
四、奉节白帝城——未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文物
四川盆地江河之水汇集后东流，在奉节城东的瞿塘峡夺门而出，使得这里成为整个四川盆地唯一的缺口，古往今来的人们从水路出入四川盆地，都要经过长江三峡夔门这个水口。夔门西侧的长江北岸，背负高山，面临大江，东扼天险夔门，两侧还各有东瀼和西滚两条河流，三面环水，地势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秦灭巴蜀后（公元前314年），秦就于此置鱼复县，汉仍置鱼复县并增设江关都尉。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四川，传此地有白龙入井而以为祥瑞，故山名为白帝山，而城名为白帝城，并在城中山顶建立祭祀白帝公孙述的祠堂。汉末开始升置为巴东郡治。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兵败夷陵（今湖北宜昌），一直败退至白帝城才稳住阵脚，因改鱼复为永安县。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的地名有永安县、鱼复县、人复县、信州等变异，但城的位置始终未变。隋代在这里置信州总管府，唐武德二年（619年）因避讳改信州为夔州。宋咸平四年（1001年），这里更为夔州路治所。不过，白帝城及其周围，地势陡窄，居民生息难免不便，故北宋太平兴国夔州转运使丁渭就将夔州城从白帝城一带迁移到西瀼以西的平旷地带。滚西的平旷地带建城方便居住和生活，但战时却难以防守。正由于这个缘故，当地州县治所在承平时期往往常驻学瀼西的平阔台地上，一旦有战争威胁的动荡年代，州县治所就要搬到白帝城中。不过，自北宋迁城至滚西平旷区域以后，白帝城一带已经成为临时性的区域治所和军事堡垒，这里平时除了少许祠庙和村落，其余城址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湮没在废墟荒野间。 白帝城是一座城址，现代人们通常所说的白帝城是指瞿塘峡西口外长江北岸的一座不高的山峦以及山上的昭烈祠，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帝城。白帝城古有广、狭两义，狭义的白帝城就是指上面所说的山顶有昭烈祠的孤悬夔门江中的小山，如杜甫《夔州歌十绝句》“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诗句中的白帝城；广义的白帝城则包括了白帝城、鱼复城、赤甲城（夔州城）和永安宫城，历史文献记事通常提到的白帝城都是泛指诸城。历史上在夔门口的长江北岸至少有三座城，刘宋盛弘《荆州图记》说：“鱼复县西北赤甲城，东南连白帝城，西临大江”（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四引）。这种多城构成的防御体系和地方行政中心的格局，形成于南北朝以前的汉晋时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记载的夔门西侧诸城的情况，就已与现在广义白帝城的格局大致相同。
古老的白帝城在清代中期以后虽彻底失去作用，但其城址在地面仍然断断续续有所保留。清代地方志中还绘有上下相连的“白帝城”、“下关城”和“紫阳城”的城池图，今天的奉节县地图上也标有“白帝城”“紫阳城”“北关门”等与城有关的地名。这些古代城址高差很大，最高处的赤甲山城西北端的后关城一带，海拔高程达400米；东南伸向长江的白帝山城的山顶，其海拔高程也逾200米；只有白帝山城通往赤甲山城的那道低矮狭窄的山脊，也就是《水经注·江水》所说的“马岭”，海拔高程不足150米。在赤甲山西南与白帝山西北的临江地带，还有一块相对平缓的坡地，这是历史上夔州城的一部分，宋元之际作为白帝城的外城得以增筑加强。这一部分城址的下部、白帝山城的下部及马岭部分，由于海拔较低，现在已经被库区上涨的江水淹没，但白帝城城址群的主体却基本上仍然耸立在江边，应当引起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学界的足够重视。
奉节白帝城已经位于三峡库区中真正意义的三峡西端，这里原先长江江面的洪水水位不过海拔130米，枯水水位只有海拔76米，与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最高水位175米相差了45米以上，原先雄伟壮观的瞿塘峡因为水面高度锐减，已经不那么雄伟了，“夔门天下雄”可能已经成为历史。狭义的白帝城在三峡库区蓄水前后的最大的变化，还是城内空间面积大大缩小。我一直记得在1999年“五一”黄金周去白帝城时的情景，那时三峡库区还没开始蓄水，白帝城还保持着它本来的面貌，白帝城的游线比现在长许多，山上的游客容积率比现在要大许多。即便如此，山上在节假日期间却是游人如织，蚁拥蜂攒，庙门前拥挤得几乎无法通行。现在的白帝城，其空间范围大大缩小，既无法容纳太多的游人，其景观也与库区沿岸的许多小岛一样，失去了本身秀美的特色。白帝城山上的庙宇尽管没有被水库的蓄水淹没，但古迹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一座小小的昭烈祠和附着在它上面的刘备托孤传说，是不能满足游客对这座久负盛名的白帝城期望值的。
