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勇敢”万众瞩目，在明处，谁要“潜”掉记者，还得顾忌社会舆论；而“比记者更勇者”则不同，他们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被“潜”掉的时候，一定是无声无臭的。
　　
　　
　　没有人质疑简方洲的勇敢。因为“三鹿”、因为东方早报的首次点名，但凡优秀记者的前缀，大概从此会常常被冠以“勇敢”。
　　但，事实上，在和各种无良现象和邪恶势力的缠斗中，记者的背后，如果没有更勇敢的人站着，则无以成其美名毕其功，且不论当年江苏纪委出了名“不怕死”的曹克明、“打假医生”陈晓兰、“铁面检察”方工，即令《南方周末》最近披露的军医张伟，为揭开“三鹿奶粉”的盖子，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也迥非外界能够想象。
　　众所周知，记者只是一个传播者，限于不同的专业背景，记者不可能掌握和洞悉各个行业的“业内秘密”，换句话说，没有“业内人士”，也就是“深喉”们提供“炮弹”和靶目标，记者可能什么都不是。
　　据报道，张伟最早是在2008年6月28日接到首例“问题奶粉”病例的，接着，入住解放军第一医院的结石患儿迅速增加，且所有疑点都指向“三鹿奶粉”，但即令调查组专家甚至国家卫生部的大员都怀疑“三鹿”也拿它没有办法，因为：“所有质检结论均称，奶粉是合格的。”
　　惭愧，媒体在这个时候是缺席的。面对全国医疗界的“一致沉默”，“铤而走险”的张伟只好硬着头皮“自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通知多家媒体——“不管和三鹿有没有关系，都要进行调查，否则会有大批的孩子死掉，假如我们调查错了，可以给三鹿道歉。”
　　事隔5个月，我们仍然可以感受他的巨大压力。首先，他的调查可以被恶评为“山寨版”、是个“屁”，因为你不具备所谓的“新闻专业资质”；其次，你也并非乳品业，“不务正业”地拿一个医生的清誉作博弈，居心叵测；再次，由于“非法调查”并“散布诽谤言论”，不能排除被“受害方”定谳为“恶意侵权”的可能。
　　他最后的那根“稻草”无非是患者。但正因为掌握着事实链的终端，他面临着最要命的压力，恰恰是“医疗界的一致沉默”，由于触犯强大的“潜规则”，我们不能不想起3年前极度深寒的哈尔滨，因揭露“天价医药费”而被潜规则“潜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他最后的结局居然是骆宾王式的“不知所终”……
　　如果他竟至于输了呢。那就是第二个“王雪原”。谁为他、为他的家人负责？
　　一个显著的区别是，记者的“勇敢”万众瞩目，在明处，谁要“潜”掉记者，还得顾忌社会舆论；而“比记者更勇者”则不同，他们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被“潜”掉的时候，一定是无声无臭的。
　　笔者常想，科学越发展，细分化程度就越高；细分化程度越高，消费者“知情”的门槛就越高，也就是掌握专业程度的越少，同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各行各业道德失范和“潜规则”猖獗的现象却层出不穷，所谓“人必自助，然后天助”一类的教诲让我们越来越陷入自虐的尴尬，就拿“医”和“食”来说，我们不可能个个先修炼成白求恩和李时珍再去看病，也不可能个个先打熬成诺贝尔和谈家桢再去吃东西（即令他们，也得中招），质检部门呢，又习惯性腹泻地总出具“合格”、“安全”一类证书，“公急不如私急”，我们只能“亟呼”着张伟们指点“业内迷津”。
　　问题是，比记者更勇敢，一定意味着，将付出比记者更大的成本、更大的牺牲！而社会，又拿什么来回报他们呢？！
　　没有。
　　如果没有张伟们，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吃着石蜡米、品着苏丹红、尝着硫酸铜；如果没有张伟们，我们很可能至今还穿着黑心棉、住着“钢丝房”，看着“大批孩子”被“三鹿”戕害……因此，有人把“比记者更勇敢的人”比做“普罗米修斯”。遗憾的是，在一个不具备保护普罗米修斯机制的社会，倒了楣的“普罗米修斯”通常只能有四种卡夫卡式结局——
　　第一种，他帮助了人们，因此被钳锁在高加索的裸崖上，被鹫鹰啄食着肝脏，他痛苦并荣耀着，被啄的肝脏永远再生。
　　第二种，因为受不了啄肝的痛苦而迫使自己陷入岩石，越陷越深，最终变成群岩中的一分子。
　　第三种，岁月的流逝，使他的历史亮点已被遗忘。众神遗忘。鹫鹰遗忘。他自己也遗忘。
　　第四种，每个人都对这桩不再重现的勋业渐渐厌烦。众神厌烦。鹫鹰遗忘。他自己也遗忘。
　　那伤口，疲惫地合拢。