库区江水上涨，白帝城缩小，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不过，做好三峡库区蓄水后的景区规划设计，统筹组织白帝城周围的文物资源，扩大景区的范围，延长景区的游线，增加可供参观的景点，这却是遗产保护者和管理者可以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事情。
在狭义白帝城的西北坡方向，也就是历史上的赤甲山即现在的鸡公山上，才是真正广义白帝城的中心地区，这里考古工作已经揭露了大量的蜀汉至宋元之间的古城遗迹。这些遗址包括了白帝城、子阳城和赤甲城，杜甫夔州诗篇中的“卜居赤甲迁居新”、“白帝夔州各异城”等诗句，就是说的这些地方。三峡库区蓄水至最高水位时，位于低洼地区遗址部分已经被水淹没，但位于白帝山和白帝山对面山上的遗址却还保留着。将白帝城古城址进行适当的现场保护及合理的展示设计，使之成为一个遗址公园与现在的狭义的白帝城连接起来，既可以很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遗址，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上疏导已经十分拥挤的白帝城景区的游客。三峡库区蓄水后，古白帝城遗址位于山凹的低洼部分尽管已经淹没，但东西两座山坡高处的遗址仍然保存，一座设计水平低下的新建仿古风雨桥已经将东西两部分遗址联系起来，完全可以利用这座桥将尚存的古白帝城遗址东西两部分，连同东部的白帝庙一并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的规划设计者没有这样做，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从狭义白帝城向东，跨过注入长江的小溪草堂河（古东滚），就是构成壮丽夔门北侧门户的古白盐山（现在称夔门白盐山在夔门南侧，是晚近发生的错误），山麓峭壁上过去有老关庙，是古代沿江大道所经，沿途景观极其壮美。后来上涨的江水尽管淹没了古道的个别地段，但大部分古道仍然保留，完全可在被淹没古道的上方开辟一条新的碥道或栈道连接原有的古道，使白帝城的游线能够从白帝庙延伸到河对岸的瞿塘峡中。这不仅可以大大缓解三峡库区水位上涨后白帝城游客容积率的不足，同时还可以使游客领略从陆路行走瞿塘峡的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白帝城东南斜对面的瞿塘峡口内，崖壁上原刻有许多著名的题记，年代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的《皇宋中兴圣德颂》。由于这些题刻位于长江峡谷的陡壁间，原本不是为了近观而是为远看，故题刻多鸿篇巨制，气势恢宏。三峡库区蓄水后，这些题刻大部分都被切割搬运或复制搬运到下游1 50米处，镶嵌或重刻在库区水位线以上的崖壁上。新搬迁和复制的瞿塘峡壁题刻区距离白帝城并不远，复制工程的设计单位也考虑到了游客抵近参观瞿塘峡壁题刻的需求，在题刻复制区的两端及中间各设计了一个小型机动船的停靠码头，并在题刻复制区修筑了参观步道和观景平台。这个瞿塘峡壁题刻复制区理应作为白帝城景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总而言之，奉节白帝城遗址在长江三峡库区中可以说是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最高的文物，当初库区文物规划部门和工程建设部门未把这个遗址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看来，在三峡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考古部门、规划部门、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旅游部门，以及不同文物保护项目执行单位之间的相互沟通，通盘考虑，是另一件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孙秀丽）
——从古代水文站到水下博物馆的藏品
白鹤梁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中靠近城区（也就是南岸）的一道纵向石梁。长江上游的洪水和枯水水位差异很大，在每年的丰水时期和一般年份的枯水时节，白鹤梁全部被淹没在水下；但在上游来水较少的枯水年份的枯水期，白鹤梁会部分暴露在水面，据说在多年一遇的水位极低的年份，石梁露出水面的高度可至2米、长度在1500米以上。不同枯水年份的最低水位有所不同，古人注意到了这种水位线在石梁上的变化，采用雕刻鱼和其他符号作为枯水标识的办法将其记录下来。大量的水文石刻又吸引了历代文人和游客的注意，他们在白鹤梁的水文石刻旁刻下了大量的吟咏诗文，从而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
白鹤梁枯水标记的最早记载是唐广德二年（764年）见到的石鱼，石鱼的雕刻年代应在更早以前。从那以后，就有文人将自己的诗作刻在唐石鱼附近，唐大顺三年（892年）等题诗，就是见诸记载的例子。这些唐代的题刻经历了一千多年流水的冲刷，现在已经难觅踪迹，只有一条被清代石鱼破坏的石鱼，据说可能是唐石鱼的残迹。现在保留在白鹤梁上的文字题刻最多的是宋代，在白鹤梁现存总共175则石刻题记中，宋代就占了103则。宋代以后，在白鹤梁上雕刻石鱼标识枯水水位，并在石鱼附近刻诗吟咏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些石刻记录了自唐代以来1200余年间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以及农业生产等，均有重要的价值。
三峡水库蓄水后，白鹤梁水文石刻就要永久地沉没水底。为了将这处重要题刻保存下来，专家们想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比如，将白鹤梁石刻切割下来，搬迁到临江岸边，修建一个博物馆将这些石刻收藏和展出的简易办法，因改变了石刻的位置和环境，遗产价值将大打折扣，首先遭到专家们的否决。专家对白鹤梁题刻保护的要求是在水下原址保存的前提下，兼顾后人仍能够参观题刻的需求。最初提出的保护方案是在白鹤梁原址修建一个水下的覆室，用覆室坚固的墙壁和屋顶隔开江水，使人们在水库蓄水后仍然能够在原地参观这些珍贵文物。水下博物馆的方案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需要克服地质、水压、渗水等各方面的障碍，建成后也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因而未能得到专家的赞同。这样，葛修润院士提出的具有折中性质的“无压容器”方案就脱颖而出。葛氏方案是在题刻集中的白鹤梁东端修建非压力覆室，室内注满经过过滤的清水，参观者通过带观览窗的耐压管道，透过清水观看题刻。由于覆室内外都是水，覆室本身并不承受水的压力，避免了渗水、透水的问题，减少了技术实施的难度，节省了建设资金。这个新方案使白鹤梁题刻的原址保护与展示成为可能，因而得到了有关专家的一致认同。现在已经建成的白鹤梁题刻博物馆，其主体也就是题刻集中的东区，就是葛修润方案优化后的产物。至于那些题刻较少、价值较低的白鹤梁题刻西区，则采取了原址加固覆盖保护的方案。
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建成开放后，笔者曾多次专程前往参观。透过耐压参观廊道一个个直径近0.8米密封耐压窗口，浸泡在清水中的石梁上历代石刻，在水下灯光的照射下，基本上都能够看到。略感遗憾是，参观用的耐压窗双层玻璃之间，总觉得不够明亮，覆室内石刻的清晰度还是差强人意。据介绍，白鹤梁水下覆室内注入的水都是清水，其透明度应当较好才是。那么，造成目前这种观看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何在呢？通过向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同志了解，我想，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舷窗周边固定耐压玻璃的钢圈非不锈钢制品，外侧与水接触的钢圈锈蚀产生锈斑会污染玻璃；二是观察石刻的舷窗是双层耐压厚玻璃，两层玻璃之间有一些可能是施工时就没有完全擦洗干净的污垢；三是由于覆室内的清水是从自来水公司购买的，每更换一次水的成本较高，因而覆室内清水更换的时间间隔较长（大约一个月左右更换一次），造成微生物在水中繁殖，使得清水逐渐变得没有那么清澈了；四是覆室所覆罩的岩石仍然有细小的裂隙没能完全堵死，少许浑浊的江水会从岩石的裂隙中渗透入覆室，这也正是覆室内清水保持较高透明度的时间，在洪水季节较短而在枯水季节较长的原因；五是覆室内照明灯光没有做专门的针对性设计，灯光在覆室顶部均匀分布，垂直照射，没有仔细考虑题刻与圆窗外参观者视角最佳光照所需角度。真是智者千虑，仍有一失。现在看来，当初设计覆室时如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这些细节，有些遗憾就可以在筑围堰建覆室的施工阶段解决，不会留下这样一些问题和遗憾。
白鹤梁所在地的堤岸南侧，现在还建有一座博物馆的地面建筑。这座地面建筑的功能一是作为水下白鹤梁古水文石刻参观廊道的出入口，以及水下覆室和参观廊道所需的保障设备用房；二是作为博物馆的展室，向公众展示水下看不大清楚的水文石刻照片和拓片，以及白鹤梁历史、价值和保护工程等信息。由于地面展示馆的建筑规模太小，既没有足够的空间将白鹤梁石刻的全部面貌及其价值展示出来，更没有空间向公众全面介绍这项具有创意的保护工程情况。本来，白鹤梁的水下观览设施就只能展示白鹤梁石刻的部分面目，观众隔着舷窗水体观看题刻，得到的只是朦胧的印象，需要在地面展示馆得到更全面和清晰的知识。理想中的白鹤梁博物馆除了通过参观廊道进入水下覆室观看石刻文物原件外，水上展示馆内还应能够展出全部石刻的拓片和照片，最好还要能够容纳一个白鹤梁在涪陵零水位线时水上部分的原大复制品。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地表展厅面积至少要比现在大一倍以上，才能满足展示的要求。现在的白鹤梁博物馆紧贴河堤边，门口就是主要交通要道，观众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博物馆只有二楼有一个不大的展厅，连白鹤梁石刻的全部拓片都无法展出，更不要说原大复制品了。
在白鹤梁对岸的崖壁是涪陵另外一处名胜北岩，据说北宋大理学家程颐曾在这里点注《周易》，留有一些著名文人墨客的题记。从宋代至近代的人们探访白鹤梁题刻，往往都发生在探访北岩的往返路程中。现在这里已经建成了点周易园，新园的规划和建设虽然很俗气，颇有点“农家乐”的味道，但有改造的余地。如果在长江北岸江边醒目处点缀一二引景建筑，并开辟一条沟通白鹤梁与点易台的水上通道，使白鹤梁与点易台互为对景。可能对于延续白鹤梁与北岩的传统关系，增强白鹤梁这一遗产的展示利用，促进涪陵今后文化旅游的发展会有所帮助。 二、忠县石宝寨——从江边奇景到江上盆景
在川江上乘船旅行，忠县与万县之间的石宝寨是一处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一座孤峰在江边拔地而起，好似一座石构的城堡，因而这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曾被称作“石堡山”。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一记夔州路咸淳府山川有“石堡山，在临江县东五十里”，正在今天石宝寨的位置。石堡山孤峰四面壁立，好似一颗硕大的印章，故此峰又被称为“石宝”，后来的“玉印山”就是“石宝”通俗化的名称。至迟在南宋时期，石宝山上就有寺庙名“石宝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七说：“石宝寺，在武宁县西三十里。平地突出一峰如屏，有石岿然其问，故号石笋，后因寺焉”。这座石宝寺在明末尚存，王士性路过这里时还看到过这座寺庙（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五）。明末万历年间，忠州知州尹愉在玉印山上开凿梯道，迄今在玉印山链子口的崖壁上还保存有当时的《官府修路记》摩崖碑刻。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在山顶上修建了名为绀宇宫天子殿的庙宇。孤峰上建寺观，朝拜者能沿着崖壁上一条陡峭狭窄的梯道而上，容易发生危险。故清乾隆初年，就在玉印山临江一面紧贴石壁修建了可以通到链子口的木构层楼，给登临者提供了方便。清嘉庆年问，由于原先的寨楼已经损坏，当地士绅集资在玉印山面江一侧的崖壁上，改变了原先的旧制，用木头搭建了九层的可以直接登顶的寨楼，并在寨楼顶层内的山顶处营建了两层方亭，使石宝寨楼成为十一层的宏伟依崖高楼。从此，石宝寨楼既成为了上下这座孤峰及其上庙宇的楼梯，同时也成为吸引江上往来过客的建筑标志。
石宝寨是一座巧妙利用天然地形的中国传统山水建筑的典范。其价值在于它是一座巧妙利用自然山形构筑的高层建筑，在于它与长江和周围古镇构建的和谐的自然与文化背景。以笔者个人的粗浅理解，石宝寨设计的独特创意有三个：一是用依崖建筑来解决登临山顶的交通问题，使得该建筑（即寨楼）不仅成为登山的梯道，成为一处点景和引景建筑，山因楼更加引人瞩目，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建设高楼的技术难度和材料消耗。二是石宝寨在寨楼的选址上巧妙地利用了所依托玉印山的形态，无论是从江上乘船经过还是从陆路登临，山和楼的形态都在随人的移动不断发生横向的变化。过客乘船（尤其是古代的速度很慢的木船）经过时，他们观看石宝寨，因景观的变化不会产生视觉疲劳的感觉。三是石宝寨的自然地形本来就是自下而上逐级收缩，这种自然的纵向节理与寨楼等人工景观的纵向节理相呼应，使得石宝寨的景观不仅富于横向的变化，也富于纵向变化。
当三峡水库全部蓄水后，石宝寨虽然不会被淹没，但库区最高的蓄水水位将到达寨楼的第一层。为了保护这处宝贵的文化遗产，专家们也曾经提出了种种设想。最先被否定的是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重建的方案，因为石宝寨的文物价值绝不仅在这座木构寨楼的本身，忠县附近的长江沿岸也找不到类似石宝寨这样的山形地貌（据说曾经找到忠县县城旁边的一座孤山，作为异地搬迁的备选方案，但那座山的山形地貌与玉印山相去甚远）。继而提出的原地保护方案有“亲水寨楼”“长堤围护”“护坡仰墙”等多种。“水中寨楼”方案是加固山体地基，将位于库区最高水位线上下的寨楼底层的木结构更换为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使寨楼直接立在水面上；这是最简单也最省钱的办法，但对原先寨楼有破坏，也不利于今后游人参观，因而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长堤围护”的方案是围绕着玉印山修筑一道环形的堤坝，将山体加固并将水挡在堤外，在寨楼的位置修建一个防渗的下沉式院落，保存寨楼下层的真实性和寨楼的完整性。这个方案的造价较高，并且一道石箍套在玉印山的下部也影响景观，因此也不是理想的方案。现在采纳的是所谓“护坡仰墙”的方案。
护坡仰墙方案与长堤围护方案大同小异，都完整地保护了石宝寨寨楼及其周围附属建筑，但与长堤围护方案不同之处是：不再沿玉印山周围修筑围堤，代之而起的是一圈加固山体防止江水渗透的护坡，在临江的玉印山前，即寨楼前的护坡上修筑挡水的围堤“仰墙”，将低于三峡库区最高水位的寨楼下层、牌坊及古道围护起来；而在背江的山脚下只修筑加固山体的保坎，保坎紧贴山体修建，高度与山前围堤相当，但宽度仅容游人行走。这些围堤和保坎顺山体等高线走向自然弯曲，造型为与山体风格近似的仿石形态。库区满库容的时节，山体和寨楼可能会显得低矮一些，但乘船的游客可从寨楼旁的码头直接弃舟登寨，游览相当便捷；腾库容防洪水的低水位季节，露出水面的护坡与仰墙尽管显得比较刺目，但如果将现在的石宝寨视为一个“盆景”，这道保护石宝寨的“护坡仰墙”就好比下面的水泥花盆一样，故有人将三峡水库修建以后的石宝寨比喻为“江上盆景”，这个比喻还是比较贴切的。
石宝寨文物保护工程完工后，笔者曾经两次前往观摩学习。总的感觉，这项保护工程的设计还是不错的，应该是遗产原址保护的比较成功案例。不过，感觉还是有两个遗憾：遗憾之一是石宝寨前的挡水墙设计得太直（纵向和横向都太直），虽然便于施工，却有碍观瞻。寨楼前的挡水墙位置距离寨楼也太近，游客在寨楼正面留影不大容易获得完整的寨楼形象。遗憾之二是挡水墙内侧的仿古建筑设计水平太低，大小、高低、形态、结构相同的房子一字排开，全然没有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那种高低错落的美感。作为一处巧妙利用自然环境的山水建筑遗产，保护工程主体自然重要，附属的景观建筑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否则不仅愧对古人，也愧对今人。
三峡水库满库容蓄水后，石宝寨将成为一座孤岛，石宝镇被迁移到下游，有一座新建的悬索长桥将石宝寨与石宝新镇连为一体。即使不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看，新修的长桥也部分起到了保持原来寨镇相连传统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只是这座桥在设计上似乎考虑不够周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桥的类型采用了多跨悬索桥的形式，高耸的桥柱遮挡了从石宝镇方向来游客的视线，在过桥途中欣赏石宝寨景色受到影响；二是多跨的悬索桥承载能力有限，当游船上游客集中到来或节假日休假旅游人群涌上桥时，桥梁晃动很大，容易产生安全的隐患。此外，石宝镇方向桥头处的那组新建的仿古建筑设计水平低劣，过大的建筑体量加上过大的门亭、石柱、石缸、木桥，每一个新添之物好像都是为了遮挡本来就因江水水位提升而成为江中盆景的石宝寨。现在从新石宝镇方向的桥头和桥上，已经无法领略石宝寨原有的意趣了。 三、云阳张飞庙——从翠屏画图到突兀庙宇
张飞是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人物，祭祀他的庙宇也有多处，其中最著名的两处张飞庙在四川阆中县和重庆云阳县。云阳张飞庙的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云阳县志》说是“汉末建”，大概是因为张飞死于汉末，并没有什么根据。民国《云阳县志》只是说“其来已久，未审创造年时。宋宣和间刑曹陈似尝更修之。”虽没交代创始年代，但北宋晚期的宣和年间既然已经重修张飞庙，庙的始建自然应该更早。民国《云阳县志》收录的陈似《云安桓侯祠碑记》记载这次重修经过说：“（宣和）五年，沙沲口坊口众化披口决疏口，石门翼持，起堂宇，靓口观，口口华饰，严且丽也。七年春正月，似渡江，履登新祠。”由此可知，宣和年间陈似拜谒张飞庙时，祠庙的状况已经破败，所以陈似才要花大工夫重修。到了南宋初年，因邻近的涪州（今重庆涪陵区）有张飞庙之神帮助宋朝四川军政长官抵御金兵侵犯的传说，张飞被追封为“忠显王”（宋《夷坚志》），云阳张飞庙因此也增添了荣耀。南宋建炎年间，云阳县尉冯当可还陪同其上司拜谒过张飞庙（见冯《龙脊滩留题》）。庙宇在元顺帝年间曾经受敕重修，以后的明嘉靖年间和清嘉庆年间都曾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原庙宇已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特大洪水中冲毁，保存至今的庙宇就是这次特大洪水后于次年重建后的遗存。
由于张飞庙的位置较低，蓄水后的三峡水库会淹没这座重要古迹，需要整体搬迁到其他较高的地方重建。据说搬迁方案原先也有几个，或就地向山上移动到水位线上，或搬移到新的云阳县城中，或在云阳新县城对岸重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新张飞庙就是最后一个方案的产物。
搬迁前的张飞庙坐落在云阳县老城对岸的凤凰山麓。这一带长江南岸的山都属于方斗山系的连续金字塔形方山，每座山的形态大致相同，面临长江的山坡又相当陡峭，好像旧县城对面的屏风一样。由于山陡无法开垦，这些山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公产保留，植被保护得很好，修建在绿树苍苍山间的张飞庙就如同翠屏上的画图，成为云阳老县城的重要对景。也正由于山坡陡峭，庙宇不能像普通坡地建筑那样自下而上顺坡布局，只能顺着长江也就是沿等高线排列。即使如此，陡峭的山坡还是没有足够的宽度来修筑殿堂，因而当时的建造者在江边陡峭山坡的岩石上用石条垒砌了很高的台基，以加宽和抬升庙基。张飞庙前的长江，其江面狭窄且主航道偏向靠近庙宇的一侧，过路船上的人们，需要仰视才能看到庙宇临江一面的全貌，因此庙宇给行人以一种极其庄严的感觉。庙宇距离江面的距离和高度恰到好处，使这座不大的庙宇显得分外雄伟。庙后面陡峭山坡上的茂密树林，是庙宇的天然画屏，与白墙红柱相映成趣。
三峡库区蓄水后，张飞庙被搬迁到老张飞庙上游约32千米的长江南岸，位于新云阳县城斜对面的盘石镇龙安村山坡上。搬迁后的张飞庙仍然与县城隔江遥望。从这一点上讲，搬迁方案的设计者肯定是考虑到了新庙址与新县城之间的对景问题，希望新的张飞庙仍然能够像过去一样给居住在新云阳县城内的人们提供一个对景，使搬迁到新城的人们仍然能够像居住在老城的时候一样，可以隔着长江遥望他们城市的名胜古迹，从而保持心理传统的延续。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新庙的庙址与新县城间的空间距离比以前远了许多，宽阔的江面，加上航道又偏向新县城一侧，无论从县城还是从船上看新张飞庙，庙宇都显得既远且小，以至于我乘船从它前面经过差点都没有发现。新张飞庙依托的山体不是这一带最常见的陡峭的方山，而是一处非常平缓的山坡，使得新庙失去了山势的衬托，再加上庙址没有紧靠江边，原先张飞庙的雄壮气势已经消失。
张飞庙是一处中国传统的山水建筑。山水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建筑的选址，以及建筑与地形地貌和环境的巧妙结合。新张飞庙的搬迁选址，不选择近似原张飞庙地貌的陡峭坡地，而选择与旧庙地貌不同的平缓坡地，这有违异地搬迁文物选址的原则，使得张飞庙的搬迁重建工程不能够重现张飞庙原营建者的设计创意。搬迁后的张飞庙缺少了紧邻长江、背负陡山和古木森森的环境，自然就失去了傲然江上的气势，失去了作为云阳城市对面画屏的效果，因此缺少了原先拥有的灵气。这种已经失去了原建筑设计创意环境的新张飞庙，我想它对游客观光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大概正由于新张飞庙远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旅游收入回报，因而云阳县近年又打算投入巨资扩展新张飞庙的景区，希望能够通过做大景区来吸引游客。笔者非常不看好这种项目策划和规划设计，与其投入这么多资金扩建园区，还不如用其中一部分资金购买并栽培参天大树，使新张飞庙能够如同老张飞庙那般掩映在森森古木之中。或许能够部分弥补新张飞庙选址的不足。
看来大型古代建筑群的整体搬迁重建面临的环境和景观问题比搬迁技术问题更加复杂，即使专家们都认同的方案，也还存在着种种不理想，因此，文物的异地搬迁不可不慎重。
四、奉节白帝城——未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文物
四川盆地江河之水汇集后东流，在奉节城东的瞿塘峡夺门而出，使得这里成为整个四川盆地唯一的缺口，古往今来的人们从水路出入四川盆地，都要经过长江三峡夔门这个水口。夔门西侧的长江北岸，背负高山，面临大江，东扼天险夔门，两侧还各有东瀼和西滚两条河流，三面环水，地势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秦灭巴蜀后（公元前314年），秦就于此置鱼复县，汉仍置鱼复县并增设江关都尉。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四川，传此地有白龙入井而以为祥瑞，故山名为白帝山，而城名为白帝城，并在城中山顶建立祭祀白帝公孙述的祠堂。汉末开始升置为巴东郡治。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兵败夷陵（今湖北宜昌），一直败退至白帝城才稳住阵脚，因改鱼复为永安县。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的地名有永安县、鱼复县、人复县、信州等变异，但城的位置始终未变。隋代在这里置信州总管府，唐武德二年（619年）因避讳改信州为夔州。宋咸平四年（1001年），这里更为夔州路治所。不过，白帝城及其周围，地势陡窄，居民生息难免不便，故北宋太平兴国夔州转运使丁渭就将夔州城从白帝城一带迁移到西瀼以西的平旷地带。滚西的平旷地带建城方便居住和生活，但战时却难以防守。正由于这个缘故，当地州县治所在承平时期往往常驻学瀼西的平阔台地上，一旦有战争威胁的动荡年代，州县治所就要搬到白帝城中。不过，自北宋迁城至滚西平旷区域以后，白帝城一带已经成为临时性的区域治所和军事堡垒，这里平时除了少许祠庙和村落，其余城址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湮没在废墟荒野间。 白帝城是一座城址，现代人们通常所说的白帝城是指瞿塘峡西口外长江北岸的一座不高的山峦以及山上的昭烈祠，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帝城。白帝城古有广、狭两义，狭义的白帝城就是指上面所说的山顶有昭烈祠的孤悬夔门江中的小山，如杜甫《夔州歌十绝句》“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诗句中的白帝城；广义的白帝城则包括了白帝城、鱼复城、赤甲城（夔州城）和永安宫城，历史文献记事通常提到的白帝城都是泛指诸城。历史上在夔门口的长江北岸至少有三座城，刘宋盛弘《荆州图记》说：“鱼复县西北赤甲城，东南连白帝城，西临大江”（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四引）。这种多城构成的防御体系和地方行政中心的格局，形成于南北朝以前的汉晋时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记载的夔门西侧诸城的情况，就已与现在广义白帝城的格局大致相同。
古老的白帝城在清代中期以后虽彻底失去作用，但其城址在地面仍然断断续续有所保留。清代地方志中还绘有上下相连的“白帝城”、“下关城”和“紫阳城”的城池图，今天的奉节县地图上也标有“白帝城”“紫阳城”“北关门”等与城有关的地名。这些古代城址高差很大，最高处的赤甲山城西北端的后关城一带，海拔高程达400米；东南伸向长江的白帝山城的山顶，其海拔高程也逾200米；只有白帝山城通往赤甲山城的那道低矮狭窄的山脊，也就是《水经注·江水》所说的“马岭”，海拔高程不足150米。在赤甲山西南与白帝山西北的临江地带，还有一块相对平缓的坡地，这是历史上夔州城的一部分，宋元之际作为白帝城的外城得以增筑加强。这一部分城址的下部、白帝山城的下部及马岭部分，由于海拔较低，现在已经被库区上涨的江水淹没，但白帝城城址群的主体却基本上仍然耸立在江边，应当引起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学界的足够重视。
奉节白帝城已经位于三峡库区中真正意义的三峡西端，这里原先长江江面的洪水水位不过海拔130米，枯水水位只有海拔76米，与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最高水位175米相差了45米以上，原先雄伟壮观的瞿塘峡因为水面高度锐减，已经不那么雄伟了，“夔门天下雄”可能已经成为历史。狭义的白帝城在三峡库区蓄水前后的最大的变化，还是城内空间面积大大缩小。我一直记得在1999年“五一”黄金周去白帝城时的情景，那时三峡库区还没开始蓄水，白帝城还保持着它本来的面貌，白帝城的游线比现在长许多，山上的游客容积率比现在要大许多。即便如此，山上在节假日期间却是游人如织，蚁拥蜂攒，庙门前拥挤得几乎无法通行。现在的白帝城，其空间范围大大缩小，既无法容纳太多的游人，其景观也与库区沿岸的许多小岛一样，失去了本身秀美的特色。白帝城山上的庙宇尽管没有被水库的蓄水淹没，但古迹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一座小小的昭烈祠和附着在它上面的刘备托孤传说，是不能满足游客对这座久负盛名的白帝城期望值的。
库区江水上涨，白帝城缩小，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不过，做好三峡库区蓄水后的景区规划设计，统筹组织白帝城周围的文物资源，扩大景区的范围，延长景区的游线，增加可供参观的景点，这却是遗产保护者和管理者可以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事情。
在狭义白帝城的西北坡方向，也就是历史上的赤甲山即现在的鸡公山上，才是真正广义白帝城的中心地区，这里考古工作已经揭露了大量的蜀汉至宋元之间的古城遗迹。这些遗址包括了白帝城、子阳城和赤甲城，杜甫夔州诗篇中的“卜居赤甲迁居新”、“白帝夔州各异城”等诗句，就是说的这些地方。三峡库区蓄水至最高水位时，位于低洼地区遗址部分已经被水淹没，但位于白帝山和白帝山对面山上的遗址却还保留着。将白帝城古城址进行适当的现场保护及合理的展示设计，使之成为一个遗址公园与现在的狭义的白帝城连接起来，既可以很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遗址，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上疏导已经十分拥挤的白帝城景区的游客。三峡库区蓄水后，古白帝城遗址位于山凹的低洼部分尽管已经淹没，但东西两座山坡高处的遗址仍然保存，一座设计水平低下的新建仿古风雨桥已经将东西两部分遗址联系起来，完全可以利用这座桥将尚存的古白帝城遗址东西两部分，连同东部的白帝庙一并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的规划设计者没有这样做，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从狭义白帝城向东，跨过注入长江的小溪草堂河（古东滚），就是构成壮丽夔门北侧门户的古白盐山（现在称夔门白盐山在夔门南侧，是晚近发生的错误），山麓峭壁上过去有老关庙，是古代沿江大道所经，沿途景观极其壮美。后来上涨的江水尽管淹没了古道的个别地段，但大部分古道仍然保留，完全可在被淹没古道的上方开辟一条新的碥道或栈道连接原有的古道，使白帝城的游线能够从白帝庙延伸到河对岸的瞿塘峡中。这不仅可以大大缓解三峡库区水位上涨后白帝城游客容积率的不足，同时还可以使游客领略从陆路行走瞿塘峡的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白帝城东南斜对面的瞿塘峡口内，崖壁上原刻有许多著名的题记，年代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的《皇宋中兴圣德颂》。由于这些题刻位于长江峡谷的陡壁间，原本不是为了近观而是为远看，故题刻多鸿篇巨制，气势恢宏。三峡库区蓄水后，这些题刻大部分都被切割搬运或复制搬运到下游1 50米处，镶嵌或重刻在库区水位线以上的崖壁上。新搬迁和复制的瞿塘峡壁题刻区距离白帝城并不远，复制工程的设计单位也考虑到了游客抵近参观瞿塘峡壁题刻的需求，在题刻复制区的两端及中间各设计了一个小型机动船的停靠码头，并在题刻复制区修筑了参观步道和观景平台。这个瞿塘峡壁题刻复制区理应作为白帝城景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总而言之，奉节白帝城遗址在长江三峡库区中可以说是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最高的文物，当初库区文物规划部门和工程建设部门未把这个遗址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看来，在三峡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考古部门、规划部门、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旅游部门，以及不同文物保护项目执行单位之间的相互沟通，通盘考虑，是另一件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